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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南韩地区留存了大量朝鲜时代的陶瓷实物和文献资料，这些资料当中有很清晰朝鲜陶政秩序。理学视域下，李朝陶政的颁布和实施对朝鲜陶瓷行业，陶瓷产业、陶瓷外交、陶瓷贸易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所以，理学视域下的李氏朝鲜陶政研究是中朝文化交流、政治和经济贸易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尤其是我国以瓷国闻名，与别国的瓷文化和工艺思想交流成为现代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这也是我国对外交流，并与各国共同的繁荣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朝鲜、理学视域、陶政
朝鲜在进入到李朝统治之后迎来了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时期。
李氏朝鲜的陶瓷除了频繁地跟中国各区域进行商贸交流，政治礼节往来以外，本身的制瓷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其中包括制瓷产地上的开发，制瓷数量、种类的增多，海上陶瓷的中转贸易往来也成为李氏朝鲜陶瓷兴盛的重要契机。如此兴盛的陶瓷产业，当然不是无序发展。制瓷的审美倾向，陶瓷的社会作用自有其现实约束。李朝的陶政，不管是在陶瓷的政治外交上，还是审美风尚、日常使用上都有一定的取舍。这样的取舍很明显具有与当时社会制度相符合的理学特征。当然这个理学不仅仅是国家的政治行为，还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理学崇尚、理学研究与理学教育有关。
理学东渐之下，朝鲜王朝以儒立国、以儒治国，较之此前的各时期，朝鲜对儒学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李氏朝鲜把儒教作为国教，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推崇不管是在官方成均馆，还是在各地方的乡校都对理学进行有效研究、讨论、发展和传播。
公元15世纪40年代，朝鮮半岛南部高灵、南原，中部宜川和京畿道境内的广州等地，均出产品质良好白瓷所用的瓷土。
朝鲜白瓷在李氏朝鲜具有极高的地位。这种地位奠定除了因为洁白无瑕的玉色白瓷能够体现君子儒学的精神风尚，也跟整个朝鲜的外交政治有关。比如，世宗十一年（1429），明朝内臣金满前来朝鲜，向朝鲜索求大小瓷器120件和酒器6件；同年七月尹凰第二次来到朝鲜王室时则要求更多的物品，然而每次明使臣要求的物品，似乎都能得到。那么明臣所喜爱的朝鲜陶瓷也以朝鲜的白瓷为主，他们对朝鲜白瓷的索求也越来越多。如《世宗实录》卷二七“世宗七年二月乙卯”条曾载明使臣向朝鲜所要白瓷的十个条目：“傅旨广州牧使遣献大中小白磁獐本十事，精细燔造以”[1]大明朝也是以儒学治国的王朝，对于白瓷的喜爱同样助推了朝鲜统治者对白瓷的重视。
李氏朝鲜则把朝鲜白瓷放在国瓷的地位上，用于政治外交和最高统治者使用和欣赏，朝鲜白瓷的制作、装饰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上层统治者的需求和用途。
以白瓷为主，其他砂器则放在相对较低的位置，但并不意味着其他砂器的制作量不大，水平不高。比如明朝最著名的青花瓷在朝鲜也有烧造，甚至在后期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不能动摇白瓷在整个朝鲜时期的地位。同时青花瓷和其他砂器又在朝鲜时代的陶瓷秩序当中以一定的层次性和秩序性排列。当然这种排列依据的标准便是理学制度下的严密秩序。比如严密的行会制度、近乎苛刻的陶瓷产业秩序，甚至在严密的等级制度下连陶瓷产品的流向都有严格的区分，比如皇室、文人、武官、平民、姓氏等等在陶瓷购买、使用上都有不同的区分。
