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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与“同”是先秦重要的哲学概念。孔子关于和同之辨的观点，是对前人学说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中国哲学智慧
“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时代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必不可少的保证，也是新时期处理好各种文化关系的理论依据。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体现。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
战国中后期，儒学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诸子学说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
文化心态体现社会心态
“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来，在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16世纪末叶，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了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于是，“全球化状态下的中国哲学”“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等探究在中国学术界极被关注。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大多数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的重要意义，如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造说”、张立文的“和合学”。
费孝通主张应一视同仁地看待各种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从“文化自觉”到“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还有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也含有一些糟粕成分，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希望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共同发展，建构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文化心态作基础。
编辑／书含
中国哲学智慧
“和而不同”是孔子理想人格的一个重要标准。和与同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原则性和差异性。承认差异，有差异性的统一才是“和”。“和而不同”，被公认是典型的中国哲学智慧。
“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一个时代的包容性和开放性，是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必不可少的保证，也是新时期处理好各种文化关系的理论依据。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正是“和而不同”、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的体现。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的基础上，提出了“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文化理想。但是孔子并未一味求“同”于周礼，而是在对三代文化的“损益”“因革”有着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采取了取其所长、择善而从的态度。
战国中后期，儒学的所谓的“驳杂不纯”的特征日渐明显。汉代以后所谓的“独尊”的儒学，也是儒、道、墨、法、阴阳等诸子思想的结合体。实质上，自汉代开始，阳儒阴法或者说儒显道隐，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特征，诸子学说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脉脉潜流。
文化心态体现社会心态
“和而不同”还表现在中华文化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汉代以来，随着中国本土道教的产生以及印度佛教的东来，在中国逐步形成了儒、释、道三教鼎立以至三教融合的局面。16世纪末叶，伊斯兰以及基督教的传入，中国的传统文化又在与异域文化的交锋中实现了交融，从而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并发展。
全球化使今天的世界文明面临着两个课题：一方面，积极寻找各种文明间深层对话、沟通与理解；另一方面，民族性的存在和坚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文化全球一体化”与“文化全球多元化”使文化价值的发展陷入一种悖论之中。于是，“全球化状态下的中国哲学”“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等探究在中国学术界极被关注。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大多数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和而不同”的文化心态的重要意义，如张岱年的文化“综合创造说”、张立文的“和合学”。
费孝通主张应一视同仁地看待各种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而不同”就是我们的哲学依据，“寻找现代文明的普遍标志和中华文化的契合点”、高扬“文化自觉”、实现传统文化的“综合创新”，应是我们对待中华文化的理性而现实的态度。
从“文化自觉”到“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文化心态的价值追求是“有容乃大”。当今中国的文化建设，既不可避免地要面对数千年形成的传统文明，又要面对高新科技浪潮的冲击，还有急剧动荡的世界局势。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在这样的情况下，从“文化自觉”到实现“和而不同”，必须处理好几个“要”和“不要”的问题，诸如要充满自信，看到中华文化极其丰富的优秀成分，同时要敢于正视中华文化中也含有一些糟粕成分，既不要妄自尊大，也不要妄自菲薄；要自觉吸收外来文化中对我们的文化建设有益的东西，而不希望全盘西化等等。这样，才会使我们的新文化既具有浓厚的民族性，又具有高度的智慧性。
《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共同发展，建构一个和谐的现代社会，正需要这样的文化心态作基础。
编辑／书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