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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环花园道三号，全球五大私募基金之一CVC集团香港总部。会议室内，梁伯韬一现身，气氛就热了起来。他比报刊、电视上生动活泼些，西装熨烫得没有一丝褶皱，手中拿着一叠四四方方的名片，用普通话打趣说“见者有份”，递了一轮，送出好多个“谢谢”。待机器架设好，梁伯韬端坐在会议桌前接受视频采访。说到兴起时秘书忽然开门，发出不易察觉的“嗤”的一声。梁伯韬当即示意暂停，身体前倾，一板一眼地询问记者：“刚才有噪音，我们是不是要再来一遍？”
现年57岁的梁伯韬，无疑是香港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家之一，职业生涯留给他最显而易见的影响便是典型的“银行家性格”：一丝不苟。采访之初，以“勤奋”著称的梁伯韬便坦言，在2006年卸任投行的那一刻，他只想弥补对家人的亏欠。然而，现任CVC大中华区主席、同时涉足多项投资领域的他，恐怕仍难得偿所愿。梁伯韬背负着许多历史遗产，汇丰、花旗、百富勤……这些词汇，构成香港资本市场跌宕起伏的历史。本次采访，我们试图拨开光环，挖掘属于“梁伯韬”个人的只言片语。
最困难的年代已经过去
专访梁伯韬，最不能回避的，便是1990年代末“红筹股之父”（注：红筹股，英文名Red Chip，1990年代初期的香港股票把在境外注册、香港上市的带有中国大陆概念的股票称为红筹股）。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创办的“百富勤”，在成立之初便得到包括李嘉诚、荣智健、胡应湘、香植球等一班华人富豪的鼎力支持，在短短几年内发展成为香港本土最大的投资银行集团。尽管后来成为金融海啸的陪葬，但之后，无论梁伯韬身在何位，他的工作领域都和大陆市场捆绑在一起。
“我毕业的那个时代，香港还不及现在的大陆发达，年轻人也不好找工作。”说起百富勤，梁伯韬却陷入对“黄金年代”的追忆。1955年出生于牛头角区的他，曾被港人戏称为“屋村仔”。梁伯韬也承认，他的出身非常之平凡。1980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汇丰工作。1980年代，花旗在亚洲率先设立海外投资银行试点，当时的投资银行对香港社会来说还是新鲜事物，但梁伯韬随后决定加入花旗，选择一个“朝阳产业”。
在汇丰当财务顾问时，梁伯韬开始帮长江集团做事，但他笑称那时的他只是一个“年轻的低级分析员”。通过努力，梁伯韬从“小跟班”一路发展到独当一面，终于有机会接触到老板李嘉诚，同时，也和香港富豪圈客户建立起“长期信任关系”。第一次事业转机发生在1987年“全球股灾”，梁伯韬深深记得香港交易所一连关闭几天的萧条景象，美国也经历了“黑色星期一”，股市在一天内狂掉1000多点。次年，市场调整，梁伯韬一狠心，决定单干，自己搞个为老客户服务的“精品店”。
彼时的梁伯韬是个“事业狂”，将公司定名为“百富勤”，即寓为“百富始于勤奋”。80年代末90年代初，梁伯韬开始率先帮助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1992年，第一批香港上市的9家企业（青岛啤酒、上海石化等）他一连参与了好几家。1997年香港回归，“红筹股热”被炒到高潮，梁伯韬也因而获得“红筹股之父”的赞誉。这些案例中，他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控股”，刚一上市就引发疯狂认购。“从那之后，中国证监会开始引进红筹股指引，调控得很厉害，国营企业想按照过去那套上市就很困难了。”一枚硬币总有两面，当红筹股在认购后纷纷一落千丈时，梁伯韬遭受到许多批评。同年，亚洲金融危机，百富勤败走印尼，资金链断裂，次年便宣布清盘。香港政府委任审查员对百富勤进行调查，4名董事被取消资格，曾创造1200倍超额认购的神话彻底成为历史。
2001年，梁伯韬复出接受内地《财经》杂志专访，曾这样形容那段低潮：“市场就是这样，当你成功后人家捧得你很高，市场变化后就对你有很多意见。”十一年后，梁伯韬愈发坦然，他认真地给出结论：“百富勤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我事业满足感最大的阶段是在百富勤年代。”随即，他话锋一转，破除了刚才“官方发布会”的口吻：“那也是我受挫最大的年代，经历了人生最大的困难。”现场气氛安静，中环高楼林立，陷入一片雨雾中。当记者打破沉默，追问“谁给他帮助最大”时，他挡住这个问题：“不说，或者说太多了，不能一一说。感谢放在心里就行，说多说少都是错。”
