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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邀鸫鸣到老家采风，鸫鸣说有两个意外收获：一是发现了乡村秧歌的魅力；二是发现母亲的歌声非常好听，他说在我母亲的歌声中能听出孤独的味道来。
孤独的味道？
我听了有些辛酸。有些记忆的片段模糊又无比清晰地闪现出来。
1964年，通渭人民度过“易子而食”年成的第五年，人们基本上从生存的恐慌中镇定了下来。18岁的母亲被爷爷用一担土豆作为聘礼娶到了窝窝地。母亲幸运，没被外婆缠为小脚。听说父亲长得心疼，所以出嫁那天母亲没哭鼻子，也没骑毛驴，外婆因有八个孩子顾东顾不了西，也就没派人送亲。于是母亲一路唱着山歌独自一人羞怯地嫁到我家。
三天后的“回门”，父亲陪母亲一同回娘家，中途路过一条河，隔夜有雨，河里发了大水，大到父亲可以过去，而母亲过不去的程度。那是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英俊的父亲一个人过河先走了，或者干脆以为母亲自己过了河且一直跟在他的后头。反正到了外婆家后外公问起时，才发现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跟丢了。母亲在河边左试右试终没敢蹚过去，望着湍急的河流孤独地发呆。午后的阳光火辣辣的，河道里没一个人。母亲有些无奈，便唱起儿时学的秧歌曲《新女婿要走丈人上去》解闷，等待好心人帮忙。歌声悠扬，山顶上的老羊倌听到后，下山赤脚把母亲背过了河。三个小时后，母亲总算是到了她的娘家。
结婚的第一年，父亲就成了人民公社化年代优秀的大队书记，那个年代，不优秀的尚且一周回不了一趟家，这一优秀基本上泡在了大队部里；公社化生产队里，白天的母亲并不寂寞，在快速走向共产主义的高涨热情里，她和玉英大娘担任着领唱。打夯的时候唱夯歌，夯歌铿锵有力；拔麦的时候唱山歌（“花儿”），山歌委婉风趣。汗在流，歌在唱，革命在大干。可到了晚上，母亲就难熬了。父亲优秀的最直接后果是让新婚的母亲独守空房。空房的真正含义是劳作后的夜晚，窝窝地人烟稀少，鸡不鸣狗不叫时幽静得可怕，何况还传说经常有鬼魂出没。母亲对此无可奈何，唱着诸如《等着花儿开》之类的小曲壮胆，直唱到昏昏睡去。
在我有记忆之日起，就发现母亲嘴边一直在哼唱秧歌曲、山歌、革命歌曲、流行歌曲，甚至秦腔……不一而足，似乎想到什么就哼什么。
窝窝地的孩子上小学、中学都得走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母亲不得不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用水拌好煤，用柴架好火，开始推拉风箱烧水做饭。这时候，母亲的歌声就会和着“哐当、哐当”的风箱声同时响起。母亲吆喝我们起床的时候，哼唱声暂停，“哐当”声依然。
一年级冬天的一个早晨，跟往常一样，吃完早饭我去上学。唯一可穿的那双布鞋底子较薄，路上化掉的雪水湿透了鞋底，没走出多远我的脚就被冻麻了，所以感觉那天出奇地冷。我返回家哭着找母亲，其时母亲正一边在擀板上擀面，一边哼着她的民歌。弄清楚我哭的原委后，她一个箭步冲到灶堂炉口，擀面杖也跟着骨碌碌滚到了地下。母亲用铲子从灶火洞里掏出几铲尚有余烬的火灰，铺平，让我站上去暖暖。我站了上去——那个温暖从脚到心，从里到外，从昨天到今天，再到永远……
