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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月，粟裕找我谈了一次话。那是国务院业务组（国务院业务组成立于1967年初，因当时几位副总理均不能工作，周恩来总理又太忙，故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国务院业务组。业务组协助周恩来处理国务院的日常工作。业务组成员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组成的国务院办公会议成员，粟裕为国务院业务组成员）的工作已经结束，他即将回到军队工作之际。谈话中，他征询我愿不愿意继续留在他身边工作，帮他整理过去作战指挥的经验和体会。我回答说：只要首长这里需要，我愿意继续在首长身边工作。此后，粟裕决定由我负责他办公室的领导工作。不久，我又担任了粟裕住地党支部的书记，负责领导和管理粟裕办公室和住地的全面工作。
随和幽默的一代名将
1975年2月，粟裕担任了中央军委常委的职务。为便于参加军委领导活动，粟裕多数时间住在西山军委领导人住所。这样，我每天往来于西山和办公室（办公室此时设在军事科学院）之间，距离比较近。由于办公室只有两三位秘书，我们取消了值班制度，下班后有事情，都直接找秘书联系。当时别的秘书住在城里，而我的宿舍在军事科学院内，因此我就成了常任的值班员。无论是平时下班后或节假日，所有找粟裕办公室的电话都打到了我的宿舍，急件就直接送到我手上。有些事必须及时向粟裕报告的，我就及时报告粟裕。
我与粟裕朝夕相处，双方之间沟通无间。他外出遇到什么兴奋和高兴的事，回来都要给我说说。我不在他身边，他就电话告诉我。有一天，他参加叶剑英八十寿宴回来，已经晚上10点多了，仍高兴打电话给我，述说他参加寿宴的过程和领导同志们在宴席上互相开玩笑的趣事，让我分享他的快乐。
他知道我工作忙，尤其是节假日，整天都埋头于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为了调节我的工作节奏，有时他开车到我家门口，叫警卫员上楼叫我和他一块去公园玩。我说有工作要处理，他说你不出去就总有工作。我只好听他的，和他一起出去走走。只要车子能坐得下，他还叫我爱人和孩子也去。
我到西山他的住所和他家去办事情，遇到吃饭时，总要留我吃饭，并嘱咐厨房要煮点面条，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面条。他还知道我喜欢喝酒，凡在他那里吃饭，几乎每次都要让我喝几盅。他还为我喝酒创造了个理论。他说：“在我们湖南做酒做过了就变成醋了（指那种米酒），所以能吃醋的人也能喝酒。朱秘书是山西人，当然是能吃醋的，所以他应该有一点喝酒的水平。”这一年的冬天，老家来人给我带来一些红薯，这些红薯块头不大，皮光肉红，味道甜美。有一次，我爱人在家里的炉子上烤了一些。我们发现烤的红薯比煮的好吃。晚上我到西山粟裕住地时，便带了一些给他的子女和孙子们吃。他发现后，立即拿了一块吃起来，边吃边称赞道：“这东西比吃人参还要补人！”我爱人知道后，便常常专门为他烤一点，让我带给他。他只要见了烤红薯，不管是看文件还是写字，都要先停下来吃一块。他的家人和我看到后都很高兴。
粟裕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比较严肃不苟言笑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工作之余，他常常爱开玩笑，讲一些笑话。有一次，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的参赞季尼来看粟裕和楚青。当时，我和粟裕正在散步，警卫员走上来说季尼来了。他很幽默地说了一句：“三尼姑来了。”跟我们一起散步的他的儿媳就问：“怎么叫‘三尼姑’？”他说问朱秘书。我就解释说，古代称谓排行，有伯、仲、叔、季之说，季就是最小的，后来体育运动等竞赛中把第三名称为季军，所以“季”有第三的意思，再加上来人的名是个“尼”字，不就可以说是“三尼姑”了吗？类似的情形比较多，他常常把别人问他的问题，笑嘻嘻地转交给我让我回答。譬如甘肃有个地名为什么叫酒泉？太阳的“回归线”是什么意思等，都让我替他作答。他这样做，一方面和我开玩笑，另一方面似乎也有检验我知识水平的意思。记得有一次，我们调来一部台湾影片，片名叫《女侠》，据说是根据《聊斋志异》中故事改编的。他家的孩子们听说片名后，就问他影片故事的大概内容，他就笑着说，去问朱秘书。我根据记忆大体介绍了《聊斋志异》中《女侠》的故事情节。最后我说，就不知道改编为电影时是否还保留了这些情节。他很满意。在临放映前有的首长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就叫我过去给他们说说。他有时候还把在外面听到的笑话讲给我们听。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跟我说，今天几个老年人在一起都叹身体见老，笑话百出。大家在那里凑了几句顺口溜：“说话似吵架，迎风眼泪下，撒尿打湿鞋……”他说完引得我俩大笑一场。
粟裕作为一代名将，在战场上指挥数十万大军，纵横捭阖，令无数对手胆寒，但在自己家人、熟人面前完全是另一种情况，表现了他情感丰富、随和幽默的一面。
挫败“四人帮”的阴谋
