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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斌一身考究的西装，面容清癯。无框镜片后的深邃眼神，透露出一名经济学家的睿智与沉稳。
在11月4日召开的“2012搜狐企业家论坛年会”上，身为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的夏斌在全民关注的房地产问题上发表见解：房地产调控方向绝不会变，坚决打击投机炒房，加快社会保障房建设的方向不会变。
“千万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再幻想房地产市场来个大反弹。”他的言论掷地有声。
这被媒体总结为是对地产大亨任志强今年5月份发表的“暴涨论”的有力PK。
有记者曾经这样描述他：“隔着镜片，眼神看起来有点‘毒’。他总是能最先发现问题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作为当下中国不是最有名但绝对最具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坚持以自己的真知灼见纾国难、解民困，是夏斌矢志不渝的追求。以经济学家而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故掌社稷之器尤显家国情怀，握如椽之笔能书春秋大义。理想、责任、坚守，使得“夏斌现象”多年来已构成了中国经济界的一种独特存在。
理想主义者：直觉+情感
夏斌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始终认为，要做一个成功的政策经济学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学者的理想主义。而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就是那些指善于运用直觉去认识世界，运用情感去对世界作出判断的人。他们感兴趣的是事物的意义、关系和可能性，并基于其个人的价值观念做出决定。理想主义者做人的原则是：“真实地面对自己”。他们乐于接受新的思想，善于容纳他人，是很好的传播者，所以往往被人们认为是推动积极变化的催化剂。有人将理想主义者概括为“直觉+情感”，是不无道理的。
夏斌的直觉敏锐而准确。2004年12月，夏斌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预测，2005年人民银行将实行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当时有些经济学家通过模型测算，预计2005年央行的人民币贷款增长目标将高达17%-18%。但夏斌的预计是：“2005年央行新增人民币贷款目标大约为2.3万亿-2.5万亿元，增长幅度为14%左右。”他的理由是，央行已经认识到了当时社会总体流动性过多、追求大体稳定的增长目标值、对物价传递有强烈预期、考虑投资反弹的压力很大等诸多客观因素。2005年2月，人民银行发布《2004年第4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正式宣布：央行2005年信贷预期目标是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与之前夏斌的预测惊人的一致！
同样是在2005年，夏斌发表《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一文，提出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中，货币性因素远远大于实体性因素”的观点，并预见性地作出了自己对于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判断：“今明两年人民币汇率会在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过程中继续保持相对稳定。”他建议选择时机适当扩大汇率的浮动空间。2007年5月，央行根据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实际情况，决定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浮动空间，由之前的0.3%扩大至0.5%。央行政策再次验证了夏斌的判断。此后，夏斌关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解决中国国际收支失衡以及对于2008年“要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目标”的预警与忠告，都一一被事实应验了。
夏斌的情感丰富而朴素。由于工作原因，笔者曾有幸陪同夏斌出国访问，十多天的行程，他极具亲和力的谈笑风生令同行者不仅毫无倦意，而且还如坐春风，收益良多。夏斌告诉我们，真正的经济学家绝不仅仅是与冷冰冰的数字打交道的人，更不是既得利益与强势部门的代言人。正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夏斌情之所系的，首先是中国的黎民百姓。
2008年4月，夏斌在参加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时，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把握，他认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国民经济就有陷入“经济大幅下滑、物价上涨过快”的危险。政府提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控制目标的数据并不是最重要的，CPI是4.8%还是8.4%，在今天没有绝对的标准，而将物价切实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内才是当务之急。既然大家都认为在全球物价一片涨的背景下，中国的物价也必然上涨，那么，政府要做的，就是通过税收、补贴和尽可能保障国内商品供给，确保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下降。