我只是京东的小股东而已
“我只是一个小股东而已……”当记者刚提到“京东”二字，梁伯韬就猜到下半句肯定要问“电商价格战”，于是，打起商人的太极，“作为小股东，我百分之百支持公司管理层的决定”。从2008年底投资时仅仅几千万美金的股值，跃升到2011年市值评估近100亿美金，这位“小股东”以目光狠辣再次见诸大陆报端。坊间传言，梁伯韬和刘强东属于“一见定情”：仅仅聊了二十分钟，梁即许诺给京东商城个人投资100万美金。
梁伯韬说，搞投资，眼光比什么都重要。但具体怎么修炼眼光，梁伯韬则透露，他的生活很单调，忙得没有看完一整本书的时间，更没经营兴趣爱好的附庸风雅。不过，他随时都会通过网络或移动设备“更新自己的资讯”。这就不难解释他还有“潮”的一面：他已借意马国际收购“麦兜”、大陆的“喜羊羊”品牌授权，抢滩文化产业。
然而在当下的起势之前，梁伯韬还经历过一段踟蹰。2001年，尝过创业之苦的梁伯韬离开“毁我誉我”的百富勤（当时已被法国巴黎BMP银行收购）回归花旗，担任其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亚洲区主席及董事总经理。然而，市场的瞬息万变让这位“老投行人”感到困惑：“我感到投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和客户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变成纯利益导向的对冲基金。”梁伯韬这样回忆他做决策的过程：“回去后，我感到做投行没有以前那么大的满足感，无法再享受工作；而且，那时的国企一家上市就有几家主要包销商，市场竞争很厉害，和银行之间建立长久牢固的关系已不容易。因此，我觉得该去追求自由度，自己做投资。”
2006年，他和花旗“和平分手”，事后，梁伯韬庆幸自己的选择成功避开了金融海啸：“我是有危机感的人，我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也经历过百富勤清盘的低谷。”
李嘉诚是我的榜样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这样描述“2006年梁伯韬出面帮李嘉诚收购电讯盈科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在香港，胡关李罗律师行是权力的重要集结地，这一律师行的另一位合伙人是梁伯韬的岳父。梁伯韬是百富勤证券杜辉廉的合伙人，也是李嘉诚的长期合作伙伴……2006年梁伯韬建议通过夏佳理的临时贷款，购买李嘉诚儿子李泽楷的香港电讯资产，夏佳理1970年代曾在胡关李罗律师行工作过。”不过，对于这件往事，梁伯韬选择避而不谈，因为“最终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却让梁伯韬和李嘉诚依然坚固的关系愈显清晰。 李嘉诚曾说：“不管梁伯韬到哪里，我都支持他。”被要求反过来评价李嘉诚，梁伯韬的表述谨慎而小心，但也不吝用了“三个聪明”：“他依据每个孩子的喜好和能力处理传承问题，实现平稳交接”，是第一个聪明。“在市场最不好的时候抄底英国，买下天然气、电网、供水，还有即将收购的机场”，是第二个聪明。“我和李嘉诚接触那么多年，从他那里学到的不止是交易，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我的榜样。第一代成功企业家都是勤奋致富，而且非常谦虚”，是第三个聪明。
香港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就像这块弹丸之地曾上演的一夜暴富或破产的故事。天空放晴，梁伯韬身后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正是李嘉诚“商业王国”的总部。每次记者会，“全香港的记者都会跑来，一圈又一圈，把大厦包围得水泄不通”。
《mangazine|名牌》联合“投资脉搏”（www.imaibo.net）推出三期“港人港事”系列，走近港人，细述夏佳理、梁伯韬、施永青等人的故事。
[对话梁伯韬]
信仰支持我走下去
记者：中国内地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西方那种完全意义上的“银行家”，你对这样的观点怎么看？一位真正的银行家最不可或缺的职业要素是什么？
