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胡适初见蒋介石的时间，目前有1931年、1932年、1933年3种不同说法。
第一种说法源于1931年10月14日《申报》刊登的“南京专电”：“丁文江¬、胡适来京谒蒋。此来系奉蒋召，对大局有所垂询。国府以丁、胡卓识硕学，拟聘为立法委员，俾展其所长，效力党国。将提14日中政会简任。”鲁迅以这则新闻为据，撰写了一篇杂文《知难行难》，对胡适进行讥讽。因为1922年5月30日胡适到故宫拜见废帝溥仪时，称溥仪为“皇上”，溥仪称他为“先生”，所以鲁迅推断如果有人问胡适谒蒋时将如何称呼，胡的回答是：“我称他主席……”（见鲁迅：《二心集》）
第二种说法的依据是胡适日记。胡适1932年11月28日日记写道：“下午7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第三种说法的依据是胡适的一篇文章，题为《述艾ɬ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刊登于1956年10月30日台湾《中央日报》，又见《自由中国》杂志15卷6期。文中说：“民国22年，我在武汉第一次见他（按：指蒋介石）时，就留下我的一册《淮南王书》，托人送给他，盼望他能够想想《淮南・主术训》里的主要思想……¬”民国22年，即1933年。
在以上三种说法中，首先可以轻易排除的是“1933年说”。因为1933年胡适只去过保定、南京、美国、加拿大等地，唯独没有去过武汉。胡适到武汉的确切日期是1932年11月27日。胡适住在位于武昌的武汉大学，蒋介石当时正在汉口督师“剿共”，所以胡适两次应邀拜访过蒋介石。《述艾ɬ豪总统的两个故事给蒋总统祝寿》一文中写的“民国22年”，应为“民国21年”，不知是胡适的笔误，还是手民的误排？
“1931年说”因以新闻报道为据，所以流传颇广，并写入了权威的《胡适年谱》。现在看来可疑之处十分明显。首先，胡适日记中无此记录。胡适初见蒋介石，是他经历中的一件大事，根据惯例，他的日记中没有不记载的理由。其次，笔者咨询多次查阅蒋介石日记原¬件的杨天石先生。他说，蒋当年日记中没有见胡适的记录。1931年10月21日至11月2日，胡适曾到上海参加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讨论的是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经¬济发展问题，有来自9个国家的131位代表参加。中国是东道国，胡适是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题演说。会后他在上海滞留了十几天，然后乘坐火车经¬南京返回北平。他在南京只耽搁了半天，很难有跟蒋介石会见的可能，所以，“1931年说”亦应排除。
那么，《申报》为什么会刊出那样一则“南京专电”呢？笔者以为是事出有因，而内容失实。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为了巩固政权，企图笼络一些知识分子作为智囊，而胡适这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虽自称“几枝无用笔”，但有“补天”的强烈愿望。1931年9月下旬，国民政府决定成立一个财政委员会，负责监查国库各项收支，实行财政公开——特别是想利用这一机构控制军费的使用。委员会由27人组成，南京政府推荐22名，广东政府推荐5人。9月25日，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给胡适来电：“鉴于财政委员会的成立与目前的危机，请速来南京。请答复。宋子文。”26日晚胡适复电：“好意心领，恕我无法就任财政委员会。一有空即赴南京。胡适。”11月11日，宋子文、张公权又来电劝说，并明确胡适是作为教育界的代表参加财政委员会，胡适才勉强同意，但“希望在联合政府组成后就任此职”。所谓“联合政府”，是指南京与广州两方面和平统一之后的联合政府——因为此前粤方坚持让蒋介石下野，出现了宁、粤对峙局面，直到11月7日双方才达成妥协¬。宋子文、张公权来电的当天，财委会名单即正式见报。可见，不论胡适本人是否同意，事情都已成定局。11月12日，蒋介石以委员长身份来电，通知胡适于15日上午赴南京参加财政委员会成立会，但胡适以生病为由复电婉辞：“真电敬悉。北归后即病，删日财委会不能出席，乞谅。”同年12月19日，胡适在致李石曾信中坦陈了自己的心态：“我所希望的，只是一点思想言论自由，使我们能够公开的替国家想想，替人民说说话。我对于政治的兴趣，不过如此而已。我从来不想参加实际的政治，这并非鄙薄实际政治，只是人各有能有不能，我自有我自己的工作，为己为人都比较有益，故不能抛弃了我自己的工作来干实际的政治。”
综上所述，可见在1931年11月蒋介石确曾电召胡适，但为胡适谢绝。《申报》那则“南京专电”的失误有三：一、国民政府拟聘胡适为财政委员会委员，而不是“立法委员”。二、财委会中的学者代表除胡适外，还有顾孟余、马寅初、朱家骅、杨铨，并无丁文江¬。三、1931年10月14日，胡适尚在北平，根本不在南京。鲁迅以一则失实的新闻为据，撰写了《知难行难》一文，当然经不起事实的检验。不过，这篇杂文仍深刻总结出了一条“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时候是‘偃武修文’，粉饰粉饰；做倒霉的时候又以为他们真有‘治国平天下的大道’，再问问看，要说得直白一点，就是见于《红楼梦》上所谓‘病笃乱投医了’。”这条“老例”，总体上来说也适合于说明蒋介石跟胡适的关系。
人们常说，真实是新闻的全部；或者说，真实是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追求。但新闻失实的情况却屡见不鲜。这就给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教训：对新闻报道也要进行辨析。比如，胡适在致李石曾的同一封信中还提到，“连日报纸宣传将有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组织，并且有入选名单的拟议，其中有我的名单。此事不知确否？如果这消息是确的，千万请先生代为向政府方面声明我不愿加入此项政务委员会”。如果轻信了上述“报纸宣传”，胡适岂不是又多蒙了一层冤屈？再如，瞿秋白以鲁迅笔名发表的《王道诗话》一文（现收入《伪自由书》），说胡适1932年12月初到湖南讲学时，接受了军阀何键馈赠的5000元讲演费，并讽刺道：“能言鹦鹉（作者注——暗喻胡适）毒于蛇，滴水微功漫自夸，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瞿秋白的消息也是来自于“报纸宣传”——而事实上，何键赠送胡適的是他自己的一些著作，一块菊花砚，两幅湘绣，两支湖南毛笔，外加400元旅费。除了开销，胡适所赚只有200多元。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鲁迅博物馆原¬副馆长、鲁迅研究专家）
原载于《同舟共进》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