事实上，夏斌的关注点始终没有离开过“民生”。对于事关亿万百姓生活的“三农”、中小企业以及房地产，夏斌更是异乎寻常地关注。在《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与改革政策建议》中，夏斌提出：“除了实现对‘三农’的已有政策之外，对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小额金融机构，不能停留在极少数的试点阶段，而应加快发展，鼓励竞争。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要照顾中小企业。”这一建议被人民银行采纳了，不久便公布了加大金融机构对“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区重建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确保新增信贷资源向“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区重建倾斜。”夏斌得知自己的建议已被付诸实践，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言：“实际上大多数人是穷人，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夏斌深谙此理，以民生为本的政府更深谙此理。
坚持以自己的真知灼见纾国难、解民困，是夏斌矢志不渝的追求。他以经济学家而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故掌社稷之器尤显家国情怀，握如椽之笔能书春秋大义。
责任：愿做纪晓岚，不愿做和珅
大学毕业后，夏斌进入国家财政部工作。没多久，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分家，夏斌毅然选择了去人民银行。然而，却因机关内青年党员少而被分到了政治部宣传处。后来位于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招生，夏斌打算报考。主管领导不同意，并一再暗示将“培养他”。但夏斌最终还是于1981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央行第一届研究生。不久，即被公派日本留学。1984年底，夏斌从日本野村证券学成归来，成为改革开放后全面介绍国外金融市场知识的首批启蒙者之一。现在回想起来，夏斌依然无怨无悔，他说：“我不要提拔，我就想读书。”
夏斌时刻都明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要承担的责任。作为中国的政策经济学者，就是要以自己敏锐的思想触角，向中央反馈国内国际的经济大势。因此，夏斌是瞭望者，更是警卫员，而不仅仅是某某官员。他参与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实践经历，就充分证明了这种自我身份认同与责任认同是多么的重要。 早在2001年，夏斌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金融最大的问题是国有四大银行的问题，解决其不良资产是中国金融的第一要务。否则有再好的制度、再好的管理者，也不能达到稳健运行的目标。对此，夏斌开出了四剂药方：一是彻底理清家底，即搞清楚银行到底存在哪些不良资产；二是重新准确计算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并扣除已损失的坏账和非信贷资产损失；三是严格坏账准备金的覆盖率；四是银行剥离出去的坏账应该用对央行和财政的负债来置换，而不是用普通居民和企业的存款。事实证明，后来我国银行业的改革从夏斌的建言中受益良多。
2005年，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相继在H股上市，尤其是建行上市大获成功而成为了四大银行中首家在海外上市的银行。一时间，支持中国银行海外上市的呼声甚高，与一些业内领导及媒体的意见不同，夏斌对此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海外上市是一种策略而不是一种战略。鼓励银行海外上市只不过是中国A股市场低迷下的权宜之计。所以他敢于这样公开表态：“我不支持几大国有银行都海外上市，对于有些领导鼓励支持优秀企业海外上市的观点，我本人不同意。”他的理由十分充分：一是中国政府和国民是四大银行改革中剥离不良资产的最终承担者，应该让国人而不是海外市场分享改革成果；二是在人民币升值的环境下大量企业海外上市，会加大我国外汇储备压力，承担额外的汇率风险，而且势必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依附于另一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像四大银行这样关系国家金融命脉的重要企业，更应该植根于本土金融市场。我国金融业改革还将向前推进，但不管如何发展，夏斌当年掷地有声的话语带来的震动必将成为业内人士的深深记忆。
