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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满”一语，系突厥语，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即代神说话的人。萨满教，是亚洲北部很多狩猎部族和游牧民族信仰过的古代原始宗教。它是从古代狩猎生活和游牧生活以至最初的农耕生活中产生的，它把自然力和人的意识神秘化，它是从世界万物皆有灵魂的多神灵观念发展起来的自然宗教。尽管不同地域、民族对它的称谓不相同，但性质、产生原因及观念范畴基本相同。这种多神教，虽然是中亚和北亚地域众多民族信奉的古代宗教，但由于各民族的社会发展进程不同，因而蒙古族与满族的萨满教发展阶段和思想观念范畴及文化也不相同。
一、蒙古族萨满音乐
蒙古族萨满教祝祭祷辞的吟诵吟唱音乐形式、萨满教仪式歌舞的音乐形式、英雄史诗的说唱音乐形式、长篇叙事歌的音乐形式、近代说书艺术的音乐形式等，体现出蒙古族民间文化艺术音乐化这一基本特征，说明蒙古族是善于以音乐表现心灵世界的民族。他们不仅以音乐化的萨满教祝祭祷辞和英雄史诗形象地展示古代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及英雄主义个性本质，而且长篇叙事歌颂和塑造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真理、思想和婚宴交往以及儿童生活等，都以诗和音乐的形式给予表现。
1，萨满音乐中的祝祭祷词。
蒙古族文化艺术是由萨满教祝祭祷辞、神话传说、萨满教仪式歌舞、200多部英雄史诗等构成的。其中，祭祷祝辞是最早形成的，历史最悠久。自16世纪后半叶开始，被喇嘛们记录下来的祝祭祷辞，有《狩猎神祭辞》《族神灵祭辞》《乳牛神灵祭辞》《驼神祭辞》《镖天地日月神祭辞》《山河牧野神祭辞》等。
任何民族的诗歌艺术，都是从民歌诞生出来的，扬弃其歌唱性音乐旋律，保留其格律形式。蒙古族萨满教祭祷祝辞的格律形式比民歌的句式结构更宏大，是进一步发展了的结构形式。
就祭祷祝辞的格律而言，它像任何民族诗的格律形式美一样，是其民族语言的声韵美与节奏美统一的、格律化的句式结构形式，只是由于各民族的语言及声韵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及特征，因而各民族的格律形式美就各不相同。其格律自由而简便，铿锵优美而琅琅上口，便于记忆。格律形式的节奏，它不仅是各民族诗的格律形式美的共同特征，而且也是诗的最基本的句式结构特征，具有表现情感特征的功能。格律中节奏的审美表现作用，在蒙古族叙事诗和英雄史诗中往往同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人物情感特征联系在一起，并作为一种表现手段而使用。
2，萨满音乐中的英雄史诗。
蒙古族古代文化艺术源流的另一重要的具有开源辟流作用的是蒙古族英雄史诗。蒙古萨满教祭祷诗文的格律形式，不仅是蒙古族诗艺术的最古老的形式和起源之一，而且对蒙古族古代英雄史诗多行体句式的生成发展，提供了诗的格律美丰富想象及其思维创作的可能性，奠定了宏大的长篇史诗诗句的结构形式。它既是蒙古族叙事诗产生的历史基础，亦是蒙古族叙事歌产生的历史前提，也是蒙古族说唱音乐和说唱艺术的最古老形式。
蒙古族英雄史诗是公元前10世纪甚至更早时，我国北方诸联盟产生时代到蒙古帝国产生之前的文化形态，它是伴随蒙古语逐步形成发展进程中产生的部族文化。母题不同的长中短篇史诗有86种之多。其中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阿拜·格斯尔》最为注目。这些英雄史诗，虽然其世界观是萨满教世界观，但内容和形式都脱离了萨满教仪式活动，是以神话形式——英雄与魔鬼斗争形式反映部族之间或部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征战的故事。它的思想文化渊源与古波斯语、伊朗语、突厥语等民族的古代宗教和英雄史诗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蒙古族人民群众的艺术才华和智慧转向社会现实生活，开创了以长篇叙事歌、抒情民歌、民间故事表现生活与心灵世界的历史阶段。在这新的发展进程中，蒙古族创作英雄史诗的灵感和思维在长篇叙事歌以及后来的说书艺术中再生并得到充分张扬和发展；吟诵祭祷辞的灵感及才华，在祝辞和“好来宝”说唱艺术中得到复生和发展；其古代朴素深刻的音乐天赋，在悠长牧歌和华丽庄严的宫廷颂歌以及抒情民歌中得到发展，这一切独特的艺术思维及表现形式，展示了蒙古族文化艺术源流的又一划时代的历史进程。
