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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剑的作品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写军营，一是写湖北红安，那个叫“竹林湾”的村子。写军营和军人，比如《穿军装的牧马人》里牧马的黄叶青，《饭堂哨兵》里的无名哨兵，还有《哨兵北舞》里的韩泽中，他们独特的气质，他们站立的姿势，触动了作者的写作激情，这种激情赋予人物，便呈现出丰富真实、充满热情的士兵形象。“竹林湾”系列中的人物，在作者心里沉淀了多年，突然一天，人物在脑子里闪现，“像是站在故乡潮润的空气里，像是在梦境里，对我说，四郎，你还记得我吗？往事便潮水般涌来。我打开电脑。我知道，接下来的创作，就是要写眼前这个人。”于是，有了“竹林湾”系列的创作。父亲、哥哥、聋二、光棍麻球、崔寡妇……这些人，如同人物展映般进入作品。他们在特定年代的困惑、烦恼、不安、愤怒，他们在生活中的挣扎，包括他们对现实的逃避，或自我拯救，他们深藏在心底的淳朴与纯真，鲜活地展现出故乡那片红色土地上的红色记忆。
一、素材之源：红色精神记忆与生活历练
曾剑出生于湖北红安，在那片红色的土地上，他从小受革命故事熏陶，后又在军营摸爬滚打，逐渐成长起来。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既是他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又能使他在文学创作中，深深扎根在那片红土地里，不屈不挠，向阳生长。红安精神是指在1923年中共红安地方组织创立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一特定时段，在红安及其周边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红安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以党性和人民性为价值取向的认知、情感、意志的总和。它具体表述为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的“一要三不要”和“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的“一图两不图”。追昔抚今，必须全面继承和弘扬红安精神。作家立足于生活过的红色土地，继承和弘扬红安精神，捕捉生活中每一点亮色，也不回避生活的困窘和无奈，这是他们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成长方式和理解生活的途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作家，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他们写作的终点，他们总是凭借源自内心的创作期待逐渐扩大视野，把眼光投向历史和人类的命运，并不断地锤炼自己，将自己的关切用文学的方式准确地表达出来。这也是军旅作家曾剑的写作路径。曾剑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关于自我、故乡、生活的种种情怀体现在他陆续推出的作品中，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之后，又有《冰上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在神圣的天空飞翔》《向大海》《岸》等中短篇小說，直到目前又推出新作《太平桥》。
对于取材于故乡和军营的小说，曾剑曾在他的创作谈《与生活同行》中这样说：“我的体会是，到生活中去，与生活同行。”“这些作品，与其说是我的创作，不如说是生活的赐予。”《西瓜缘》《闹洞房》《“长工”麻三喜的壮举》《回家过年》《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等小说都以故乡红安的故事为蓝本，《午夜飞翔》和《小汉口》则记录了红安人到省会武汉讨生活的艰辛。文学批评家晓宁也在其《尴尬的故事，焦虑的表述》中这样评论：“品读过曾剑的几篇小说，我脑海里对这位年轻作者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他最不能忘怀的是自己的故乡，故乡作为他文学创作的主要资源，帮助他开掘出了重要的小说素材。”他“选择了一种回望乡土的视角，以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生活的离乡者的目光打量曾经生活过的故乡”。曾剑用小说的方式对故乡红安的人和事及精神历练进行阐释时，字里行间可见他在回想和叹息时其情也真，其念也深。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用一种近乎原生态的方式来追忆他童年、少年时代渐行渐远的记忆。