1975年春夏，我跟随粟裕去华东调查研究，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调研。当时“四人帮”妄图插手军队，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委派粟裕赴华东地区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部队和地方的动向，相机给一些老同志打打招呼。我们从4月至6月先后到了安徽、江苏、上海，考察了部队，接见了军队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
在安徽合肥时，正值省委召开地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会。粟裕便请来这些领导同志开了个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军队的反映和意见。当时“四人帮”利用周恩来总理生病的机会搞了一个“民兵指挥部”，与人民武装部争夺对民兵的指挥权，阴谋搞第二武装。在座谈会上，有人问对“民兵指挥部”应如何对待。粟裕回答说：“50年代我当总长时，亲耳听到毛主席说：‘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他这样一说，立即使与会的干部领悟到了“四人帮”搞“民兵指挥部”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央军委对“四人帮”篡夺军权的阴谋，有高度警惕。于是，与会干部心中有了底。
粟裕的这些话，在苏北一些场合也说过，同样起到了“打招呼”的作用。同时，他还向一些老同志个别交代，要他们对“四人帮”提高警惕。在那个年代，“四人帮”的爪牙到处都有，向“四人帮”卖身投靠的人也有的是。我为粟裕的这些言行捏了一把汗。幸亏他当时巧妙地用毛泽东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四人帮”一时还奈何不了他。
事实上，粟裕和“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已经不只这一次了。早在1975年年初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粟裕就当面给了江青一次难堪。那次会上，粟裕是解放军代表团团长。会议刚开始不久，江青就让她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给解放军代表团打电话：“江青同志要见见解放军代表团。”代表团工作人员给粟裕报告后，粟裕未予理会。江青不甘心，便自己闯到解放军代表团住地，粟裕只好虚以应付。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代表团副团长，而代表们均分散在各自房间看文件。谈话间，一位副团长慑于江青的“威势”，当着江青的面几次提醒粟裕说：“粟裕同志，咱们召集全体代表，请江青同志作指示吧！”粟裕顾左右而言他，佯装没有听见未加理睬。江青见状，气愤而去。对此，粟裕后来说：“我已作了江青一伙可能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思想准备。”他说得那样平静。但他的那种不惧淫威的举动，却让我十分感动和深受教育。
到达上海后，我们顿时感觉到了空气的紧张。因为这里当时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为了粟裕的安全，我加强了对他的警卫，并提醒随行工作人员，说话、行动都要注意，不要私自外出，发现情况及时报告。在这里，如果我和粟裕谈一点重要的事情，都要到卫生间去，并打开自来水龙头增加点噪音，以免被窃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粟裕还会见了一些老同志，其中包括“文革”中被整刚刚得到解放的上海市委原书记陈丕显等。为了不引起注意，粟裕会见陈丕显时，不让他来而是自己去，且不坐车步行前往。停留一周多后，我们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到京后，粟裕首先去拜访了叶剑英副主席。这次拜访是我陪同他去的。到了叶剑英住地后，我送他进了叶剑英的办公室便退出来，到了叶剑英的秘书办公室。将近1个小时后，我听见叶剑英、粟裕两人从走廊上传来的说话声，便走出办公室。他俩正向我这边走来。见到我后，粟裕向叶剑英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朱楹同志。”叶剑英“啊”了一声，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是山西人，叶剑英说：“你们很辛苦！”我说：“首长们更辛苦！”这时，粟裕说：“叶帅你别送了。”叶剑英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将军了，怎么能不送呢！”粟裕说：“我只是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起了个联络员的作用。”叶剑英说：“那就不简单了。”他们的对话是那样的相互尊重，使我深受教育。