梁伯韬：中国内地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开放，很多产品都没有完全推出来。目前国内都是证券公司为主，没有一个全面的投资银行。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杰地灵，将来一定能出现真正的银行家。银行家的成功，要仰仗天时、地利、人和。我很幸运，曾经历过比较好的时机，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银行家。总体来说，成为一位真正的银行家要具备的职业要素第一是努力，第二是好的商业判断能力，第三就是要说真话。
记者：作为亚洲最著名的银行家之一，你异常勤奋，工作压力大毋庸置疑。有想过停下来或者偷懒吗？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
梁伯韬：我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但我是天主教徒，信仰对我来说很重要。包括价值观、包括对人对物方面，它让我比较容易容接纳他人。我认为要成功，“人和”最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会忽视身旁的人，觉得只有自己最重要。如果能够宽容一点，可以在人际关系方面做得更好。我过去就因为太注重工作，对家人有一些忽视，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过去的无法追回。我2006年离开投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应该给家人多一些时间。如果你问我“你是不是一个好男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不可以说“我是100分”。但是，我非常重视家庭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家庭，因为家是你最亲的一些人。家庭幸福比事业成功更重要。没有好的家庭，还会影响到后代。
记者：你平时阅读什么书籍？
梁伯韬：说来惭愧，我根本没有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的时间，也没有机会去培养兴趣爱好。但是有一点例外，就是宗教书籍我会反复翻阅。我小时候就读于香港玫瑰岗中学，在香港，有很多学校都是教会主办的。老实说，这样算来香港有信仰的人不算少，但离开学校加入社会后，能一直维持信仰的人真的不多。在我看来，信仰能够维持与否，和个人的经历有重要关系。因为信仰不是靠头脑，是靠积累，靠心来感受到神的存在。《圣经》对我来说，开始只是一本在学校必须读的历史书（因为列入必考书目），但是，后来我发现它不只是一本书，而是包含了真理和大量前人的经验。
记者：你怎么看待富豪？
梁伯韬：在中环，走三步就会遇到一个富豪，正是富豪给社会创造了更多机会和价值。在我看来，仇富没有道理，富豪之所以成为富豪一定有他值得学习之处。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而不是埋怨社会。我的父母就很普通，在我小时候，他们并不富裕，但他们拥有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和吃苦耐劳的勇气。
现年57岁的梁伯韬，无疑是香港最著名的投资银行家之一，职业生涯留给他最显而易见的影响便是典型的“银行家性格”：一丝不苟。采访之初，以“勤奋”著称的梁伯韬便坦言，在2006年卸任投行的那一刻，他只想弥补对家人的亏欠。然而，现任CVC大中华区主席、同时涉足多项投资领域的他，恐怕仍难得偿所愿。梁伯韬背负着许多历史遗产，汇丰、花旗、百富勤……这些词汇，构成香港资本市场跌宕起伏的历史。本次采访，我们试图拨开光环，挖掘属于“梁伯韬”个人的只言片语。
最困难的年代已经过去
专访梁伯韬，最不能回避的，便是1990年代末“红筹股之父”（注：红筹股，英文名Red Chip，1990年代初期的香港股票把在境外注册、香港上市的带有中国大陆概念的股票称为红筹股）。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创办的“百富勤”，在成立之初便得到包括李嘉诚、荣智健、胡应湘、香植球等一班华人富豪的鼎力支持，在短短几年内发展成为香港本土最大的投资银行集团。尽管后来成为金融海啸的陪葬，但之后，无论梁伯韬身在何位，他的工作领域都和大陆市场捆绑在一起。