新作《太平桥》也延续这一记忆中写作的创作理念。作者曾说：“《太平桥》里的‘太平舅’，就是我记忆中的一个人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太平桥’。当他遇到困难、坎坷，甚至灾难的时候，他希望有一座桥，能让他走过去。过了这座桥，就平安了，太平了。这里说的‘太平’，其实是一个人内心美好的希望，他怀揣这美好的希望，一步步往前走。这是他们为了完成自我救赎而给自己架设的一座心灵之桥、精神之桥。”曾剑文学创作的另一大类型是反映军旅生活的小说，如《再见黑水》《一路同行》《冬去春来》《地下有个兵》《平淡如歌》《鸭绿江》《午夜哨兵》《今夜有雪》《士官王卫墩》《我们是兄弟》等。走出精神富足而物质贫瘠匮乏的故乡、进入充满活力的军营的曾剑，在这些小说中一扫往日笔锋的沉重，用朴素真挚的情感写出了他对军旅生活的热爱。在这些兵士们的平凡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曾剑对和平年代军人思想境界的独到见解。曾剑小说不用宏大叙事，但在兵与兵、兵与地方的交往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别样的人生轨迹和政治情怀。在这些“与生活同行”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曾剑“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朴素的创作理念，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在写作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向前。
二、叙事之变：主流叙事话语与人物剪影
习总书记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总书记还针对当下文艺界的现状，强调艺术家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用优秀作品为祖国为人民立言。曾剑的小说以军旅题材为底色，并实现了军旅叙事、乡土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熔，丰富了这几类题材的内涵，并拓展了它们的外延。就乡土叙事而言，曾剑小说完成了从故乡到他乡之变。他的作品中有和大多数乡土作家一样的写故乡的“红安系列”，也有军旅生涯中撷取的兵营故事等，东北大地在他笔下同样是富有生气的乡土世界，他也在不同的乡土中找寻世间的真情真性。就叙事而言，曾剑的两类小说同样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书写他们的人生，也为他们的“生存”挣扎而叹息。不同的是，“兵营”书写的是军人，总是有超越生存的情怀。就叙事而言，曾剑小说完成了从个人到历史的转变。军旅题材大多属于主流叙事或宏大叙事的范畴，而曾剑的小说则兼容了乡土叙事与底层叙事，并采用“我”的第一人称视角，从而具有鲜明的个体性与抒情性，以个体存在融入群体历史。他的微观叙事与个人色彩非常鲜明，使他与回应时代的“表意焦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中短篇小说写作到长篇小说《向阳生长》，曾剑以这种创作姿态持续建构着自己的小说世界，创作视野逐渐扩大，艺术手法日趋成熟，在文学领域独树一帜。与此同时，曾剑的小说发出了和平时代军旅小说的时代强音，也为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现实与艺术的方向。 曾剑的小说在时代叙事的总体框架之下，将目光投向扎实生活的“小人物”。他大多数小说描写的都是和平年代的军人生活，主人公也不是头顶光环的英雄，而是普通人，为他们的生存、生计、生活剪影书写。曾剑的小说中有他从小熟悉的“红安系列”，但让他产生影响的却是军旅题材的“东北系列”——如《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等。曾剑笔下的湖北红安、玄武湖，与东北大兴安岭、辽西草原同样富有记忆中乡土的灵魂。无论是湖北红土地还是东北黑土地，都是富有诗意的描写方式，对具有地域色彩的生产与生活进行细致描摹，并且刻画出具有“坚毅而又隐忍的性格、苦难而又丰饶的人生”的小人物剪影。如《整个世界都在下雪》《武湖梦》，故事的背景都在湖北。小说中艰难生存的小人物渴望摆脱匮乏与无知、追求爱情与幸福，同时也保持着乡村人的淳朴、善良和正直。同样，在军旅题材创作中，曾剑也没有一味使用宏大叙事，而是将叙事视角直接指向普通士兵的日常生活。《饭堂哨兵》里的哨兵想转士官，《士官的白天和夜晚》里的士官想提干，《午夜飞翔》里的黑鱼，想挣得一笔钱，都是想解决“生存”的问题，或者说能过更好地“生活”。