不久，粟裕向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当面汇报了外出调查研究的情况。他说：“根据我调查了解的情况，‘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叶剑英、邓小平听了连声说：“这就很好，这就很好！”粟裕又说，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人政治上糊涂，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个别领导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不自觉地成了“四人帮”的间接同盟军。粟裕谈的这些情况和观点，在不久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讲话中，都得到了反映，并在后来进行的军队领导班子的调整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风云变幻中明辨是非
1976年毛泽东病重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这一年，粟裕没有去外地，就在北京西山军委住地住下来。这里比较隐蔽安全，距叶剑英的住地也不远。他和叶剑英联系交换情况比较方便。我除了去距粟裕住地不远的办公室处理文件外，一般都在粟裕住地工作。记得当时叶剑英曾对粟裕说，现在要把嘴巴闭得紧紧的，把眼睛和耳朵张得大大的，多听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他还交代粟裕，要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动向，防止发生意外。毛泽东逝世后，我看到粟裕心情沉重，沉默寡言。我陪他参加了悼念毛泽东的大部分活动，每次都看到他眼眶湿润。他这时担心的是“四人帮”乘乱夺权。在西山，我还看到他不时找一些他熟悉的驻京部队负责同志到他那里谈话，那是他在按叶剑英的要求，在摸北京周围一些部队的情况。1976年10月6日晚，“四人帮”被粉碎。7日上午，中共中央在西山向中央军委常委和总部负责干部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粟裕参加传达会回来后，脸上一扫往日的愁云，身体顿时觉得好了起来。
在清查林彪、“四人帮”余党的过程中，粟裕始终坚持慎重的原则，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军事科学院有一位副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第二炮兵当过司令员。粉碎“四人帮”后，二炮送来了揭发这位副院长的一些材料。粟裕亲自找他谈话。他说，我在二炮工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我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没有任何牵连。这位副院长曾是粟裕领导下华东野战军的一位军长，作战勇敢，对党忠诚，粟裕是了解的。听了他的谈话后，粟裕又分析了揭发材料，并联系到这位副院长历史上和到军事科学院后的表现，认为他谈话和表态是可信的。于是，他召集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委会议，统一了认识，并将院党委常委会认为这位副院长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没有牵连的意见，上报了中央军委。可是不久，二炮又查出了这位副院长的秘书参与转移、藏匿机密文件的问题。于是，在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委会议上便有人说：“这次恐怕不能再保他了。”还有人提出要定他为“林彪集团分子”。我陪同粟裕参加了这次会议，只见粟裕听了大家的意见后严肃地说：“作为一级党委对一个同志要负责，不能轻易作结论。即便有‘转移、藏匿机密文件’，也是秘书藏的，不是他藏的（后来查清转移、藏匿机密文件的事，与他的秘书无关），根据他的一贯表现，我们还是应该保他。”党委常委会议同意了粟裕的意见，并作为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委会的意见上报了中央军委。后来粟裕对我说，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讨论此人的问题时，也有人不同意粟裕的看法，而他的据理力争，气得那位同志拍了桌子。但在粟裕的据理力争下，军委常委会议终于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没有将那位副院长定为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阴谋有牵连之人。这件事当事人自始至终对粟裕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而粟裕完全是按党的原则，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为了讨好哪个人。这也是粟裕人格魅力的表现。
