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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世界地图，我们会发现当代国界线有些“诡异”，非洲国家的不少国界线都是一条直线;再来看看中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名字几乎出现在同一个国境内。
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国家？从殖民帝国手中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在二战前，这些概念貌似“天马行空”，但却早已萌芽。二战硝烟散去时，从中东欧到中东，从非洲到太平洋，各大洲的各国界线也基本成形，这个格局或多或少维持到今天。
犹太国家与阿拉伯世界
2020年8月13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以色列与阿联酋将建立外交关系。以色列首次与海湾国家实施了“零的突破”，盡管以色列内阁官员近年来早已频繁出没在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等海湾国家。
阿联酋与以色列成为邦交国，预示着阿拉伯世界也许与犹太国家的关系发生“质变”一般的飞跃。
据说，巴林和阿曼将会成为下一轮与以色列建交的海湾国家。毕竟，海湾地区富裕的产油国与中东的高科技“微型超级大国”互惠的领域良多，而且它们都要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伊朗。
在不久的将来，以色列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和反恐监控技术，也许就顺理成章地部署在阿拉伯半岛了，阿联酋甚至有可能采购到先进的F-35战斗机。穆斯林世界里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旷日持久的对抗，让以色列找到了中东地缘政治的突破口。逊尼派穆斯林国家跟以色列关系趋暖，逊尼派国家之间的矛盾甚至需要以色列出面调停。然而，这个格局在以色列刚诞生的时候却难以想象。
二战结束时，欧洲各国的犹太人成为了受害最严重的群体。据统计，有570万犹太人被纳粹德国有系统地杀害，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种族清洗罪行之一。让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国家，在战后成为了当时国际社会的重要议题。
但其实，早在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在欧洲早已出现端倪。希伯来语复兴运动在东欧兴起，与之对应的是波兰、乌克兰和俄罗斯等地逐渐显得暴力血腥的排犹运动。1917年，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贝尔福发表《贝尔福宣言》，支持犹太人在自己的家园建立国家，更加助长了当时复国主义者的希望。
一战结束后，1922年从奥斯曼帝国剥落，并交由英国托管的巴勒斯坦地区，在二战爆发前就已经迎来了大量的欧洲犹太移民。以色列第一代建国之父，包括本·古里安、哈依姆·魏茨曼、果尔达·梅厄、梅纳赫姆·贝京以及后来在政坛占据重要地位的沙龙和佩雷斯，都是二战前从东欧地区移民到英属巴勒斯坦的东欧犹太人。从1919年到1939年，英属巴勒斯坦先后迎来了三次犹太移民潮，当地人口比例开始出现质变，引起了当地阿拉伯族群的警惕。
有实力才有和平？
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势成水火的关系，几乎定义了20世纪中东地区的政治基调。英国试图阻止更多欧洲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然而在这片土地上没能调停两个民族的纷争，也彰显了其殖民帝国在江河日下之际管治的失败。
二战结束后，无力再管辖的英国把这片土地的前途交由联合国仲裁决议。从1948年独立战争，到1967年“六日战争”和1973年“赎罪日战争”，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几乎结下了血海深仇。围绕巴勒斯坦人的安置问题和耶路撒冷归属权的争议，让多年来整个中东聚焦于以色列与整个穆斯林世界的矛盾。
以色列对付巴勒斯坦人的手段，特别是加沙地区的隔离措施，让该地区的民生凋敝，基本生计也成问题。这种隔离政策在以色列国内也并非没有受到批评。大型舞台剧《犹太城》是以色列剧作家约书亚·索博尔的作品。
逊尼派国家之间的矛盾甚至需要以色列出面调停。
它讲述了二战期间，纳粹德国把世代生活在东欧的犹太人拘禁在立陶宛和波兰的一些隔离区后，发生的惨烈悲剧。然而，剧中也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纳粹军官穿越时空，来到当代的以色列，以轻蔑的口吻跟犹太人说，你们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你们对异族的统治就比我们好点了吗？