曾剑将乡土叙事与军旅叙事结合，赋予了乡土叙事从故乡到写他乡的更广阔的观照视角;底层叙事与军旅叙事的结合，赋予了底层叙事从生存到生活的更开朗自信的笔调。军旅叙事与乡土叙事、底层叙事的结合，赋予了军旅文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的转变，使军旅小说更加日常化，也更富有个人化与抒情性的色彩。正如在新作《太平桥》中“太平舅”的人物剪影，既是对故乡的灵魂依托，又是时代话语中的精神指向。再比如，《穿军装的牧马人》《冰排上的哨所》等作品，虽取材于军旅家国叙事，然而这些作品对自然风物的描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刻画，仍是如红安系列一样富有生气。其中人物也保留着“乡下人”和“军人”的双重身份认同，他们对过好日子、娶妻生子等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充满希冀和憧憬，也同样渴望幸福，在卑微中维护尊严，在失落中寻找希望——这些特质让他们不同于宏大叙事中的军人，跟纯粹乡土叙事中的人物很相似，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普通人，触手可及，非常接地气。曾剑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军旅文学气息和深厚的乡土情怀味道，其作品是两者水到渠成的兼容与再造”（刘恩波：《曾剑的小说风景》，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2））显现出基于乡土叙事、又超越乡土叙事的审美特质。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与时偕行”的新变，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军旅小说从整体上实现了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从政治视角到人性视角的转变，人物形象方面也呈现出“去英雄化”的趋向。曾剑的小说大多以和平年代军人的平凡生活为书写对象，这与军旅小说的时代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而特别的是，曾剑的小说在描写战士们日常生活时，倾注了作家的主体情感，以艺术化、审美化的书写使我们深入了解军营生活，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担当的士兵形象。曾剑的军旅小说将时空均设定在部队军营，冰排上的哨所、兴凯湖、小木屋构成了一个个具象的叙事空间。作家从个人主体经验出发，以日常化叙事试图还原真实军旅生活中的苦与乐、爱与愁，使小说带有微观叙事的特征。曾剑小说更多的是描写边防兵、守岛兵、理发兵、牧马兵、饭堂哨兵等部队中的基层士兵日复一日的平凡军旅生活：养马、理发、写报道、饭堂站岗、押送坦克、常规执勤……他们想的也多是怎样排解寂寞、首长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我”，以及记功、升迁、复员、回家、与爱人结婚等一系列的普通人的琐事。这些底层士兵虽然在部队中做着最琐碎的日常工作，却无一例外地怀揣真枪实弹上战场的“英雄梦”。而日常生活的重复和细碎的琐事却消磨了这种“英雄性”，于是我们在曾剑的小说中看见了许多苦闷怅惘的士兵。但事实上，这种日常性的解构并非对士兵心目中“英雄梦”的真正消解。曾剑从未放弃过塑造铁血丹心的“真汉子”形象，而是将军人的价值内核附着在细小的生活事件中，表达出和平年代军人内在的理想信仰和精神向度。也正是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之间，展现了作家将切身感悟与文字融为一体的独特体验，也在军旅题材宏大坚硬的外壳下，看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充沛情感，并拓展与深化了军旅文学的书写空间与情感内蕴。
三、情感之思：红色故乡回望与精神融合
曾剑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太平桥”》中谈道：“我现在回到湖北红安老家，踏上那片土地，我就开始回望辽沈大地，竟然如我在东北回望红安的感觉相同，辽沈大地，于我，已经有了故乡的感觉。而老家红安，却越来越像他乡。”无论“故乡”还是“他乡”，都在作家的精神世界中融合升华。曾剑出生地湖北红安，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大革命期间，黄麻起义的第一枪在这里打响，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就是在这里改编和演唱的。红岸是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223位将军的出生地。