从1976年冬起，粟裕参加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粟裕在会议上积极发言，为加强党中央的领导、落实党的政策献策。他提出了加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领导的具体建议，尖锐批评个别在“四人帮”问题上“欠了账”的政治局委员。粟裕认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对党对干部负责的原则尽快做好大批受“四人帮”迫害干部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他多次指示军事科学院迅速查清干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情况，进行公开的平反。后来，粟裕又亲自参加军事科学院平反落实政策大会，代表院党委为20多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诬陷的同志平反，向他们的家属子女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认真总结了院党委应该吸取的教训。
1975年、1976年的政治形势是十分严峻复杂的，在这两年中，粟裕继续坚持不懈地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四人帮”覆灭后的拨乱反正斗争中，他积极支持改善加强中央领导，按照党的原则，落实干部政策，实事求是地分清大是大非与干部犯错误的界限，使大批干部及时走上了工作岗位。⊙
随和幽默的一代名将
1975年2月，粟裕担任了中央军委常委的职务。为便于参加军委领导活动，粟裕多数时间住在西山军委领导人住所。这样，我每天往来于西山和办公室（办公室此时设在军事科学院）之间，距离比较近。由于办公室只有两三位秘书，我们取消了值班制度，下班后有事情，都直接找秘书联系。当时别的秘书住在城里，而我的宿舍在军事科学院内，因此我就成了常任的值班员。无论是平时下班后或节假日，所有找粟裕办公室的电话都打到了我的宿舍，急件就直接送到我手上。有些事必须及时向粟裕报告的，我就及时报告粟裕。
我与粟裕朝夕相处，双方之间沟通无间。他外出遇到什么兴奋和高兴的事，回来都要给我说说。我不在他身边，他就电话告诉我。有一天，他参加叶剑英八十寿宴回来，已经晚上10点多了，仍高兴打电话给我，述说他参加寿宴的过程和领导同志们在宴席上互相开玩笑的趣事，让我分享他的快乐。
他知道我工作忙，尤其是节假日，整天都埋头于处理工作上的事情。为了调节我的工作节奏，有时他开车到我家门口，叫警卫员上楼叫我和他一块去公园玩。我说有工作要处理，他说你不出去就总有工作。我只好听他的，和他一起出去走走。只要车子能坐得下，他还叫我爱人和孩子也去。
我到西山他的住所和他家去办事情，遇到吃饭时，总要留我吃饭，并嘱咐厨房要煮点面条，因为他知道我喜欢吃面条。他还知道我喜欢喝酒，凡在他那里吃饭，几乎每次都要让我喝几盅。他还为我喝酒创造了个理论。他说：“在我们湖南做酒做过了就变成醋了（指那种米酒），所以能吃醋的人也能喝酒。朱秘书是山西人，当然是能吃醋的，所以他应该有一点喝酒的水平。”这一年的冬天，老家来人给我带来一些红薯，这些红薯块头不大，皮光肉红，味道甜美。有一次，我爱人在家里的炉子上烤了一些。我们发现烤的红薯比煮的好吃。晚上我到西山粟裕住地时，便带了一些给他的子女和孙子们吃。他发现后，立即拿了一块吃起来，边吃边称赞道：“这东西比吃人参还要补人！”我爱人知道后，便常常专门为他烤一点，让我带给他。他只要见了烤红薯，不管是看文件还是写字，都要先停下来吃一块。他的家人和我看到后都很高兴。
粟裕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是比较严肃不苟言笑的，但在实际生活中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的人。工作之余，他常常爱开玩笑，讲一些笑话。有一次，我国驻澳大利亚使馆的参赞季尼来看粟裕和楚青。当时，我和粟裕正在散步，警卫员走上来说季尼来了。他很幽默地说了一句：“三尼姑来了。”跟我们一起散步的他的儿媳就问：“怎么叫‘三尼姑’？”他说问朱秘书。我就解释说，古代称谓排行，有伯、仲、叔、季之说，季就是最小的，后来体育运动等竞赛中把第三名称为季军，所以“季”有第三的意思，再加上来人的名是个“尼”字，不就可以说是“三尼姑”了吗？类似的情形比较多，他常常把别人问他的问题，笑嘻嘻地转交给我让我回答。譬如甘肃有个地名为什么叫酒泉？太阳的“回归线”是什么意思等，都让我替他作答。他这样做，一方面和我开玩笑，另一方面似乎也有检验我知识水平的意思。记得有一次，我们调来一部台湾影片，片名叫《女侠》，据说是根据《聊斋志异》中故事改编的。他家的孩子们听说片名后，就问他影片故事的大概内容，他就笑着说，去问朱秘书。我根据记忆大体介绍了《聊斋志异》中《女侠》的故事情节。最后我说，就不知道改编为电影时是否还保留了这些情节。他很满意。在临放映前有的首长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就叫我过去给他们说说。他有时候还把在外面听到的笑话讲给我们听。有一天，他从外面回来跟我说，今天几个老年人在一起都叹身体见老，笑话百出。大家在那里凑了几句顺口溜：“说话似吵架，迎风眼泪下，撒尿打湿鞋……”他说完引得我俩大笑一场。
粟裕作为一代名将，在战场上指挥数十万大军，纵横捭阖，令无数对手胆寒，但在自己家人、熟人面前完全是另一种情况，表现了他情感丰富、随和幽默的一面。
挫败“四人帮”的阴谋
