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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一学科产生后，以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为参照研究与叙述古代文学理论的历史，乃是学术界的主流趋势。但是，用建立在西方文学实践之上的理论批评范式来阐释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其难以吻合的弊端也就渐次显现。因此，作为古代文论研究的主导范式，“以西释中”的负面影响业已被新时期以来的众多学者所反思认识。中国历史上的文学思想内容繁复，它与近代化、现代性乃至后现代精神之间的关系也颇为复杂，很难一概而论，但是，经过百余年来与西方文化思潮及文论观念的全面接触、碰撞后，业已获得了充分的舒展，颇多旧观念与新思潮化合，并以崭新的面孔出现，不断彰显出中国文论的民族特质，成为当代文化复兴的重要思想资源。然而，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在中西融合的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悖论式的尴尬处境：如果没有西方文论的介入与利用，就无法建立现代的学术体系；而仅仅用西方的理论方法又会伤害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完整，更无法突显中国自身的批评话语。经过近百年的学术实践，目前学界所重点思考的，是如何用中国方法研究中国文论，重建文学思想的生命气象与创新活力，在多元语境下恢复民族文化的自我叙事功能。就最近几年学界的总体情况看，已经出现一些新的气象。比如，以南开大学罗宗强教授为代表的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强调古代文学思想的历史还原，展现文学思想史的过程性与复杂性，并通过文人心态的研究以深入探讨文学思想产生与转变的深层历史原因，都是追求以中国方法研究中国文学观念的学术实践，并已取得丰硕的学术成果。而在古代文论研究界，夏静教授新著《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以体用阐释文气，则是用中国固有的方法范式研究古代文论的有益尝试，并已初步获得学术界的好评，其标志便是入选二○一四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体用是指事物本身以及事物之间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渊源在先秦，自魏晋获得明确的哲学意义以后，体用成为历代思想家建构学说体系的重要知识工具。从魏晋有无、本末之辨、南北朝形神之争，到隋唐佛学证体、定慧、佛性诸论，宋明理学理气、知行诸说，乃至近代“中体西用”，在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成为最具民族理论特质的方法范式。体用的范畴内容丰富、使用灵活，在古人表述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以及历史观、政治伦理观时，随处可见。程颐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朱子言“体用无定”，就是随处可说的意思。《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充分吸收了传统体用思想的精髓，选取原体显用、即体即用、即用显体的维度，通过探讨中国历代思想家对气范畴所提出的解释、比附、推衍及其所隐含的思想史意义，论述气学在知识学、宇宙论、本体论层面的意义以及文气话语的价值核心与方法原则，旨在推原气之经验与超验、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内蕴，显明由体向用的生成过程、由用向体的开显过程以及体用辉映的阐释历程。
中国近代学者中最青睐体用之法的是熊十力，他是中国哲学史上唯一把自己的哲学本体论称为“体用论”的哲学家。熊氏晚年所著《体用论》，乃是《新唯识论》之改作，他声称此书即成，前作俱可毁弃，无保存之必要。在“新唯识论”体系中，熊氏以体用立宗，援佛入儒，承续《易传》和道家体用论的传统，自觉地把“体用不二”作为原则，将每一个环节的论述都与此原则联系起来，反复叮咛，不厌其烦。在他看来，体用这种对于本体与现象的言说方法，将观念和经验密切结合而又不分为二橛，坚持天人合一、心物不分的立场，避免了主客二分和线性发展的弊端，是中国古代思维优于西方理论的独特之处。《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得益于熊氏《新唯识论》《体用论》的启发。本书原名《原体显用—文气话语形态研究》，“原体显用”一说，便来自熊十力。这一特质也充分体现在本书问题意识的生成上。全书展开的基本问题有：如何说气、气之体用层次、“气”系列共相与殊相、“文”系列语义关联、气之一体三相、文气之体与文气之用、文气与文道、作者之气、文本之气与文章气象、文气元范畴与观念丛、中国式的整体关联、对待立义与意会体悟、文气话语的价值实现、文气话语的价值体系等等。全书以体用立论，洋溢着浓郁的对待立义的体用思维色彩。就总体看来，《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将文气置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整体语境之中，以“大文化”“大文论”视野进行整合性研究，在对“文气说”进行历史还原的基础上进行现代阐释，将“文气说”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全书所提供的体用研究范式具有鲜明的学术传承与理论创新方面的价值，是当下以中国方法而非西方理论研究古代文论的代表之作，代表了本领域未来值得展望的研究方向。