曾剑像许多红安的年轻人一样带着“将军梦”去了军营。二十年的时间里，军营的洗礼和故乡的红色革命情怀深深融于作家的创作中。而在此过程中，作家多是放弃了直抒胸臆的呐喊，而是浸淫于这种深情的脉脉吟唱。曾剑的小说擅长以富有诗意的语言来造境。曾剑本人也曾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写作曾受到迟子建、苏童等当代作家的影响。诗性的语言营造诗性的意境，也内化为人物对生活、战争、历史以及人性的诗意理解。《枪炮与玫瑰》中，曾剑不吝惜笔墨营造了寒冷恶劣、硝烟弥漫的战争氛围，同时又赋予其中的人物以坚硬且柔软的情感世界，正是战士心中对战友情、亲情与爱情的坚守才使得战争也焕发出浪漫的色彩，枪炮战火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化为战士们前进的动力，于是小说传达出战地洗礼过的土地也能长出玫瑰的美学理想。《向阳生长》中杨向阳一生的成长史，便是一部家族史、乡村史，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共和国发展史，向阳内心的坚韧刚强与坚定的理想信仰将苦难吸收为成长的养料，表达出一代时代新人的价值观念与精神风貌。抒情/诗性一脉小说经沈从文、废名等人的拓荒，在当下的文学场域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甚至在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浸润下，抒情性成了一种稀缺且宝贵的文学质素。尤其是在“硬核”的军旅兵营题材小说中，抒情性便更值得珍视，也使曾剑的小说更具特色，即在对故乡的回望中融入家国情怀。
曾剑的小说以“我”为主人公来进行第一人称叙事，以“我”的视角凸显了在场感，又与作家熟悉的军旅生活拉开了距离，在小说世界中将其视为陌生化审视的对象。曾剑小说中有不少细腻丰富的人物心理描写，大量传达人物的主观情感和感受，并且与具有画面感的景物结合在一起。如《穿军装的牧马人》中那段人与马的互动，以及人在寂寞中对马的心理投射，生动而传神。《饭堂哨兵》在宁谧的乡村景致回忆中展开哨兵的内心世界。《冰排上的哨所》以“电视信号不好，没有图像，声音像从沙尘暴里传过来，沙沙响。寂寞像阴影一样袭来”这样的形象语言来传达哨兵的寂寞。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抗美援朝题材的《枪炮与玫瑰》与讲述红安革命老区一个家庭“四代从军”的《向阳生长》，也融合了微观叙事：他所熟悉和擅长的对个体命运及情感世界的关注。这种创作语态使曾剑更加接近创作对象，他不以居高临下的观察者姿态写作，而是“去感知、体验和思考他们内心的想法”，换句话说，他“不把英雄还原为人类，也不把英雄放在人类的位置上来读和写”。新作《太平桥》就是把作家对现实的思考融入千千万万个像“太平舅”这样的普通人身上，去期待国家的太平、生活的和谐和幸福。作家情感的表达，是与这个时代是相契合的。从他作品营造的氛围、散发的气息、传递出的声音，读者应该感知到这个时代的脉搏跳动。
曾剑有两块主要的创作领地：故鄉和军营。当谈到他的文学滋养源在哪里时，他说：“我出生在大别山南麓，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野到军营、从放牛娃到军官，生活经历还算丰富，我就在丰富的生活中，挖掘我最为熟悉的人，作为我的主人公。”曾剑立足于红色土地，不断拓展创作视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细节，通过对情感生活的描摹、剖析，来呈现他红色的精神记忆和家国情怀。根据曾剑自己的规划，他将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文学、民间文学，进行系统的学习和传承，创作出更加具有“中国性”的“中国故事”。
一、素材之源：红色精神记忆与生活历练
曾剑出生于湖北红安，在那片红色的土地上，他从小受革命故事熏陶，后又在军营摸爬滚打，逐渐成长起来。成长环境、生活经历，既是他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又能使他在文学创作中，深深扎根在那片红土地里，不屈不挠，向阳生长。红安精神是指在1923年中共红安地方组织创立至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这一特定时段，在红安及其周边地区这一特定区域，红安地区的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在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以党性和人民性为价值取向的认知、情感、意志的总和。它具体表述为 “要革命，不要钱、不要家、不要命”的“一要三不要”和“图奉献、不图名、不图利”的“一图两不图”。追昔抚今，必须全面继承和弘扬红安精神。