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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说，一部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描述中国如何艰难地步入近现代化的历史的话，那么，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就是一部以“变”为中心内容的变革思想演进史。
【关键词】传统；现代；演进；中国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5-0050-01
为更好地认识并把握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变化历程及其特点，本文引用西方哲学家麦金太尔的理论来进行阐释。
1传统的三个发展阶段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家之一，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中社群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著作有《追寻美德》（1981）、《谁的公正，哪一种理性》（1988）以及《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1990），本文涉及的主要是《谁的公正，哪一种理性》（1988）这部书中的理论，在此书中麦金太尔主要是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其中也特别谈到了在人类文明处于转折和过渡时期所具有的一些普遍表现。麦金太尔在谈到“传统”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类文明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观点，这些理论很可以为我们解读中国近代社会的文化变迁提供参考和借鉴。当然麦金太尔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来说的，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传统很明显的是一种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的东西”，任何一个智性的探究都必须是从一个传统中出发。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近现代那些启蒙思想家们无论其“西化”的程度如何，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承继着中国自己的传统，特别是对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严复等这样一些较早期的西方思想启蒙者来说，上述阐释尤为贴切。他们都是从自己本身的传统出发，在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启发下反思传统，试图找到自己传统的问题所在以及出路何在的。所以这些先进的启蒙者们都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浸泡过的，他们深深地懂得并亲身体会过“传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就更有决心和勇气来对传统进行反思，用新的先进的西方思想来更有针对性地打破传统，
那么一个传统的发展过程是怎么展开的呢？麦金太尔作出了一些解释，他把一个传统的初步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起相关的信仰、经典以及权威，而这个传统中的人对于这些经典、信仰及权威深信不疑。“使一既定共同体步入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视作权威的信仰、话语、文本和人物毫无疑问地受到人们遵从，或至少不会受到系统地质疑。”；第二个阶段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些问题及缝隙出现。这些问题对于这个传统而言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在这个阶段中，传统中的人在想办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及弥补这些缝隙，但是，尚未找出解决的办法。“在第二阶段中，识别出各种各样的不充分性，但尚未对此予以补救。”；第三阶段是，在经过努力后，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但问题的解决所随着而来的是对这个传统中有些问题、信仰的重新建构及评价。经过这些重新评价及建构的过程之后，这个传统的内容又变得较为丰富，生命力也变得较为旺盛。“而在第三个阶段中，对这些不足的反应体现在一套重构、重新评价以及新的系统阐述和新的评价方面，以设计出这些东西来补救不足和克服局限。”。第二阶段是一个关键，在此一个传统出现了问题及缝隙。当传统进入这个阶段时，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对自己的传统本身进行探究，这时候传统也就自然的发展出智性探究的一面。而这个智性的探究是一种对自我的反思，它的目的是想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缺点究竟何在；为什么心灵不能再与对象有应合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把握到真实？由第二到第三阶段的过程中，那个传统中的人必须透过对话、辩论等工作，才能找出答案来。我想这三个阶段在中国社会都有所表现，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发展的精炼概括。那些先进的有识之士所处的时代正是由第二到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关键的转变期，这是一个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期。在这个时期的先进中国人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因为他们所在的传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和裂缝，他们要去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们要对自身的传统进行反思，也要认知外来的传统，总之他们要了解自己的处境，并寻求突破。要寻求出路就要向先进的文化学习，要求得进步就不能再固步自封，一成不变。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是必然的，以梁启超，陈独秀，严复等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在这个关键时期，通过对中西社会和文化的深入观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了两个传统的重要差异和中国的现实处境，彻底打破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错误思维方式，这也是他们从西方这一当时处于优势的文化中获得的启示，并由此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进之路。
