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他们都是在某一领域相当成功的商业律师，术业有专攻，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他们已经积累了相当程度的财富；他们或以其专业的影响力，或以收费之高，赢得了大牌律师的江湖声望。他们的圈层在分野，有人“闷声发大财”，有人积极试水公共参与。这是一群受益于转型期中国的特殊阶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毫无疑问需要这样一群以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大律师群体。而微博时代，他们这样一种行动和发声，又得到了公众的拥戴。“律师是一个自由的职业，精神自由，财务自由，能秉持公平正义价值，他们的声音也就进步一点，能代表一个社会的主流方向。”他们的积极转型，必将推动律师职业共同体的发展，亦将推动公民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健康发展。
名之大抑或利之大
律师是一个势利的群体，不少人唯利是图。
但近年来，亦有不少实现财务自由的律师纷纷试水公共事件的参与，
从商业律师向公益律师转型，行业开始自律，职业共同体也得以发展。
这股变革的力量正是公民社会与法治社会形成的铺路石。
文|陈半农
江湖传言，浦志强是个大牌律师。
6月中旬，北京。午饭后浦志强回到办公室，他让记者等着，自己游泳健身去了。2个小时后回来，办公室里客户已在等待。等他送走客户，已快下午5点半。有人说，VIP如政客总喜欢迟到以示身份之尊，浦志强则可以让记者等候一个下午。其实，这是相识多年的“待遇”。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浦志强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不耍大牌。
当晚，浦志强召集了一桌饭局，邀请京城名记者和名律师十余人来庆贺《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入选中共十八大党代表。觥筹交错之间，浦志强用他那略带沙哑的洪钟之声跟诸位“讲政治”，必须严肃、庄重、心存善意。这是一场临时召集的饭局，打了一圈电话就有了，一切皆是江湖地位使然。
浦志强是常常被冠以“大律师”称号的京城律师之一，他不住豪宅，不开豪车，不用豪华办公室，身上穿的也不是什么名牌，只有一个苹果手机还显示着他没有与消费时代脱节，他何大之有？他直言律师是一个势利的群体，但他要与势利保持距离。
好几年前了，上海《新民晚报》刊登过两幅漫画，一幅画的是，一位律师一边数钱一边说：“嘿嘿，这笔赚得真爽！”另一幅画的是，一位律师遇上久违的朋友，朋友问：“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呢？”律师回答：“我现在不当厨师了，自行车也不修了，当律师啦！”结果，这两幅漫画在上海律师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还写信到报社抗议。
这反映了中国律师群体被社会大众视为高收入阶层，社会地位和口碑却没有跟上的现实。比如，律师在西方地位非常高，他们不仅收入丰厚，而且参与安邦治国、匡危救世之中，许多政治家都是律师出身。另一方面，也显示社会大众对律师的价值认知不到位。比如，在美国律师很喜欢代理集体诉讼，既为公共利益为战，还可获得超凡的代理费，多则上亿美元，名利双收。而中国律师不太愿意代理集体诉讼，一方面这类案件往往被司法部门定义为敏感案件，而国人则认为这是公益诉讼，律师不该拿钱，即使拿也应该少拿。
当下中国，律师必须在名和利之间做出抉择，因此中国“大律师”也就有“名之大”和“利之大”的分野。浦志强属于“名之大”，他自称最多的年头一年做过“三五百万”，今年则还没过50万，而上海成功的商业律师基本上“年平均500万以上”，千万以上的人也不少，后面这些人大多属于“利之大”。中国的商业律师主要分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实际上可以把他们看成企业主，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是大律所的合伙人。收入非常高，生活方式基本上跟企业主差不多，打打高尔夫球，管理管理团队。还有一个群体是业务还可以，生活衣食无忧，虽没第一个群体那么有钱，但比一般工薪阶层的生活明显要好。
浦志强介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社会影响力却是他人无法比肩的。浦志强爱给名作家、名媒体等社会公器做代理，那就是低收费，甚至免费。对一些“求律无门”的人，他更是慷慨地自掏腰包，帮人家打官司。
“做别人做不了的案子”，这是浦志强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其影响力之所在。相反，不少“利之大”的律师则选择闷声发大财，并用消费名牌来体现成就感。以上海为例，很多成功的商业律师喜欢开奥迪A8L轿车，还有的开宝马。上海商业律师代理费的行价在2000元/小时左右，少数大律师则更高，他们一天的收入比一个白领一个月收入还高，不少人普遍拥有两套以上房产，进入“千万富翁”行列。因此，不少人也喜欢跟富豪们一起去打高尔夫，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当然，与富二代们的炫耀式消费不同，这些律师很懂得保护自己，也不会买法拉利、保时捷这些豪车。
《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刘桂明向记者介绍，中国律师大都喜欢开奔驰、宝马和奥迪等德系车，一定程度反映了律师们对“流动的钢铁长城”的信赖，这与这些律师的价值观是相匹配的，即追求稳重。据刘桂明的观察，律师们买车买房之后，其他的消费诉求，排第一位的是旅游，去放松自己，享受天伦之乐，他们是中国出国观光潮中的常见人群。
也有很多买别墅的律师，多数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也有一位大律师买别墅是因为价值观因素，追求大家族的生活方式。一位北京商业律师，他跟子女们住在一起，孩子们结婚也没有离开，吃饭时间一到，他一说“吃饭喽”，全家就都出来了。别墅派上用场了，它成了生活的第一居所。
在刘桂明看来，大律师在中国21万律师群体里比例是很小的，大律师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影响力大；二是生活在大城市；三是能让社会公众看见和知道。至于“利之大”一类的律师，很多人是主动躲避媒体和公众的，他们的专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超群出众，但影响力甚微，等于选择了利放弃了名，这使他们无法成为享誉社会的大律师。选择“名之大”一类的律师，还有一些人乐于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或者拥有其他公众组织的重要身份、职务，他们用这些载体来告诉社会大众，他们可以为社会、为国家做事情。
不过，名利之间是可以转换的，大多数上升阶段的律师都是先追求利，追求财务自由，再来承担社会责任。很多成功的商业律师买奔驰、宝马或奥迪，不是为了追名牌，而是个人“武装”上的一种改变，他们想借这些符号告诉大家，“请放心我的能力、我的职业”，而且已有的经济基础能保证他把事情做好。“这些律师不会再为那些蝇头小利去做什么事情 ，”刘桂明说，“当他在利益上完全自由的时候，他的思想肯定是自由的。” 李庄经历“李庄案”，从看守所出来，却是一副得意样子，在微博上给自己做广告，曰“前非著名律师，现著名非律师”。李庄告诉记者：“这是我对自己一个客观评价，也是一个调侃。”有人或许不相信，李庄把“进入的日子”当成一笔人生财富，他自豪于“亲身经历了史上最跌宕起伏、最惊心动魄、最绚丽斑斓、最丰富多彩的时代”。