总而言之，蒙古族古代萨满教文化是蒙古帝国产生前的文化形态，也是蒙古族文化艺术源流的历史源头。
二、满族萨满音乐
满族萨满音乐在文化传承上保持着的这种相对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一方面是与满族悠久的历史和坚实的文化根本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由萨满音乐的独特存在方式、表现功能、传播途径以及音乐结构形态所决定的。
1，音乐袁现工具。
在萨满的观念中，对于在跳神活动中应用最广泛的神鼓和腰铃，并不具有乐器的含义，而只是人们所说的神器、法器或礼器。按照现代乐器分类方法，神鼓和腰铃则分别归属于膜鸣乐器和体鸣乐器。此外萨满经常使用的神器还有抬鼓、晃铃、扎板、神镜、哈马刀等，其中，有的神器按照发声机制、形制以及使用功能严格地划分，很难划入乐器类。
从一些乐器的形制和制作材料上看，以及通过一些满族民间传说中的记载，可以判断神鼓的历史最为久远，而腰铃、晃铃等一些金属制乐器，最早也只能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掌握冶炼技术之后，能够看出，萨满使用的乐器基本是以体鸣乐器和膜鸣乐器为主。这些乐器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一代又一代萨满文化交流传人北方的一些弦呜乐器、气鸣乐器，尽管音色多变、技巧丰富，但已很难再进入萨满的祭祀仪式以至观念当中了。有些弦鸣乐器后来尽管在清官萨满祭祀活动中出现，但已不具备任何象征意义。
2，音乐表现形态。
如果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剖析现存的满族萨满音乐，它所具有的人类早期音乐特征是极其明显的。神歌的音域一般较窄，旋律平直，多以同度、一度、二度、四度音程构成。萨满神歌中大量的类似数板式的说唱体和“一曲多词”的形式，也足以表明萨满神歌尚未完全脱离语言的胚基而进入独立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求得曲调方面的变化，萨满们在演唱神歌时，往往采取运用各种装饰音的乎段来润色和喧染旋律，以此获得特殊的艺术效果。
3，音乐表演形式。
与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原始音乐存在方式，表演形式相类似，满族萨满音乐的表演形式也带有一种综合性艺术表演的特点。所不同的是，由于萨满的艺术表演一直贯穿于整个祭祀活动当中，大量神辞融于其中，从而形成“歌、舞、乐、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演形式。
随着历史和文化的演进，作为萨满文化框架的祭典程式逐渐定型，无论是野祭(俗称“放大神”)，还是家祭(俗称“跳家神”)，都已形成严密规范的表演程序，在这其中，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并不具备独立的存在意义，而只是一种物化了的祭祀内容。所以脱离这种艺术模式，对其中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进行单独的分析的研究都将是十分困难的。
4，萨满音乐的发生机制。
对萨满音乐发生机制的探讨，自然会触及艺术起源的问题，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艺术的起源提出过许多理论设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也包括艺术起源于巫术说，艺术起源于图腾说以及艺术起源于萨满信仰说等。