当然，任何历史还原都是相对的，因为任何一位现代学者都无法真正回到过去的历史中去。从西方文学观念渗透进中国学术界到今天已经具有上百年的时间，其中任何一位现代学者都无可选择地必须接受被西方观念所左右的逻辑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理论方法，因此他也必然在有意无意中动用自己的这些理论储备，这其中就包括古代文论的历史还原研究。就《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看，作者的确是借用中国思想史中最具有思辨性的“体用”范畴来从整体上观照文气话语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弥合了思辨性的现代理论思维与模糊性的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之间的鸿沟，从而将一个横跨宇宙论、本体论及文学理论诸领域、纵贯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文气范畴进行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地展示出来，将一个很难言说清楚的复杂范畴转换成现代学术语言予以清晰地表述，体现了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与理论驾驭能力。但是，透过体用范畴的中国话语表述，构成作者理论驾驭能力的前提依然是现代逻辑思维的训练与理论思辨的能力，说到底这依然是建立在现代思维基础上的理论范畴研究，因而也就有别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验式言说与比德比象式批评。这是本书的优势，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架起打通古今、中西的桥梁，从而将一个模糊不清的古代话语系统转换成层级清楚的现代话语系统。但是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清晰的理论体系的概括与转换都会丢失丰富复杂、枝杈丛生的历史内涵，因而也就产生了理论范畴研究与历史过程性研究的学术个性差异。
本书的目的在于用中国的方法还原中国的文气话语范畴的内涵，同时也尽力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由于其理论范畴研究的属性，依然留下了因理论概括而切割掉一些历史细节的遗憾。比如关于曹丕《论文》中的文气说，作者认为其最有价值的内涵是“不可力强而致”“不能以移子弟”的先天性，因为这突破了传统儒家的道德教化束缚。这从文气范畴的内涵构成及发展过程看，当然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就曹丕《论文》的创作动机与文本呈现看，通过强调个性以突显七子的成就才是真正的落脚点。因为从文体论角度，他讲“文本同而末异”，目的是突出七子每人都有所擅长的文体；从文章价值的角度，他讲“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有通过文章的创作才能赢得生命的永恒。而从文气的角度，“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也理所当然地是在强调每位作者个性的差异。也正因为个体之气的差异，也就导致了其创作会有不同的文体优势，而各自的文体优势又具有了各自的不朽资本。从大的理论范畴看，曹丕处在文气的发展链条中，要考虑其所处的位置与价值，因而强调其论气的先天性是有其理论贡献的。但是，每位作者都有他所面对的独特问题与关注焦点，曹丕面对瘟疫流行、七子纷纷病逝的文坛状况，他更关注的是他们的生命价值。在此，显现的恰恰是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学术差异。在此指出这种差异，并不是说这是本书的不足与缺陷，而是说在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着如下两种情况：凡是对古代范畴进行现代阐释的转换型研究，无论如何也会丢失某些历史的内涵；凡是进行理论范畴的研究，大都会忽视掉一些历史的细节。夏静的著作我以为已经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规避，并已尽可能做到最好，但研究的自身特点依然会留下其明显的痕迹。在此指出这些容易被遮蔽的学术特点，以与作者共勉。
（《文气话语形态研究》，夏静著，商务印书馆二○一四年版）
体用是指事物本身以及事物之间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渊源在先秦，自魏晋获得明确的哲学意义以后，体用成为历代思想家建构学说体系的重要知识工具。从魏晋有无、本末之辨、南北朝形神之争，到隋唐佛学证体、定慧、佛性诸论，宋明理学理气、知行诸说，乃至近代“中体西用”，在漫长的历史文化积淀中成为最具民族理论特质的方法范式。体用的范畴内容丰富、使用灵活，在古人表述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以及历史观、政治伦理观时，随处可见。程颐言“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朱子言“体用无定”，就是随处可说的意思。《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充分吸收了传统体用思想的精髓，选取原体显用、即体即用、即用显体的维度，通过探讨中国历代思想家对气范畴所提出的解释、比附、推衍及其所隐含的思想史意义，论述气学在知识学、宇宙论、本体论层面的意义以及文气话语的价值核心与方法原则，旨在推原气之经验与超验、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内蕴，显明由体向用的生成过程、由用向体的开显过程以及体用辉映的阐释历程。
