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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少年文艺》建立联系时，这本刊物还隶属于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还未独立建社，未达成今天的格局，更未以“凤凰”命名。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直到现在，我与江苏出版之间的关系就从未中断过，而这一切的开端，竟是从《少年文艺》开始的。
那时，我不过才二十岁左右。从盐城到南京，要坐长途汽车，一路上都很颠簸。一大早上车，往往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到南京，因而总觉得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那时的通讯方法是信件，通常总是《少年文艺》顾宪谟老师来信，约谈稿件。我因此就从家乡出发，去一趟南京。当时，我的身份是一个农村青年、业余作者，记忆里我很少是一个人去南京，常常是县文化馆的李有干先生带着我去。每一次相见，都是谈文学创作上的事。离开时，他们总要将我们送到大街上。许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在《少年文艺》窄小而拥挤的编辑部，顾先生给予的勉励。这位长辈很专心、很负责，很能体贴我们这些在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出路的人。
我在《少年文艺》还见过张彦平先生，他当时是总社的一位领导，很关心这本期刊的成长。我们有过好几次接触，但我始终没有记住他一句话。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却是永恒的。我记住的是他的声音，是他特有的目光，是他那些有重量的动作，是他在谈吐举止中所显示出来的风格、品质和境界。
我和刘健屏的交往也始于《少年文艺》，他当时也是一位写作者，从昆山文化馆抽调到《少年文艺》做编辑。没曾想这份友情在我们彼此的生命中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到1998年之后因我的长篇小说《草房子》而发生的联系和故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再后来，我还在《少年文艺》结识了建一兄和文焙女士，他们都是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这本刊物做编辑。这些老人先后淡出之后，又经历了好几茬人了。但我有一种感觉，这些老人们还在《少年文艺》的岗位上。他们的后继者，风格也许不一样，但他们坚守的正是这些老人们创造和坚守的凤凰精神：事业为先、作者为先、天下为先。
从《少年文艺》开始，我与凤凰之间的关系，密度越来越大，以“千丝万缕”一词形容亦不为过。区区一篇回忆短文，哪里说得清这般亲密？那些值得回忆的人和事，足够写本书了。这里，就先只说初时通过《少年文艺》的相识。那是我和苏少社交往的第一个黄金阶段。
中国的杂志社不像世界上的杂志社，它不是家族的，而是国家的。它不是一个家族一代一代人的传承，而是一个国家一拨一拨工作人员的接续。但当我回忆起《少年文艺》时，却又分明觉得，这些人，就是同一个家族的。
那时，我不过才二十岁左右。从盐城到南京，要坐长途汽车，一路上都很颠簸。一大早上车，往往要到下午三四点钟才能到南京，因而总觉得是去一个遥远的地方。那时的通讯方法是信件，通常总是《少年文艺》顾宪谟老师来信，约谈稿件。我因此就从家乡出发，去一趟南京。当时，我的身份是一个农村青年、业余作者，记忆里我很少是一个人去南京，常常是县文化馆的李有干先生带着我去。每一次相见，都是谈文学创作上的事。离开时，他们总要将我们送到大街上。许多年后，我依然记得在《少年文艺》窄小而拥挤的编辑部，顾先生给予的勉励。这位长辈很专心、很负责，很能体贴我们这些在当时根本没有什么出路的人。
我在《少年文艺》还见过张彦平先生，他当时是总社的一位领导，很关心这本期刊的成长。我们有过好几次接触，但我始终没有记住他一句话。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却是永恒的。我记住的是他的声音，是他特有的目光，是他那些有重量的动作，是他在谈吐举止中所显示出来的风格、品质和境界。
我和刘健屏的交往也始于《少年文艺》，他当时也是一位写作者，从昆山文化馆抽调到《少年文艺》做编辑。没曾想这份友情在我们彼此的生命中一直持续了几十年，到1998年之后因我的长篇小说《草房子》而发生的联系和故事，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了。
再后来，我还在《少年文艺》结识了建一兄和文焙女士，他们都是从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这本刊物做编辑。这些老人先后淡出之后，又经历了好几茬人了。但我有一种感觉，这些老人们还在《少年文艺》的岗位上。他们的后继者，风格也许不一样，但他们坚守的正是这些老人们创造和坚守的凤凰精神：事业为先、作者为先、天下为先。
从《少年文艺》开始，我与凤凰之间的关系，密度越来越大，以“千丝万缕”一词形容亦不为过。区区一篇回忆短文，哪里说得清这般亲密？那些值得回忆的人和事，足够写本书了。这里，就先只说初时通过《少年文艺》的相识。那是我和苏少社交往的第一个黄金阶段。
中国的杂志社不像世界上的杂志社，它不是家族的，而是国家的。它不是一个家族一代一代人的传承，而是一个国家一拨一拨工作人员的接续。但当我回忆起《少年文艺》时，却又分明觉得，这些人，就是同一个家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