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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的历史，几乎与灾难同行。火山、地震、海啸或飓风，自然之神的每一次震怒，都在顷刻之间将人类苦苦经营的文明果实打翻在地。灾难的形式狡猾而多变，却无一例外地吞噬着人类的生命。
而每一次“重建”，既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证明，也体现了大自然的慷慨与仁慈。也正是在一次次重建中，人们得以回到灾难的发端之所，思考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开始的。
从“猫舞蹈病”到“水俣病”
起初，只是村庄里的一些怪事，最先发出预警的是鱼。20世纪50年代初，日本水俣湾海面浮起大量死鱼和海鸟的尸体。紧接着村里出现大量病猫，它们疯癫狂奔，继而纷纷跳海自杀，数量超过5万。这一怪现象，当时被称为“猫舞蹈病”。但那时，人类宁愿相信这是某种诅咒。
很快就轮到人类自己。1956年，女孩田中静子和她两岁的妹妹相继口齿不清、全身痉挛，最后高叫着死去。学者发现水俣湾海水中存在污染物，并将矛头锁定日本氮产量第一的智索公司。
智索在生产过程中，将大量含有有机汞的废水，排入水俣湾外围的“不知火海”。水生物食用后，污染物转化浓缩为剧毒物质甲基汞，再通过鱼虾进入人体，侵害全身。同年，“水俣病”被正式确认。超过1万人罹患此病，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造成的公害病。
但这只是开端，就像一位受害者后来回忆说的，水俣病表面看似环境问题，背后却是文明的冲突。起初，智索公司拒不承认排污致病，政府也不愿介入，因为对当时正狂奔在工业化道路上的日本来说，“像智索这样的大企业一旦停工，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与此同时，另一场看不见的灾难正在人们心中蔓延：在水俣市，大量居民是智索的员工，而他们的亲友可能就是渔民。受害者与加害者共居。甚至，在发病之前，他们都是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的受益人。政府、企业、患者和市民各有各的想法，人们不知该怎样面对彼此。
“水俣病”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由于工业废水排放造成的公害病。
一場环境灾难，演变为人类社会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68年，政府最终认定水俣病的污染源和致病原因。次年，企业与政府共同启动了对水俣病受害者的一系列认定与赔偿—此时，距离第一例水俣病患者田中静子去世已经过去12年。
重建，是从人们愿意转过身来，面对真相的这一刻开始的。
1977年至1990年，企业与政府出资，对水俣湾底层约150万立方米的淤泥进行清理，并建成生态公园。1990年之后，政府兴建水俣病资料馆，由水俣病患者直接讲述亲身经历。
“重建水俣”逐渐成为市民的共同意愿。在这个曾经被称为“污染源”的地方，幸存者再也无法下海捕鱼，转而开垦出橘园和红薯田，尝试摆脱农药，有机耕种。他们曾深受其害，因而比任何人都更加渴望向这个世界提供接近自然的安全食品。
此外，以水俣市民为主体，当地制定了20种垃圾分类的规定。全市建成300个垃圾站，针对生活垃圾、易拉罐、废油、建筑垃圾等，实行回收再利用。而曾经以向海洋倾倒毒物出名的智索公司，则研发出了创新的废水处理技术。
2006年，水俣病发生50周年。人们树立了慰灵碑，上刻碑文：“不知火海的所有灵魂，这样的悲剧不会再次发生，安息吧！”
2013年，国际社会在水俣市通过了旨在控制和减少水银排放的国际公约《关于汞的水俣公约》。这场灾难促使日本社会经历了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法律体系的完善，从一个传统工业国家渐渐向绿色国家转型。
但对于当年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来说，肉体的折磨和精神的痛楚，始终如梦魇般在一呼一吸之间挥之不去。
十亿牡蛎重建未来
相比公害病这类矛头直指人类行为的灾难，面对飓风、高温、干旱等极端气候时，“天灾”与“人祸”之间的界限显得暧昧不清。灾后重建也因此更加考验人类的诚实、勇气与远见。
2012年10月30日，飓风“桑迪”横扫美国东海岸，造成150人丧生、800万户家庭断电，摧毁60多万套住房。风浪裹挟着海水，灌入平日里纸醉金迷的曼哈顿。桑迪也因此成为美国历史上代价最“昂贵”的风暴之一，纽约地铁遭受108年来最大的破坏，1.8万多个航班被取消，造成的损失至少达到700亿美元。
可即便如此，这里是纽约，人类文明的韧性在此得到集中体现。飓风之后的短短几周，城市基建就恢复运转，搬迁与重建工作有序展开。以上这些，是人们应对灾难的传统方式—单一、快速。但如今，面对越来越频发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追问：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们如何用新方式去解决？