为正确的政策鼓与呼，对错误的政策直言不讳，是夏斌的一贯作风。他关于海外战略投资者问题而与银监会的交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2006年1月，银监会颁布《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规定：今后凡新建银行，发起人股东应当有境外战略投资者，以此作为所谓的审慎性条件之一。这意味着今后我国自己设立银行，必须得有外资股东！社会上对此虽有议论，但鲜有站出来公开反对者。夏斌没有做沉默的大多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造我国的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作为体现国家法律意志的部门规章明文规定要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是非常不合适的，应该纠正。”夏斌的意见引起了一些人大代表的共鸣，他们联名提案，反映问题。几个月后，全国人大财经委要求银监会说明出台此文件的理由。银监会只得承认错误，将“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改成了“发起人中应当包括合格的战略投资者”，去掉了“境外”二字。此后，海外战略投资者也不再是我国成立股份制银行的必要条件了。
诗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夏斌这样秉笔直书、仗义执言，所为者何？尽责而已。在夏斌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后，一位部级领导曾问过他这位昔日的同窗：为什么不留在央行？夏斌回答说：我愿意做纪晓岚而不愿做和珅。众所周知，纪晓岚晚年虽曾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但他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还是他一生震古烁今的才华和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四库全书》和《阅微草堂笔记》是衡量纪晓岚真正的历史标尺，而不是那些皇帝赏赐的官职。他死后，嘉庆帝御赐碑文曰：“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而纪晓岚自己的感悟是：“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不老泉”。和珅则不然，他比纪晓岚显赫得多，一生兼任多职，封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等要职，其子丰绅殷德被指定为皇上最宠爱的十公主之额驸。而和珅所积敛的财富更是清朝15年国民收入的总和。官阶之高、管事之广、兼职之多、权势之大、财富之巨，史所罕见。权倾一时，富可敌国的和珅却不得善终，在乾隆死后不久便被嘉庆以二十大罪状赐死，死前口占一绝曰：“五十来年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唯口安澜日，记取香魂是后身”。两相对比，纪、何二人命运际遇之冷暖、人生境界之高低，差异立现，令人唏嘘。所以，在夏斌看似随意一答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他对人生命运和人性弱点深刻的洞察，更包含着他对自身责任的清醒认识。
坚守：把脉中国经济
从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成为“金融黄埔”央行研究生院首届毕业生、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乃至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夏斌始终在为中国经济把脉。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更是他毕生的情感寄托与精神追求。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式开始整体改革，国务院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年轻的夏斌也开始为我国还未起步的金融市场出谋划策。先后写出了《关于我国资金市场的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展望》、《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及其方向》等一系列影响了我国金融决策的文章。夏斌早在1985年就勾画出的中国未来金融市场复杂流程图，令业界为之一惊，也令夏斌脱颖而出。
此后，夏斌把脉中国经济，不仅从未失手，而且还成为了有关部门倚重的决策依据。1990年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的夏斌，以《中国：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文，准确描摹了中国此后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蓝图，对中国货币政策极富启蒙意义，后来被评为中国金融学会首届全国金融优秀论文一等奖。当时还是人民银行信贷管理司（货币政策司前身）处长、后任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曾对夏斌说：其实我们在做信贷计划时，一边是按照传统的1：8的公式测算，一边也照你们讲的这套方法在测算。
