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时间的无情之处在于，使错误的时代风化，让谎言成真，使真相作为谎言并使之普遍化。”2011年，日本“社会派”摄影家江成常夫在东京都写真美术馆举办摄影回顾展时，警惕地指出。历史的复杂性在于，它可以经由不同形式的宣传呈现不同维度的“真实”。图像和宣传，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战争则加剧了二者的融合。
思想对思想的战争
宣传研究者哈罗德·D·拉斯韦尔认为，宣传战就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1918年5月到7月，为了瓦解同盟国的士气，协约国在炮火猛烈的前线投下数以万计的宣传品，诉说德国经济已经破产，潜艇战无效，以及攻击批评德国政治制度的缺陷等等。9月2日，德国兴登堡元帅特意就海报所造成的士气及民心的低落，发表讲话，称“每天与猛烈炮火同时降临我们战壕的，是从飞机与飞艇上投下的数万支‘毒箭’。这‘毒箭’就是敌人的宣传品。”
宣传品打响了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它带来的效果有时比枪炮更为直接，其影响也更为深远。在宣传战中，图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们发现，在许多场合尤其是战争时期，图像似乎比文字更具有煽动力和影响力，它们以简洁概括、诉求突出的特点直指人心，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宣传的成功。这种视觉表现，往往让人从视觉和精神上措手不及，通过看似有理的鼓动，令人们在不假思索之间接受宣传者所要传播的思想。这种传播的代表作是阿尔弗雷德·里特于1914年创作的征兵海报《“英国人，需要你”》。
海报画面中，英国国防大臣神色严峻，双目逼视前方，伸手直指所有与这张海报有视线接触的眼睛。这种手法巧妙地利用了来自国家权力的心理学威慑，发挥了强烈的视觉效果，被认为开创了一个直接诉诸观众，向观众发出强烈信息的海报类型。
“无论要传达的信息是好是坏，伸出的食指暗示着立场与行动。”美国设计师史蒂文·海勒说。“食指海报”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平面设计师弗拉格于1917年创作的《“我要你加入美国军队”》。他大胆启用“山姆大叔”形象于画面之中，以逼视的目光与食指指向观众的画面来激发观众的爱国情绪，同时也树立了意欲在这场大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新兴美国形象。
与尊重权威的英国人不同的是，弗拉格的海报是一张自画像作品，这也为山姆大叔赋予了典型的白人清教徒形象，以此展现坚定的国家意志，这幅海报经由战争而变得极为出名，它甚至被奉为平面设计史上的“圣像”。到“一战”结束时，到欧洲战场参战的美军人数已达100万，这张海报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然而，也正因为它的出名，在后世成为被挪用与戏仿的目标。
战时教育——苏维埃绘本
战争是一把同时具备破坏力和创造力的双刃剑。除了用于战时宣传，图像也承担了一部分教育功能。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时，国民的识字率只有30%。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新生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一个巨大困难就是，如何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目标，赢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理解与支持。
而被稱为“小同志”的少年儿童，则被视为国家的未来，为了让他们接受共产主义教育，迅速成长为未来革命与建设的主力，1918年，俄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宣布：“儿童读物作为教育的主要武器，必须接受尽可能最广泛的发行。”其中，绘本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因儿童注意力不能维持长久，因此如何从视觉表现上迅速吸引其注意力，令其始终对内容保持高度的好奇与兴趣，就成了对绘本创作者的一个挑战。包括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内的许多著名文艺工作者都参与到了儿童绘本的创作当中。
尽管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绘本用纸粗糙，但打开一看，希望和理想却扑面而来，生机勃勃。绘本的阅读对象，不仅仅限于孩子。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加入了鲜明的风格和强烈的实验精神。