于是，恢复地铁与航班、道路与照明，几乎成了整个重建过程中最容易的一部分。科学家认为，“桑迪”异常转向侵袭美国的潜在原因之一，是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北极海冰融化，从而改变了大气的流动。要解决这背后的整个生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甚至不是单个国家能力范围内的事。但纽约人打算在自己的城市，从自身的行动开始。
这种令村上春树和海明威都欲罢不能的海鲜，除了美味之外，还有“生态系统工程师”的美誉。成年牡蛎每天可过滤50加仑海水，有助于使海水变得清澈，并降低含氮量。这一点对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因为过多的氮，会使海水藻化，耗尽氧气，演变为一潭死水。
此外，与珊瑚礁类似，牡蛎礁的水下部分，能够为数百种海洋生物提供栖息地，水上部分则能接纳海鸥和鸟类停泊筑巢，是整个“海洋城市”中重要的“基础建设”。
今天，该项目已经在纽约5个行政区的14个礁石场修复了牡蛎。预计在未来20年内，活牡蛎数量将达到10亿，为纽约打造一条漫长而具有活力的生态海岸线。这是一场漫长的灾后重建，受灾的是人类，重建的是牡蛎以及更多海洋生物的家园。
自然的重建
并不是所有灾难都给人类保留了重建的机会。比如，切尔诺贝利。
1986年4月26日，乌克兰共和国境内，靠近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交界处的切尔诺贝利核电厂4号机组，发生灾难性爆炸。目击者称，当时天空色彩缤纷，被映射得非常明亮，犹如彩虹般美丽异常。辐射尘通过大气云层扩散到整个欧洲，直至科拉半岛，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广岛原子弹的500倍以上，是历史上最严重的核电事故。
美剧《切尔诺贝利》的播映，让接下来的事情变得人尽皆知。一场充满悲壮色彩的“时间赛跑”开始了，不论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消防员、高温下作业的矿工，还是前往屋顶清理超高放射性石墨的“人肉生化机器人”，都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之后，为避免反应堆核心内高温铀与水泥融化而成的岩浆熔穿厂房底板进入地下，苏联修建了一座预计寿命为30年的钢筋混凝土石棺，将炸毁的四号反应堆彻底封闭。同时，当局将反应堆周围30公里半径范围划为隔离区，撤走9万居民，并猎杀禁区内的所有家畜。“鬼城”切尔诺贝利诞生。
至于“重建”，在切尔诺贝利4300平方公里高度污染的土地上，不是不曾发生，只是这一次，自然不再信任人类。科学家计算，由于钚元素的存在，切尔诺贝利要恢复适宜人类居住的状态，至少需要2万年—在人类的时间尺度上，这几乎就是永远。
但离开了人类，大自然的痊愈似乎要顺利得多，这片土地逐渐从“生命沙漠”转变为“绿洲”。
最早，有人发现21头从隔离检查区逃出来的普氏野马生活在无人区，到了2005年年初，其种群的数量已达到64头。乌克兰切尔诺贝利中心的研究人员谢尔盖·噶沙克，自2000年开始在无人区内拍摄野生动物，将那些无视辐射的山猫、野猪、灰狼、鹿、马和水獭等一一纳入镜头。据统计，在切尔诺贝利，狼的数量是其他未受污染地区的7倍。而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生物，狼的出现通常也标志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状态。
由于钚元素的存在，切尔诺贝利要恢复适宜人类居住的状态，至少需要2万年。
尽管今天科学家们对于“切尔诺贝利事故造成了野生动物种群的复兴”这个论题仍然意见不一，但人类不可承受的辐射，对于动植物来说，显然并不致命。它们除了拥有对抗辐射的天然抵抗力外，还拥有DNA变异修复能力。科学家解释，这是因为在动植物进化的早期，地球表面的自然辐射水平要比现在高得多，因此，禁区内的动植物体内，可能仍保留有远古时代的适应能力。
可以说，核污染对于野生动物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帮助它们驱逐了人类。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灾难？这一切又是谁的灾难？
不可否认，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凭借“鲁滨逊式”的智慧，一次次地在灾难之后存续文明的火种。直到近年来，灾难变得频发，人们才开始质疑“人定胜天”背后的傲慢与无知，转而试图理解自然世界的运转规律，将目光投向与人类共居于这颗星球的更多生灵。
重建，不再仅限于“人类的家园”，也重建认知，重建面对自然时的敬畏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