这种严密的陶瓷秩序利弊相伴，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说保证了李氏朝鲜的陶瓷行业有序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而平衡的商业环境，使得陶瓷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分类越来越多，秩序性越来越强，比如安胎瓷、盥洗瓷、妆奁瓷等都存在着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一定是李氏朝鲜陶瓷行业持续、有效、长期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
李氏朝鲜时期的陶政很大程度上根据陶瓷产业的变化做出调整，行业内调整的秩序依旧参考了理学的德、仁、礼、仪的秩序。
那么朝鲜陶瓷产业从京畿府地到庆尚边陲，不管是制作精美的皇室粉青、白瓷，还是地方上的各类砂器、土器皆不仅局限于作坊式的制作，而是在产业化上都有一定的规模，那么这种规模和产量绝对不是盲目性粗放发展，大多呈现出必要的秩序化造作。高丽末、朝鲜初全国瓷器所增至139所，陶器所则增加到185所，共计324所，其中约三分之二以上生产粗糙的一般生活器皿，生产精致“上品”的瓷器所则只有4所。[2]这种等级和次序总是在繁密的陶瓷生产中得以区分，而且陶政的秩序化跟李氏朝鲜的理学制度有着严密的关联，最突出的便是统治者对白瓷的喜爱，毕竟白色体现了儒教理学的审美和政治教化，在相对含蓄的白色底子上，一些文人士大夫纷纷加入到瓷绘制作的行列中来，甚至直接参与陶瓷制作，用他们的笔墨表现以才学和品格作为言志的儒学要求，使得白瓷在京畿一带的广州得到大量造作。
李朝时期，中部的宜川虽然出优良的白瓷土，应该在宜川附近督办窑厂，但是宜川窑厂并没有形成规模。一方面是按照李朝时期理学的政治秩序，需要由中央官方到地方民间，分级治理陶政，二是礼制的层次也没有允许宜川为汉城提供大量的白瓷需求。所以，要想烧造白瓷，还是要把瓷土运到京畿道附近的广州、高灵、南原等地。广州窑成为官窑之后，白瓷烧造量极大。仅广州一带窑址密集，窑的构造大致雷同，呈现较进步的“隔壁多室”或“多室隔壁”，使用效率、成品率都有所提高。[3]瓷土需求量极大的情况下并没有见到宜川的白瓷土运输到京畿道，原因是运送瓷土路途遥远，费用较高，所以少有“宜川土”北运之事。[4]这就说明，皇家所管制的陶瓷产业在理学视域下陶政已经发生变化。
李氏朝鲜的外交是一个特殊的相对稳定时期。最重要的原因是，李氏朝鲜接壤明朝也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而且对于明朝统治集团也没有对朝鲜采取过激的外交，这样的话，李朝的政治大后方得以保障。
李朝特殊的政治外交的情况下，文化外交、政治往来则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每次朝鲜使团出使明朝，都会受到明朝皇帝的赏赐，其中明朝的青花瓷器一定在赏赐的范围之内，有的作为礼物赠送个皇室成员。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朝鲜士大夫对于明朝瓷器的要求，所以在正常的陶政外交秩序之外，私下贸易也有不少发生。这是由于朝鲜陶政外交不够充足所导致的，民间瓷器经济往来的情况。但是，朝鲜统治者更愿意用陶政的政策手段来掌握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从某种角度讲，理学的道德要求对这种陶瓷资源的占有存在必然的约束，致使朝鲜的陶政相对比较保守，同时这种限制不仅是对内也是对外的。 理学视域下的陶政对于瓷器的外销出口和进口不够积极，使得陶瓷贸易没有健康形成。虽然对本国的陶瓷产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没有从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刺激国际间的陶瓷贸易。至于朝鲜成宗年间私下陶瓷走私贸易的兴盛，终究不能形成对外产业化的发展，于此不得不说是朝鲜陶政的导向所限。
朝鲜理学相对刻板和严密的政治经济外交制度下，朝鲜区域的陶瓷外交秩序呈现出渐进式的不冒进，也不迟钝的稳定持续进行的秩序性倾向。
李氏朝鲜的理学制度下，统治者尊崇格物明理的社会态度，但是在朝鲜后期却实行了闭关锁国的外交贸易政策。朝鲜的陶瓷贸易不得不在本国内实行自产自销的内卷模式。朝鲜时代中后期，朝鲜本区域内关于窑炉的制作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也不见胎土材料和陶瓷技术有进一步发展，用釉也保持了长时间的刻板和重复。但是朝鲜境内对于粗瓷的需求量急速增长，表示日常陶瓷必然是普通民众生活的必须。这些烧造粗糙的瓷器并不具备外销的品质保障，也没有直销域外的证据。这样的话，朝鲜很长时间内的陶瓷贸易基本属于低等瓷内销与固化生产。