深受至上主义画家马列维奇影响的李西斯基，在1920年创作了《由六个构成而成的两个正方形的至上主义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两个正方形，红色正方形象征秩序，黑色正方形象征混沌，故事最后以红色战胜黑色告终。他说：“在这两個方块的故事中，我想使用基本的手段，阐明一种基本的理念，这样孩子会觉得它是一种很刺激的活动游戏，而成年人也会将它作为观赏之物。这个‘运动’会像一部电影一样打开……”
苏维埃的绘本艺术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1929年，巴黎举办了一场名为“苏联儿童图书展”的展览，展出了164本图画书。法国籍瑞士裔诗人布莱斯·桑德拉尔在展览介绍中热情洋溢地说：“只有苏联的孩子们才是’革命（成果）的享受者。国土、城镇、列车、飞机、未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的东西。”而在日本，苏维埃绘本一度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当时的许多日本画家与平面设计师都在想方设法收集苏维埃绘本。可以说，战前苏联的视觉宣传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日本展示宣传的面貌。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瓦解，乌托邦梦想最后破灭。当代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波伊姆曾说过：“我们儿时的童话故事，并没有幸福美满的结局。”即便如此，那个时代的梦想，依然通过视觉文化的方式，为后世保留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解构与重塑，战争影响与记忆的政治学
战争作为宣传与图像之间的纽带，并非只在战时起作用。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图像都参与到了对战争的解释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日本。
作为一个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发动了历史上危害最大的侵略战争的国家——日本，却因为它遭受了美国两颗原子弹的攻击，而堂而皇之地把反战、爱好和平的旗子抓到了自己的手中。每年，广岛长崎“原爆纪念日”上，日本人以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原爆”的国家的身份，大做文章，塑造一种代全人类受过，受尽了莫大冤屈的国家形象。
参与构建这一奇怪逻辑的，正是日本的视觉艺术家们。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有良知的艺术家，坚持清醒的反省立场，通过图像使同胞反省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关于战争的记忆和历史，在图像中被一次次地解构与重塑，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模样。
1952年，由于新闻管制取消，东京的“第一出版社”迅即出版了《記录照片——原爆的长崎》一书。以山端庸介拍摄的手握饭团的小孩为封面。这张照片是1945年8月10日拍摄的。就在原子弹落下后的第二天，作为日本军方报道班成员的山端庸介奉命“拍摄有助于对敌宣传的悲惨状况”的照片。
这张照片的原版，是一名妇人与一个小孩茫然若失地站着，他们后方，浓烟滚滚，画面左侧有一个匆匆经过的军人的身影。同时，山端还为小孩拍摄一张半身肖像。这个场景基本概括了当时军国日本的情况。然而，在此后的流传版本中，儿童作為无垢的弱者形象被突出强化，战斗人员和妇人则消失在公共视野当中。
受害者形象，经过日本国内外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有意识地选择与编辑、反复引用与传播，向内，塑造了日本民族的公共记忆，向外，则建构起一个民族受害者的形象，同时，为展示伤口的惯性与癖好获得一种合法性。
当今日本，还有一些艺术家，同样反对战争，但却能从反思本民族在战争中的作为的角度出发，严厉拷问自己的先辈们在战争中的表现。日本艺术家岛田美子，在1990年代后期开展了一个名为“20世纪30～40年代的女性与战争”的项目，通过探讨日本女性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深刻地触及了战争记忆的核心。