尽管身体不好，有时都坐不了，只能躺着，但是李庄依然行走四方，以“现著名非律师”的身份提供专业的服务，说话起来依然亢奋。记者问李庄：从今往后铁肩担何道义？李庄答：与刑讯逼供战斗到底。“我的后半生就是要跟刑讯逼供战斗到底。”李庄说，刑讯逼供，一表示警察无能；二表示侦查技术落后；三表示办案野蛮。如果这三个特点都出现，必然导致出大量的冤假错案，导致大量百姓对政府、对司法的不满。而要避免冤假错案在中国发生，首先要避免刑讯逼供。记者问李庄，这是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作为受害者的报复？李庄立马否定：“我没有受到伤害，我没有受到任何刑讯逼供，人家对我很客气。”
最近，李庄先后见过几名看守所长，他都告诫他们，凡是被刑讯逼供打伤送入看守所的，一定记着为他们拍照、做笔录，以免真的死在看守所，你们难辞其咎。不料看守所长们格外精明，回他一句：“不用你教，我们早就这样做了，笔录、照片均有。”“看来，都留有一手啊。”李庄意味深长地说。
李庄精明乐观，同时草根性也浓。比如龚刚模案（龚刚模，原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2009年6月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被逮捕。2009年12月检举辩护律师李庄教唆做伪证。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李庄收取150万元代理费，连很多律师都看不惯，认为收多了，有点“趁人之危”，过分了。但李庄有另一番说辞：“我应该收380万，但对方有病人，所以我给他们留下50万给病人，最后只收了150万，打折以后再打折。”
“律师要生存，就选那些成本低，风险低，投入精力少，收费高的案子。他自己生存是第一的，他收钱是正常的。收多，本身也是为国家做贡献。接案子越多，收入越多，作为纳税人对国家贡献越大。收费高，不见得就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律师。”李庄如是说。本来，“李庄案”前李庄就是一个“非著名律师”，做他的案子，谋他的人生。但是“李庄案”发生后，李庄一下子出名了，大家开始拿着放大镜看李庄，对他的要求和期待也拉高了许多。对今天的李庄来说，“著名非律师”的身份并不轻松。
摊开中国地图，试问，除了台湾、香港、澳门之外，还有哪里最容易出大律师？答案是北京和上海，其次是广州、深圳，而一般省会城市都有若干个大牌律师，大连、青岛、宁波等沿海发达城市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大牌律师。近年来最耀眼的律师基本上出自北京和上海。
北京律师周泽是一颗闪亮的新星。周泽原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任教，2009年告别象牙塔走上职业律师之路，短短几年影响力如日中天，被媒体授予“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时代青年领袖”等等新潮奖项。周泽还凭借他对公共舆论的谙熟，屡屡把一些他代理的个案催生成公共事件，借助舆论压力对司法不公进行救赎，很多律师想做却做不到，这与周泽当过新闻系讲师的经历有关。与此相反，浦志强就坦率地说，他不喜欢与律师同行往来，业务上有合作也是找几个趣味相投的人，比如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伟江。上海大律师严义明则透露，他拒绝抱团是一种生存策略，他认为这是一个涉足公共事务的公益律师的一种自我保护，否则你让别人没有安全感，别人就会反过来让你没有安全感。这是一个律师们不能回避的潜规则，周泽却视而不见，成为打破这种潜规则的后起之秀，他组织的律师团声名鹊起，一方面燃起了弱势者对法治的信心，另一方面则让一些制造司法不公者狼狈不堪斯文扫地。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案件，每个律师都在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帮助，提供法律的服务而已，很难讲是一个‘团’。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追求，我们反对司法滥权，反对黑法，反对对民营企业的掠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有付出，考虑到这些被告人，已经没有维权的能力了，只能无偿地帮助他们。”周泽这样解释“律师团”的来由。这种律师集体行动方式某些人不喜欢，周泽也遭遇了当地某部门的“非礼对待”。
这就是律师们的江湖，要想在饭局上把他们组在一起不太容易，“护法”的道义却把他们吸引到一块。对于律师的抱团行为，刘桂明这样解读：“凡是抱团的，意味着他们都是弱者。强者不需要抱团。所谓抱团就是我借助你的力量，你借助我的力量。”
为什么由北京律师来牵这个头？刘桂明也有一番观察：“北京律师胆子大，因为在首都，看得多，站得高，看得远。这说明他有足够的信心。现在谁有足够的信心，谁就占有主动权。同样，那些省城的律师，他们的心理优势也会随他们所在的地域而产生。所以，北京的律师可能让人感觉胆大一点，口气重一点。”
上海律师则是另外一种个性。要精打细算，然后一定要觉得这个事能办才接，不能办就不接，而且即使要接，话也不会说满。而在广州和深圳，因为跟香港、澳门接触，他们更重视市场经济对于一个职业的影响，不会太多地抱团去做什么事。他觉得就是把我的事做好就成，套用曾荫权一句竞选标语，叫“做好这份工”。
“律师团”的诞生是一回事，在中国，成熟的律师商业共同体的形成却还有很长的路。“律师团”的背后，是一个个独立的律师个体在行动。其实在律师事务所里，基本上也是一个个独立的律师在接案。合伙人制律所，合伙人与律所的关系会紧密一些，至于那些挂靠型律师，律所只是一个壳。
也有异军突起者。近年来，彭雪峰执掌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扩张引起了业界的关注，2009年它由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变更为特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北京总部，并在全国34个城市设立办公室，并吸收多家律师事务所和培训、媒体机构成为大成网络成员单位，境外则在纽约、巴黎、洛杉矶、新加坡等地设立了26家境外分支机构、代表处及成员单位，目标是“建立覆盖全国、遍布世界重要地区和城市的大成全球法律服务网络”。毫无疑问，如此的规模和速度，需要强大资本做后盾，亦需要成熟的资本运营经验。换言之，大成律师事务所走到这一步，它需要一位强大的CEO，一位既懂法务又懂企业的管理者。 北京律师朱明勇向笔者透露，中国大多数律所都不太在乎专业管理，一般就靠一个行政助理或办公室主任来打理律所日常事务，大牌职业律师专做律所管理的几乎一个也找不出来，没有一个律所舍得花上百万请一个职业律师当CEO，花几千块请一个小姑娘当行政助理的则比较普遍。在中国律所里，往往是谁挣钱多，谁脾气大，谁厉害，谁说了算，律师们很少把管理者放在眼里，也不习惯被管理。
目前IMF主席拉加德就曾是这样一位人物，律师出身，曾在世界著名律师事务所—贝克麦肯齐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25年，历任律师、合伙律师、主管律师、全球执行委员会成员和主席。2011年记者在巴黎采访她时，她是法国财政部长，她的运筹帷幄、全球视野和领导力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欧元区最佳财长。很多著名全球律所诞生了很多政治家，这些人都在律所积累了卓越的专业素养和管理才干。但朱明勇则以局内人的视角告诉记者，今后几十年中国出不了拉加德式人物。因为中国大律所基本上不是靠专业打下如今江山，而是靠特殊关系得来一些生意。一时兴隆却不保长久，关系总是一时的。对于大成律师事务所，朱明勇则担心，它的运营成本高，能否笑到最后还是个未知数。