2001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司长的夏斌，写出了《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唯一中介目标》一文，在决策层、学术界也引起广泛反响。虽然当时在央行内部引发了争论，但时至今日，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篇论文对提高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水平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被评为当年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可谓实至名归。 令夏斌难以忘怀的，还有他在深交所工作的那些日日夜夜。1993年7月，夏斌奉命南下，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开始了他在深交所27个月的任期。那时，证监会刚刚成立，中国股市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明确系统的监管理念。股市的发展与推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发展理念。夏斌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出掌深交所的夏斌一度被视为股市的风向标：“我刚到深交所的时候，一直下跌的股市突然开始飘红。有传言说我是朱镕基副总理派来的人，带了几个亿来救市。有一次，股市大跌，四川市场上股民传言说，‘夏总病重、病危了’，一时间，为了稳住股市，我第二天赶紧出来接见外宾，《证券时报》头版头条还刊登了我接见外宾的照片。”
上述情节被夏斌当作今日的笑谈，但下面的故事就远没有这么轻松了。当股市下跌时，丧失理性的股民直接把责任推到夏斌身上。深交所曾经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恐吓信，夏斌甚至收到过子弹，还有人扬言要炸掉交易大厅。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人拿枪直接瞄准了他乘坐的车放了一枪，所幸当时他不在车上，才躲过一劫。
面对重重压力，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夏斌凭借自己的睿智与沉着，悄然成功地化解了一个个风险隐患，现在想来还是那么惊心动魄。正是由于夏斌的坚守，在他任期内，深交所从一个地方性的证券交易所，发展成可以和上交所相抗衡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应该说，夏斌已经完成了一份较为满意的答卷。但夏斌仍然感到遗憾，因为他的目标是把深交所做成中国最大的交易所。
夏斌也许并不在意自己将获得怎样的评价，因为他觉得自己曾经无怨无悔地努力过、奋斗过，就足以问心无愧。正如他当年在深交所员工大会上慷慨陈词的那样：“我们正在干着一件大的事业，我们要玩命地干，我们的努力在中国证券史上即使写不上几句话，哪怕是划上一个标点符号也足以自慰。”
最近几年来，夏斌仍然在为把脉中国经济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著书立说是他近段时间的主要工作。自2010年以来，他一口气推出了《中国金融战略2020》、《十问中国金融未来》等若干本重要著作。其中，《中国金融战略2020》可以说是中国金融战略研究理论创新的典范，内容直指中国当前金融领域中的热点与棘手问题，涉及了未来中国金融发展中诸如“大国崛起中的中国汇率制度选择”、“人民币国际化：困境与期望”等各类重大问题，提出了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有限全球化”这一明确的战略取向。有评论指出，夏斌为这本书准备了三十年。在书中，夏斌没有就金融论金融，没有过多批判现实，也没有编织美好但不切实际的梦想，而是从金融的本质出发，从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出发，既提出远期战略目标，更为理想与现实架起了一座桥梁。
夏斌并不是高深莫测的大师。相反，他是如此的谦逊、低调、随和。只是他藏在厚厚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有着独特的深邃，他高高瘦瘦的身躯内，似乎也永远蕴含着不可估测的巨大能量。这种深邃、这些能量，也许就来源于夏斌作为理想主义者所具有的炙热情感、基于自身角色认同的责任心和作为当代经济士大夫的坚守精神。
责任编辑 张惠清
在11月4日召开的“2012搜狐企业家论坛年会”上，身为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名誉所长的夏斌在全民关注的房地产问题上发表见解：房地产调控方向绝不会变，坚决打击投机炒房，加快社会保障房建设的方向不会变。
“千万不要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不要再幻想房地产市场来个大反弹。”他的言论掷地有声。
这被媒体总结为是对地产大亨任志强今年5月份发表的“暴涨论”的有力PK。
有记者曾经这样描述他：“隔着镜片，眼神看起来有点‘毒’。他总是能最先发现问题并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
作为当下中国不是最有名但绝对最具影响力的著名经济学家之一，坚持以自己的真知灼见纾国难、解民困，是夏斌矢志不渝的追求。以经济学家而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故掌社稷之器尤显家国情怀，握如椽之笔能书春秋大义。理想、责任、坚守，使得“夏斌现象”多年来已构成了中国经济界的一种独特存在。
理想主义者：直觉+情感
夏斌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义者。他始终认为，要做一个成功的政策经济学者，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其中尤为重要的就是学者的理想主义。而所谓的理想主义者，就是那些指善于运用直觉去认识世界，运用情感去对世界作出判断的人。他们感兴趣的是事物的意义、关系和可能性，并基于其个人的价值观念做出决定。理想主义者做人的原则是：“真实地面对自己”。他们乐于接受新的思想，善于容纳他人，是很好的传播者，所以往往被人们认为是推动积极变化的催化剂。有人将理想主义者概括为“直觉+情感”，是不无道理的。