“女性并非只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岛田美子认为日本的女性立场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存在，既受到了压迫，却又占到了压迫的一边，被用为家、为国的“爱”与“母性”来偷换为家、为国的“死”，对于西欧心怀憧憬与自卑，却又对其他亚洲女性心怀优越感并将其内化。
岛田美子将当时报纸与宣传杂志上出现的日本女性以各种方式支援侵略战争的照片，以拼贴的方式集合在一个画面中，给出她个人对于历史的批判与重新解释。她还原了日本女性在战争中积极参与动员、履行在后方支援前方的责任等场景。从这些照片中，人们能够感到，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遥远、那么简单。
图像与宣传，原本有着各自独立发展与变化的路径，却经常因为“战争”这个特定因素而被互相缠绕在一起。观察总结其中的关联性能够让人们反思历史，更好地理解现实。复旦大学教授顾铮，在《战争、宣传与图像》一书中对此做出了更多探究。
思想对思想的战争
宣传研究者哈罗德·D·拉斯韦尔认为，宣传战就是“思想对思想的战争”。1918年5月到7月，为了瓦解同盟国的士气，协约国在炮火猛烈的前线投下数以万计的宣传品，诉说德国经济已经破产，潜艇战无效，以及攻击批评德国政治制度的缺陷等等。9月2日，德国兴登堡元帅特意就海报所造成的士气及民心的低落，发表讲话，称“每天与猛烈炮火同时降临我们战壕的，是从飞机与飞艇上投下的数万支‘毒箭’。这‘毒箭’就是敌人的宣传品。”
宣传品打响了一场“看不见”的战争，它带来的效果有时比枪炮更为直接，其影响也更为深远。在宣传战中，图像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人们发现，在许多场合尤其是战争时期，图像似乎比文字更具有煽动力和影响力，它们以简洁概括、诉求突出的特点直指人心，相当程度上有助于宣传的成功。这种视觉表现，往往让人从视觉和精神上措手不及，通过看似有理的鼓动，令人们在不假思索之间接受宣传者所要传播的思想。这种传播的代表作是阿尔弗雷德·里特于1914年创作的征兵海报《“英国人，需要你”》。
海报画面中，英国国防大臣神色严峻，双目逼视前方，伸手直指所有与这张海报有视线接触的眼睛。这种手法巧妙地利用了来自国家权力的心理学威慑，发挥了强烈的视觉效果，被认为开创了一个直接诉诸观众，向观众发出强烈信息的海报类型。
“无论要传达的信息是好是坏，伸出的食指暗示着立场与行动。”美国设计师史蒂文·海勒说。“食指海报”中最著名的当属美国平面设计师弗拉格于1917年创作的《“我要你加入美国军队”》。他大胆启用“山姆大叔”形象于画面之中，以逼视的目光与食指指向观众的画面来激发观众的爱国情绪，同时也树立了意欲在这场大战中发挥重大作用的新兴美国形象。
与尊重权威的英国人不同的是，弗拉格的海报是一张自画像作品，这也为山姆大叔赋予了典型的白人清教徒形象，以此展现坚定的国家意志，这幅海报经由战争而变得极为出名，它甚至被奉为平面设计史上的“圣像”。到“一战”结束时，到欧洲战场参战的美军人数已达100万，这张海报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然而，也正因为它的出名，在后世成为被挪用与戏仿的目标。
战时教育——苏维埃绘本
战争是一把同时具备破坏力和创造力的双刃剑。除了用于战时宣传，图像也承担了一部分教育功能。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时，国民的识字率只有30%。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建成共产主义的目标，新生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一个巨大困难就是，如何传达自己的政治理念与目标，赢得文化水平普遍低下的广大劳动人民的理解与支持。
而被稱为“小同志”的少年儿童，则被视为国家的未来，为了让他们接受共产主义教育，迅速成长为未来革命与建设的主力，1918年，俄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就宣布：“儿童读物作为教育的主要武器，必须接受尽可能最广泛的发行。”其中，绘本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
因儿童注意力不能维持长久，因此如何从视觉表现上迅速吸引其注意力，令其始终对内容保持高度的好奇与兴趣，就成了对绘本创作者的一个挑战。包括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内的许多著名文艺工作者都参与到了儿童绘本的创作当中。
尽管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当时的绘本用纸粗糙，但打开一看，希望和理想却扑面而来，生机勃勃。绘本的阅读对象，不仅仅限于孩子。在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们加入了鲜明的风格和强烈的实验精神。