不久前，杜威路博律师事务所轰然倒下—美国史上最大律所破产案，在其背后，律师事务所为了争夺大的企业客户，互相展开疯狂的竞争，并用诱人的薪酬承诺相互挖人，使用各种伎俩从对手那里引诱金牌合伙人，而这种行为彻底改变了合伙关系的传统发展轨迹。人们不免担心，这种现象在国内是否隐现？中国的现状是合伙人制律所相对比较稳定，也有律师之间不和而分家，再重新组合设立新所，或者成立个人律所，对律师伤害不大，本来大家都是各自为战；对合伙人利益伤害也不大，本来大多数律所就是个“公共灶台”而已。但对中国律所做大做强，以及累积竞争力走向全球伤害很大。“律师管理，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美国这几年，好几家大所都垮了，制约机制、奖励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可能都有问题。中国也是一样，不管是大所还是小所，大多数就是挂靠一下，我交多少钱，然后拿多少钱走。律师和平台，团队之间不是很紧密，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律所的一员。”刘桂明如此告诉记者。
像大成律师事务所这种率先公司化的律所，其核心资源是人才。能否团结一批优秀的律师，并结束单兵作战格局，在公司化管理的律所平台上实现“1+1大于2”的集团军作战，这是公司化律所的核心竞争力。在一个律师个人英雄主义盛行的时代，大成律师事务所想把浦志强、周泽、斯伟江、陈有西等大牌律师挖过去，概率太小了。根本上，这些人对“铜臭味”就保持一定距离，对商业对法治的侵蚀保持足够的警惕。
不过，中国的大牌律师对商业侵蚀，尤其是对权力的侵蚀敬而远之，甚至反抗潜规则时，他们所在的律所往往受到牵连。浦志强就很感谢律所其他合伙人对他的包容与担待。而像上海严义明，干脆独立出来开所，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他把自己的个人所定位为“公益律所”，没有一个合伙人制律所会这么标榜。再说了，一个合伙人制律所也不敢这么高调，否则在商业上会自断后路，怎么可能？
上海律师斯伟江告诉华东政法大学的实习生，想做公益律师的人，先要做好商业或者其他业务。否则，业务不精是好心害人。这是负责任的大实话。其实很多大牌律师就是循着“商业律师—维权律师—公益律师”这样一条路径前进的，斯伟江本人也罢，浦志强也罢，严义明也罢，莫不如此。
吴冬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认识7年来，记者看着吴冬开上奥迪A8，看着他从商业律师转型向一个消费者维权律师和公益诉讼律师，而个人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也随着一个个案子水涨船高。吴冬在上海一家以外企为服务对象的商业律师事务所，他的基本业务主要是常年法律顾问，过上体面的生活后，他就开始转型。吴冬代理过的公益诉讼，最有名的是“ATM跨行查询费”一案，银行业协会因此正式叫停跨行查询收费，为消费者打了一个漂亮仗。“代理公益诉讼，我没有过多地从经济上去考虑，一开始我只是想帮助我的当事人维护他们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后在代理过程中，逐渐发现这些案件还有一些法律价值和意义，比代理其他的一些案件更有乐趣。”吴冬说，公益诉讼是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一种维护、保障，对强势企业、垄断机构的一种制衡、制约，在社会大众的权益和强势机构的既得利益之间实现平衡和妥协，使强势集团不要过分地蛮不讲理，不要过分地贪婪，不要过分地专横。
微博为大牌律师们提供了一片新江湖，大牌律师们几乎个个都是微博控，浦志强的微博更因其犀利言论很短命，至今已经换了好几个马甲。斯伟江则搞“微博直播”，借由微博，很多大律师代理的案件纷纷公共化，律师与微粉（公众）的互动成为监督司法公正的新武器。中国律师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圈子文化，但大律师们在微博频频互动，很可能由此形成律师群体的文化影响力。不然，中国律师之间互动太缺乏情趣了，无非就是你找我办案子，我找你办案子。
一个大牌律师，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谋生，律师是一个职业，一个饭碗；第二阶段是谋艺，通过个人努力提高职业能力，成为一名“工匠”，律师是一个行当；第三阶段是谋业，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技能发展基本上确定，可以为整个行业做点事了；第四阶段谋道，从行业走向社会，关注公共利益和治国之道了。把“法治”看得很重的那些大牌律师，基本上都是在“谋道”，把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当做己任。从吴冬的成长和转型过程，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样大牌律师的诞生轨迹。
不过，大多数的律师都停留在“谋业”，而没有继续往“谋道”方面挺进。那些谋取最大经济收入的所谓成功商业律师，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走到“谋业”这一关，律师可以实现律师收益的最大化，很多大牌律师都曾在这一关实现岁入500万人民币以上的经济效益。这个时候，是继续赚钱，还是“谋道”，去做代理费很少，甚至需要免费乃至自掏腰包的公益诉讼？有些人过不了“钱”关，选择原地踏步和人生享受，豪宅、名车、名品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而看破“钱程”的人，则宁愿少赚点钱，也要往前再迈出一步。 正是这个舍弃，诞生了我们熟知的这些公共律师。律师毕竟是一个与民主法治、社会管理密切相连的职业，他们有责任、义务和使命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毫无疑问需要这样一群以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大律师群体。而微博时代，他们这样一种行动和发声，又得到了公众的拥戴。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律师们发现，他们的同盟军就在市井之中，只要他们做对的事情，就会有鲜花和掌声。在朱明勇看来，这是一种“变相陪审”，律师通过微博把真相揭示出来，为公众打开另一个视角，公众则本能地与律师站在一起，他们的微博互动也就形成一股监督力量，令法官们做决定时有所忌惮。
律师本就拥有的表达的欲望，正好迎合了微博时代，英雄顺乎时势也！浦志强、斯伟江、周泽、陈有西、吴冬、严义明……这些人，除了成为媒体上的“英雄”，他们还成为社会的“公知”。严义明就以知识分子自诩，把推动民主法治、政治昌明、社会善治当做“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过程中，律师们是社会改良派的先锋，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发声，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航向和良心。正如朱明勇所说：“律师是一个自由的职业，精神自由，财务自由，能秉持公平正义价值，他们的声音也就进步一点，能代表一个社会的主流方向。”
在两点间挣扎
严义明
在言辞上，严义明自我把关，从不说过激的话。
他一年可以赚1000万，但他又不想赚这么多了，于是从商业律师，转做维权律师，再转做公益律师。
但他强调，他会变得越来越客观，他只是追求人生的均衡。
文|陈统奎
严义明个人律师事务所设在上海繁华的徐家汇，从他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可以俯视郁郁葱葱的徐家汇公园，租金自然不低。四十多岁的他，看上去温文尔雅，很难想象他曾经是闻名全国的“股市维权第一人”，手还被不法分子打折过。在他的会议室里，摆着一件特殊的物品—用相框裱着美国《商业周刊》的封面和一篇报道，那是2002年《商业周刊》将他评为年度“亚洲之星”的报道。这是严义明至今最高的荣耀。
