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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这是一本跨越经济学、公共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外国名著，《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是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戴维·菲尼等制度分析学者的集大成之作。文章介绍了制度安排的供需模型，并尝试将书中其他学者所进行的案例分析纳入该模型的分析框架。
关键词：制度分析；供给；需求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4）8-0056-02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一书由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戴维·菲尼等主编，它弥补了经济发展理论在制度分析方面的不足之处，系统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障碍。在新制度经济学派兴起以前，经济学家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产业结构优化、改善就业、人口控制、出口促进等方面，而很少注意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和阻碍作用。对制度因素的重视是对传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的有力补充。
1 本书内容的简要回顾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把更多地关注放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亚洲地区国家的例子，相似的文化背景使得这本书中的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它探讨了制度和政治安排对于发展的影响，说明了某些制度安排是如何加剧市场扭曲和无效率，而另一些制度安排又是如何促进及结构变化和发展的。除了使用制度分析对经济发展理论进行补充，本书还试图将发展的过程看作为公共和私人领域的选择相互作用的过程。它将试图证明公共领域的选择过程如何改变私人的预期，影响私人的行为，即政治过程在任何情况下都将通过对关键性经济制度的影响来塑造私人的选择，以及在私人选择中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如何反作用于集体选择的政治过程。
书中收集的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制度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其中涉及的制度因素大到涉及宪法层面，小到涉及社区或是人与人的关系，内容之丰富可谓包罗万象。毕竟各种制度在人类社会中层次繁多，特点各异并且随着其他条件（如技术因素、人口因素、文化因素等等）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然而，制度安排的供需分析能够为这些涉及制度因素的理论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或观察视角。
2 制度安排的需求与供给模型
戴维·菲尼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由他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这篇论文首先论述了制度作为当代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的重要性，即“有了某种制度安排，能使决策者了解他们的立场正确与否及其行为的结果。”换言之制度安排降低了交易费用。其次，人们一直希望揭开经济发展的秘密，人们希望了解一切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于是他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经济状态的动态过程，而基于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要研究经济的变化就不能不研究制度安排的变化。这个制度变化的分析框架正是制度安排的供需分析。通过将制度变化和技术进步的类比，文章论证了科斯的观点即制度是在变化所得的利益超过变化所需成本时改变的。这种观点确认了交易成本对选择制度安排的影响，但制度变化中供给的政治经济方面并未交代清楚。戴维·菲尼在文章中对前人的“只要边际社会利益超过边际社会成本时变化就会发生”的先验观点进行了科学的补充，他补充的方面正是制度供给的影响因素和复杂的过程。制度的供给方面往往和制度需求的市场逻辑是不一致的，尽管它有时采用市场的逻辑，但是有时是非市场逻辑，即效率并不总是作为首要的考虑。
因此，制度供给是重要的，需求的变动趋势虽为必要条件但不是了解变化路线的充分条件。文中列举了弗农·拉坦关于文化要素对制度形成影响的分析以及诺斯关于制度变化的三个基本要素：财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分析。这些论述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对制度供给的过程进行了描述，使制度的供给一定程度上引入了政治过程从而超越了简单的成本分析，也使制度安排的供需模型对人类社会的现实情况更加具有解释力。
在该文章中制度被分为三类：宪法秩序（基本规则）、宪法安排（诺斯所认为的操作规则）、规范性行为准则（类似于文化背景或者意识形态）。制度安排的供需模型的内生变量包括制度安排及其利用程度。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被认为是外生变量。
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按照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获得在原有制度安排下得不到的利益。这种变化可能会提高效率也可能产生利益的再分配。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包括：相对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宪法秩序，技术和市场规模。