“我毕业的那个时代，香港还不及现在的大陆发达，年轻人也不好找工作。”说起百富勤，梁伯韬却陷入对“黄金年代”的追忆。1955年出生于牛头角区的他，曾被港人戏称为“屋村仔”。梁伯韬也承认，他的出身非常之平凡。1980年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毕业后，他进入汇丰工作。1980年代，花旗在亚洲率先设立海外投资银行试点，当时的投资银行对香港社会来说还是新鲜事物，但梁伯韬随后决定加入花旗，选择一个“朝阳产业”。
在汇丰当财务顾问时，梁伯韬开始帮长江集团做事，但他笑称那时的他只是一个“年轻的低级分析员”。通过努力，梁伯韬从“小跟班”一路发展到独当一面，终于有机会接触到老板李嘉诚，同时，也和香港富豪圈客户建立起“长期信任关系”。第一次事业转机发生在1987年“全球股灾”，梁伯韬深深记得香港交易所一连关闭几天的萧条景象，美国也经历了“黑色星期一”，股市在一天内狂掉1000多点。次年，市场调整，梁伯韬一狠心，决定单干，自己搞个为老客户服务的“精品店”。
彼时的梁伯韬是个“事业狂”，将公司定名为“百富勤”，即寓为“百富始于勤奋”。80年代末90年代初，梁伯韬开始率先帮助中国企业在香港上市。1992年，第一批香港上市的9家企业（青岛啤酒、上海石化等）他一连参与了好几家。1997年香港回归，“红筹股热”被炒到高潮，梁伯韬也因而获得“红筹股之父”的赞誉。这些案例中，他印象最深的是“北京控股”，刚一上市就引发疯狂认购。“从那之后，中国证监会开始引进红筹股指引，调控得很厉害，国营企业想按照过去那套上市就很困难了。”一枚硬币总有两面，当红筹股在认购后纷纷一落千丈时，梁伯韬遭受到许多批评。同年，亚洲金融危机，百富勤败走印尼，资金链断裂，次年便宣布清盘。香港政府委任审查员对百富勤进行调查，4名董事被取消资格，曾创造1200倍超额认购的神话彻底成为历史。
2001年，梁伯韬复出接受内地《财经》杂志专访，曾这样形容那段低潮：“市场就是这样，当你成功后人家捧得你很高，市场变化后就对你有很多意见。”十一年后，梁伯韬愈发坦然，他认真地给出结论：“百富勤是我人生最重要的部分，我事业满足感最大的阶段是在百富勤年代。”随即，他话锋一转，破除了刚才“官方发布会”的口吻：“那也是我受挫最大的年代，经历了人生最大的困难。”现场气氛安静，中环高楼林立，陷入一片雨雾中。当记者打破沉默，追问“谁给他帮助最大”时，他挡住这个问题：“不说，或者说太多了，不能一一说。感谢放在心里就行，说多说少都是错。”
我只是京东的小股东而已
“我只是一个小股东而已……”当记者刚提到“京东”二字，梁伯韬就猜到下半句肯定要问“电商价格战”，于是，打起商人的太极，“作为小股东，我百分之百支持公司管理层的决定”。从2008年底投资时仅仅几千万美金的股值，跃升到2011年市值评估近100亿美金，这位“小股东”以目光狠辣再次见诸大陆报端。坊间传言，梁伯韬和刘强东属于“一见定情”：仅仅聊了二十分钟，梁即许诺给京东商城个人投资100万美金。
梁伯韬说，搞投资，眼光比什么都重要。但具体怎么修炼眼光，梁伯韬则透露，他的生活很单调，忙得没有看完一整本书的时间，更没经营兴趣爱好的附庸风雅。不过，他随时都会通过网络或移动设备“更新自己的资讯”。这就不难解释他还有“潮”的一面：他已借意马国际收购“麦兜”、大陆的“喜羊羊”品牌授权，抢滩文化产业。
然而在当下的起势之前，梁伯韬还经历过一段踟蹰。2001年，尝过创业之苦的梁伯韬离开“毁我誉我”的百富勤（当时已被法国巴黎BMP银行收购）回归花旗，担任其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亚洲区主席及董事总经理。然而，市场的瞬息万变让这位“老投行人”感到困惑：“我感到投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和客户建立长久的信任关系，变成纯利益导向的对冲基金。”梁伯韬这样回忆他做决策的过程：“回去后，我感到做投行没有以前那么大的满足感，无法再享受工作；而且，那时的国企一家上市就有几家主要包销商，市场竞争很厉害，和银行之间建立长久牢固的关系已不容易。因此，我觉得该去追求自由度，自己做投资。”
2006年，他和花旗“和平分手”，事后，梁伯韬庆幸自己的选择成功避开了金融海啸：“我是有危机感的人，我经历过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也经历过百富勤清盘的低谷。”
