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顾颉刚在总结他与谭其骧的争论时，使用了“真出乎争”四个字。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对待争鸣的态度，也是探索和争鸣的实际意义。
争鸣是一个探索真理的过程。根据“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原则，争鸣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存在任何禁区。而且只有经过充分的争鸣，才能明确什么是真理，才能更准确地认识真理，进行宣传时才能有正确的选择，才能把握好宣传的尺度。
争鸣的指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哪位导师或伟人的片言只语，或者是他们非普遍意义的、非指导性的论断。以往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时，往往也要从马克思的论著中寻找答案，实际上马克思并不懂中文，他能阅读到的有中国有关的非中文资料也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以马克思有无具体指示来判断中国历史上的事件或人物，或者拘泥于马克思的具体说法，不仅无益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有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又如以往研究王安石变法时，经常全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实际列宁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很有限，他只是偶然知道了王安石，而不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作了全面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近来一些讨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文章引用孙中山的说法来加强自己的论据，孙中山虽为一代伟人，却并非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他对洪秀全的赞扬和肯定无疑是出于个人感情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学术争鸣中滥用他的话既无必要，亦无补于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争鸣能否正常进行，能否深入，能否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取决于争论的各方是否能尊重客观事实，以事实为依据。否则，再高明的理论也会被歪曲，或者成为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
以往政府或主管人员经常以保守“国家机密”为由，不允许研究人员查阅档案或其他资料，甚至本来是公开的报刊也列为机密。在这种情况下，连真相都不得而知，哪里还谈得上争鸣？例如，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其实根本无法讨论，因为最重要的事实——此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公布。官方从基本否认到1980年代初承认死了1800万，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最高估计超过4000万。如果真有那么多，也就是说在和平时期的三年间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比抗日战争期间全部死伤人数还多！这样的前提不能确定，如何能作出正确评价？又如，我们作为亲身经历者，当时听到的困难之一是“苏修逼债”，即苏联要求我国提前偿还贷款。但据查阅过莫斯科已经全部开放的档案，根本没有发现这样的文件，都是我方按期或主动提前偿还的。要真是如此，难道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就能不顾事实真相吗？即使当时有此需要，40多年后还需要保密吗？
时过境迁，我们有的保密措施已经毫无实际意义，甚至成为笑柄。例如由卫星拍摄的高分辨率照片在世界上已是自由买卖的商品，或者已成为互连网上的免费软件，由Google发布的卫星遥感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家所在大楼的房顶，但我们继续规定对大比例尺的地图保密，民用地图上不许画等高线。
但对现当代以前的历史研究，一般并不存在资料保密的问题，但有些人也对基本的史实视而不见，在研究或争鸣中固守长期形成的教条，不敢或不愿越雷池一步。所以一些本来不难得出的结论长期停留在片面解释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却往往回避若干事实。长此以往，不仅争鸣不能正常进行，而且会误导公众和党政官员。如不久前有关圆明园规划的争论中，却听不到历史学者的声音。又如，对明代的“倭寇”和王直其人，历史学界早已有了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持传统观点的人，往往连一些基本事实都不愿承认。在他们的影响下，公众连“倭寇”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这一点也不知道，更不用说其他了。
争鸣是一个探索真理的过程。根据“宣传有纪律，学术无禁区”的原则，争鸣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存在任何禁区。而且只有经过充分的争鸣，才能明确什么是真理，才能更准确地认识真理，进行宣传时才能有正确的选择，才能把握好宣传的尺度。
争鸣的指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而不是哪位导师或伟人的片言只语，或者是他们非普遍意义的、非指导性的论断。以往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具体问题时，往往也要从马克思的论著中寻找答案，实际上马克思并不懂中文，他能阅读到的有中国有关的非中文资料也相当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以马克思有无具体指示来判断中国历史上的事件或人物，或者拘泥于马克思的具体说法，不仅无益于中国历史的研究，而且有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又如以往研究王安石变法时，经常全引用列宁的一句话。实际列宁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也很有限，他只是偶然知道了王安石，而不是对中国历史上的改革者作了全面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近来一些讨论洪秀全和太平天国的文章引用孙中山的说法来加强自己的论据，孙中山虽为一代伟人，却并非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他对洪秀全的赞扬和肯定无疑是出于个人感情和政治斗争的需要。在学术争鸣中滥用他的话既无必要，亦无补于事。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争鸣能否正常进行，能否深入，能否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取决于争论的各方是否能尊重客观事实，以事实为依据。否则，再高明的理论也会被歪曲，或者成为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
以往政府或主管人员经常以保守“国家机密”为由，不允许研究人员查阅档案或其他资料，甚至本来是公开的报刊也列为机密。在这种情况下，连真相都不得而知，哪里还谈得上争鸣？例如，对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几分天灾几分人祸，其实根本无法讨论，因为最重要的事实——此期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至今没有公布。官方从基本否认到1980年代初承认死了1800万，但海内外专家学者的最高估计超过4000万。如果真有那么多，也就是说在和平时期的三年间中国人民遭受的损失比抗日战争期间全部死伤人数还多！这样的前提不能确定，如何能作出正确评价？又如，我们作为亲身经历者，当时听到的困难之一是“苏修逼债”，即苏联要求我国提前偿还贷款。但据查阅过莫斯科已经全部开放的档案，根本没有发现这样的文件，都是我方按期或主动提前偿还的。要真是如此，难道为了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就能不顾事实真相吗？即使当时有此需要，40多年后还需要保密吗？
时过境迁，我们有的保密措施已经毫无实际意义，甚至成为笑柄。例如由卫星拍摄的高分辨率照片在世界上已是自由买卖的商品，或者已成为互连网上的免费软件，由Google发布的卫星遥感照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家所在大楼的房顶，但我们继续规定对大比例尺的地图保密，民用地图上不许画等高线。
但对现当代以前的历史研究，一般并不存在资料保密的问题，但有些人也对基本的史实视而不见，在研究或争鸣中固守长期形成的教条，不敢或不愿越雷池一步。所以一些本来不难得出的结论长期停留在片面解释上，对一些重大问题的争论却往往回避若干事实。长此以往，不仅争鸣不能正常进行，而且会误导公众和党政官员。如不久前有关圆明园规划的争论中，却听不到历史学者的声音。又如，对明代的“倭寇”和王直其人，历史学界早已有了不同意见，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但持传统观点的人，往往连一些基本事实都不愿承认。在他们的影响下，公众连“倭寇”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这一点也不知道，更不用说其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