其中，朝鲜陶瓷市场出现某些松动，常是因为明朝的一些陶瓷也会在朝鲜南部港口作为中转，销售往来，甚至一些中国商人直接驻扎在朝鲜进行朝鲜和朝鲜以外区域的陶瓷贸易。而且朝鲜本身陶瓷贸易就会面向当时的女真、日本、东亚诸国，还有通过海路与中国的南方直接进行陶瓷贸易。那么在复杂的陶瓷贸易环境中，儒学、儒商曾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且跟统治者的统治之道有紧密的串联。朝鲜统治者在陶政方面不再刻意与制陶工匠的管制，比如在税制方面，朝鲜太宗朝做出了一项改革，其中以瓷器为例，如果陶瓷能够卖出好价钱的话，可以直接纳“现物税”，不必把质量上层的陶瓷实物进贡给朝廷。这本身还是以地方陶工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陶政来刺激地方陶瓷贸易的进行。紧接着在太宗十七年，又有数条关于陶政的法令颁行。目的是让更多的团体加入到陶瓷制作，提高制作陶瓷的质量，来促进朝鲜陶瓷的制作水平。比如太宗曾要求各道制作“贡案”。“贡案”就是清册，这便于确实地掌握陶瓷产地、窑口、陶瓷品类、陶瓷产量等，并且对陶瓷的贸易流向和进贡物品有明确的记载。甚至，官窑的经营权一度由司雍院转移到地方窑的经营上来，特别是1884年完全转移属民营官窑，[5]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朝鲜陶瓷水平的提高和新品种的开发有三个方面的刺激因素；一是，明朝相对较高的制瓷水平和相对完备的陶瓷产业发展；二是，朝鲜本区域内对陶瓷产品的大量内需；三是，朝鲜南部海外中转贸易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朝鲜的陶瓷发展。但是这些发展都是有限度的发展，并没有像明朝陶瓷贸易一样成为世界陶瓷的中心，或者是中心之外的中心，这要比日本的海上贸易还要保守一些。這是理学发展到后期偏向于理论空谈的弊端表现；但这种秩序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跟当时海患有关，否则当时的贸易秩序依然会缓慢地沿着既定的秩序拓展。
理学东渐之下，朝鲜时代的陶政在颁布和实施的过程中呈现出有效的秩序性。以陶瓷产业发展为基准的陶政实施，保护朝鲜陶瓷也发展，开拓了朝鲜陶瓷产业品类，促进陶瓷贸易的进行。同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理学视域下的陶政又对朝鲜陶瓷业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
秩序本身就有制约和畅通的属性，体现在陶政的颁布与实施，以及实施的效果和作用上。理学视域下的朝鲜陶政研究能够充分提供当今经贸往来、政治交流、产业成形和拓展的理学支持和实践经验，也为中外专项工艺产业交流的生产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融合提供有力的经验支持和专项分析。
参考文献：
[1] 圆史编纂委员合.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地理志·金宗直口尊录下，卷二七“世宗七年二月乙卯”条.东国文化社1955.
[2] 金英媛.朝鲜前期陶瓷之研究.学研文化社1995：61.
[3] 成耆仁.朝鲜白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北1997：44-45.
[4] 方炳善.朝鲜後期白瓷研究，2001：216-222.
[5] 宋赞植.朝鲜後期手工业研究.韩国汉城大学出版部1987：52-60.
[6] 邢玉翠.解析传统艺术在我国现代城市雕塑中的演绎[J].大众文艺，2009，（22）：119.
基金项目：2019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理学视域下的朝鲜白瓷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AS19025.