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较多，它们包括：制度设计的成本，现有的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规范性行为准则，公众的一般看法，和居于支配地位的上层强有力的决策集团的预期净利益。由于制度的需求和供给均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一旦某些因素发生改变制度安排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就会产生一个动态的作用过程，这将导致不同制度安排的更替。
3 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作为一种制度分析的框架
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为我们理解对于不同的社会现象而进行的制度分析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理论框架。我们将尝试使用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的框架对本书中其他文章中涉及的事例进行解读。
在《制度安排和公用地两难处境》这篇文章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我们描述了完全私有化和强力的国家管制两种传统方法之外，解决公用地灾难的第三条路径——自治组织通过形成一系列不同层次的制度安排解决公有地灾难的方法。在这篇文章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着力分析的是除了传统的两种手段外，自治组织是解决公用地乃至公共资源分配的又一有力手段，她意在破除传统的非此即彼的研究思路，即解决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要么采用私有化的方法，要么交与中央政府进行强制性管制，这两种思路中简单的二选一。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公共资源配置低效的问题，这篇文章为我们列举了几个来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当地的人们都成功的解决了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而他们的方法基本上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利用自治组织即公用地的使用者也是公用地的管理者，通过订立一系列规则从而解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不一致。其实，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并没有否认实行私有化或是强制的政府管制可以解决公用地问题的可能，也就是说，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法是在两类不同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在传统模型中，个人被假设为绝对的自利动机，相互之间没有来往，也没有任何社会联系，对未来相互的行为也没有预期，没有能力许诺，也不会威胁和惩罚其他人。这就势必导致两种极端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完全的私有化以消除公用地或者引入一个强大外部管理者，由他来按照一定的规则分配资源。在采用自治组织的方法中，这些条件都被放宽了，正是因为有了更丰富的条件，个人之间认为的封闭被打破了，才有可能出现集体行动，制订出于一种集体逻辑来处理问题的规则。那么，当我们把这三种解决方式看做三种不同的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能不能将这三种基于不同假设的结论都纳入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中呢？ 其实，在以上的模型中假设条件的不一致可以在制度安排的供给方面得到体现。在传统模型的假设中，制度的供给方，即公共资源分配的参与者，没有任何关于订立规则的知识，不存在预期实施新制度安排成本的能力，不存在规范性的行为准则和相互间的一般看法，不存在凌驾于参与者之上的决策层的意志，同时宪法秩序只是保证私人财产的安全。在这种条件下，模型的输出只能是完全私有化，这种作为解决方案的制度安排。
当传统模型中引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变，即规范性行为准则中出现了集体主义的倾向，同时出现了地位凌驾于参与者之上并且能够贯彻自身意志的外部管理者即一个强力政府，制度的供给方面的条件就有发生了些许改变，在这种情形下，模型的输出结果就很可能是作为外部管理者的政府解决公用地资源的分配问题。政府代替了公用地资源分配的参与者成为了制度安排的供给者。
当传统模型中的约束条件大部分放松时，即制度安排的供给方具备订立规则的知识，有预期实施新制度的成本的能力，在公用地资源分配的参与者中存在稳定的规范性行为准则——风俗和文化以及相互间的一般看法——紧密的社会关系，不存在凌驾于参与者之上的外部管理者，宪法秩序可以保证私人财产，尽管这些条件在不同的案例中可能不会同时具备，模型的输出结果这时就很有可能产生自治组织这种解决问题的形式。
由于制度安排的需求方面，即追求潜在利益的最大化，在三种假设条件下是相同的，因此不会对制度安排的达成构成不同影响。于是制度的供给方面决定不同的制度输出。
4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制度安排的供需分析，《制度安排和公用地两难处境》中描述的情况得到的新的解读，其中描述的假设条件的差异，在制度安排的供需分析中被设置为可以调整的变量，从而三种对用公用地资源分配的处置方法得以整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尽管制度安排的供需分析也有其内在的缺陷，由于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被认为是外生变量，该框架适合于分析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不适合于分析制度环境的基本而深刻的变化，但是制度安排的供需模型仍然具备极强的包容性，它能够将一些由于假设改变而独立门户的模型重新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下，加强了不同下设条件下制度输出的可比性，拓展了传统模型的解释能力。
参考文献：
[1] 宋冬林，郭砚莉.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与制度安排-依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双重补偿原理[J].北方论丛，2008，（3）.