1975年春夏，我跟随粟裕去华东调查研究，这是一次不寻常的调研。当时“四人帮”妄图插手军队，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委派粟裕赴华东地区实地观察了解“四人帮”插手部队和地方的动向，相机给一些老同志打打招呼。我们从4月至6月先后到了安徽、江苏、上海，考察了部队，接见了军队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
在安徽合肥时，正值省委召开地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会。粟裕便请来这些领导同志开了个座谈会，听取他们对军队的反映和意见。当时“四人帮”利用周恩来总理生病的机会搞了一个“民兵指挥部”，与人民武装部争夺对民兵的指挥权，阴谋搞第二武装。在座谈会上，有人问对“民兵指挥部”应如何对待。粟裕回答说：“50年代我当总长时，亲耳听到毛主席说：‘鉴于苏联贝利亚事件的教训，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军队系统。’现在既有人民武装部，又搞民兵指挥部，值得研究。”他这样一说，立即使与会的干部领悟到了“四人帮”搞“民兵指挥部”有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中央军委对“四人帮”篡夺军权的阴谋，有高度警惕。于是，与会干部心中有了底。
粟裕的这些话，在苏北一些场合也说过，同样起到了“打招呼”的作用。同时，他还向一些老同志个别交代，要他们对“四人帮”提高警惕。在那个年代，“四人帮”的爪牙到处都有，向“四人帮”卖身投靠的人也有的是。我为粟裕的这些言行捏了一把汗。幸亏他当时巧妙地用毛泽东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思，“四人帮”一时还奈何不了他。
事实上，粟裕和“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斗争，已经不只这一次了。早在1975年年初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粟裕就当面给了江青一次难堪。那次会上，粟裕是解放军代表团团长。会议刚开始不久，江青就让她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给解放军代表团打电话：“江青同志要见见解放军代表团。”代表团工作人员给粟裕报告后，粟裕未予理会。江青不甘心，便自己闯到解放军代表团住地，粟裕只好虚以应付。当时在场的还有几位代表团副团长，而代表们均分散在各自房间看文件。谈话间，一位副团长慑于江青的“威势”，当着江青的面几次提醒粟裕说：“粟裕同志，咱们召集全体代表，请江青同志作指示吧！”粟裕顾左右而言他，佯装没有听见未加理睬。江青见状，气愤而去。对此，粟裕后来说：“我已作了江青一伙可能对我进行政治迫害的思想准备。”他说得那样平静。但他的那种不惧淫威的举动，却让我十分感动和深受教育。
到达上海后，我们顿时感觉到了空气的紧张。因为这里当时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基地。为了粟裕的安全，我加强了对他的警卫，并提醒随行工作人员，说话、行动都要注意，不要私自外出，发现情况及时报告。在这里，如果我和粟裕谈一点重要的事情，都要到卫生间去，并打开自来水龙头增加点噪音，以免被窃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粟裕还会见了一些老同志，其中包括“文革”中被整刚刚得到解放的上海市委原书记陈丕显等。为了不引起注意，粟裕会见陈丕显时，不让他来而是自己去，且不坐车步行前往。停留一周多后，我们离开上海返回北京。
到京后，粟裕首先去拜访了叶剑英副主席。这次拜访是我陪同他去的。到了叶剑英住地后，我送他进了叶剑英的办公室便退出来，到了叶剑英的秘书办公室。将近1个小时后，我听见叶剑英、粟裕两人从走廊上传来的说话声，便走出办公室。他俩正向我这边走来。见到我后，粟裕向叶剑英介绍说：“这是我的秘书朱楹同志。”叶剑英“啊”了一声，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是山西人，叶剑英说：“你们很辛苦！”我说：“首长们更辛苦！”这时，粟裕说：“叶帅你别送了。”叶剑英说：“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将军了，怎么能不送呢！”粟裕说：“我只是把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起了个联络员的作用。”叶剑英说：“那就不简单了。”他们的对话是那样的相互尊重，使我深受教育。
不久，粟裕向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当面汇报了外出调查研究的情况。他说：“根据我调查了解的情况，‘四人帮’虽然力图插手部队，但团以下战斗部队是稳定的，他们的手插不进去。”叶剑英、邓小平听了连声说：“这就很好，这就很好！”粟裕又说，部队也有少数投机分子跟“四人帮”很紧，还有一些人政治上糊涂，以为“四人帮”代表正确路线。个别领导热衷拉山头、搞派性，压一派、亲一派，不自觉地成了“四人帮”的间接同盟军。粟裕谈的这些情况和观点，在不久举行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邓小平两位副主席的讲话中，都得到了反映，并在后来进行的军队领导班子的调整中，起到了重要的参考作用。
风云变幻中明辨是非