中国近代学者中最青睐体用之法的是熊十力，他是中国哲学史上唯一把自己的哲学本体论称为“体用论”的哲学家。熊氏晚年所著《体用论》，乃是《新唯识论》之改作，他声称此书即成，前作俱可毁弃，无保存之必要。在“新唯识论”体系中，熊氏以体用立宗，援佛入儒，承续《易传》和道家体用论的传统，自觉地把“体用不二”作为原则，将每一个环节的论述都与此原则联系起来，反复叮咛，不厌其烦。在他看来，体用这种对于本体与现象的言说方法，将观念和经验密切结合而又不分为二橛，坚持天人合一、心物不分的立场，避免了主客二分和线性发展的弊端，是中国古代思维优于西方理论的独特之处。《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得益于熊氏《新唯识论》《体用论》的启发。本书原名《原体显用—文气话语形态研究》，“原体显用”一说，便来自熊十力。这一特质也充分体现在本书问题意识的生成上。全书展开的基本问题有：如何说气、气之体用层次、“气”系列共相与殊相、“文”系列语义关联、气之一体三相、文气之体与文气之用、文气与文道、作者之气、文本之气与文章气象、文气元范畴与观念丛、中国式的整体关联、对待立义与意会体悟、文气话语的价值实现、文气话语的价值体系等等。全书以体用立论，洋溢着浓郁的对待立义的体用思维色彩。就总体看来，《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将文气置于中国传统思想的整体语境之中，以“大文化”“大文论”视野进行整合性研究，在对“文气说”进行历史还原的基础上进行现代阐释，将“文气说”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全书所提供的体用研究范式具有鲜明的学术传承与理论创新方面的价值，是当下以中国方法而非西方理论研究古代文论的代表之作，代表了本领域未来值得展望的研究方向。
当然，任何历史还原都是相对的，因为任何一位现代学者都无法真正回到过去的历史中去。从西方文学观念渗透进中国学术界到今天已经具有上百年的时间，其中任何一位现代学者都无可选择地必须接受被西方观念所左右的逻辑思维方式以及与之相应的理论方法，因此他也必然在有意无意中动用自己的这些理论储备，这其中就包括古代文论的历史还原研究。就《文气话语形态研究》一书看，作者的确是借用中国思想史中最具有思辨性的“体用”范畴来从整体上观照文气话语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弥合了思辨性的现代理论思维与模糊性的中国古代思维方式之间的鸿沟，从而将一个横跨宇宙论、本体论及文学理论诸领域、纵贯中国历史几千年的文气范畴进行条分缕析、层次分明地展示出来，将一个很难言说清楚的复杂范畴转换成现代学术语言予以清晰地表述，体现了作者良好的学术素养与理论驾驭能力。但是，透过体用范畴的中国话语表述，构成作者理论驾驭能力的前提依然是现代逻辑思维的训练与理论思辨的能力，说到底这依然是建立在现代思维基础上的理论范畴研究，因而也就有别于中国古代文论的体验式言说与比德比象式批评。这是本书的优势，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架起打通古今、中西的桥梁，从而将一个模糊不清的古代话语系统转换成层级清楚的现代话语系统。但是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任何清晰的理论体系的概括与转换都会丢失丰富复杂、枝杈丛生的历史内涵，因而也就产生了理论范畴研究与历史过程性研究的学术个性差异。
本书的目的在于用中国的方法还原中国的文气话语范畴的内涵，同时也尽力做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但由于其理论范畴研究的属性，依然留下了因理论概括而切割掉一些历史细节的遗憾。比如关于曹丕《论文》中的文气说，作者认为其最有价值的内涵是“不可力强而致”“不能以移子弟”的先天性，因为这突破了传统儒家的道德教化束缚。这从文气范畴的内涵构成及发展过程看，当然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但是，就曹丕《论文》的创作动机与文本呈现看，通过强调个性以突显七子的成就才是真正的落脚点。因为从文体论角度，他讲“文本同而末异”，目的是突出七子每人都有所擅长的文体；从文章价值的角度，他讲“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只有通过文章的创作才能赢得生命的永恒。而从文气的角度，“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也理所当然地是在强调每位作者个性的差异。也正因为个体之气的差异，也就导致了其创作会有不同的文体优势，而各自的文体优势又具有了各自的不朽资本。从大的理论范畴看，曹丕处在文气的发展链条中，要考虑其所处的位置与价值，因而强调其论气的先天性是有其理论贡献的。但是，每位作者都有他所面对的独特问题与关注焦点，曹丕面对瘟疫流行、七子纷纷病逝的文坛状况，他更关注的是他们的生命价值。在此，显现的恰恰是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的学术差异。在此指出这种差异，并不是说这是本书的不足与缺陷，而是说在古代文论研究中存在着如下两种情况：凡是对古代范畴进行现代阐释的转换型研究，无论如何也会丢失某些历史的内涵；凡是进行理论范畴的研究，大都会忽视掉一些历史的细节。夏静的著作我以为已经在这两个方面进行了规避，并已尽可能做到最好，但研究的自身特点依然会留下其明显的痕迹。在此指出这些容易被遮蔽的学术特点，以与作者共勉。
（《文气话语形态研究》，夏静著，商务印书馆二○一四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