关键词：制度分析；供给；需求
中图分类号：C9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4）8-0056-02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一书由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戴维·菲尼等主编，它弥补了经济发展理论在制度分析方面的不足之处，系统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制度障碍。在新制度经济学派兴起以前，经济学家们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资本积累、技术引进、产业结构优化、改善就业、人口控制、出口促进等方面，而很少注意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和阻碍作用。对制度因素的重视是对传统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的有力补充。
1 本书内容的简要回顾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把更多地关注放在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问题，书中还提到了许多亚洲地区国家的例子，相似的文化背景使得这本书中的理论对于分析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现实状况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它探讨了制度和政治安排对于发展的影响，说明了某些制度安排是如何加剧市场扭曲和无效率，而另一些制度安排又是如何促进及结构变化和发展的。除了使用制度分析对经济发展理论进行补充，本书还试图将发展的过程看作为公共和私人领域的选择相互作用的过程。它将试图证明公共领域的选择过程如何改变私人的预期，影响私人的行为，即政治过程在任何情况下都将通过对关键性经济制度的影响来塑造私人的选择，以及在私人选择中逐渐形成的风俗、习惯如何反作用于集体选择的政治过程。
书中收集的文章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对制度因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其中涉及的制度因素大到涉及宪法层面，小到涉及社区或是人与人的关系，内容之丰富可谓包罗万象。毕竟各种制度在人类社会中层次繁多，特点各异并且随着其他条件（如技术因素、人口因素、文化因素等等）的变化而不断变迁。然而，制度安排的供需分析能够为这些涉及制度因素的理论提供一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或观察视角。
2 制度安排的需求与供给模型
戴维·菲尼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由他在前人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这篇论文首先论述了制度作为当代经济理论的第四大柱石的重要性，即“有了某种制度安排，能使决策者了解他们的立场正确与否及其行为的结果。”换言之制度安排降低了交易费用。其次，人们一直希望揭开经济发展的秘密，人们希望了解一切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于是他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经济状态的动态过程，而基于制度因素的重要性，要研究经济的变化就不能不研究制度安排的变化。这个制度变化的分析框架正是制度安排的供需分析。通过将制度变化和技术进步的类比，文章论证了科斯的观点即制度是在变化所得的利益超过变化所需成本时改变的。这种观点确认了交易成本对选择制度安排的影响，但制度变化中供给的政治经济方面并未交代清楚。戴维·菲尼在文章中对前人的“只要边际社会利益超过边际社会成本时变化就会发生”的先验观点进行了科学的补充，他补充的方面正是制度供给的影响因素和复杂的过程。制度的供给方面往往和制度需求的市场逻辑是不一致的，尽管它有时采用市场的逻辑，但是有时是非市场逻辑，即效率并不总是作为首要的考虑。
因此，制度供给是重要的，需求的变动趋势虽为必要条件但不是了解变化路线的充分条件。文中列举了弗农·拉坦关于文化要素对制度形成影响的分析以及诺斯关于制度变化的三个基本要素：财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的分析。这些论述从政治、经济、文化的角度对制度供给的过程进行了描述，使制度的供给一定程度上引入了政治过程从而超越了简单的成本分析，也使制度安排的供需模型对人类社会的现实情况更加具有解释力。
在该文章中制度被分为三类：宪法秩序（基本规则）、宪法安排（诺斯所认为的操作规则）、规范性行为准则（类似于文化背景或者意识形态）。制度安排的供需模型的内生变量包括制度安排及其利用程度。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被认为是外生变量。
对制度变化的需求基本上起源于这样一种认识：按照现有安排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行为者认识到改变现有安排，他们能获得在原有制度安排下得不到的利益。这种变化可能会提高效率也可能产生利益的再分配。影响制度需求的因素包括：相对产品和要素的价格，宪法秩序，技术和市场规模。