关键词：朝鲜、理学视域、陶政
朝鲜在进入到李朝统治之后迎来了一个长期稳定发展的时期。
李氏朝鲜的陶瓷除了频繁地跟中国各区域进行商贸交流，政治礼节往来以外，本身的制瓷技术也在不断发展，其中包括制瓷产地上的开发，制瓷数量、种类的增多，海上陶瓷的中转贸易往来也成为李氏朝鲜陶瓷兴盛的重要契机。如此兴盛的陶瓷产业，当然不是无序发展。制瓷的审美倾向，陶瓷的社会作用自有其现实约束。李朝的陶政，不管是在陶瓷的政治外交上，还是审美风尚、日常使用上都有一定的取舍。这样的取舍很明显具有与当时社会制度相符合的理学特征。当然这个理学不仅仅是国家的政治行为，还与文人士大夫之间理学崇尚、理学研究与理学教育有关。
一、理学视域下朝鲜陶瓷行业陶政
理学东渐之下，朝鲜王朝以儒立国、以儒治国，较之此前的各时期，朝鲜对儒学的重视程度是空前的。李氏朝鲜把儒教作为国教，对程朱理学的继承与推崇不管是在官方成均馆，还是在各地方的乡校都对理学进行有效研究、讨论、发展和传播。
公元15世纪40年代，朝鮮半岛南部高灵、南原，中部宜川和京畿道境内的广州等地，均出产品质良好白瓷所用的瓷土。
朝鲜白瓷在李氏朝鲜具有极高的地位。这种地位奠定除了因为洁白无瑕的玉色白瓷能够体现君子儒学的精神风尚，也跟整个朝鲜的外交政治有关。比如，世宗十一年（1429），明朝内臣金满前来朝鲜，向朝鲜索求大小瓷器120件和酒器6件；同年七月尹凰第二次来到朝鲜王室时则要求更多的物品，然而每次明使臣要求的物品，似乎都能得到。那么明臣所喜爱的朝鲜陶瓷也以朝鲜的白瓷为主，他们对朝鲜白瓷的索求也越来越多。如《世宗实录》卷二七“世宗七年二月乙卯”条曾载明使臣向朝鲜所要白瓷的十个条目：“傅旨广州牧使遣献大中小白磁獐本十事，精细燔造以”[1]大明朝也是以儒学治国的王朝，对于白瓷的喜爱同样助推了朝鲜统治者对白瓷的重视。
李氏朝鲜则把朝鲜白瓷放在国瓷的地位上，用于政治外交和最高统治者使用和欣赏，朝鲜白瓷的制作、装饰从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上层统治者的需求和用途。
以白瓷为主，其他砂器则放在相对较低的位置，但并不意味着其他砂器的制作量不大，水平不高。比如明朝最著名的青花瓷在朝鲜也有烧造，甚至在后期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但是不能动摇白瓷在整个朝鲜时期的地位。同时青花瓷和其他砂器又在朝鲜时代的陶瓷秩序当中以一定的层次性和秩序性排列。当然这种排列依据的标准便是理学制度下的严密秩序。比如严密的行会制度、近乎苛刻的陶瓷产业秩序，甚至在严密的等级制度下连陶瓷产品的流向都有严格的区分，比如皇室、文人、武官、平民、姓氏等等在陶瓷购买、使用上都有不同的区分。
这种严密的陶瓷秩序利弊相伴，但是从某种角度上说保证了李氏朝鲜的陶瓷行业有序的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而平衡的商业环境，使得陶瓷行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分类越来越多，秩序性越来越强，比如安胎瓷、盥洗瓷、妆奁瓷等都存在着一定的秩序，这种秩序一定是李氏朝鲜陶瓷行业持续、有效、长期发展和繁荣的重要条件。
二、理学视域下朝鲜陶瓷产业陶政
李氏朝鲜时期的陶政很大程度上根据陶瓷产业的变化做出调整，行业内调整的秩序依旧参考了理学的德、仁、礼、仪的秩序。