夏斌的直觉敏锐而准确。2004年12月，夏斌在接受《南方周末》专访时预测，2005年人民银行将实行适度偏紧的货币政策。当时有些经济学家通过模型测算，预计2005年央行的人民币贷款增长目标将高达17%-18%。但夏斌的预计是：“2005年央行新增人民币贷款目标大约为2.3万亿-2.5万亿元，增长幅度为14%左右。”他的理由是，央行已经认识到了当时社会总体流动性过多、追求大体稳定的增长目标值、对物价传递有强烈预期、考虑投资反弹的压力很大等诸多客观因素。2005年2月，人民银行发布《2004年第4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正式宣布：央行2005年信贷预期目标是全部金融机构新增人民币贷款2.5万亿元，与之前夏斌的预测惊人的一致！
同样是在2005年，夏斌发表《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一文，提出了“人民币升值压力中，货币性因素远远大于实体性因素”的观点，并预见性地作出了自己对于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判断：“今明两年人民币汇率会在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过程中继续保持相对稳定。”他建议选择时机适当扩大汇率的浮动空间。2007年5月，央行根据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实际情况，决定扩大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浮动空间，由之前的0.3%扩大至0.5%。央行政策再次验证了夏斌的判断。此后，夏斌关于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解决中国国际收支失衡以及对于2008年“要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目标”的预警与忠告，都一一被事实应验了。
夏斌的情感丰富而朴素。由于工作原因，笔者曾有幸陪同夏斌出国访问，十多天的行程，他极具亲和力的谈笑风生令同行者不仅毫无倦意，而且还如坐春风，收益良多。夏斌告诉我们，真正的经济学家绝不仅仅是与冷冰冰的数字打交道的人，更不是既得利益与强势部门的代言人。正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夏斌情之所系的，首先是中国的黎民百姓。
2008年4月，夏斌在参加中国金融改革高层论坛时，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准确把握，他认为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国民经济就有陷入“经济大幅下滑、物价上涨过快”的危险。政府提出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控制目标的数据并不是最重要的，CPI是4.8%还是8.4%，在今天没有绝对的标准，而将物价切实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程度内才是当务之急。既然大家都认为在全球物价一片涨的背景下，中国的物价也必然上涨，那么，政府要做的，就是通过税收、补贴和尽可能保障国内商品供给，确保老百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不下降。
事实上，夏斌的关注点始终没有离开过“民生”。对于事关亿万百姓生活的“三农”、中小企业以及房地产，夏斌更是异乎寻常地关注。在《对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分析与改革政策建议》中，夏斌提出：“除了实现对‘三农’的已有政策之外，对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小额金融机构，不能停留在极少数的试点阶段，而应加快发展，鼓励竞争。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要照顾中小企业。”这一建议被人民银行采纳了，不久便公布了加大金融机构对“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区重建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要求“各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发展，确保新增信贷资源向“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区重建倾斜。”夏斌得知自己的建议已被付诸实践，欣慰之情，溢于言表。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言：“实际上大多数人是穷人，所以如果我们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真正重要的经济学原理。”夏斌深谙此理，以民生为本的政府更深谙此理。
坚持以自己的真知灼见纾国难、解民困，是夏斌矢志不渝的追求。他以经济学家而高举理想主义的旗帜，故掌社稷之器尤显家国情怀，握如椽之笔能书春秋大义。
责任：愿做纪晓岚，不愿做和珅
大学毕业后，夏斌进入国家财政部工作。没多久，财政部和人民银行分家，夏斌毅然选择了去人民银行。然而，却因机关内青年党员少而被分到了政治部宣传处。后来位于五道口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院招生，夏斌打算报考。主管领导不同意，并一再暗示将“培养他”。但夏斌最终还是于1981年如愿以偿考上了央行第一届研究生。不久，即被公派日本留学。1984年底，夏斌从日本野村证券学成归来，成为改革开放后全面介绍国外金融市场知识的首批启蒙者之一。现在回想起来，夏斌依然无怨无悔，他说：“我不要提拔，我就想读书。”