制度变化的供给取决于政治秩序提供新的安排的能力和意愿。影响制度供给的因素较多，它们包括：制度设计的成本，现有的知识积累，实施新安排的预期成本，宪法秩序，现存制度安排，规范性行为准则，公众的一般看法，和居于支配地位的上层强有力的决策集团的预期净利益。由于制度的需求和供给均受到较多因素的影响，所以一旦某些因素发生改变制度安排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就会产生一个动态的作用过程，这将导致不同制度安排的更替。
3 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作为一种制度分析的框架
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为我们理解对于不同的社会现象而进行的制度分析建立了一个稳定的理论框架。我们将尝试使用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的框架对本书中其他文章中涉及的事例进行解读。
在《制度安排和公用地两难处境》这篇文章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为我们描述了完全私有化和强力的国家管制两种传统方法之外，解决公用地灾难的第三条路径——自治组织通过形成一系列不同层次的制度安排解决公有地灾难的方法。在这篇文章中，埃莉诺·奥斯特罗姆着力分析的是除了传统的两种手段外，自治组织是解决公用地乃至公共资源分配的又一有力手段，她意在破除传统的非此即彼的研究思路，即解决公共资源的配置效率问题要么采用私有化的方法，要么交与中央政府进行强制性管制，这两种思路中简单的二选一。现实生活中充满了公共资源配置低效的问题，这篇文章为我们列举了几个来自世界上不同地方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当地的人们都成功的解决了公共资源的配置问题，而他们的方法基本上都可以理解为一种利用自治组织即公用地的使用者也是公用地的管理者，通过订立一系列规则从而解决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不一致。其实，埃莉诺·奥斯特罗姆也并没有否认实行私有化或是强制的政府管制可以解决公用地问题的可能，也就是说，三种不同的解决方法是在两类不同的假设条件下得出的结论。在传统模型中，个人被假设为绝对的自利动机，相互之间没有来往，也没有任何社会联系，对未来相互的行为也没有预期，没有能力许诺，也不会威胁和惩罚其他人。这就势必导致两种极端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完全的私有化以消除公用地或者引入一个强大外部管理者，由他来按照一定的规则分配资源。在采用自治组织的方法中，这些条件都被放宽了，正是因为有了更丰富的条件，个人之间认为的封闭被打破了，才有可能出现集体行动，制订出于一种集体逻辑来处理问题的规则。那么，当我们把这三种解决方式看做三种不同的制度安排时，制度安排的供需理论能不能将这三种基于不同假设的结论都纳入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中呢？ 其实，在以上的模型中假设条件的不一致可以在制度安排的供给方面得到体现。在传统模型的假设中，制度的供给方，即公共资源分配的参与者，没有任何关于订立规则的知识，不存在预期实施新制度安排成本的能力，不存在规范性的行为准则和相互间的一般看法，不存在凌驾于参与者之上的决策层的意志，同时宪法秩序只是保证私人财产的安全。在这种条件下，模型的输出只能是完全私有化，这种作为解决方案的制度安排。
当传统模型中引入了意识形态方面的改变，即规范性行为准则中出现了集体主义的倾向，同时出现了地位凌驾于参与者之上并且能够贯彻自身意志的外部管理者即一个强力政府，制度的供给方面的条件就有发生了些许改变，在这种情形下，模型的输出结果就很可能是作为外部管理者的政府解决公用地资源的分配问题。政府代替了公用地资源分配的参与者成为了制度安排的供给者。
当传统模型中的约束条件大部分放松时，即制度安排的供给方具备订立规则的知识，有预期实施新制度的成本的能力，在公用地资源分配的参与者中存在稳定的规范性行为准则——风俗和文化以及相互间的一般看法——紧密的社会关系，不存在凌驾于参与者之上的外部管理者，宪法秩序可以保证私人财产，尽管这些条件在不同的案例中可能不会同时具备，模型的输出结果这时就很有可能产生自治组织这种解决问题的形式。
由于制度安排的需求方面，即追求潜在利益的最大化，在三种假设条件下是相同的，因此不会对制度安排的达成构成不同影响。于是制度的供给方面决定不同的制度输出。
4 结 语
综上所述，通过制度安排的供需分析，《制度安排和公用地两难处境》中描述的情况得到的新的解读，其中描述的假设条件的差异，在制度安排的供需分析中被设置为可以调整的变量，从而三种对用公用地资源分配的处置方法得以整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下。尽管制度安排的供需分析也有其内在的缺陷，由于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被认为是外生变量，该框架适合于分析制度安排的变化，而不适合于分析制度环境的基本而深刻的变化，但是制度安排的供需模型仍然具备极强的包容性，它能够将一些由于假设改变而独立门户的模型重新整合到一个理论框架下，加强了不同下设条件下制度输出的可比性，拓展了传统模型的解释能力。
参考文献：
[1] 宋冬林，郭砚莉.可持续发展的分析框架与制度安排-依据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双重补偿原理[J].北方论丛，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