那么朝鲜陶瓷产业从京畿府地到庆尚边陲，不管是制作精美的皇室粉青、白瓷，还是地方上的各类砂器、土器皆不仅局限于作坊式的制作，而是在产业化上都有一定的规模，那么这种规模和产量绝对不是盲目性粗放发展，大多呈现出必要的秩序化造作。高丽末、朝鲜初全国瓷器所增至139所，陶器所则增加到185所，共计324所，其中约三分之二以上生产粗糙的一般生活器皿，生产精致“上品”的瓷器所则只有4所。[2]这种等级和次序总是在繁密的陶瓷生产中得以区分，而且陶政的秩序化跟李氏朝鲜的理学制度有着严密的关联，最突出的便是统治者对白瓷的喜爱，毕竟白色体现了儒教理学的审美和政治教化，在相对含蓄的白色底子上，一些文人士大夫纷纷加入到瓷绘制作的行列中来，甚至直接参与陶瓷制作，用他们的笔墨表现以才学和品格作为言志的儒学要求，使得白瓷在京畿一带的广州得到大量造作。
李朝时期，中部的宜川虽然出优良的白瓷土，应该在宜川附近督办窑厂，但是宜川窑厂并没有形成规模。一方面是按照李朝时期理学的政治秩序，需要由中央官方到地方民间，分级治理陶政，二是礼制的层次也没有允许宜川为汉城提供大量的白瓷需求。所以，要想烧造白瓷，还是要把瓷土运到京畿道附近的广州、高灵、南原等地。广州窑成为官窑之后，白瓷烧造量极大。仅广州一带窑址密集，窑的构造大致雷同，呈现较进步的“隔壁多室”或“多室隔壁”，使用效率、成品率都有所提高。[3]瓷土需求量极大的情况下并没有见到宜川的白瓷土运输到京畿道，原因是运送瓷土路途遥远，费用较高，所以少有“宜川土”北运之事。[4]这就说明，皇家所管制的陶瓷产业在理学视域下陶政已经发生变化。
三、理学视域下朝鲜陶瓷外交陶政
李氏朝鲜的外交是一个特殊的相对稳定时期。最重要的原因是，李氏朝鲜接壤明朝也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而且对于明朝统治集团也没有对朝鲜采取过激的外交，这样的话，李朝的政治大后方得以保障。
李朝特殊的政治外交的情况下，文化外交、政治往来则显得尤为重要。虽然每次朝鲜使团出使明朝，都会受到明朝皇帝的赏赐，其中明朝的青花瓷器一定在赏赐的范围之内，有的作为礼物赠送个皇室成员。但是，这远远不能满足朝鲜士大夫对于明朝瓷器的要求，所以在正常的陶政外交秩序之外，私下贸易也有不少发生。这是由于朝鲜陶政外交不够充足所导致的，民间瓷器经济往来的情况。但是，朝鲜统治者更愿意用陶政的政策手段来掌握国际资源和国内资源。从某种角度讲，理学的道德要求对这种陶瓷资源的占有存在必然的约束，致使朝鲜的陶政相对比较保守，同时这种限制不仅是对内也是对外的。 理学视域下的陶政对于瓷器的外销出口和进口不够积极，使得陶瓷贸易没有健康形成。虽然对本国的陶瓷产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没有从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刺激国际间的陶瓷贸易。至于朝鲜成宗年间私下陶瓷走私贸易的兴盛，终究不能形成对外产业化的发展，于此不得不说是朝鲜陶政的导向所限。
朝鲜理学相对刻板和严密的政治经济外交制度下，朝鲜区域的陶瓷外交秩序呈现出渐进式的不冒进，也不迟钝的稳定持续进行的秩序性倾向。
四、理学视域下朝鲜陶瓷贸易陶政
李氏朝鲜的理学制度下，统治者尊崇格物明理的社会态度，但是在朝鲜后期却实行了闭关锁国的外交贸易政策。朝鲜的陶瓷贸易不得不在本国内实行自产自销的内卷模式。朝鲜时代中后期，朝鲜本区域内关于窑炉的制作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也不见胎土材料和陶瓷技术有进一步发展，用釉也保持了长时间的刻板和重复。但是朝鲜境内对于粗瓷的需求量急速增长，表示日常陶瓷必然是普通民众生活的必须。这些烧造粗糙的瓷器并不具备外销的品质保障，也没有直销域外的证据。这样的话，朝鲜很长时间内的陶瓷贸易基本属于低等瓷内销与固化生产。