包产到户后，我家和大伯、二伯家共有60多亩贫瘠的土地，在大伯父的统一安顿下犁耕。二伯父常年在外，家里永远干不完的农活就主要落在了相对年轻的父母身上，而担任村支书工作的父亲隔三岔五地说走就走。于是母亲成了家族中责无旁贷的劳动主力。难以用起早贪黑概括母亲的忙碌和繁重：平日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煮一锅洋芋或者搅一锅馓饭，叫我们起床自己去吃。母亲则喂猪、喂鸡，然后扛犁带耙爬越陡坡到山地里去干农活。农收时，一担小麦或土豆总是压弯了母亲的腰，但母亲的肩膀好像非常厚实，我总觉得她不知疼痛、不知疲倦。每次背着月光回家后，母亲除了干早晨一样的活计外，还得衲鞋缝衣，往往夜里十一二点钟才能够睡去。夜深人静了，母亲又一个人哼起她自己的秧歌。一架老式的牡丹牌缝纫机在她的脚下生风，蜜蜂似地嘤嘤嗡嗡地给她伴奏。孩子们经常在这种声调中渐渐进入甜蜜的梦乡。而今回想起来，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歌声和最美妙的伴奏音乐！
父亲特别关爱他的兄长和姐姐，并视长兄如父。母亲也很尊爱她的大伯子和大姑子。绝对权威的大伯父每次到我家，母亲便会连忙把他让到炕上，递给他水烟瓶，点火炖茶、烙馍做饭，毕恭毕敬。但大伯父不准母亲在家干活时哼歌，他认为这有伤风化。母亲只好在家中没外人的时候才敢唱歌。这件事我一直替母亲打抱不平。
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正在地里干农活的母亲常常会被父亲紧急喊叫回家。这时候一定是父亲领着一大群干部来家了，他们走渴了要喝茶，他们走饿了要吃饭。这时母亲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一路小跑到家，下厨做饭。母亲很麻利：擀杖滚动，菜刀翻飞，烧水下面，炝锅弄汤，这一切行云流水，一顿让人口水直流的臊子面半个小时就弄好了。小时侯我们最盼望家里来干部，因为干部来了就有可能吃上香喷喷的臊子面。这种时日，我和弟弟便严阵以待：我守在灶堂锅边的一个豁口处，这个位置的好处是母亲给干部用筷子捞不起来的短面，可以用笊篱舀给我。而弟弟守在客房门口，这个位置的好处是干部吃剩的菜饭，他可以第一时间抢到手。母亲生怕弟弟等不急，一再告诫弟弟不能先吃，等干部出门了再吃。我是在母亲捞面的时候偷偷地咽口水，两分钟后，弟弟在客房门口看着客人吃饭的时候咽口水。我在干部们还没吃到嘴时将碎面、短面细嚼慢咽，弟弟则在干部们抬腿出门时将剩菜、剩饭狼吞虎咽。弟弟那时最大的愿望是希望炕桌上能剩出一整碗臊子面，但这愿望基本上没有实现过。不知是母亲听从大伯父的话，还是另有别样的思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从没听到她哼唱过一个音符。