严义明不开豪车，他的车50万以下，也不打高尔夫，他喜欢简单的生活，现在基本上是家—办公室两点一线，晚上回家了就陪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在言辞上，严义明自我把关，从不说过激的话，至今最高调的一次言论是他自创律所时，为了吸引人家注意，谈过什么“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后来再也不敢用“运动”这个词。
“我有一段时间工作非常努力，看起来就很不健康，随时要倒了，后来也是反思，人生很长，不是说你拼这个几年，过几年就死掉，就结束了，很长嘛，慢慢做。再说整个社会不断地在进步，我也还希望能够看到社会更进步的前景，多好呢，很快乐。”严义明自得其乐，在很多律师还过不了“钱关”之时，他已经走在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均衡，这是严义明最近给事业、人生定的关键词。
领风气之先，推动社会风气向好转变
记者:目前你的重心在哪个领域？
严义明：政府信息公开。2009年1月，我向发改委提了政府信息公开，要求说明四万亿花在哪些项目以及决策过程。之后，要求财政部在全国人大召开前一个月，提前公开预决算的草案，已经连续提4年了。我还要求公开国企的茅台酒的消费情况。效果不错—对应的效果来讲没有这么明显，但就整个社会来讲，近年来透明度、公开度提高了不少，比如三公消费的公开。这些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带来示范的效应，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越来越多。客观上，就是对政府的监督，对政府的行政行为的监督，为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实际上就是推动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领风气之先，推动社会风气向好发展，这是我的追求。
记者：律师，除了赚钱，还有没有别的使命？
严义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既要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又要避免中国社会的动乱。一方面，从要求社会进步的人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要看到社会的进步，对社会进步抱有足够的期待和耐心；其次我们要看到社会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需要大家持续推动社会的进步。
记者：你经历过两次转型，是怎么转过来的？
严义明：第一次转型，就是自己做商务做得非常不错，觉得也不能光自己赚钱，社会很多地方不太公平，而社会的和谐稳定唯一可靠基础，就是实现社会公正。我当时就看到了证券市场的不公正，很严重，因为假账，因为坐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财产被骗了，被抢了。第二次转型，是觉得光做维权律师好像也没用，不推动整个社会的整体进步，光推动某一个领域的进步局限也很大。2005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稍不注意，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第一污染大国，一直到2008年我就做了很多环保案件。然而在做环保案件的过程当中又觉得很无力，很多地方根本不受理环保案件，连举证都没法举。环保诉讼做不下去了，正在这个时候，就看到报上登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2008年的5月1日开始实施了。这一天，我等在安徽省环保局门口，等它他开门，一开门就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我觉得可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来推动环保的进步和发展，推动民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提高民众的民主参与度，全面推动依法治国。
“不是说我不要钱，我是圣人？不是”
记者：很多商业律师的转型，都卡在钱关，你是如何看破“钱程”的？
严义明：人性永远是这样。客观地讲，我一直在努力超越，但到今天我都不认为我已经超越了。我也一直在两点之间挣扎，有的时候就觉得应该要牺牲，有的时候觉得我牺牲是不是太多了一点，要争取一点。一门心思只做商务法务的话，几年前我就做到了一年一千万。讲到底，也是在努力找均衡。在某一个具体的事情上面也会有痛苦挣扎，不是说我不要钱，我是圣人？不是。
记者：我采访过李开复，他说一个人要把自己放在影响力最大的地方。
严义明：对，就是说要把我放在追求财富的位置上，影响力不会那么大。几年前，曾经有非常著名的大富翁邀请我去做他集团的总经理，我一口拒绝。1996年我也曾经离开过律师行业，决心去学习做生意，就不做律师了，因为太无聊。但是后来发现，我不适合做生意人。这样，对金钱的态度，对社会的认识，对民主法治的坚持，又把我带回律师行业。在推动法治，推动社会公正上，我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就是说人会变得越来越客观，包括对自己的追求。今天也是在追求社会公益和自己赚钱之间寻求平衡而已。 我是需要大补的人
张思之
律师如果没有骨气，树立不起正气，官司打得再漂亮也没用。
『我有这样那样的梦想。魂牵梦萦的就是办一份立得住、受人爱的职业杂志。
没有名利观念，只是想铺设一个传递思想、交流情趣、表达识见的平台，
想构建一座律师的精神家园，一块中国律师同道的净土！』
口述|张思之 整理|李旭明
什么样的律师，才算是成功的律师？
在我看来，一个律师，在业务上取得某些环节上的成功，不见得就能保证事业的成功。把律师职业不仅仅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或者这样讲，谋生只是第一步，毕竟人总是要生存的，可以有豪宅，有好车，但是作为一个人而言，不仅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如果律师不能为广大的弱势群体争取他们的权益，谋取利益，要你干什么？都是混饭吃，咱们干点儿别的不好吗？
律师必须有“武器”，要树立正气
这几年的律师界，比过去有进步，就是健康的力量在成长。律师的力量在某些环节上小规模地有所凝聚。从年轻优秀的律师那里我看到了希望，青年团体不断地出现，前景至少是让人高兴的。北京、上海等城市，我们现在也有些很大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在国际上排名了，他们的财富都不是亿的问题了，规模是有所发展。但是要讨论整个国家，13个亿人对这个行业是怎么要求的。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口碑也不好。
律师职业本身的要求要有渊博的知识，因为有的律师能够做到勤学苦学，掌握了相当多的知识，但是从根本上说，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自满。一定要牢记苏格拉底的那句话：知己无知。知识是个大海洋，我们仅仅连一粟都不如，反正我是连一粟都不如，真的。我经常跟人讲，我真的是不学无术，太差了。我们年轻人，不可以因为有了一点知识就满足了，骄兵必败，这个不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结合我们目前的实际，律师必须有“武器”，上升一步的话，要树立正气。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讲，必须树立我们的正气。律师如果没有骨气，树立不起正气，官司打得再漂亮也没用。
大牌，意味着收费高，普通人获取他们的服务比较难。这些商业上成功的律师，我不能说他们不对，只能说，这种做法，不够完善，或者不够完美。因为归根结底，你的服务对象是有倾向的。你整天为富豪服务，不是不可以为他们服务，但我们不能致力于这个。