2传统的知识论危机及其解决
麦金太尔还介绍了一个概念――“知识论的危机”。一个生活在某一个传统或文化中的人，都接受了一套观察世界的架构模式。当这个提供我们认识世界的架构模式出现毛病时，我们就会发现世界或其中的一部分对我们变得不可理解。我们发现以往的架构模式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反而成了我们的障碍，如果这种情形变得严重的话，我们的精神甚至会崩溃。这时，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一个知识论的危机。世界变得对我们而言不能理解，可能由于我们发现，以往我们用自己的架构模式去观察时，视为极可理解的事，原来还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在这个情况下，不知道是否应该放弃原来的架构模式来看世界，也不知道哪一个架构模式或解释才是正确的。“在任何阶段，任何被构成的传统探究都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通过以它自身进步的标准来衡量，它已经无法再获得进步了。……对关键问题的各种对立答案的冲突，再也无法得到合理解决。更有甚者，实际上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探究方法和争论形式的运用，开始产生越来越多地暴露新的不充分性、暴露至今尚未意识到的不连贯性、以及新的问题的后果，而在业已确立的信仰结构内部，似乎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资源解决这些新问题。”，那么一个面临知识论危机的传统，如何可能跳出这种泥沼呢？麦金太尔认为，当处在传统危机中的人们了解到外来传统的先进性时，“他们可以发现自己被迫认识到在这另一种传统内部，有可能从特异的概念和理论中建构他们不能够从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中提供的东西，即有说服力和给人启迪的解释。”。中国近现代的那些思想启蒙者们也发现了东西方不同的关键所在：在西方，进化过程不受约束地进行，这正是西方富强并实现近现代化的原因，而进化过程受阻，又正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也是使中国传统陷入“知识论危机”的根源。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产生了质疑，他们发现自己不再能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了，他们有很多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答，他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探寻之中。后来他们逐步发觉，要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以致富强，必须从传统向近现代化迈进。
是的，当自己原来的那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就是面临“变革”的时刻，就必须找到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承认西方的先进性并向西方学习是一种思想方法的“变革”，也是时势所趋。严复的《天演论》中就说：“故事有决无可疑者，则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不断的探索，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认识到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先进性所在，从西方文化中及时地引进了民主，科学，自由等观念，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思想引导中国救亡图存的伟大使命。从而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注入了新的血液，促使其焕发新的生机。先进中国人向另一个较先进传统的学习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他们试图在那里找到能够帮助自己的传统渡过危机的“资源”
【关键词】传统；现代；演进；中国社会
【中图分类号】C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1074(2009)05-0050-01
为更好地认识并把握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变化历程及其特点，本文引用西方哲学家麦金太尔的理论来进行阐释。
1传统的三个发展阶段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家之一，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中社群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他的重要著作有《追寻美德》（1981）、《谁的公正，哪一种理性》（1988）以及《三种对立的道德探究观》（1990），本文涉及的主要是《谁的公正，哪一种理性》（1988）这部书中的理论，在此书中麦金太尔主要是探讨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其中也特别谈到了在人类文明处于转折和过渡时期所具有的一些普遍表现。麦金太尔在谈到“传统”这个问题时，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人类文明传统与现代之间关系的观点，这些理论很可以为我们解读中国近代社会的文化变迁提供参考和借鉴。当然麦金太尔是针对一般意义上的“传统”来说的，但在这里，我们可以用来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文化的关系。“传统很明显的是一种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的东西”，任何一个智性的探究都必须是从一个传统中出发。由此我们可以明白，近现代那些启蒙思想家们无论其“西化”的程度如何，也都在某种程度上承继着中国自己的传统，特别是对梁启超，陈独秀，胡适，严复等这样一些较早期的西方思想启蒙者来说，上述阐释尤为贴切。他们都是从自己本身的传统出发，在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启发下反思传统，试图找到自己传统的问题所在以及出路何在的。所以这些先进的启蒙者们都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中浸泡过的，他们深深地懂得并亲身体会过“传统”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就更有决心和勇气来对传统进行反思，用新的先进的西方思想来更有针对性地打破传统，