夏斌时刻都明白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这个角色所要承担的责任。作为中国的政策经济学者，就是要以自己敏锐的思想触角，向中央反馈国内国际的经济大势。因此，夏斌是瞭望者，更是警卫员，而不仅仅是某某官员。他参与我国银行业改革的实践经历，就充分证明了这种自我身份认同与责任认同是多么的重要。 早在2001年，夏斌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金融最大的问题是国有四大银行的问题，解决其不良资产是中国金融的第一要务。否则有再好的制度、再好的管理者，也不能达到稳健运行的目标。对此，夏斌开出了四剂药方：一是彻底理清家底，即搞清楚银行到底存在哪些不良资产；二是重新准确计算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并扣除已损失的坏账和非信贷资产损失；三是严格坏账准备金的覆盖率；四是银行剥离出去的坏账应该用对央行和财政的负债来置换，而不是用普通居民和企业的存款。事实证明，后来我国银行业的改革从夏斌的建言中受益良多。
2005年，交通银行、建设银行相继在H股上市，尤其是建行上市大获成功而成为了四大银行中首家在海外上市的银行。一时间，支持中国银行海外上市的呼声甚高，与一些业内领导及媒体的意见不同，夏斌对此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海外上市是一种策略而不是一种战略。鼓励银行海外上市只不过是中国A股市场低迷下的权宜之计。所以他敢于这样公开表态：“我不支持几大国有银行都海外上市，对于有些领导鼓励支持优秀企业海外上市的观点，我本人不同意。”他的理由十分充分：一是中国政府和国民是四大银行改革中剥离不良资产的最终承担者，应该让国人而不是海外市场分享改革成果；二是在人民币升值的环境下大量企业海外上市，会加大我国外汇储备压力，承担额外的汇率风险，而且势必削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三是一个大国的经济发展不能依附于另一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像四大银行这样关系国家金融命脉的重要企业，更应该植根于本土金融市场。我国金融业改革还将向前推进，但不管如何发展，夏斌当年掷地有声的话语带来的震动必将成为业内人士的深深记忆。
为正确的政策鼓与呼，对错误的政策直言不讳，是夏斌的一贯作风。他关于海外战略投资者问题而与银监会的交锋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2006年1月，银监会颁布《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规定：今后凡新建银行，发起人股东应当有境外战略投资者，以此作为所谓的审慎性条件之一。这意味着今后我国自己设立银行，必须得有外资股东！社会上对此虽有议论，但鲜有站出来公开反对者。夏斌没有做沉默的大多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改造我国的国有银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方向是对的，但是作为体现国家法律意志的部门规章明文规定要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是非常不合适的，应该纠正。”夏斌的意见引起了一些人大代表的共鸣，他们联名提案，反映问题。几个月后，全国人大财经委要求银监会说明出台此文件的理由。银监会只得承认错误，将“发起人股东中应当包括合格的境外战略投资者”改成了“发起人中应当包括合格的战略投资者”，去掉了“境外”二字。此后，海外战略投资者也不再是我国成立股份制银行的必要条件了。
诗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夏斌这样秉笔直书、仗义执言，所为者何？尽责而已。在夏斌赴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后，一位部级领导曾问过他这位昔日的同窗：为什么不留在央行？夏斌回答说：我愿意做纪晓岚而不愿做和珅。众所周知，纪晓岚晚年虽曾五次出掌都察院，三次出任礼部尚书，但他最为人们所称道的，还是他一生震古烁今的才华和令人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四库全书》和《阅微草堂笔记》是衡量纪晓岚真正的历史标尺，而不是那些皇帝赏赐的官职。他死后，嘉庆帝御赐碑文曰：“敏而好学可为文，授之以政无不达”。而纪晓岚自己的感悟是：“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丛不老泉”。和珅则不然，他比纪晓岚显赫得多，一生兼任多职，封一等忠襄公，任首席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兼管吏部、户部、刑部、理藩院、户部三库，还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领侍卫内大臣、步军统领等等要职，其子丰绅殷德被指定为皇上最宠爱的十公主之额驸。而和珅所积敛的财富更是清朝15年国民收入的总和。官阶之高、管事之广、兼职之多、权势之大、财富之巨，史所罕见。权倾一时，富可敌国的和珅却不得善终，在乾隆死后不久便被嘉庆以二十大罪状赐死，死前口占一绝曰：“五十来年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唯口安澜日，记取香魂是后身”。两相对比，纪、何二人命运际遇之冷暖、人生境界之高低，差异立现，令人唏嘘。所以，在夏斌看似随意一答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他对人生命运和人性弱点深刻的洞察，更包含着他对自身责任的清醒认识。