律师们在善与恶的较量间，往往有很多艰难的抉择，伦理的两难困境，面临这些问题，依法办事，是唯一的选择。即便还未修正的法，也要遵守，毕竟你是律师。
律师界需要大的凝聚
律师的集体发声，我觉得是好事情，非常重要，就应该有这种声音。现在这种声音太小了，不够。另外，我们所听到的，不同领域的律师发出的声音，此种现象非常复杂。因为这里有噪音，有不同目的的人在搅合。我为什么又讲我们律师很不堪呢，也是这个问题。外面的人看起来，我们某某律师是大牌，实际上完全不是。
目前对律师的生存环境我持乐观态度。这几年，年轻人的艰苦奋斗，毕竟还赢得了一些人心。
没有互联网，有权势的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
博客中国搞庆祝年会，他们让我去捧场去，我说我对互联网几乎是一无所知啊，请我去干嘛？后来我想去学学也好，没想到到会的人还真复杂，连芙蓉姐姐都去了。朋友也奇怪我还认识芙蓉姐姐，我说这么有名怎么会不认识。那天非要让我讲几句。因为我是觉得互联网真的了不起，要是没有互联网，有权势的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尽管现实也有监管，毕竟裂缝很大了。于是，就讲了一句，互联网万岁。让很多朋友大感意外。
最近手上都是些申诉的案子，老案子。个别是辗转找上我的，有些是我找上门去的。作为一个人，我还有相当广泛的爱好。但是，就目前而言，我所有的这些爱好基本上没有了，没有时间啊。我想就西部律师问题做一番调查，联系多少年了，想了多少年了。年年失约，年年失信，到现在都没达到目标。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了，很了不起了，不需要读书了，不需要学习了，那不行啊！我不是今天讲的，我讲多少年了，我是需要大补的人，因为什么？我从小，小学、初中、高中，一直都在玩儿啊。篮球、排球、乒乓球我都能玩两下，当时都是进校队的人。现在需要补了。
名之大抑或利之大
律师是一个势利的群体，不少人唯利是图。
但近年来，亦有不少实现财务自由的律师纷纷试水公共事件的参与，
从商业律师向公益律师转型，行业开始自律，职业共同体也得以发展。
这股变革的力量正是公民社会与法治社会形成的铺路石。
文|陈半农
江湖传言，浦志强是个大牌律师。
6月中旬，北京。午饭后浦志强回到办公室，他让记者等着，自己游泳健身去了。2个小时后回来，办公室里客户已在等待。等他送走客户，已快下午5点半。有人说，VIP如政客总喜欢迟到以示身份之尊，浦志强则可以让记者等候一个下午。其实，这是相识多年的“待遇”。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浦志强是个热心肠的人，他不耍大牌。
当晚，浦志强召集了一桌饭局，邀请京城名记者和名律师十余人来庆贺《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万永入选中共十八大党代表。觥筹交错之间，浦志强用他那略带沙哑的洪钟之声跟诸位“讲政治”，必须严肃、庄重、心存善意。这是一场临时召集的饭局，打了一圈电话就有了，一切皆是江湖地位使然。
浦志强是常常被冠以“大律师”称号的京城律师之一，他不住豪宅，不开豪车，不用豪华办公室，身上穿的也不是什么名牌，只有一个苹果手机还显示着他没有与消费时代脱节，他何大之有？他直言律师是一个势利的群体，但他要与势利保持距离。
好几年前了，上海《新民晚报》刊登过两幅漫画，一幅画的是，一位律师一边数钱一边说：“嘿嘿，这笔赚得真爽！”另一幅画的是，一位律师遇上久违的朋友，朋友问：“好久不见，最近忙什么呢？”律师回答：“我现在不当厨师了，自行车也不修了，当律师啦！”结果，这两幅漫画在上海律师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上海市律师协会会长还写信到报社抗议。
这反映了中国律师群体被社会大众视为高收入阶层，社会地位和口碑却没有跟上的现实。比如，律师在西方地位非常高，他们不仅收入丰厚，而且参与安邦治国、匡危救世之中，许多政治家都是律师出身。另一方面，也显示社会大众对律师的价值认知不到位。比如，在美国律师很喜欢代理集体诉讼，既为公共利益为战，还可获得超凡的代理费，多则上亿美元，名利双收。而中国律师不太愿意代理集体诉讼，一方面这类案件往往被司法部门定义为敏感案件，而国人则认为这是公益诉讼，律师不该拿钱，即使拿也应该少拿。
当下中国，律师必须在名和利之间做出抉择，因此中国“大律师”也就有“名之大”和“利之大”的分野。浦志强属于“名之大”，他自称最多的年头一年做过“三五百万”，今年则还没过50万，而上海成功的商业律师基本上“年平均500万以上”，千万以上的人也不少，后面这些人大多属于“利之大”。中国的商业律师主要分两个群体，一个群体是做得非常成功的，实际上可以把他们看成企业主，拥有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或者是大律所的合伙人。收入非常高，生活方式基本上跟企业主差不多，打打高尔夫球，管理管理团队。还有一个群体是业务还可以，生活衣食无忧，虽没第一个群体那么有钱，但比一般工薪阶层的生活明显要好。
浦志强介于第一类和第二类之间，社会影响力却是他人无法比肩的。浦志强爱给名作家、名媒体等社会公器做代理，那就是低收费，甚至免费。对一些“求律无门”的人，他更是慷慨地自掏腰包，帮人家打官司。
“做别人做不了的案子”，这是浦志强的核心竞争力也是其影响力之所在。相反，不少“利之大”的律师则选择闷声发大财，并用消费名牌来体现成就感。以上海为例，很多成功的商业律师喜欢开奥迪A8L轿车，还有的开宝马。上海商业律师代理费的行价在2000元/小时左右，少数大律师则更高，他们一天的收入比一个白领一个月收入还高，不少人普遍拥有两套以上房产，进入“千万富翁”行列。因此，不少人也喜欢跟富豪们一起去打高尔夫，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当然，与富二代们的炫耀式消费不同，这些律师很懂得保护自己，也不会买法拉利、保时捷这些豪车。
《民主与法制》杂志总编刘桂明向记者介绍，中国律师大都喜欢开奔驰、宝马和奥迪等德系车，一定程度反映了律师们对“流动的钢铁长城”的信赖，这与这些律师的价值观是相匹配的，即追求稳重。据刘桂明的观察，律师们买车买房之后，其他的消费诉求，排第一位的是旅游，去放松自己，享受天伦之乐，他们是中国出国观光潮中的常见人群。
也有很多买别墅的律师，多数是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也有一位大律师买别墅是因为价值观因素，追求大家族的生活方式。一位北京商业律师，他跟子女们住在一起，孩子们结婚也没有离开，吃饭时间一到，他一说“吃饭喽”，全家就都出来了。别墅派上用场了，它成了生活的第一居所。
在刘桂明看来，大律师在中国21万律师群体里比例是很小的，大律师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影响力大；二是生活在大城市；三是能让社会公众看见和知道。至于“利之大”一类的律师，很多人是主动躲避媒体和公众的，他们的专业能力和收入水平超群出众，但影响力甚微，等于选择了利放弃了名，这使他们无法成为享誉社会的大律师。选择“名之大”一类的律师，还有一些人乐于当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党代表，或者拥有其他公众组织的重要身份、职务，他们用这些载体来告诉社会大众，他们可以为社会、为国家做事情。
不过，名利之间是可以转换的，大多数上升阶段的律师都是先追求利，追求财务自由，再来承担社会责任。很多成功的商业律师买奔驰、宝马或奥迪，不是为了追名牌，而是个人“武装”上的一种改变，他们想借这些符号告诉大家，“请放心我的能力、我的职业”，而且已有的经济基础能保证他把事情做好。“这些律师不会再为那些蝇头小利去做什么事情 ，”刘桂明说，“当他在利益上完全自由的时候，他的思想肯定是自由的。” 李庄经历“李庄案”，从看守所出来，却是一副得意样子，在微博上给自己做广告，曰“前非著名律师，现著名非律师”。李庄告诉记者：“这是我对自己一个客观评价，也是一个调侃。”有人或许不相信，李庄把“进入的日子”当成一笔人生财富，他自豪于“亲身经历了史上最跌宕起伏、最惊心动魄、最绚丽斑斓、最丰富多彩的时代”。