作家立足于生活过的红色土地，继承和弘扬红安精神，捕捉生活中每一点亮色，也不回避生活的困窘和无奈，这是他们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的成长方式和理解生活的途径。但是，对于任何一个不断探索前进的作家，个人和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他们写作的终点，他们总是凭借源自内心的创作期待逐渐扩大视野，把眼光投向历史和人类的命运，并不断地锤炼自己，将自己的关切用文学的方式准确地表达出来。这也是军旅作家曾剑的写作路径。曾剑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关于自我、故乡、生活的种种情怀体现在他陆续推出的作品中，长篇小说《枪炮与玫瑰》之后，又有《冰上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在神圣的天空飞翔》《向大海》《岸》等中短篇小說，直到目前又推出新作《太平桥》。
对于取材于故乡和军营的小说，曾剑曾在他的创作谈《与生活同行》中这样说：“我的体会是，到生活中去，与生活同行。”“这些作品，与其说是我的创作，不如说是生活的赐予。”《西瓜缘》《闹洞房》《“长工”麻三喜的壮举》《回家过年》《循着父亲的目光远行》等小说都以故乡红安的故事为蓝本，《午夜飞翔》和《小汉口》则记录了红安人到省会武汉讨生活的艰辛。文学批评家晓宁也在其《尴尬的故事，焦虑的表述》中这样评论：“品读过曾剑的几篇小说，我脑海里对这位年轻作者形成了这样一个印象：他最不能忘怀的是自己的故乡，故乡作为他文学创作的主要资源，帮助他开掘出了重要的小说素材。”他“选择了一种回望乡土的视角，以走出乡村进入城市生活的离乡者的目光打量曾经生活过的故乡”。曾剑用小说的方式对故乡红安的人和事及精神历练进行阐释时，字里行间可见他在回想和叹息时其情也真，其念也深。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的发展，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他用一种近乎原生态的方式来追忆他童年、少年时代渐行渐远的记忆。新作《太平桥》也延续这一记忆中写作的创作理念。作者曾说：“《太平桥》里的‘太平舅’，就是我记忆中的一个人物……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太平桥’。当他遇到困难、坎坷，甚至灾难的时候，他希望有一座桥，能让他走过去。过了这座桥，就平安了，太平了。这里说的‘太平’，其实是一个人内心美好的希望，他怀揣这美好的希望，一步步往前走。这是他们为了完成自我救赎而给自己架设的一座心灵之桥、精神之桥。”曾剑文学创作的另一大类型是反映军旅生活的小说，如《再见黑水》《一路同行》《冬去春来》《地下有个兵》《平淡如歌》《鸭绿江》《午夜哨兵》《今夜有雪》《士官王卫墩》《我们是兄弟》等。走出精神富足而物质贫瘠匮乏的故乡、进入充满活力的军营的曾剑，在这些小说中一扫往日笔锋的沉重，用朴素真挚的情感写出了他对军旅生活的热爱。在这些兵士们的平凡故事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曾剑对和平年代军人思想境界的独到见解。曾剑小说不用宏大叙事，但在兵与兵、兵与地方的交往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别样的人生轨迹和政治情怀。在这些“与生活同行”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曾剑“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朴素的创作理念，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在写作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坚定地向前。
二、叙事之变：主流叙事话语与人物剪影
习总书记指出，“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伟大事业，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总书记还针对当下文艺界的现状，强调艺术家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用优秀作品为祖国为人民立言。曾剑的小说以军旅题材为底色，并实现了军旅叙事、乡土叙事与底层叙事的互熔，丰富了这几类题材的内涵，并拓展了它们的外延。就乡土叙事而言，曾剑小说完成了从故乡到他乡之变。他的作品中有和大多数乡土作家一样的写故乡的“红安系列”，也有军旅生涯中撷取的兵营故事等，东北大地在他笔下同样是富有生气的乡土世界，他也在不同的乡土中找寻世间的真情真性。