深受至上主义画家马列维奇影响的李西斯基，在1920年创作了《由六个构成而成的两个正方形的至上主义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两个正方形，红色正方形象征秩序，黑色正方形象征混沌，故事最后以红色战胜黑色告终。他说：“在这两個方块的故事中，我想使用基本的手段，阐明一种基本的理念，这样孩子会觉得它是一种很刺激的活动游戏，而成年人也会将它作为观赏之物。这个‘运动’会像一部电影一样打开……”
苏维埃的绘本艺术在当时的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1929年，巴黎举办了一场名为“苏联儿童图书展”的展览，展出了164本图画书。法国籍瑞士裔诗人布莱斯·桑德拉尔在展览介绍中热情洋溢地说：“只有苏联的孩子们才是’革命（成果）的享受者。国土、城镇、列车、飞机、未来……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的东西。”而在日本，苏维埃绘本一度成为一种文化时尚，当时的许多日本画家与平面设计师都在想方设法收集苏维埃绘本。可以说，战前苏联的视觉宣传手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并塑造了日本展示宣传的面貌。
然而，随着社会的变化与瓦解，乌托邦梦想最后破灭。当代俄罗斯作家斯维特兰娜·波伊姆曾说过：“我们儿时的童话故事，并没有幸福美满的结局。”即便如此，那个时代的梦想，依然通过视觉文化的方式，为后世保留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解构与重塑，战争影响与记忆的政治学
战争作为宣传与图像之间的纽带，并非只在战时起作用。在战争结束后的一段漫长的时间里，图像都参与到了对战争的解释之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日本。
作为一个在亚洲太平洋地区发动了历史上危害最大的侵略战争的国家——日本，却因为它遭受了美国两颗原子弹的攻击，而堂而皇之地把反战、爱好和平的旗子抓到了自己的手中。每年，广岛长崎“原爆纪念日”上，日本人以世界上“唯一一个遭受过原爆”的国家的身份，大做文章，塑造一种代全人类受过，受尽了莫大冤屈的国家形象。
参与构建这一奇怪逻辑的，正是日本的视觉艺术家们。而如今，也有越来越多有良知的艺术家，坚持清醒的反省立场，通过图像使同胞反省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关于战争的记忆和历史，在图像中被一次次地解构与重塑，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模样。
1952年，由于新闻管制取消，东京的“第一出版社”迅即出版了《記录照片——原爆的长崎》一书。以山端庸介拍摄的手握饭团的小孩为封面。这张照片是1945年8月10日拍摄的。就在原子弹落下后的第二天，作为日本军方报道班成员的山端庸介奉命“拍摄有助于对敌宣传的悲惨状况”的照片。
这张照片的原版，是一名妇人与一个小孩茫然若失地站着，他们后方，浓烟滚滚，画面左侧有一个匆匆经过的军人的身影。同时，山端还为小孩拍摄一张半身肖像。这个场景基本概括了当时军国日本的情况。然而，在此后的流传版本中，儿童作為无垢的弱者形象被突出强化，战斗人员和妇人则消失在公共视野当中。
受害者形象，经过日本国内外各种大众传播媒介有意识地选择与编辑、反复引用与传播，向内，塑造了日本民族的公共记忆，向外，则建构起一个民族受害者的形象，同时，为展示伤口的惯性与癖好获得一种合法性。
当今日本，还有一些艺术家，同样反对战争，但却能从反思本民族在战争中的作为的角度出发，严厉拷问自己的先辈们在战争中的表现。日本艺术家岛田美子，在1990年代后期开展了一个名为“20世纪30～40年代的女性与战争”的项目，通过探讨日本女性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深刻地触及了战争记忆的核心。
“女性并非只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岛田美子认为日本的女性立场是一种非常矛盾的存在，既受到了压迫，却又占到了压迫的一边，被用为家、为国的“爱”与“母性”来偷换为家、为国的“死”，对于西欧心怀憧憬与自卑，却又对其他亚洲女性心怀优越感并将其内化。
岛田美子将当时报纸与宣传杂志上出现的日本女性以各种方式支援侵略战争的照片，以拼贴的方式集合在一个画面中，给出她个人对于历史的批判与重新解释。她还原了日本女性在战争中积极参与动员、履行在后方支援前方的责任等场景。从这些照片中，人们能够感到，政治与艺术之间的关系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遥远、那么简单。
图像与宣传，原本有着各自独立发展与变化的路径，却经常因为“战争”这个特定因素而被互相缠绕在一起。观察总结其中的关联性能够让人们反思历史，更好地理解现实。复旦大学教授顾铮，在《战争、宣传与图像》一书中对此做出了更多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