尽管身体不好，有时都坐不了，只能躺着，但是李庄依然行走四方，以“现著名非律师”的身份提供专业的服务，说话起来依然亢奋。记者问李庄：从今往后铁肩担何道义？李庄答：与刑讯逼供战斗到底。“我的后半生就是要跟刑讯逼供战斗到底。”李庄说，刑讯逼供，一表示警察无能；二表示侦查技术落后；三表示办案野蛮。如果这三个特点都出现，必然导致出大量的冤假错案，导致大量百姓对政府、对司法的不满。而要避免冤假错案在中国发生，首先要避免刑讯逼供。记者问李庄，这是不是因为自己受到了刑讯逼供，作为受害者的报复？李庄立马否定：“我没有受到伤害，我没有受到任何刑讯逼供，人家对我很客气。”
最近，李庄先后见过几名看守所长，他都告诫他们，凡是被刑讯逼供打伤送入看守所的，一定记着为他们拍照、做笔录，以免真的死在看守所，你们难辞其咎。不料看守所长们格外精明，回他一句：“不用你教，我们早就这样做了，笔录、照片均有。”“看来，都留有一手啊。”李庄意味深长地说。
李庄精明乐观，同时草根性也浓。比如龚刚模案（龚刚模，原重庆银钢集团销售公司总经理。2009年6月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被逮捕。2009年12月检举辩护律师李庄教唆做伪证。2010年2月10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李庄收取150万元代理费，连很多律师都看不惯，认为收多了，有点“趁人之危”，过分了。但李庄有另一番说辞：“我应该收380万，但对方有病人，所以我给他们留下50万给病人，最后只收了150万，打折以后再打折。”
“律师要生存，就选那些成本低，风险低，投入精力少，收费高的案子。他自己生存是第一的，他收钱是正常的。收多，本身也是为国家做贡献。接案子越多，收入越多，作为纳税人对国家贡献越大。收费高，不见得就是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的律师。”李庄如是说。本来，“李庄案”前李庄就是一个“非著名律师”，做他的案子，谋他的人生。但是“李庄案”发生后，李庄一下子出名了，大家开始拿着放大镜看李庄，对他的要求和期待也拉高了许多。对今天的李庄来说，“著名非律师”的身份并不轻松。
摊开中国地图，试问，除了台湾、香港、澳门之外，还有哪里最容易出大律师？答案是北京和上海，其次是广州、深圳，而一般省会城市都有若干个大牌律师，大连、青岛、宁波等沿海发达城市也有一些比较著名的大牌律师。近年来最耀眼的律师基本上出自北京和上海。
北京律师周泽是一颗闪亮的新星。周泽原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任教，2009年告别象牙塔走上职业律师之路，短短几年影响力如日中天，被媒体授予“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时代青年领袖”等等新潮奖项。周泽还凭借他对公共舆论的谙熟，屡屡把一些他代理的个案催生成公共事件，借助舆论压力对司法不公进行救赎，很多律师想做却做不到，这与周泽当过新闻系讲师的经历有关。与此相反，浦志强就坦率地说，他不喜欢与律师同行往来，业务上有合作也是找几个趣味相投的人，比如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斯伟江。上海大律师严义明则透露，他拒绝抱团是一种生存策略，他认为这是一个涉足公共事务的公益律师的一种自我保护，否则你让别人没有安全感，别人就会反过来让你没有安全感。这是一个律师们不能回避的潜规则，周泽却视而不见，成为打破这种潜规则的后起之秀，他组织的律师团声名鹊起，一方面燃起了弱势者对法治的信心，另一方面则让一些制造司法不公者狼狈不堪斯文扫地。
“大家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案件，每个律师都在为被告人提供辩护的帮助，提供法律的服务而已，很难讲是一个‘团’。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目标，有共同的追求，我们反对司法滥权，反对黑法，反对对民营企业的掠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在其中有付出，考虑到这些被告人，已经没有维权的能力了，只能无偿地帮助他们。”周泽这样解释“律师团”的来由。这种律师集体行动方式某些人不喜欢，周泽也遭遇了当地某部门的“非礼对待”。
这就是律师们的江湖，要想在饭局上把他们组在一起不太容易，“护法”的道义却把他们吸引到一块。对于律师的抱团行为，刘桂明这样解读：“凡是抱团的，意味着他们都是弱者。强者不需要抱团。所谓抱团就是我借助你的力量，你借助我的力量。”
为什么由北京律师来牵这个头？刘桂明也有一番观察：“北京律师胆子大，因为在首都，看得多，站得高，看得远。这说明他有足够的信心。现在谁有足够的信心，谁就占有主动权。同样，那些省城的律师，他们的心理优势也会随他们所在的地域而产生。所以，北京的律师可能让人感觉胆大一点，口气重一点。”
上海律师则是另外一种个性。要精打细算，然后一定要觉得这个事能办才接，不能办就不接，而且即使要接，话也不会说满。而在广州和深圳，因为跟香港、澳门接触，他们更重视市场经济对于一个职业的影响，不会太多地抱团去做什么事。他觉得就是把我的事做好就成，套用曾荫权一句竞选标语，叫“做好这份工”。
“律师团”的诞生是一回事，在中国，成熟的律师商业共同体的形成却还有很长的路。“律师团”的背后，是一个个独立的律师个体在行动。其实在律师事务所里，基本上也是一个个独立的律师在接案。合伙人制律所，合伙人与律所的关系会紧密一些，至于那些挂靠型律师，律所只是一个壳。
也有异军突起者。近年来，彭雪峰执掌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扩张引起了业界的关注，2009年它由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变更为特殊普通合伙律师事务所，设立北京总部，并在全国34个城市设立办公室，并吸收多家律师事务所和培训、媒体机构成为大成网络成员单位，境外则在纽约、巴黎、洛杉矶、新加坡等地设立了26家境外分支机构、代表处及成员单位，目标是“建立覆盖全国、遍布世界重要地区和城市的大成全球法律服务网络”。毫无疑问，如此的规模和速度，需要强大资本做后盾，亦需要成熟的资本运营经验。换言之，大成律师事务所走到这一步，它需要一位强大的CEO，一位既懂法务又懂企业的管理者。 北京律师朱明勇向笔者透露，中国大多数律所都不太在乎专业管理，一般就靠一个行政助理或办公室主任来打理律所日常事务，大牌职业律师专做律所管理的几乎一个也找不出来，没有一个律所舍得花上百万请一个职业律师当CEO，花几千块请一个小姑娘当行政助理的则比较普遍。在中国律所里，往往是谁挣钱多，谁脾气大，谁厉害，谁说了算，律师们很少把管理者放在眼里，也不习惯被管理。
目前IMF主席拉加德就曾是这样一位人物，律师出身，曾在世界著名律师事务所—贝克麦肯齐国际律师事务所工作25年，历任律师、合伙律师、主管律师、全球执行委员会成员和主席。2011年记者在巴黎采访她时，她是法国财政部长，她的运筹帷幄、全球视野和领导力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被英国《金融时报》评为欧元区最佳财长。很多著名全球律所诞生了很多政治家，这些人都在律所积累了卓越的专业素养和管理才干。但朱明勇则以局内人的视角告诉记者，今后几十年中国出不了拉加德式人物。因为中国大律所基本上不是靠专业打下如今江山，而是靠特殊关系得来一些生意。一时兴隆却不保长久，关系总是一时的。对于大成律师事务所，朱明勇则担心，它的运营成本高，能否笑到最后还是个未知数。