其中，朝鲜陶瓷市场出现某些松动，常是因为明朝的一些陶瓷也会在朝鲜南部港口作为中转，销售往来，甚至一些中国商人直接驻扎在朝鲜进行朝鲜和朝鲜以外区域的陶瓷贸易。而且朝鲜本身陶瓷贸易就会面向当时的女真、日本、东亚诸国，还有通过海路与中国的南方直接进行陶瓷贸易。那么在复杂的陶瓷贸易环境中，儒学、儒商曾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并且跟统治者的统治之道有紧密的串联。朝鲜统治者在陶政方面不再刻意与制陶工匠的管制，比如在税制方面，朝鲜太宗朝做出了一项改革，其中以瓷器为例，如果陶瓷能够卖出好价钱的话，可以直接纳“现物税”，不必把质量上层的陶瓷实物进贡给朝廷。这本身还是以地方陶工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陶政来刺激地方陶瓷贸易的进行。紧接着在太宗十七年，又有数条关于陶政的法令颁行。目的是让更多的团体加入到陶瓷制作，提高制作陶瓷的质量，来促进朝鲜陶瓷的制作水平。比如太宗曾要求各道制作“贡案”。“贡案”就是清册，这便于确实地掌握陶瓷产地、窑口、陶瓷品类、陶瓷产量等，并且对陶瓷的贸易流向和进贡物品有明确的记载。甚至，官窑的经营权一度由司雍院转移到地方窑的经营上来，特别是1884年完全转移属民营官窑，[5]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朝鲜陶瓷水平的提高和新品种的开发有三个方面的刺激因素；一是，明朝相对较高的制瓷水平和相对完备的陶瓷产业发展；二是，朝鲜本区域内对陶瓷产品的大量内需；三是，朝鲜南部海外中转贸易的发展，从一定程度上也刺激了朝鲜的陶瓷发展。但是这些发展都是有限度的发展，并没有像明朝陶瓷贸易一样成为世界陶瓷的中心，或者是中心之外的中心，这要比日本的海上贸易还要保守一些。這是理学发展到后期偏向于理论空谈的弊端表现；但这种秩序同时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跟当时海患有关，否则当时的贸易秩序依然会缓慢地沿着既定的秩序拓展。
结论
理学东渐之下，朝鲜时代的陶政在颁布和实施的过程中呈现出有效的秩序性。以陶瓷产业发展为基准的陶政实施，保护朝鲜陶瓷也发展，开拓了朝鲜陶瓷产业品类，促进陶瓷贸易的进行。同时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理学视域下的陶政又对朝鲜陶瓷业的发展具有制约作用。
秩序本身就有制约和畅通的属性，体现在陶政的颁布与实施，以及实施的效果和作用上。理学视域下的朝鲜陶政研究能够充分提供当今经贸往来、政治交流、产业成形和拓展的理学支持和实践经验，也为中外专项工艺产业交流的生产秩序、经济秩序和文化融合提供有力的经验支持和专项分析。
参考文献：
[1] 圆史编纂委员合.朝鲜王朝实录·世宗实录·地理志·金宗直口尊录下，卷二七“世宗七年二月乙卯”条.东国文化社1955.
[2] 金英媛.朝鲜前期陶瓷之研究.学研文化社1995：61.
[3] 成耆仁.朝鲜白瓷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台北1997：44-45.
[4] 方炳善.朝鲜後期白瓷研究，2001：216-222.
[5] 宋赞植.朝鲜後期手工业研究.韩国汉城大学出版部1987：52-60.
[6] 邢玉翠.解析传统艺术在我国现代城市雕塑中的演绎[J].大众文艺，2009，（22）：119.
基金项目：2019年福建省中青年教师教育科研项目（社科类）“理学视域下的朝鲜白瓷研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JAS19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