李嘉诚是我的榜样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这样描述“2006年梁伯韬出面帮李嘉诚收购电讯盈科事件”背后的权力关系：“在香港，胡关李罗律师行是权力的重要集结地，这一律师行的另一位合伙人是梁伯韬的岳父。梁伯韬是百富勤证券杜辉廉的合伙人，也是李嘉诚的长期合作伙伴……2006年梁伯韬建议通过夏佳理的临时贷款，购买李嘉诚儿子李泽楷的香港电讯资产，夏佳理1970年代曾在胡关李罗律师行工作过。”不过，对于这件往事，梁伯韬选择避而不谈，因为“最终不了了之”。但这件事，却让梁伯韬和李嘉诚依然坚固的关系愈显清晰。 李嘉诚曾说：“不管梁伯韬到哪里，我都支持他。”被要求反过来评价李嘉诚，梁伯韬的表述谨慎而小心，但也不吝用了“三个聪明”：“他依据每个孩子的喜好和能力处理传承问题，实现平稳交接”，是第一个聪明。“在市场最不好的时候抄底英国，买下天然气、电网、供水，还有即将收购的机场”，是第二个聪明。“我和李嘉诚接触那么多年，从他那里学到的不止是交易，他在很多方面都是我的榜样。第一代成功企业家都是勤奋致富，而且非常谦虚”，是第三个聪明。
香港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就像这块弹丸之地曾上演的一夜暴富或破产的故事。天空放晴，梁伯韬身后是一扇巨大的落地窗，窗外正是李嘉诚“商业王国”的总部。每次记者会，“全香港的记者都会跑来，一圈又一圈，把大厦包围得水泄不通”。
《mangazine|名牌》联合“投资脉搏”（www.imaibo.net）推出三期“港人港事”系列，走近港人，细述夏佳理、梁伯韬、施永青等人的故事。
[对话梁伯韬]
信仰支持我走下去
记者：中国内地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西方那种完全意义上的“银行家”，你对这样的观点怎么看？一位真正的银行家最不可或缺的职业要素是什么？
梁伯韬：中国内地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开放，很多产品都没有完全推出来。目前国内都是证券公司为主，没有一个全面的投资银行。但是我觉得中国人杰地灵，将来一定能出现真正的银行家。银行家的成功，要仰仗天时、地利、人和。我很幸运，曾经历过比较好的时机，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投资银行家。总体来说，成为一位真正的银行家要具备的职业要素第一是努力，第二是好的商业判断能力，第三就是要说真话。
记者：作为亚洲最著名的银行家之一，你异常勤奋，工作压力大毋庸置疑。有想过停下来或者偷懒吗？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如何平衡工作与生活？
梁伯韬：我没有什么兴趣爱好，但我是天主教徒，信仰对我来说很重要。包括价值观、包括对人对物方面，它让我比较容易容接纳他人。我认为要成功，“人和”最重要。很多时候，我们会忽视身旁的人，觉得只有自己最重要。如果能够宽容一点，可以在人际关系方面做得更好。我过去就因为太注重工作，对家人有一些忽视，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过去的无法追回。我2006年离开投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应该给家人多一些时间。如果你问我“你是不是一个好男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不可以说“我是100分”。但是，我非常重视家庭关系。最重要的还是家庭，因为家是你最亲的一些人。家庭幸福比事业成功更重要。没有好的家庭，还会影响到后代。
记者：你平时阅读什么书籍？
梁伯韬：说来惭愧，我根本没有把一本书从头看到尾的时间，也没有机会去培养兴趣爱好。但是有一点例外，就是宗教书籍我会反复翻阅。我小时候就读于香港玫瑰岗中学，在香港，有很多学校都是教会主办的。老实说，这样算来香港有信仰的人不算少，但离开学校加入社会后，能一直维持信仰的人真的不多。在我看来，信仰能够维持与否，和个人的经历有重要关系。因为信仰不是靠头脑，是靠积累，靠心来感受到神的存在。《圣经》对我来说，开始只是一本在学校必须读的历史书（因为列入必考书目），但是，后来我发现它不只是一本书，而是包含了真理和大量前人的经验。
记者：你怎么看待富豪？
梁伯韬：在中环，走三步就会遇到一个富豪，正是富豪给社会创造了更多机会和价值。在我看来，仇富没有道理，富豪之所以成为富豪一定有他值得学习之处。每个人都应该靠自己的双手创造财富，而不是埋怨社会。我的父母就很普通，在我小时候，他们并不富裕，但他们拥有对未来生活的信念和吃苦耐劳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