根据各国人类学家对人类原始文化的生成、进化规律的全方位研究，以及满族萨满文化自身所包容的人类原始文化的某些特征，对寓于萨满文化中的音乐艺术，是否可视为它是满族先民在认识自然、开拓自然、征服自然的漫长艰辛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原始艺术思维产物，它的外化形式为歌、舞、乐、词。当我们把满族萨满音乐放在满族原始社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放到当时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行动形式中去考察，可以看到，萨满音乐的存在，完全是满族先民为满足个人或集体的情感需要，所创造的一种特殊风格的艺术形式。其中，凝聚了满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积累形成的心理素质、审美观念、文化价值取向及生生不息的民族意识。
综上所述，通过对蒙古族与满族的萨满音乐研究，我们通过寻找人类艺术起源途径，认识人类原始艺术思维形式，建立人类原始音乐模式，发现人类音乐演化规律，探讨蒙古族与满族的民族审美观念等方面获取它们的价值。我們深信，蒙古族与满族的萨满音乐作为人类“原始文化的遗存”，它们自身价值交替地伴随着人类对它们的认识和研究而不断地升值。
一、蒙古族萨满音乐
蒙古族萨满教祝祭祷辞的吟诵吟唱音乐形式、萨满教仪式歌舞的音乐形式、英雄史诗的说唱音乐形式、长篇叙事歌的音乐形式、近代说书艺术的音乐形式等，体现出蒙古族民间文化艺术音乐化这一基本特征，说明蒙古族是善于以音乐表现心灵世界的民族。他们不仅以音乐化的萨满教祝祭祷辞和英雄史诗形象地展示古代的世界观、人生价值观及英雄主义个性本质，而且长篇叙事歌颂和塑造历史上民族英雄的事迹、真理、思想和婚宴交往以及儿童生活等，都以诗和音乐的形式给予表现。
1，萨满音乐中的祝祭祷词。
蒙古族文化艺术是由萨满教祝祭祷辞、神话传说、萨满教仪式歌舞、200多部英雄史诗等构成的。其中，祭祷祝辞是最早形成的，历史最悠久。自16世纪后半叶开始，被喇嘛们记录下来的祝祭祷辞，有《狩猎神祭辞》《族神灵祭辞》《乳牛神灵祭辞》《驼神祭辞》《镖天地日月神祭辞》《山河牧野神祭辞》等。
任何民族的诗歌艺术，都是从民歌诞生出来的，扬弃其歌唱性音乐旋律，保留其格律形式。蒙古族萨满教祭祷祝辞的格律形式比民歌的句式结构更宏大，是进一步发展了的结构形式。
就祭祷祝辞的格律而言，它像任何民族诗的格律形式美一样，是其民族语言的声韵美与节奏美统一的、格律化的句式结构形式，只是由于各民族的语言及声韵各有其特殊的规律及特征，因而各民族的格律形式美就各不相同。其格律自由而简便，铿锵优美而琅琅上口，便于记忆。格律形式的节奏，它不仅是各民族诗的格律形式美的共同特征，而且也是诗的最基本的句式结构特征，具有表现情感特征的功能。格律中节奏的审美表现作用，在蒙古族叙事诗和英雄史诗中往往同塑造人物形象和表现人物情感特征联系在一起，并作为一种表现手段而使用。
2，萨满音乐中的英雄史诗。
蒙古族古代文化艺术源流的另一重要的具有开源辟流作用的是蒙古族英雄史诗。蒙古萨满教祭祷诗文的格律形式，不仅是蒙古族诗艺术的最古老的形式和起源之一，而且对蒙古族古代英雄史诗多行体句式的生成发展，提供了诗的格律美丰富想象及其思维创作的可能性，奠定了宏大的长篇史诗诗句的结构形式。它既是蒙古族叙事诗产生的历史基础，亦是蒙古族叙事歌产生的历史前提，也是蒙古族说唱音乐和说唱艺术的最古老形式。
蒙古族英雄史诗是公元前10世纪甚至更早时，我国北方诸联盟产生时代到蒙古帝国产生之前的文化形态，它是伴随蒙古语逐步形成发展进程中产生的部族文化。母题不同的长中短篇史诗有86种之多。其中长篇英雄史诗《江格尔》《阿拜·格斯尔》最为注目。这些英雄史诗，虽然其世界观是萨满教世界观，但内容和形式都脱离了萨满教仪式活动，是以神话形式——英雄与魔鬼斗争形式反映部族之间或部族与其他民族之间征战的故事。它的思想文化渊源与古波斯语、伊朗语、突厥语等民族的古代宗教和英雄史诗文化有着密切联系。
蒙古族人民群众的艺术才华和智慧转向社会现实生活，开创了以长篇叙事歌、抒情民歌、民间故事表现生活与心灵世界的历史阶段。在这新的发展进程中，蒙古族创作英雄史诗的灵感和思维在长篇叙事歌以及后来的说书艺术中再生并得到充分张扬和发展；吟诵祭祷辞的灵感及才华，在祝辞和“好来宝”说唱艺术中得到复生和发展；其古代朴素深刻的音乐天赋，在悠长牧歌和华丽庄严的宫廷颂歌以及抒情民歌中得到发展，这一切独特的艺术思维及表现形式，展示了蒙古族文化艺术源流的又一划时代的历史进程。
总而言之，蒙古族古代萨满教文化是蒙古帝国产生前的文化形态，也是蒙古族文化艺术源流的历史源头。
二、满族萨满音乐
满族萨满音乐在文化传承上保持着的这种相对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一方面是与满族悠久的历史和坚实的文化根本密切相关；另一方面是由萨满音乐的独特存在方式、表现功能、传播途径以及音乐结构形态所决定的。