不久前，杜威路博律师事务所轰然倒下—美国史上最大律所破产案，在其背后，律师事务所为了争夺大的企业客户，互相展开疯狂的竞争，并用诱人的薪酬承诺相互挖人，使用各种伎俩从对手那里引诱金牌合伙人，而这种行为彻底改变了合伙关系的传统发展轨迹。人们不免担心，这种现象在国内是否隐现？中国的现状是合伙人制律所相对比较稳定，也有律师之间不和而分家，再重新组合设立新所，或者成立个人律所，对律师伤害不大，本来大家都是各自为战；对合伙人利益伤害也不大，本来大多数律所就是个“公共灶台”而已。但对中国律所做大做强，以及累积竞争力走向全球伤害很大。“律师管理，无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中国，都是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美国这几年，好几家大所都垮了，制约机制、奖励机制、协调机制、表达机制可能都有问题。中国也是一样，不管是大所还是小所，大多数就是挂靠一下，我交多少钱，然后拿多少钱走。律师和平台，团队之间不是很紧密，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律所的一员。”刘桂明如此告诉记者。
像大成律师事务所这种率先公司化的律所，其核心资源是人才。能否团结一批优秀的律师，并结束单兵作战格局，在公司化管理的律所平台上实现“1+1大于2”的集团军作战，这是公司化律所的核心竞争力。在一个律师个人英雄主义盛行的时代，大成律师事务所想把浦志强、周泽、斯伟江、陈有西等大牌律师挖过去，概率太小了。根本上，这些人对“铜臭味”就保持一定距离，对商业对法治的侵蚀保持足够的警惕。
不过，中国的大牌律师对商业侵蚀，尤其是对权力的侵蚀敬而远之，甚至反抗潜规则时，他们所在的律所往往受到牵连。浦志强就很感谢律所其他合伙人对他的包容与担待。而像上海严义明，干脆独立出来开所，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他把自己的个人所定位为“公益律所”，没有一个合伙人制律所会这么标榜。再说了，一个合伙人制律所也不敢这么高调，否则在商业上会自断后路，怎么可能？
上海律师斯伟江告诉华东政法大学的实习生，想做公益律师的人，先要做好商业或者其他业务。否则，业务不精是好心害人。这是负责任的大实话。其实很多大牌律师就是循着“商业律师—维权律师—公益律师”这样一条路径前进的，斯伟江本人也罢，浦志强也罢，严义明也罢，莫不如此。
吴冬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例子。认识7年来，记者看着吴冬开上奥迪A8，看着他从商业律师转型向一个消费者维权律师和公益诉讼律师，而个人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力也随着一个个案子水涨船高。吴冬在上海一家以外企为服务对象的商业律师事务所，他的基本业务主要是常年法律顾问，过上体面的生活后，他就开始转型。吴冬代理过的公益诉讼，最有名的是“ATM跨行查询费”一案，银行业协会因此正式叫停跨行查询收费，为消费者打了一个漂亮仗。“代理公益诉讼，我没有过多地从经济上去考虑，一开始我只是想帮助我的当事人维护他们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后在代理过程中，逐渐发现这些案件还有一些法律价值和意义，比代理其他的一些案件更有乐趣。”吴冬说，公益诉讼是对社会公众利益的一种维护、保障，对强势企业、垄断机构的一种制衡、制约，在社会大众的权益和强势机构的既得利益之间实现平衡和妥协，使强势集团不要过分地蛮不讲理，不要过分地贪婪，不要过分地专横。
微博为大牌律师们提供了一片新江湖，大牌律师们几乎个个都是微博控，浦志强的微博更因其犀利言论很短命，至今已经换了好几个马甲。斯伟江则搞“微博直播”，借由微博，很多大律师代理的案件纷纷公共化，律师与微粉（公众）的互动成为监督司法公正的新武器。中国律师至今没有形成自己的圈子文化，但大律师们在微博频频互动，很可能由此形成律师群体的文化影响力。不然，中国律师之间互动太缺乏情趣了，无非就是你找我办案子，我找你办案子。
一个大牌律师，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谋生，律师是一个职业，一个饭碗；第二阶段是谋艺，通过个人努力提高职业能力，成为一名“工匠”，律师是一个行当；第三阶段是谋业，温饱问题基本上解决，技能发展基本上确定，可以为整个行业做点事了；第四阶段谋道，从行业走向社会，关注公共利益和治国之道了。把“法治”看得很重的那些大牌律师，基本上都是在“谋道”，把维护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当做己任。从吴冬的成长和转型过程，我们清晰地看到这样大牌律师的诞生轨迹。
不过，大多数的律师都停留在“谋业”，而没有继续往“谋道”方面挺进。那些谋取最大经济收入的所谓成功商业律师，就是这个样子。基本上，走到“谋业”这一关，律师可以实现律师收益的最大化，很多大牌律师都曾在这一关实现岁入500万人民币以上的经济效益。这个时候，是继续赚钱，还是“谋道”，去做代理费很少，甚至需要免费乃至自掏腰包的公益诉讼？有些人过不了“钱”关，选择原地踏步和人生享受，豪宅、名车、名品成了他们生活的必需品。而看破“钱程”的人，则宁愿少赚点钱，也要往前再迈出一步。 正是这个舍弃，诞生了我们熟知的这些公共律师。律师毕竟是一个与民主法治、社会管理密切相连的职业，他们有责任、义务和使命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毫无疑问需要这样一群以公共利益为己任的大律师群体。而微博时代，他们这样一种行动和发声，又得到了公众的拥戴。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律师们发现，他们的同盟军就在市井之中，只要他们做对的事情，就会有鲜花和掌声。在朱明勇看来，这是一种“变相陪审”，律师通过微博把真相揭示出来，为公众打开另一个视角，公众则本能地与律师站在一起，他们的微博互动也就形成一股监督力量，令法官们做决定时有所忌惮。
律师本就拥有的表达的欲望，正好迎合了微博时代，英雄顺乎时势也！浦志强、斯伟江、周泽、陈有西、吴冬、严义明……这些人，除了成为媒体上的“英雄”，他们还成为社会的“公知”。严义明就以知识分子自诩，把推动民主法治、政治昌明、社会善治当做“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社会处在一个剧烈转型的过程中，律师们是社会改良派的先锋，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发声，代表着一个社会的航向和良心。正如朱明勇所说：“律师是一个自由的职业，精神自由，财务自由，能秉持公平正义价值，他们的声音也就进步一点，能代表一个社会的主流方向。”
在两点间挣扎
严义明
在言辞上，严义明自我把关，从不说过激的话。
他一年可以赚1000万，但他又不想赚这么多了，于是从商业律师，转做维权律师，再转做公益律师。
但他强调，他会变得越来越客观，他只是追求人生的均衡。
文|陈统奎
严义明个人律师事务所设在上海繁华的徐家汇，从他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可以俯视郁郁葱葱的徐家汇公园，租金自然不低。四十多岁的他，看上去温文尔雅，很难想象他曾经是闻名全国的“股市维权第一人”，手还被不法分子打折过。在他的会议室里，摆着一件特殊的物品—用相框裱着美国《商业周刊》的封面和一篇报道，那是2002年《商业周刊》将他评为年度“亚洲之星”的报道。这是严义明至今最高的荣耀。
严义明不开豪车，他的车50万以下，也不打高尔夫，他喜欢简单的生活，现在基本上是家—办公室两点一线，晚上回家了就陪家人，享受天伦之乐。在言辞上，严义明自我把关，从不说过激的话，至今最高调的一次言论是他自创律所时，为了吸引人家注意，谈过什么“独立董事的独立运动”，后来再也不敢用“运动”这个词。
“我有一段时间工作非常努力，看起来就很不健康，随时要倒了，后来也是反思，人生很长，不是说你拼这个几年，过几年就死掉，就结束了，很长嘛，慢慢做。再说整个社会不断地在进步，我也还希望能够看到社会更进步的前景，多好呢，很快乐。”严义明自得其乐，在很多律师还过不了“钱关”之时，他已经走在追求自我价值和社会进步的道路上。均衡，这是严义明最近给事业、人生定的关键词。
领风气之先，推动社会风气向好转变
记者:目前你的重心在哪个领域？