就叙事而言，曾剑的两类小说同样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书写他们的人生，也为他们的“生存”挣扎而叹息。不同的是，“兵营”书写的是军人，总是有超越生存的情怀。就叙事而言，曾剑小说完成了从个人到历史的转变。军旅题材大多属于主流叙事或宏大叙事的范畴，而曾剑的小说则兼容了乡土叙事与底层叙事，并采用“我”的第一人称视角，从而具有鲜明的个体性与抒情性，以个体存在融入群体历史。他的微观叙事与个人色彩非常鲜明，使他与回应时代的“表意焦虑”保持了一定的距离。从中短篇小说写作到长篇小说《向阳生长》，曾剑以这种创作姿态持续建构着自己的小说世界，创作视野逐渐扩大，艺术手法日趋成熟，在文学领域独树一帜。与此同时，曾剑的小说发出了和平时代军旅小说的时代强音，也为我们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民族文化自信提供了现实与艺术的方向。 曾剑的小说在时代叙事的总体框架之下，将目光投向扎实生活的“小人物”。他大多数小说描写的都是和平年代的军人生活，主人公也不是头顶光环的英雄，而是普通人，为他们的生存、生计、生活剪影书写。曾剑的小说中有他从小熟悉的“红安系列”，但让他产生影响的却是军旅题材的“东北系列”——如《冰排上的哨所》《穿军装的牧马人》等。曾剑笔下的湖北红安、玄武湖，与东北大兴安岭、辽西草原同样富有记忆中乡土的灵魂。无论是湖北红土地还是东北黑土地，都是富有诗意的描写方式，对具有地域色彩的生产与生活进行细致描摹，并且刻画出具有“坚毅而又隐忍的性格、苦难而又丰饶的人生”的小人物剪影。如《整个世界都在下雪》《武湖梦》，故事的背景都在湖北。小说中艰难生存的小人物渴望摆脱匮乏与无知、追求爱情与幸福，同时也保持着乡村人的淳朴、善良和正直。同样，在军旅题材创作中，曾剑也没有一味使用宏大叙事，而是将叙事视角直接指向普通士兵的日常生活。《饭堂哨兵》里的哨兵想转士官，《士官的白天和夜晚》里的士官想提干，《午夜飞翔》里的黑鱼，想挣得一笔钱，都是想解决“生存”的问题，或者说能过更好地“生活”。曾剑将乡土叙事与军旅叙事结合，赋予了乡土叙事从故乡到写他乡的更广阔的观照视角;底层叙事与军旅叙事的结合，赋予了底层叙事从生存到生活的更开朗自信的笔调。军旅叙事与乡土叙事、底层叙事的结合，赋予了军旅文学从宏大叙事到微观叙事的转变，使军旅小说更加日常化，也更富有个人化与抒情性的色彩。正如在新作《太平桥》中“太平舅”的人物剪影，既是对故乡的灵魂依托，又是时代话语中的精神指向。再比如，《穿军装的牧马人》《冰排上的哨所》等作品，虽取材于军旅家国叙事，然而这些作品对自然风物的描绘、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刻画，仍是如红安系列一样富有生气。其中人物也保留着“乡下人”和“军人”的双重身份认同，他们对过好日子、娶妻生子等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充满希冀和憧憬，也同样渴望幸福，在卑微中维护尊严，在失落中寻找希望——这些特质让他们不同于宏大叙事中的军人，跟纯粹乡土叙事中的人物很相似，像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普通人，触手可及，非常接地气。曾剑的小说，“具有浓郁的军旅文学气息和深厚的乡土情怀味道，其作品是两者水到渠成的兼容与再造”（刘恩波：《曾剑的小说风景》，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2））显现出基于乡土叙事、又超越乡土叙事的审美特质。
中国当代军旅文学在7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与时偕行”的新变，尤其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军旅小说从整体上实现了宏大叙事向日常叙事、从政治视角到人性视角的转变，人物形象方面也呈现出“去英雄化”的趋向。曾剑的小说大多以和平年代军人的平凡生活为书写对象，这与军旅小说的时代发展方向是一致的。而特别的是，曾剑的小说在描写战士们日常生活时，倾注了作家的主体情感，以艺术化、审美化的书写使我们深入了解军营生活，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担当的士兵形象。曾剑的军旅小说将时空均设定在部队军营，冰排上的哨所、兴凯湖、小木屋构成了一个个具象的叙事空间。作家从个人主体经验出发，以日常化叙事试图还原真实军旅生活中的苦与乐、爱与愁，使小说带有微观叙事的特征。曾剑小说更多的是描写边防兵、守岛兵、理发兵、牧马兵、饭堂哨兵等部队中的基层士兵日复一日的平凡军旅生活：养马、理发、写报道、饭堂站岗、押送坦克、常规执勤……他们想的也多是怎样排解寂寞、首长为什么没有注意到“我”，以及记功、升迁、复员、回家、与爱人结婚等一系列的普通人的琐事。这些底层士兵虽然在部队中做着最琐碎的日常工作，却无一例外地怀揣真枪实弹上战场的“英雄梦”。而日常生活的重复和细碎的琐事却消磨了这种“英雄性”，于是我们在曾剑的小说中看见了许多苦闷怅惘的士兵。但事实上，这种日常性的解构并非对士兵心目中“英雄梦”的真正消解。曾剑从未放弃过塑造铁血丹心的“真汉子”形象，而是将军人的价值内核附着在细小的生活事件中，表达出和平年代军人内在的理想信仰和精神向度。也正是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张力之间，展现了作家将切身感悟与文字融为一体的独特体验，也在军旅题材宏大坚硬的外壳下，看到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充沛情感，并拓展与深化了军旅文学的书写空间与情感内蕴。