1976年毛泽东病重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这一年，粟裕没有去外地，就在北京西山军委住地住下来。这里比较隐蔽安全，距叶剑英的住地也不远。他和叶剑英联系交换情况比较方便。我除了去距粟裕住地不远的办公室处理文件外，一般都在粟裕住地工作。记得当时叶剑英曾对粟裕说，现在要把嘴巴闭得紧紧的，把眼睛和耳朵张得大大的，多听多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他还交代粟裕，要加强戒备，注意掌握部队动向，防止发生意外。毛泽东逝世后，我看到粟裕心情沉重，沉默寡言。我陪他参加了悼念毛泽东的大部分活动，每次都看到他眼眶湿润。他这时担心的是“四人帮”乘乱夺权。在西山，我还看到他不时找一些他熟悉的驻京部队负责同志到他那里谈话，那是他在按叶剑英的要求，在摸北京周围一些部队的情况。1976年10月6日晚，“四人帮”被粉碎。7日上午，中共中央在西山向中央军委常委和总部负责干部传达了粉碎“四人帮”的情况。粟裕参加传达会回来后，脸上一扫往日的愁云，身体顿时觉得好了起来。
在清查林彪、“四人帮”余党的过程中，粟裕始终坚持慎重的原则，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军事科学院有一位副院长，“文化大革命”期间，曾在第二炮兵当过司令员。粉碎“四人帮”后，二炮送来了揭发这位副院长的一些材料。粟裕亲自找他谈话。他说，我在二炮工作可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但我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没有任何牵连。这位副院长曾是粟裕领导下华东野战军的一位军长，作战勇敢，对党忠诚，粟裕是了解的。听了他的谈话后，粟裕又分析了揭发材料，并联系到这位副院长历史上和到军事科学院后的表现，认为他谈话和表态是可信的。于是，他召集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委会议，统一了认识，并将院党委常委会认为这位副院长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没有牵连的意见，上报了中央军委。可是不久，二炮又查出了这位副院长的秘书参与转移、藏匿机密文件的问题。于是，在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委会议上便有人说：“这次恐怕不能再保他了。”还有人提出要定他为“林彪集团分子”。我陪同粟裕参加了这次会议，只见粟裕听了大家的意见后严肃地说：“作为一级党委对一个同志要负责，不能轻易作结论。即便有‘转移、藏匿机密文件’，也是秘书藏的，不是他藏的（后来查清转移、藏匿机密文件的事，与他的秘书无关），根据他的一贯表现，我们还是应该保他。”党委常委会议同意了粟裕的意见，并作为军事科学院党委常委会的意见上报了中央军委。后来粟裕对我说，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讨论此人的问题时，也有人不同意粟裕的看法，而他的据理力争，气得那位同志拍了桌子。但在粟裕的据理力争下，军委常委会议终于同意了粟裕的意见，没有将那位副院长定为与林彪、“四人帮”反党阴谋有牵连之人。这件事当事人自始至终对粟裕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而粟裕完全是按党的原则，本着对党对同志负责的精神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不是为了讨好哪个人。这也是粟裕人格魅力的表现。
从1976年冬起，粟裕参加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召开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粟裕在会议上积极发言，为加强党中央的领导、落实党的政策献策。他提出了加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领导的具体建议，尖锐批评个别在“四人帮”问题上“欠了账”的政治局委员。粟裕认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以对党对干部负责的原则尽快做好大批受“四人帮”迫害干部的平反和落实政策工作。他多次指示军事科学院迅速查清干部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情况，进行公开的平反。后来，粟裕又亲自参加军事科学院平反落实政策大会，代表院党委为20多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诬陷的同志平反，向他们的家属子女表示亲切的慰问，并认真总结了院党委应该吸取的教训。
1975年、1976年的政治形势是十分严峻复杂的，在这两年中，粟裕继续坚持不懈地与“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四人帮”覆灭后的拨乱反正斗争中，他积极支持改善加强中央领导，按照党的原则，落实干部政策，实事求是地分清大是大非与干部犯错误的界限，使大批干部及时走上了工作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