坚守：把脉中国经济
从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成为“金融黄埔”央行研究生院首届毕业生、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乃至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夏斌始终在为中国经济把脉。在笔者看来，这不仅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所，更是他毕生的情感寄托与精神追求。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的经济体制正式开始整体改革，国务院成立了金融体制改革研究小组。年轻的夏斌也开始为我国还未起步的金融市场出谋划策。先后写出了《关于我国资金市场的研究》、《中国金融市场展望》、《金融体制改革的现状及其方向》等一系列影响了我国金融决策的文章。夏斌早在1985年就勾画出的中国未来金融市场复杂流程图，令业界为之一惊，也令夏斌脱颖而出。
此后，夏斌把脉中国经济，不仅从未失手，而且还成为了有关部门倚重的决策依据。1990年初，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国内金融研究室主任的夏斌，以《中国：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证研究》一文，准确描摹了中国此后的货币政策操作框架蓝图，对中国货币政策极富启蒙意义，后来被评为中国金融学会首届全国金融优秀论文一等奖。当时还是人民银行信贷管理司（货币政策司前身）处长、后任证监会主席的尚福林曾对夏斌说：其实我们在做信贷计划时，一边是按照传统的1：8的公式测算，一边也照你们讲的这套方法在测算。
2001年，时任中国人民银行非银司司长的夏斌，写出了《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唯一中介目标》一文，在决策层、学术界也引起广泛反响。虽然当时在央行内部引发了争论，但时至今日，人们都不得不承认，这篇论文对提高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操作水平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它被评为当年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学奖，可谓实至名归。 令夏斌难以忘怀的，还有他在深交所工作的那些日日夜夜。1993年7月，夏斌奉命南下，出任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开始了他在深交所27个月的任期。那时，证监会刚刚成立，中国股市尚处于起步阶段，没有明确系统的监管理念。股市的发展与推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上交所和深交所的发展理念。夏斌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出掌深交所的夏斌一度被视为股市的风向标：“我刚到深交所的时候，一直下跌的股市突然开始飘红。有传言说我是朱镕基副总理派来的人，带了几个亿来救市。有一次，股市大跌，四川市场上股民传言说，‘夏总病重、病危了’，一时间，为了稳住股市，我第二天赶紧出来接见外宾，《证券时报》头版头条还刊登了我接见外宾的照片。”
上述情节被夏斌当作今日的笑谈，但下面的故事就远没有这么轻松了。当股市下跌时，丧失理性的股民直接把责任推到夏斌身上。深交所曾经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恐吓信，夏斌甚至收到过子弹，还有人扬言要炸掉交易大厅。最严重的一次是有人拿枪直接瞄准了他乘坐的车放了一枪，所幸当时他不在车上，才躲过一劫。
面对重重压力，短短两年多的时间，夏斌凭借自己的睿智与沉着，悄然成功地化解了一个个风险隐患，现在想来还是那么惊心动魄。正是由于夏斌的坚守，在他任期内，深交所从一个地方性的证券交易所，发展成可以和上交所相抗衡的全国性证券交易所。应该说，夏斌已经完成了一份较为满意的答卷。但夏斌仍然感到遗憾，因为他的目标是把深交所做成中国最大的交易所。
夏斌也许并不在意自己将获得怎样的评价，因为他觉得自己曾经无怨无悔地努力过、奋斗过，就足以问心无愧。正如他当年在深交所员工大会上慷慨陈词的那样：“我们正在干着一件大的事业，我们要玩命地干，我们的努力在中国证券史上即使写不上几句话，哪怕是划上一个标点符号也足以自慰。”
最近几年来，夏斌仍然在为把脉中国经济而孜孜不倦地工作着。著书立说是他近段时间的主要工作。自2010年以来，他一口气推出了《中国金融战略2020》、《十问中国金融未来》等若干本重要著作。其中，《中国金融战略2020》可以说是中国金融战略研究理论创新的典范，内容直指中国当前金融领域中的热点与棘手问题，涉及了未来中国金融发展中诸如“大国崛起中的中国汇率制度选择”、“人民币国际化：困境与期望”等各类重大问题，提出了国内金融“充分市场化”和涉外金融“有限全球化”这一明确的战略取向。有评论指出，夏斌为这本书准备了三十年。在书中，夏斌没有就金融论金融，没有过多批判现实，也没有编织美好但不切实际的梦想，而是从金融的本质出发，从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出发，既提出远期战略目标，更为理想与现实架起了一座桥梁。
夏斌并不是高深莫测的大师。相反，他是如此的谦逊、低调、随和。只是他藏在厚厚眼镜片后面的那双眼睛，有着独特的深邃，他高高瘦瘦的身躯内，似乎也永远蕴含着不可估测的巨大能量。这种深邃、这些能量，也许就来源于夏斌作为理想主义者所具有的炙热情感、基于自身角色认同的责任心和作为当代经济士大夫的坚守精神。
责任编辑 张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