母亲从19岁起陆续生了五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两岁，这使得原本紧巴的日子捉襟见肘。初三那年的一天中午，我自己炒“土豆根根”，菜里没见过油。做饭的地方在堂叔工作的一间休息室。堂叔父子俩一起吃饭，我则自己囫囵一锅了事。堂叔那时是商店的营业员，可以优先给老百姓卖化肥、白糖，当时是个相当不错的工作，因之堂弟吃的菜里顿顿有油。我那时经常抢着优先使用火炉做饭，就是想先吃完走人，尽可能避免闻到炒菜的油香味而受刺激。可是有一天终归忍不住了，我替一同学做完了当天的英语作业，换来了一只1寸长、半寸宽、寸半高的小瓶子，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兴冲冲地带回了家。“妈！”一进门我就喊：“能不能给我这么一小瓶清油，我堂叔和堂弟炒菜有油，我馋死了。”我掏出小瓶，在母亲面前晃了晃。母亲其时正一边哼着她的山歌，一边提起一桶水往铁锅里倒。听完我劈头盖脑的两句话，倒水的桶停在了半空中，歌声戛然而止。母亲有十几秒钟的工夫愣在那儿，旋即放下水桶，把我家那只1尺长、半尺宽、尺半高的小铁桶从灶堂的高板儿上举下来。那是我家盛油的唯一工具，它是一个长方体小桶，顶面有处1寸直径大的入油口，上置一薄片平盖，一顶角有个扁豆大小的出油口，其余地方都封闭，应是个祖传之物。母亲先拿根细铁丝把“扁豆口”捅了捅。然后一手摁住油盖，一手扶住桶底，桶底翻上，缓缓将油桶向下倾斜，小心翼翼地把“扁豆口”对准小瓶口，细流涓涓注满了小瓶，末了赶紧用嘴舔了一下“扁豆口”。那瓶油我吃了一个月，而这个事母亲讲了一辈子，而且在说起我小时侯的事时每次都讲，逢人便讲。 1987年的金秋，大哥和我同时拿到了高校录取通知书，喜气洋洋的氛围笼罩了整个山村。可父母亲为了上学的学费绞尽了脑汁。我试探性地说要不我来年再上大学。“不。”母亲坚定地说，“宁让牛挣死，也不能让车翻掉！”我和大哥最终踏上了异乡的求学之路，而在那条“回门”挡住母亲的河里，来往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父母光腿赤脚在齐腰深的水里，夜以继日地洗石头捞沙子。捞洗好的沙石堆在河床边，建筑公司按每立方米3块钱定月收购走。每当这一天，母亲兴冲冲地跟着父亲赶一趟街，顺便把当月积攒的鸡蛋全部揣好，捎到街上变成钱儿。父母揣着这两样钱儿进了邮局。虽然母亲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喜欢看父亲填汇款单的过程，还总嘱咐父亲在汇款短言栏写上几句“好好个念书，没钱了写信”云云。大哥和我的学费就这样从父母的血汗中挤出来，再在这儿飞寄出去。那几年路过“回门”河的人们除了记得一双劳动的身影，还记得母亲的歌声，说母亲洗石捞沙时的歌声无比欢快！
含辛茹苦的岁月悠悠，继我们两个大一点的儿子远去他乡后，两个女儿也先后出嫁，最小的弟弟也考上大学走了。父亲的称谓由过去的大队书记变成村长，他又被选为坊间红白理事会会长——实际上是主持乡间婚事、葬事的司仪，因之“家事国事”两头奔波，往往晚上回不了家。所以母亲又一次变回初嫁到窝窝地时的冷清状态，尤其是夜晚体会着更加的孤独。一个老人自己给自己做饭充饥，厨房里佝偻着怎样一个身影，我不得而知；一个老人自己给自己唱歌催眠，寒屋里出现怎样一种情形，我更不得而知。我知道的是母亲夜里给骡子添草的次数增多，养的鸡、羊和猪的数量在不停地增加。期间还养过一条狗，那条狗陪伴了母亲多年后也老死了，听说为此母亲好几天没吃饭。