那么一个传统的发展过程是怎么展开的呢？麦金太尔作出了一些解释，他把一个传统的初步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建立起相关的信仰、经典以及权威，而这个传统中的人对于这些经典、信仰及权威深信不疑。“使一既定共同体步入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视作权威的信仰、话语、文本和人物毫无疑问地受到人们遵从，或至少不会受到系统地质疑。”；第二个阶段是，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有些问题及缝隙出现。这些问题对于这个传统而言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在这个阶段中，传统中的人在想办法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及弥补这些缝隙，但是，尚未找出解决的办法。“在第二阶段中，识别出各种各样的不充分性，但尚未对此予以补救。”；第三阶段是，在经过努力后，对于这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办法，但问题的解决所随着而来的是对这个传统中有些问题、信仰的重新建构及评价。经过这些重新评价及建构的过程之后，这个传统的内容又变得较为丰富，生命力也变得较为旺盛。“而在第三个阶段中，对这些不足的反应体现在一套重构、重新评价以及新的系统阐述和新的评价方面，以设计出这些东西来补救不足和克服局限。”。第二阶段是一个关键，在此一个传统出现了问题及缝隙。当传统进入这个阶段时，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对自己的传统本身进行探究，这时候传统也就自然的发展出智性探究的一面。而这个智性的探究是一种对自我的反思，它的目的是想了解自己以及自己的缺点究竟何在；为什么心灵不能再与对象有应合的关系？为什么我们不能再把握到真实？由第二到第三阶段的过程中，那个传统中的人必须透过对话、辩论等工作，才能找出答案来。我想这三个阶段在中国社会都有所表现，可以看作是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思想发展的精炼概括。那些先进的有识之士所处的时代正是由第二到第三阶段的过渡时期，这是一个关键的转变期，这是一个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进期。在这个时期的先进中国人肩负着沉重的历史使命，因为他们所在的传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和裂缝，他们要去寻求解决的办法。他们要对自身的传统进行反思，也要认知外来的传统，总之他们要了解自己的处境，并寻求突破。要寻求出路就要向先进的文化学习，要求得进步就不能再固步自封，一成不变。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变是必然的，以梁启超，陈独秀，严复等为代表的一批仁人志士在这个关键时期，通过对中西社会和文化的深入观察，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了两个传统的重要差异和中国的现实处境，彻底打破那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错误思维方式，这也是他们从西方这一当时处于优势的文化中获得的启示，并由此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进之路。
2传统的知识论危机及其解决
麦金太尔还介绍了一个概念――“知识论的危机”。一个生活在某一个传统或文化中的人，都接受了一套观察世界的架构模式。当这个提供我们认识世界的架构模式出现毛病时，我们就会发现世界或其中的一部分对我们变得不可理解。我们发现以往的架构模式不但不能帮助我们，反而成了我们的障碍，如果这种情形变得严重的话，我们的精神甚至会崩溃。这时，我们所面临的就是一个知识论的危机。世界变得对我们而言不能理解，可能由于我们发现，以往我们用自己的架构模式去观察时，视为极可理解的事，原来还有许多不同的解释。我们在这个情况下，不知道是否应该放弃原来的架构模式来看世界，也不知道哪一个架构模式或解释才是正确的。“在任何阶段，任何被构成的传统探究都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通过以它自身进步的标准来衡量，它已经无法再获得进步了。……对关键问题的各种对立答案的冲突，再也无法得到合理解决。更有甚者，实际上有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即探究方法和争论形式的运用，开始产生越来越多地暴露新的不充分性、暴露至今尚未意识到的不连贯性、以及新的问题的后果，而在业已确立的信仰结构内部，似乎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根本没有任何资源解决这些新问题。”，那么一个面临知识论危机的传统，如何可能跳出这种泥沼呢？麦金太尔认为，当处在传统危机中的人们了解到外来传统的先进性时，“他们可以发现自己被迫认识到在这另一种传统内部，有可能从特异的概念和理论中建构他们不能够从自己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中提供的东西，即有说服力和给人启迪的解释。”。中国近现代的那些思想启蒙者们也发现了东西方不同的关键所在：在西方，进化过程不受约束地进行，这正是西方富强并实现近现代化的原因，而进化过程受阻，又正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也是使中国传统陷入“知识论危机”的根源。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产生了质疑，他们发现自己不再能正确的认识这个世界了，他们有很多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答，他们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和探寻之中。后来他们逐步发觉，要面对并解决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向西方学习以致富强，必须从传统向近现代化迈进。
是的，当自己原来的那条路走不下去的时候，就是面临“变革”的时刻，就必须找到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承认西方的先进性并向西方学习是一种思想方法的“变革”，也是时势所趋。严复的《天演论》中就说：“故事有决无可疑者，则天道变化，不主故常是已。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浅人不察，遂有天地不变之言。实则今兹所见，乃自不可穷诘之变动而来。”，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不断的探索，顺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认识到了西方近现代文化的先进性所在，从西方文化中及时地引进了民主，科学，自由等观念，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和“变亦变，不变亦变”的思想引导中国救亡图存的伟大使命。从而也为中国思想文化界注入了新的血液，促使其焕发新的生机。先进中国人向另一个较先进传统的学习开始进入了新的阶段，他们试图在那里找到能够帮助自己的传统渡过危机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