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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
剥离摄影师这一身份，51岁的德国男人马丁·舍勒还是一个九岁孩子的父親，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一个热爱生活的中年人。如果条件允许，他还想拥有一家自己的餐馆。现在，他是全世界最著名的肖像摄影师之一，他拍政治家、明星、企业家，也拍边缘群体，他的活动空间不受约束，遍布全球。今年9月是他第三次来到中国，应摄影家刘香成邀请在上海举办了中国首展，在短暂的四天停留中与中国观众进行了一次现场交流。
他常年留着脏辫，这是上世纪中后期德国朋克小子的典型装扮。他身形高大，体态良好，英语流利，能在展会现场与大家无障碍沟通。
但他不是一开始就这样。他出生并成长于德国，在巴伐利亚州首府慕尼黑度过了青少年时光。直到高中毕业，马丁只会德语这门母语，对摄影一无所知，对未来一无所知。上大学后，马丁常常不去上课，在离老家393公里外的法兰克福，白天他是一位硬化症病人的护工，晚上在餐厅当酒保。他照顾那位病人，给他洗衣服喂饭，陪他度假。
1989年的某一天，朋友邀请21岁的马丁一起申请柏林的摄影学校，共800人申请，只录取40人，所以他不抱任何希望。那时，摄影师在他心里还是派对上的“偷窥者”，因为他们总在人们不注意的时候戏谑地拍下丑照。最后，马丁被选中了，朋友却落选了。
毕业后，马丁想要发展自己的摄影事业。他先是到巴黎进行短暂的试水。落地后，他发现那里的摄影圈、电影圈、文学圈相当封闭，那儿的人也不喜欢外来客。他们说法语，马丁说不熟练的英语，在人们讲黑色笑话、发表政治评论时根本插不上嘴，他被排除在圈子之外。
1993年，马丁来到美国寻找发展机会。在纽约，他找到了给摄影家安妮·莱博维茨做第二助理的工作。那时，在安妮身旁，他只负责打光，但也因此学到很多摄影知识，“光线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在拍一个年长女性的时候，我会用柔和的灯光去呈现她的面部线条。”
“只是成为一个摄影师，这已经够难的了。”纽约是一座昂贵的城市，即便如此，它不会因为“你和我们不一样”而把外来客扫出去，那里的生活是包容的、多元的。
但马丁的经济十分困顿。每天早上，他会穿着滑冰鞋，等着家门口经过的卡车，卡车一来，他抓着车尾巴顺道去上班，以此省下大笔交通费用。他经常交不起房租，只能回到老家生活一段时间，省钱又存钱后，再回来。
每个顶级摄影师都有强烈的个人风格，马丁采用的是极度迫近式、高度细节化的拍摄手法，只呈现人物的面孔。离开安妮后，马丁用这种方式给所有的朋友照相，他将白色浴帘绑在下东区熟食店的窗户上，给来来往往的人照相，他还喜欢边拍边和他们聊天，了解人们的人生。
马丁最著名的几个项目：Close（目前正在中国上海摄影艺术中心展出）、双胞胎、女健身者、洛杉矶无家可归者，全部是大头照，都在相同的设置下拍摄，“洛杉矶无家可归者”的拍摄装置只是一个小小的可推动的棚屋，那种感觉有点像你在照一个要贴在简历上的证件照。他每次离人物都有四五英尺（1.2米到1.5米左右）远的距离，采用长镜头以及中画幅，确保人物的面部不会变形。他用一种叫KINO FLOS的荧光灯来凸显人物面部的线条，这种灯泡主要被电影行业使用——他承认自己痴迷电影，最喜欢的相机仍是富士6X9，配置90毫米的镜头。
每个人都被以同种方式呈现出来了。阅人无数后，他对这种拍摄方式一点都不厌烦，在那一张张面孔背后，人们有着各自的人生，也都有缺陷。乔治·克鲁尼和伍迪·艾伦的脸有点歪，茱莉亚·罗伯茨的皮肤不如兰蔻广告上细腻，洛杉矶无家可归者的脸就更不用说了，因为缺少良好的生活条件，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不健康的印记，比如湿疹等皮肤病、双颊极度不对称、吸毒导致的面部塌陷等等。
直视每一个拍摄对象
马丁从不对他的作品进行后期处理，最多只是在常规上调整对比度等，他让人们的皱纹、疤痕、斑点、红疹如实呈现出来。诚实是他的原则，他认为所有照片都具有迷惑性与欺骗性，人们的本性也是如此虚荣。
马丁总是被要求为杂志拍摄封面，他明白这是单纯的商业项目，但假如一位雇主要求把人物的腰围修细，或是让那些封面女郎看起来更有性魅力，他还是会直接拒绝。
在德国，马丁怀念美国的快捷和幽默感;在美国，马丁又会怀念德国的平等和社会福利，“人人有医保，我们的教育是免费的，没有战争，美国有些地方让我觉得是个天坑”，他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太严峻了，不管从哪个层面来说，“我们的落后都让人羞耻”，这也是他开启“洛杉矶无家可归者”拍摄项目的动机。
毛孔、发质、肤色，傲慢、决心、挣扎、放松，这些使每个人都不同，但却又相似，马丁总能抓到这些人物细腻的情感，站在这些照片前，他们的眼睛就这样与你对视。马丁可以直视自己的每一个拍摄对象，毫不胆怯也不轻视。
他成长在70年代，战后阴影仍强有力地笼罩在德国社会上空，一切都是“反纳粹”的，社会主流价值观是反纳粹的，孩子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是反纳粹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可以和“反纳粹”联系起来。在这种历史耻感中长大，马丁心中没有对英雄的崇拜——“这对我的事业很有帮助，我在拍摄名流的时候，可以要求他（她）配合我的拍摄。”