工作、成家后的我们老是忙：加班忙、应酬忙、抚养子女忙，唯独看望母亲的次数不忙。一年甚至几年才回一趟老家，每当这个时候，母亲便立即喜滋滋地钻进厨房。她的歌声又响起了：“正月里的冻冰儿二月里的消，河湾里的鱼娃儿水面上漂，小呀哥哥赶呀赶着割，小呀妹妹攒给你一把麦……”余音还在绕梁，一顿拿手的臊子面就已经呈现在了客房里的炕桌上。这时母亲便会满足地看着我们围坐在炕上，吃了一碗又一碗，并一再叮嘱我们吃饱。在老家的时间总是很短，离别的时刻母亲总会把我们送到那条“回门”河边，河对岸我们回头张望，母亲的眼睛还在凝望，期盼的眼神分明在说：孩子们，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再回来啊！
2010年4月的西子湖畔，草长莺飞，桃红柳绿。我力邀父母来到我工作的地方呆了些时日。心里还盘算着能否把他们留到身边生活。可他们仅呆了个把月就坚持要走。母亲说西湖边自发弹唱的那些咿咿呀呀的歌曲难听死了。还有一件事让他们无法忍受：这儿的土豆价格是老家价格的十倍，母亲打比方说同样的钱买土豆在杭州若生活两年，在老家可以生活20年！我无言以对。是啊，母亲还是当年爷爷用一担土豆换来的呀！
母亲还是跟着父亲回到了窝窝地居住。多少年超负荷的劳作已使她浑身是病：偏头疼、颈椎劳损、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都缠上了她，但在老家，母亲可以随意唱她那些自成一体的孤独的歌。这次采风的鸫鸣还说，我母亲“用自己的方式把那些她学来的歌曲进行了再创作”。母亲这次唱得最好的曲子，是她在不经意间一边滗黄豆菜一边顺口唱的一首《茉莉花》，听起来凄婉悠长，悠长凄婉。
我以前以为母亲只会随便哼几句，对她的哼唱司空见惯。这次偶然的发现，没想到她会唱那么多曲子，而且很美、很完整，这让我惊讶而惭愧。对于母亲，我们一直在索取。在我心里，她一直是勤劳善良的化身，但对她的聪明、对她的歌声给生活的诠释，麻木不仁，视而不见。
一把一把的拔麦来，多咋望着天黑来，
天黑了夜晚了，一日的工程完满了；
黑了黑了还没黑，我给牛娃儿拔草去，
拔了一把栤根子，牛娃儿吃上丢蹦子……
感谢鸫鸣，感谢母亲孤独的歌声。把我的感受写下来，与人间所有的游子共勉。把母亲孤独的歌声录下来，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累了、困了时请回趟老家，那是接纳你最博大的地方！
因为，母亲总在河边那棵榆树下哼着孤独的歌翘盼你回家！
孤独的味道？
我听了有些辛酸。有些记忆的片段模糊又无比清晰地闪现出来。
1964年，通渭人民度过“易子而食”年成的第五年，人们基本上从生存的恐慌中镇定了下来。18岁的母亲被爷爷用一担土豆作为聘礼娶到了窝窝地。母亲幸运，没被外婆缠为小脚。听说父亲长得心疼，所以出嫁那天母亲没哭鼻子，也没骑毛驴，外婆因有八个孩子顾东顾不了西，也就没派人送亲。于是母亲一路唱着山歌独自一人羞怯地嫁到我家。
三天后的“回门”，父亲陪母亲一同回娘家，中途路过一条河，隔夜有雨，河里发了大水，大到父亲可以过去，而母亲过不去的程度。那是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英俊的父亲一个人过河先走了，或者干脆以为母亲自己过了河且一直跟在他的后头。反正到了外婆家后外公问起时，才发现母亲不知什么时候跟丢了。母亲在河边左试右试终没敢蹚过去，望着湍急的河流孤独地发呆。午后的阳光火辣辣的，河道里没一个人。母亲有些无奈，便唱起儿时学的秧歌曲《新女婿要走丈人上去》解闷，等待好心人帮忙。歌声悠扬，山顶上的老羊倌听到后，下山赤脚把母亲背过了河。三个小时后，母亲总算是到了她的娘家。