严义明：政府信息公开。2009年1月，我向发改委提了政府信息公开，要求说明四万亿花在哪些项目以及决策过程。之后，要求财政部在全国人大召开前一个月，提前公开预决算的草案，已经连续提4年了。我还要求公开国企的茅台酒的消费情况。效果不错—对应的效果来讲没有这么明显，但就整个社会来讲，近年来透明度、公开度提高了不少，比如三公消费的公开。这些政府信息公开的行为，带来示范的效应，要求政府信息公开的越来越多。客观上，就是对政府的监督，对政府的行政行为的监督，为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参与。实际上就是推动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领风气之先，推动社会风气向好发展，这是我的追求。
记者：律师，除了赚钱，还有没有别的使命？
严义明：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既要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又要避免中国社会的动乱。一方面，从要求社会进步的人们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要看到社会的进步，对社会进步抱有足够的期待和耐心；其次我们要看到社会有很多地方需要改革，需要大家持续推动社会的进步。
记者：你经历过两次转型，是怎么转过来的？
严义明：第一次转型，就是自己做商务做得非常不错，觉得也不能光自己赚钱，社会很多地方不太公平，而社会的和谐稳定唯一可靠基础，就是实现社会公正。我当时就看到了证券市场的不公正，很严重，因为假账，因为坐庄，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财产被骗了，被抢了。第二次转型，是觉得光做维权律师好像也没用，不推动整个社会的整体进步，光推动某一个领域的进步局限也很大。2005年的时候，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稍不注意，我们就会成为世界第一污染大国，一直到2008年我就做了很多环保案件。然而在做环保案件的过程当中又觉得很无力，很多地方根本不受理环保案件，连举证都没法举。环保诉讼做不下去了，正在这个时候，就看到报上登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2008年的5月1日开始实施了。这一天，我等在安徽省环保局门口，等它他开门，一开门就递交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我觉得可以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来推动环保的进步和发展，推动民众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提高民众的民主参与度，全面推动依法治国。
“不是说我不要钱，我是圣人？不是”
记者：很多商业律师的转型，都卡在钱关，你是如何看破“钱程”的？
严义明：人性永远是这样。客观地讲，我一直在努力超越，但到今天我都不认为我已经超越了。我也一直在两点之间挣扎，有的时候就觉得应该要牺牲，有的时候觉得我牺牲是不是太多了一点，要争取一点。一门心思只做商务法务的话，几年前我就做到了一年一千万。讲到底，也是在努力找均衡。在某一个具体的事情上面也会有痛苦挣扎，不是说我不要钱，我是圣人？不是。
记者：我采访过李开复，他说一个人要把自己放在影响力最大的地方。
严义明：对，就是说要把我放在追求财富的位置上，影响力不会那么大。几年前，曾经有非常著名的大富翁邀请我去做他集团的总经理，我一口拒绝。1996年我也曾经离开过律师行业，决心去学习做生意，就不做律师了，因为太无聊。但是后来发现，我不适合做生意人。这样，对金钱的态度，对社会的认识，对民主法治的坚持，又把我带回律师行业。在推动法治，推动社会公正上，我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就是说人会变得越来越客观，包括对自己的追求。今天也是在追求社会公益和自己赚钱之间寻求平衡而已。 我是需要大补的人
张思之
律师如果没有骨气，树立不起正气，官司打得再漂亮也没用。
『我有这样那样的梦想。魂牵梦萦的就是办一份立得住、受人爱的职业杂志。
没有名利观念，只是想铺设一个传递思想、交流情趣、表达识见的平台，
想构建一座律师的精神家园，一块中国律师同道的净土！』
口述|张思之 整理|李旭明
什么样的律师，才算是成功的律师？
在我看来，一个律师，在业务上取得某些环节上的成功，不见得就能保证事业的成功。把律师职业不仅仅作为一个谋生的手段，或者这样讲，谋生只是第一步，毕竟人总是要生存的，可以有豪宅，有好车，但是作为一个人而言，不仅仅要活着，还要活得有价值，有意义。如果律师不能为广大的弱势群体争取他们的权益，谋取利益，要你干什么？都是混饭吃，咱们干点儿别的不好吗？
律师必须有“武器”，要树立正气
这几年的律师界，比过去有进步，就是健康的力量在成长。律师的力量在某些环节上小规模地有所凝聚。从年轻优秀的律师那里我看到了希望，青年团体不断地出现，前景至少是让人高兴的。北京、上海等城市，我们现在也有些很大的律师事务所，可以在国际上排名了，他们的财富都不是亿的问题了，规模是有所发展。但是要讨论整个国家，13个亿人对这个行业是怎么要求的。从这个角度去看，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口碑也不好。
律师职业本身的要求要有渊博的知识，因为有的律师能够做到勤学苦学，掌握了相当多的知识，但是从根本上说，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自满。一定要牢记苏格拉底的那句话：知己无知。知识是个大海洋，我们仅仅连一粟都不如，反正我是连一粟都不如，真的。我经常跟人讲，我真的是不学无术，太差了。我们年轻人，不可以因为有了一点知识就满足了，骄兵必败，这个不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结合我们目前的实际，律师必须有“武器”，上升一步的话，要树立正气。这些年来，我一直在讲，必须树立我们的正气。律师如果没有骨气，树立不起正气，官司打得再漂亮也没用。
大牌，意味着收费高，普通人获取他们的服务比较难。这些商业上成功的律师，我不能说他们不对，只能说，这种做法，不够完善，或者不够完美。因为归根结底，你的服务对象是有倾向的。你整天为富豪服务，不是不可以为他们服务，但我们不能致力于这个。
律师们在善与恶的较量间，往往有很多艰难的抉择，伦理的两难困境，面临这些问题，依法办事，是唯一的选择。即便还未修正的法，也要遵守，毕竟你是律师。
律师界需要大的凝聚
律师的集体发声，我觉得是好事情，非常重要，就应该有这种声音。现在这种声音太小了，不够。另外，我们所听到的，不同领域的律师发出的声音，此种现象非常复杂。因为这里有噪音，有不同目的的人在搅合。我为什么又讲我们律师很不堪呢，也是这个问题。外面的人看起来，我们某某律师是大牌，实际上完全不是。
目前对律师的生存环境我持乐观态度。这几年，年轻人的艰苦奋斗，毕竟还赢得了一些人心。
没有互联网，有权势的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
博客中国搞庆祝年会，他们让我去捧场去，我说我对互联网几乎是一无所知啊，请我去干嘛？后来我想去学学也好，没想到到会的人还真复杂，连芙蓉姐姐都去了。朋友也奇怪我还认识芙蓉姐姐，我说这么有名怎么会不认识。那天非要让我讲几句。因为我是觉得互联网真的了不起，要是没有互联网，有权势的人完全可以为所欲为。尽管现实也有监管，毕竟裂缝很大了。于是，就讲了一句，互联网万岁。让很多朋友大感意外。
最近手上都是些申诉的案子，老案子。个别是辗转找上我的，有些是我找上门去的。作为一个人，我还有相当广泛的爱好。但是，就目前而言，我所有的这些爱好基本上没有了，没有时间啊。我想就西部律师问题做一番调查，联系多少年了，想了多少年了。年年失约，年年失信，到现在都没达到目标。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可以了，很了不起了，不需要读书了，不需要学习了，那不行啊！我不是今天讲的，我讲多少年了，我是需要大补的人，因为什么？我从小，小学、初中、高中，一直都在玩儿啊。篮球、排球、乒乓球我都能玩两下，当时都是进校队的人。现在需要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