在拍摄时，他总是带一个小小的音响，播放他觉得对方可能喜欢的音乐。在拍比尔·克林顿时，他俩在小音响演奏的是什么音乐上争论不休。克林顿直视马丁，下巴朝上，没有笑容。在一瞬间，一张肖像照就成了，那是一张属于政治家的威严面孔。
对人们的好奇心是马丁成为顶级摄影师的秘密。每当开启拍摄项目时，他就变成了一个观察者和研究者。一张夹在书本内页的照片让他了解到女性健美运动员这一群体，“为什么这些女性会想要自己看起来男性化？她们的动机是什么？”他不禁追问，并研究这一群体，沉浸其中。答案是让人心碎的，成为女性健美者要忍受很多的痛苦和压力，虽然只需付出很少的金钱，但要花大把的时间在训练上，参加健美比赛获胜的话，可以得到数千美元，或以一种抢眼的方式出名，被大家讨论，但也仅此而已。马丁觉得这些女性又勇敢又让人同情，她们经常挨饿，神志不清，运动过度，只有薄薄的一层脂肪，体脂率在1%到3%之间，而正常的成年女性起码要达到25%，低于10%就几乎没有怀孕的可能了。比赛前，她们还会服用泻药来脱水。她们认为这很纯粹，而旁人觉得这很变态。这种极端的差异吸引了马丁，整个拍摄项目一直持续了五年。
一次，《国家地理》杂志雇马丁为一篇关于双胞胎的文章拍摄配图。在俄亥俄州温斯堡的双胞胎节日上，当他的相机并排放在一起时，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接活之前，他还觉得双胞胎的主题太过陈旧。在意识到“两个相似的人竟可以如此不同”后，拍摄变得越来越迷人了。完成杂志的任务后，他延续了这个项目。
马丁总是告诉年轻的摄影师，不要认为自己拍了很有名的作品后一切就结束了。每个摄影师所能达到的程度都应该是“和你的最后一张照片一样好”，一个摄影师可以拍十张很好的照片，人们会觉得这家伙简直是个天才，因为那完全符合人们的期望，但如果你拍了两张坏的照片，一切都没救了。
这一点，他是在和安妮·莱博维茨共事时领会到的。安妮从来不直接教助手做事，她甚至不在乎他们拍得好不好。“我只是一直看着她”，然后就学会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安妮，就没有我今天的事业”，马丁说道。
马丁至今保留着德国国籍，常被欧美媒体形容为伟大的、杰出的、顶级的德籍摄影师。现在，他已经拥有独立的摄影工作室，不需要每天抓着卡车去上班，也不用因为房租问题跑回德国打工攒钱再回来。他还是热爱生活，热爱烹饪，喜欢照顾家人。
在纽约，马丁将自己的工作室和烹饪室规划在同一建筑里。工作室的入口处悬挂着一幅神情紧绷的女性健美运动员的肖像，她凝视着来来往往的人，助手们呼喊着交代事宜，高跟鞋发出嗒嗒声，实习生不小心把甜甜圈撒在了地上。马丁坐在椅子上，脑海中想象：哪个人群还能挖掘一下？以及下一次怎样才能比以前拍得更好。
“人与人比我们想承认的要相似得多”
人物周刊：你第一次来中国是什么时候？在不同时期來到中国，感受有什么不同？这一次有什么事让你印象深刻吗？
马丁：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八年前，那次也在上海。两年前，我在香港和深圳呆了一周。在中国，我总是和与我共事的人度过大部分时间，他们都是各个展览中心和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以，我对中国的印象大部分来自他们。
在这次行程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我遇见很多专业的年轻人，他们大多在美国学习和生活多年，且计划搬回中国发展。26年前，当我从德国搬到纽约时，美国还是充满机会的国度。在全世界，纽约是那种能最大程度激励和启发人的地方，那种能量可以推着你每天向前走。现在，我注意到中国的高薪工作比美国更多了。我想说时代变了。
人物周刊：在从事摄影前，你基本上是一位社会工作者。如果不从事摄影工作，有想过自己会做什么吗？
马丁：如果我不做摄影师的话，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会做什么。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不是很自信，每当我变老了一点，我对自己的理解也就更多了。也许吧，我会是一个建筑师、工业设计师，或者自己开一家餐馆。
人物周刊：这些年来，你对摄影师的身份特性的理解有什么变化吗？你认为摄影在我们的社会中有怎样的意义与功能？
马丁：摄影家的性格与特质是多变的，大部分取决于他们所属的类别。举个例子，比起体育摄影师来说，静物摄影师应该掌握更多的天赋与技能。能够与人们很好地沟通，能够读到人们内心的想法，这是一个肖像摄影师的核心与基本。请一定要在报道里强调——一个摄影师必须找到自己的性格特质，弄明白自己适合哪种类型的摄影工作，这样一来，他们将更容易在专业上有所建树。
（在意义与功能上），我希望我的工作尽力在不那么强势的群体中产生共鸣与同理。
人物周刊：Close系列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你如何形容你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其中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存在？
马丁：平等看待每一个人，尽可能地贴近他们永远是最好的做法，无论这个人流浪在街头或是住在白宫。对我的每一个被拍者，我对他们表示同样的尊重，我从来不会为得到一张效果很好的照片去讨好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