结婚的第一年，父亲就成了人民公社化年代优秀的大队书记，那个年代，不优秀的尚且一周回不了一趟家，这一优秀基本上泡在了大队部里；公社化生产队里，白天的母亲并不寂寞，在快速走向共产主义的高涨热情里，她和玉英大娘担任着领唱。打夯的时候唱夯歌，夯歌铿锵有力；拔麦的时候唱山歌（“花儿”），山歌委婉风趣。汗在流，歌在唱，革命在大干。可到了晚上，母亲就难熬了。父亲优秀的最直接后果是让新婚的母亲独守空房。空房的真正含义是劳作后的夜晚，窝窝地人烟稀少，鸡不鸣狗不叫时幽静得可怕，何况还传说经常有鬼魂出没。母亲对此无可奈何，唱着诸如《等着花儿开》之类的小曲壮胆，直唱到昏昏睡去。
在我有记忆之日起，就发现母亲嘴边一直在哼唱秧歌曲、山歌、革命歌曲、流行歌曲，甚至秦腔……不一而足，似乎想到什么就哼什么。
窝窝地的孩子上小学、中学都得走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母亲不得不每天早晨四五点钟起床。用水拌好煤，用柴架好火，开始推拉风箱烧水做饭。这时候，母亲的歌声就会和着“哐当、哐当”的风箱声同时响起。母亲吆喝我们起床的时候，哼唱声暂停，“哐当”声依然。
一年级冬天的一个早晨，跟往常一样，吃完早饭我去上学。唯一可穿的那双布鞋底子较薄，路上化掉的雪水湿透了鞋底，没走出多远我的脚就被冻麻了，所以感觉那天出奇地冷。我返回家哭着找母亲，其时母亲正一边在擀板上擀面，一边哼着她的民歌。弄清楚我哭的原委后，她一个箭步冲到灶堂炉口，擀面杖也跟着骨碌碌滚到了地下。母亲用铲子从灶火洞里掏出几铲尚有余烬的火灰，铺平，让我站上去暖暖。我站了上去——那个温暖从脚到心，从里到外，从昨天到今天，再到永远……
包产到户后，我家和大伯、二伯家共有60多亩贫瘠的土地，在大伯父的统一安顿下犁耕。二伯父常年在外，家里永远干不完的农活就主要落在了相对年轻的父母身上，而担任村支书工作的父亲隔三岔五地说走就走。于是母亲成了家族中责无旁贷的劳动主力。难以用起早贪黑概括母亲的忙碌和繁重：平日凌晨四五点钟就起床，煮一锅洋芋或者搅一锅馓饭，叫我们起床自己去吃。母亲则喂猪、喂鸡，然后扛犁带耙爬越陡坡到山地里去干农活。农收时，一担小麦或土豆总是压弯了母亲的腰，但母亲的肩膀好像非常厚实，我总觉得她不知疼痛、不知疲倦。每次背着月光回家后，母亲除了干早晨一样的活计外，还得衲鞋缝衣，往往夜里十一二点钟才能够睡去。夜深人静了，母亲又一个人哼起她自己的秧歌。一架老式的牡丹牌缝纫机在她的脚下生风，蜜蜂似地嘤嘤嗡嗡地给她伴奏。孩子们经常在这种声调中渐渐进入甜蜜的梦乡。而今回想起来，那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歌声和最美妙的伴奏音乐！
父亲特别关爱他的兄长和姐姐，并视长兄如父。母亲也很尊爱她的大伯子和大姑子。绝对权威的大伯父每次到我家，母亲便会连忙把他让到炕上，递给他水烟瓶，点火炖茶、烙馍做饭，毕恭毕敬。但大伯父不准母亲在家干活时哼歌，他认为这有伤风化。母亲只好在家中没外人的时候才敢唱歌。这件事我一直替母亲打抱不平。