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后，巴勒斯坦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浪潮。不少巴勒斯坦人认为受到了阿联酋的背叛，甚至断然拒绝了阿联酋提供的抗疫医疗援助物资。逊尼派国家与以色列越走越近，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也并非好事。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坦言，“有实力才有和平”。也许在巨大的经济利益面前，金钱才是促使两个死敌和解最有效的黏合剂吧。
阿尔及利亚“去殖民”之路
今年是法国-阿尔及利亚作家阿尔贝·加缪去世60周年，疫情期间他的小说《鼠疫》再次成为了畅销书。《鼠疫》一书讲述了法国殖民时期阿尔及利亚港口城市暴发的一场鼠疫，以及各色人等面对灾难时刻的反应。
法国与原殖民地之间的“新型关系”中，或多或少都有加缪的理想非洲影子。
加缪的阿尔及利亚-法国身份也成为了各方争论的焦点。实际上，加缪出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穷人家庭，他的父母几乎目不识丁，既不能进入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上流社会，也不能融入本地的阿拉伯社区。在法理上，加缪完全享有一个“法国公民”的所有权利，跟阿拉伯人的“法国海外属民”不是一个层次。这让加缪成为了一个殖民时期的独特产物：他既觉得法国人陌生，也没办法完全当成是土生土长的阿尔及利亚人。加缪坦言，他是二战期间在巴黎参与抵抗纳粹德国的地下组织时，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流淌着法国血液的爱国者。 然而，加缪同时也认为，他身上的阿尔及利亚灵魂从来没离开过自己。阿尔及利亚的蓝色海岸和北非多元又神秘的民俗风情，早已成为他的人格一部分。
身处于尴尬地位，既参加过法国反抗纳粹占领的地下组织，同时也经历了战后殖民地风起云涌的抗争运动，加缪主张一种高于宗教分歧和意识形态分歧的人道主义精神。
在战后阿尔及利亚摆脱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加缪既批判严酷的法国殖民体制，也反对愈发血腥残暴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武装运动。他认为，双方对抗过程越激烈，产生的后果越让人难以接受—如果法国成功把民族主义镇压下去，到头来只能建立一个残暴的殖民地政府;如果血腥的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在他和法国政府口中的恐怖分子）赢了，阿尔及利亚将会迎来军政府的极权恐怖统治。
加缪反对法国殖民制度中的直接管治，也就是把阿尔及利亚视为法国本土在地中海南岸的延伸，但是却又反对阿尔及利亚的彻底独立，而是主张一个联邦制色彩的法阿同盟。
在加缪的理想蓝图中，以法语文化为纽带，阿尔及利亚本地出生的法国人和阿拉伯民族，在阿尔及利亚的土地上和谐共存。然而事与愿违，阿尔及利亚还是在腥风血雨中迎来了独立的曙光，大量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公民逃往法国本部。而法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地，特别是印度支那地区，在独立过程中也都避免不了血腥和死亡。
“前”殖民帝国在今日
加缪在1960年遭遇车祸去世后，身后名声在60年代落得两边不讨好的境地：他既不受民族主义者的欢迎，也被法国殖民政策支持者视为叛徒。由于反对苏联和斯大林主义，加缪在60年代左翼学潮风起云涌的法国，声誉一度受挫，被学潮的思想教父萨特视为理念敌人。
然而，当下的马克龙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加缪的联邦制构想。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018年的国际法语日，推出雄心勃勃的“30点方针”法语振兴计划。英国举行脱欧公投后，法国政府大幅增加推广法语文化的财政拨款，加强欧盟官员的法语培训，在欧洲重塑法语的强势地位;在互联网加强法语文本的出现，在全球范围内让法语学生数量翻一番，并且巩固法语在非洲的地位。据估计，到2050年全球法语人口有80%将会分布在非洲，那时候非洲英语人口将会从多数变成少数，法国原先的非洲殖民地将会成为人口霸主。
马克龙在非洲国家布基纳法索发表演说，强调法国只是众多法语国家中的平等一员。马克龙说他作为法国总统，“来到非洲并不是要对非洲人指指点点”，法国将成为众多法语国家组织（la Francophonie）之中的平等一员。这种法国与原殖民地之间的“新型关系”中，或多或少都有加缪的理想非洲影子。
8月4日，原属于法国托管地的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特大爆炸案。马克龙迅速来到贝鲁特，甚至亲身抵达一些黎巴嫩政要极少出现的贫民街区视察。尽管被批评为“新帝国主义行为”，现身于贝鲁特街头的马克龙还是受到不少当地民众的歡呼，甚至被称为“最后的希望”。一份6万人联署的网上请愿书，呼吁重新把黎巴嫩定位为法国的托管地。
马克龙声称，法国要为黎巴嫩组织一场国际性的募款峰会，在尊重黎巴嫩主权并且少插手其内部事务的同时，继续在当地保持一定影响力。看来，尽管帝国主义时期早已结束，然而法国在前殖民地的各种野心，依然不时暴露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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