三、情感之思：红色故乡回望与精神融合
曾剑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太平桥”》中谈道：“我现在回到湖北红安老家，踏上那片土地，我就开始回望辽沈大地，竟然如我在东北回望红安的感觉相同，辽沈大地，于我，已经有了故乡的感觉。而老家红安，却越来越像他乡。”无论“故乡”还是“他乡”，都在作家的精神世界中融合升华。曾剑出生地湖北红安，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大革命期间，黄麻起义的第一枪在这里打响，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就是在这里改编和演唱的。红岸是陈锡联、韩先楚、秦基伟等223位将军的出生地。曾剑像许多红安的年轻人一样带着“将军梦”去了军营。二十年的时间里，军营的洗礼和故乡的红色革命情怀深深融于作家的创作中。而在此过程中，作家多是放弃了直抒胸臆的呐喊，而是浸淫于这种深情的脉脉吟唱。曾剑的小说擅长以富有诗意的语言来造境。曾剑本人也曾在访谈中提到自己的写作曾受到迟子建、苏童等当代作家的影响。诗性的语言营造诗性的意境，也内化为人物对生活、战争、历史以及人性的诗意理解。《枪炮与玫瑰》中，曾剑不吝惜笔墨营造了寒冷恶劣、硝烟弥漫的战争氛围，同时又赋予其中的人物以坚硬且柔软的情感世界，正是战士心中对战友情、亲情与爱情的坚守才使得战争也焕发出浪漫的色彩，枪炮战火中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化为战士们前进的动力，于是小说传达出战地洗礼过的土地也能长出玫瑰的美学理想。《向阳生长》中杨向阳一生的成长史，便是一部家族史、乡村史，更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共和国发展史，向阳内心的坚韧刚强与坚定的理想信仰将苦难吸收为成长的养料，表达出一代时代新人的价值观念与精神风貌。抒情/诗性一脉小说经沈从文、废名等人的拓荒，在当下的文学场域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甚至在以工业文明为代表的现代性浸润下，抒情性成了一种稀缺且宝贵的文学质素。尤其是在“硬核”的军旅兵营题材小说中，抒情性便更值得珍视，也使曾剑的小说更具特色，即在对故乡的回望中融入家国情怀。
曾剑的小说以“我”为主人公来进行第一人称叙事，以“我”的视角凸显了在场感，又与作家熟悉的军旅生活拉开了距离，在小说世界中将其视为陌生化审视的对象。曾剑小说中有不少细腻丰富的人物心理描写，大量传达人物的主观情感和感受，并且与具有画面感的景物结合在一起。如《穿军装的牧马人》中那段人与马的互动，以及人在寂寞中对马的心理投射，生动而传神。《饭堂哨兵》在宁谧的乡村景致回忆中展开哨兵的内心世界。《冰排上的哨所》以“电视信号不好，没有图像，声音像从沙尘暴里传过来，沙沙响。寂寞像阴影一样袭来”这样的形象语言来传达哨兵的寂寞。他的两部长篇小说，抗美援朝题材的《枪炮与玫瑰》与讲述红安革命老区一个家庭“四代从军”的《向阳生长》，也融合了微观叙事：他所熟悉和擅长的对个体命运及情感世界的关注。这种创作语态使曾剑更加接近创作对象，他不以居高临下的观察者姿态写作，而是“去感知、体验和思考他们内心的想法”，换句话说，他“不把英雄还原为人类，也不把英雄放在人类的位置上来读和写”。新作《太平桥》就是把作家对现实的思考融入千千万万个像“太平舅”这样的普通人身上，去期待国家的太平、生活的和谐和幸福。作家情感的表达，是与这个时代是相契合的。从他作品营造的氛围、散发的气息、传递出的声音，读者应该感知到这个时代的脉搏跳动。
曾剑有两块主要的创作领地：故鄉和军营。当谈到他的文学滋养源在哪里时，他说：“我出生在大别山南麓，从乡村到城市、从田野到军营、从放牛娃到军官，生活经历还算丰富，我就在丰富的生活中，挖掘我最为熟悉的人，作为我的主人公。”曾剑立足于红色土地，不断拓展创作视野，捕捉现实生活中的细节，通过对情感生活的描摹、剖析，来呈现他红色的精神记忆和家国情怀。根据曾剑自己的规划，他将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文学、民间文学，进行系统的学习和传承，创作出更加具有“中国性”的“中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