1，音乐袁现工具。
在萨满的观念中，对于在跳神活动中应用最广泛的神鼓和腰铃，并不具有乐器的含义，而只是人们所说的神器、法器或礼器。按照现代乐器分类方法，神鼓和腰铃则分别归属于膜鸣乐器和体鸣乐器。此外萨满经常使用的神器还有抬鼓、晃铃、扎板、神镜、哈马刀等，其中，有的神器按照发声机制、形制以及使用功能严格地划分，很难划入乐器类。
从一些乐器的形制和制作材料上看，以及通过一些满族民间传说中的记载，可以判断神鼓的历史最为久远，而腰铃、晃铃等一些金属制乐器，最早也只能产生于原始社会后期。人类掌握冶炼技术之后，能够看出，萨满使用的乐器基本是以体鸣乐器和膜鸣乐器为主。这些乐器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一代又一代萨满文化交流传人北方的一些弦呜乐器、气鸣乐器，尽管音色多变、技巧丰富，但已很难再进入萨满的祭祀仪式以至观念当中了。有些弦鸣乐器后来尽管在清官萨满祭祀活动中出现，但已不具备任何象征意义。
2，音乐表现形态。
如果从音乐形态学的角度剖析现存的满族萨满音乐，它所具有的人类早期音乐特征是极其明显的。神歌的音域一般较窄，旋律平直，多以同度、一度、二度、四度音程构成。萨满神歌中大量的类似数板式的说唱体和“一曲多词”的形式，也足以表明萨满神歌尚未完全脱离语言的胚基而进入独立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求得曲调方面的变化，萨满们在演唱神歌时，往往采取运用各种装饰音的乎段来润色和喧染旋律，以此获得特殊的艺术效果。
3，音乐表演形式。
与其他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原始音乐存在方式，表演形式相类似，满族萨满音乐的表演形式也带有一种综合性艺术表演的特点。所不同的是，由于萨满的艺术表演一直贯穿于整个祭祀活动当中，大量神辞融于其中，从而形成“歌、舞、乐、词”为一体的综合艺术表演形式。
随着历史和文化的演进，作为萨满文化框架的祭典程式逐渐定型，无论是野祭(俗称“放大神”)，还是家祭(俗称“跳家神”)，都已形成严密规范的表演程序，在这其中，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并不具备独立的存在意义，而只是一种物化了的祭祀内容。所以脱离这种艺术模式，对其中的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进行单独的分析的研究都将是十分困难的。
4，萨满音乐的发生机制。
对萨满音乐发生机制的探讨，自然会触及艺术起源的问题，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艺术的起源提出过许多理论设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也包括艺术起源于巫术说，艺术起源于图腾说以及艺术起源于萨满信仰说等。
根据各国人类学家对人类原始文化的生成、进化规律的全方位研究，以及满族萨满文化自身所包容的人类原始文化的某些特征，对寓于萨满文化中的音乐艺术，是否可视为它是满族先民在认识自然、开拓自然、征服自然的漫长艰辛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原始艺术思维产物，它的外化形式为歌、舞、乐、词。当我们把满族萨满音乐放在满族原始社会的“文化生态系统”中，放到当时的社会关系及社会行动形式中去考察，可以看到，萨满音乐的存在，完全是满族先民为满足个人或集体的情感需要，所创造的一种特殊风格的艺术形式。其中，凝聚了满族人民在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积累形成的心理素质、审美观念、文化价值取向及生生不息的民族意识。
综上所述，通过对蒙古族与满族的萨满音乐研究，我们通过寻找人类艺术起源途径，认识人类原始艺术思维形式，建立人类原始音乐模式，发现人类音乐演化规律，探讨蒙古族与满族的民族审美观念等方面获取它们的价值。我們深信，蒙古族与满族的萨满音乐作为人类“原始文化的遗存”，它们自身价值交替地伴随着人类对它们的认识和研究而不断地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