最让人难以释怀的是，正在地里干农活的母亲常常会被父亲紧急喊叫回家。这时候一定是父亲领着一大群干部来家了，他们走渴了要喝茶，他们走饿了要吃饭。这时母亲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一路小跑到家，下厨做饭。母亲很麻利：擀杖滚动，菜刀翻飞，烧水下面，炝锅弄汤，这一切行云流水，一顿让人口水直流的臊子面半个小时就弄好了。小时侯我们最盼望家里来干部，因为干部来了就有可能吃上香喷喷的臊子面。这种时日，我和弟弟便严阵以待：我守在灶堂锅边的一个豁口处，这个位置的好处是母亲给干部用筷子捞不起来的短面，可以用笊篱舀给我。而弟弟守在客房门口，这个位置的好处是干部吃剩的菜饭，他可以第一时间抢到手。母亲生怕弟弟等不急，一再告诫弟弟不能先吃，等干部出门了再吃。我是在母亲捞面的时候偷偷地咽口水，两分钟后，弟弟在客房门口看着客人吃饭的时候咽口水。我在干部们还没吃到嘴时将碎面、短面细嚼慢咽，弟弟则在干部们抬腿出门时将剩菜、剩饭狼吞虎咽。弟弟那时最大的愿望是希望炕桌上能剩出一整碗臊子面，但这愿望基本上没有实现过。不知是母亲听从大伯父的话，还是另有别样的思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从没听到她哼唱过一个音符。
母亲从19岁起陆续生了五个孩子，一个比一个小两岁，这使得原本紧巴的日子捉襟见肘。初三那年的一天中午，我自己炒“土豆根根”，菜里没见过油。做饭的地方在堂叔工作的一间休息室。堂叔父子俩一起吃饭，我则自己囫囵一锅了事。堂叔那时是商店的营业员，可以优先给老百姓卖化肥、白糖，当时是个相当不错的工作，因之堂弟吃的菜里顿顿有油。我那时经常抢着优先使用火炉做饭，就是想先吃完走人，尽可能避免闻到炒菜的油香味而受刺激。可是有一天终归忍不住了，我替一同学做完了当天的英语作业，换来了一只1寸长、半寸宽、寸半高的小瓶子，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然后兴冲冲地带回了家。“妈！”一进门我就喊：“能不能给我这么一小瓶清油，我堂叔和堂弟炒菜有油，我馋死了。”我掏出小瓶，在母亲面前晃了晃。母亲其时正一边哼着她的山歌，一边提起一桶水往铁锅里倒。听完我劈头盖脑的两句话，倒水的桶停在了半空中，歌声戛然而止。母亲有十几秒钟的工夫愣在那儿，旋即放下水桶，把我家那只1尺长、半尺宽、尺半高的小铁桶从灶堂的高板儿上举下来。那是我家盛油的唯一工具，它是一个长方体小桶，顶面有处1寸直径大的入油口，上置一薄片平盖，一顶角有个扁豆大小的出油口，其余地方都封闭，应是个祖传之物。母亲先拿根细铁丝把“扁豆口”捅了捅。然后一手摁住油盖，一手扶住桶底，桶底翻上，缓缓将油桶向下倾斜，小心翼翼地把“扁豆口”对准小瓶口，细流涓涓注满了小瓶，末了赶紧用嘴舔了一下“扁豆口”。那瓶油我吃了一个月，而这个事母亲讲了一辈子，而且在说起我小时侯的事时每次都讲，逢人便讲。 1987年的金秋，大哥和我同时拿到了高校录取通知书，喜气洋洋的氛围笼罩了整个山村。可父母亲为了上学的学费绞尽了脑汁。我试探性地说要不我来年再上大学。“不。”母亲坚定地说，“宁让牛挣死，也不能让车翻掉！”我和大哥最终踏上了异乡的求学之路，而在那条“回门”挡住母亲的河里，来往人们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父母光腿赤脚在齐腰深的水里，夜以继日地洗石头捞沙子。捞洗好的沙石堆在河床边，建筑公司按每立方米3块钱定月收购走。每当这一天，母亲兴冲冲地跟着父亲赶一趟街，顺便把当月积攒的鸡蛋全部揣好，捎到街上变成钱儿。父母揣着这两样钱儿进了邮局。虽然母亲斗大的字不识一个，但喜欢看父亲填汇款单的过程，还总嘱咐父亲在汇款短言栏写上几句“好好个念书，没钱了写信”云云。大哥和我的学费就这样从父母的血汗中挤出来，再在这儿飞寄出去。那几年路过“回门”河的人们除了记得一双劳动的身影，还记得母亲的歌声，说母亲洗石捞沙时的歌声无比欢快！
含辛茹苦的岁月悠悠，继我们两个大一点的儿子远去他乡后，两个女儿也先后出嫁，最小的弟弟也考上大学走了。父亲的称谓由过去的大队书记变成村长，他又被选为坊间红白理事会会长——实际上是主持乡间婚事、葬事的司仪，因之“家事国事”两头奔波，往往晚上回不了家。所以母亲又一次变回初嫁到窝窝地时的冷清状态，尤其是夜晚体会着更加的孤独。一个老人自己给自己做饭充饥，厨房里佝偻着怎样一个身影，我不得而知；一个老人自己给自己唱歌催眠，寒屋里出现怎样一种情形，我更不得而知。我知道的是母亲夜里给骡子添草的次数增多，养的鸡、羊和猪的数量在不停地增加。期间还养过一条狗，那条狗陪伴了母亲多年后也老死了，听说为此母亲好几天没吃饭。
工作、成家后的我们老是忙：加班忙、应酬忙、抚养子女忙，唯独看望母亲的次数不忙。一年甚至几年才回一趟老家，每当这个时候，母亲便立即喜滋滋地钻进厨房。她的歌声又响起了：“正月里的冻冰儿二月里的消，河湾里的鱼娃儿水面上漂，小呀哥哥赶呀赶着割，小呀妹妹攒给你一把麦……”余音还在绕梁，一顿拿手的臊子面就已经呈现在了客房里的炕桌上。这时母亲便会满足地看着我们围坐在炕上，吃了一碗又一碗，并一再叮嘱我们吃饱。在老家的时间总是很短，离别的时刻母亲总会把我们送到那条“回门”河边，河对岸我们回头张望，母亲的眼睛还在凝望，期盼的眼神分明在说：孩子们，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再回来啊！
2010年4月的西子湖畔，草长莺飞，桃红柳绿。我力邀父母来到我工作的地方呆了些时日。心里还盘算着能否把他们留到身边生活。可他们仅呆了个把月就坚持要走。母亲说西湖边自发弹唱的那些咿咿呀呀的歌曲难听死了。还有一件事让他们无法忍受：这儿的土豆价格是老家价格的十倍，母亲打比方说同样的钱买土豆在杭州若生活两年，在老家可以生活20年！我无言以对。是啊，母亲还是当年爷爷用一担土豆换来的呀！
母亲还是跟着父亲回到了窝窝地居住。多少年超负荷的劳作已使她浑身是病：偏头疼、颈椎劳损、腰间盘突出、风湿性关节炎都缠上了她，但在老家，母亲可以随意唱她那些自成一体的孤独的歌。这次采风的鸫鸣还说，我母亲“用自己的方式把那些她学来的歌曲进行了再创作”。母亲这次唱得最好的曲子，是她在不经意间一边滗黄豆菜一边顺口唱的一首《茉莉花》，听起来凄婉悠长，悠长凄婉。
我以前以为母亲只会随便哼几句，对她的哼唱司空见惯。这次偶然的发现，没想到她会唱那么多曲子，而且很美、很完整，这让我惊讶而惭愧。对于母亲，我们一直在索取。在我心里，她一直是勤劳善良的化身，但对她的聪明、对她的歌声给生活的诠释，麻木不仁，视而不见。
一把一把的拔麦来，多咋望着天黑来，
天黑了夜晚了，一日的工程完满了；
黑了黑了还没黑，我给牛娃儿拔草去，
拔了一把栤根子，牛娃儿吃上丢蹦子……
感谢鸫鸣，感谢母亲孤独的歌声。把我的感受写下来，与人间所有的游子共勉。把母亲孤独的歌声录下来，献给天下所有的母亲！累了、困了时请回趟老家，那是接纳你最博大的地方！
因为，母亲总在河边那棵榆树下哼着孤独的歌翘盼你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