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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员田汝成在著述 《西湖游览志余》时咬牙切齿地写道：“《水浒传》 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然变诈万端，坏人心术。说者谓其子孙三代皆哑，天道好还之报如此。”
他因为恨 《水浒传》 坏人心术，继而诅咒作者施耐庵“子孙三代皆哑”，真是恨到骨头里去了。
到了清代，这种思想依然延续。晚清思想家王韬在 《水浒传序》 中说，这是一部“奸盗诈伪之书”，“固可拉杂摧烧也。世传报应之说，圣叹及身被祸，耐庵三世喑哑”。还是田汝成那套写邪书必遭报应的说辞。
清代小说家俞万春更有意思，他认为《水浒传》 与“我们时代不适应”，把犯上作乱者写得可亲可敬，把朝廷、官员写得可憎可鄙，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续写了一本适应时代的《荡寇志》，以小说反小说，讲朝廷如何剿灭梁山众头领，来表达他的卫道思想，这倒是比只站着骂两句的人强多了。
大才子金圣叹虽然高度评价 《水浒传》，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 《水浒传》 右者”，但同时也认为读 《水浒传》可能会误导读者，产生“无恶不归朝，无美不归绿林，以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盗者读之而为盗也”的影响。于是根据百回本 《水浒传》，删掉后三十回内容，附以序文、读法和评点文词，编出七十一回 《水浒传》，使《水浒传》 的思想主旨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
甚至连皇帝也直接站出来批评 《水浒传》——乾隆皇帝把民风恶化，民众入帮入匪，归结为人们阅读 《水浒传》 所致：“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些批判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成体系。较为全面地讲述 《水浒传》 为什么“奸盗诈伪”的，当数乾隆十九年 （1754），吏部转呈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的一份奏折。奏折历数 《水浒传》 的种种不是：“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 《水浒传》 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
继而提出了“禁播”的办法：“查康熙五十三年（1714），奉禁坊肆卖淫词小说。臣请申严禁止，将 《水浒传》 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等语。查‘定例’，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裨文业诸书，其余琐语淫词，通行严禁，违者重究。”
这里提到的康熙五十三年，禁坊肆卖淫词小说确有其事，当时礼部颁布了禁毁小说的法令，这一法令后被载入 《大清律例》，成为“国法”。法令的大意是，所有“淫秽非法书刊”一律收缴；私自印刷一经查实，处以刑罚；政府主管人员查禁失职，要么罚扣工资，要么降级使用。依此看，此次“扫黄打非”相当严厉。但有没有将 《水浒传》 纳入扫打之列，不太清楚。倒是胡御史这一份奏折让乾隆皇帝吃了定心丸，将 《水浒传》 视为“教诱犯法之书”，在全国范围内加以严禁。
胡御史所指出的《 水浒传》 的影响是不是实情？是。《水浒传》 盛行以后，各种文学艺术样式都把它作为题材的渊薮。以戏剧作品而言，明清的传奇就有李开光的《 宝剑记》、陈与郊的 《灵宝刀》 等。昆曲、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有不少以《水浒传》 为题材的剧目。至于以 《水浒传》 故事为题材的绘画、说唱艺术，更是不可胜数。小说作品中，《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 潘金莲演出一支”；后世的侠义小说如 《三侠五义》 “源流则仍出于水浒”，足见其深入人心，影响深远。难怪鲁迅在为叶紫著的《丰收》 一书写的序文中提到：“中国确也还盛行着 《三国志演义》 与 《水浒传》，但这是为了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
胡御史所指出的 《水浒传》 负作用有没有一定道理？有。老话讲，“少不看 《水浒》，老不看 《三国》”，劝诫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要看《水浒》，学梁山好汉，遇事不冷静，好勇斗狠，变得暴力、冲动，小则聚众斗殴，大则犯上作乱。
且江湖造反者往往把 《水浒传》 奉为造反教科书。清人刘銮记载：“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 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基于以上的担心 （或许还有其他担心），明清统治者一再采取查禁措施。除前面讲到的乾隆查禁《水浒传》，崇祯十五年 （1642），明政府也一度查禁 《水浒传》，起因是崇祯皇帝要剿灭轰轰烈烈的江湖造反，害怕这本造反教科书发挥威力，但其时明王朝已摇摇欲坠，估计查禁的效果很不理想。至于禁毁其他“有伤风化”的小说就更多了，仅康、雍、乾三朝，“扫黄打非”不下10次，“文字狱”频频发生；清末官方列出的禁毁小说书目多达200余种。
《水浒传》人物速写
有了官方对 《水浒传》 的批判定性和查禁，历史上虽有人为其叫屈，亦无济于事。如明代李贽肯定 《水浒传》 的小说价值，却被指为“异端邪说”，遭到围攻。即便到了近代，很多人仍然摆脱不了这种“正统思想”的影响。周作人在 《艺术与生活》 里说 《水浒传》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
倒是胡适对 《水浒传》 赞扬有加，他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 还要重大的多”，还说 《水浒传》“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批评金圣叹的删节行为是“把一部 《水浒传》 凌迟碎砍”。胡适的矫正，使 《水浒传》 从单一政治的审视，回归到文学的审视上来。
也就是说，《水浒传》 首先是一本小说，是文学作品，而不是政治演绎，动辄把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解读，很容易形成“文字獄”。人们读 《水浒传》 可能容易模仿小说人物的言行，有点“水浒气”，但靠禁毁来求取太平是因果倒置。
有时候，禁令反而成了书籍的“政治广告”，官方越说要查禁某书，越是激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某书越是在民间广为传阅。
历史不是没有先例，明清查禁 《水浒传》，“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 《华南经》，右置 《水浒传》 各一部”。文人士大夫以阅读禁书 《水浒传》 为荣，如王士禛在 《居易录》 中试图考证 《水浒传》 中人物的姓名“与《挥麈后录》 所载一一吻合”。纪昀对 《水浒传》的典故信手拈来，足见读得颇深。结果是，被查禁得最多、最严厉的 《水浒传》，反而可能拥有了更多的读者。
他因为恨 《水浒传》 坏人心术，继而诅咒作者施耐庵“子孙三代皆哑”，真是恨到骨头里去了。
到了清代，这种思想依然延续。晚清思想家王韬在 《水浒传序》 中说，这是一部“奸盗诈伪之书”，“固可拉杂摧烧也。世传报应之说，圣叹及身被祸，耐庵三世喑哑”。还是田汝成那套写邪书必遭报应的说辞。
清代小说家俞万春更有意思，他认为《水浒传》 与“我们时代不适应”，把犯上作乱者写得可亲可敬，把朝廷、官员写得可憎可鄙，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续写了一本适应时代的《荡寇志》，以小说反小说，讲朝廷如何剿灭梁山众头领，来表达他的卫道思想，这倒是比只站着骂两句的人强多了。
大才子金圣叹虽然高度评价 《水浒传》，认为“天下之文章无有出 《水浒传》 右者”，但同时也认为读 《水浒传》可能会误导读者，产生“无恶不归朝，无美不归绿林，以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盗者读之而为盗也”的影响。于是根据百回本 《水浒传》，删掉后三十回内容，附以序文、读法和评点文词，编出七十一回 《水浒传》，使《水浒传》 的思想主旨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
甚至连皇帝也直接站出来批评 《水浒传》——乾隆皇帝把民风恶化，民众入帮入匪，归结为人们阅读 《水浒传》 所致：“如愚民之惑于邪教，亲近匪人者，概由看此恶书所致。”把自己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这些批判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不成体系。较为全面地讲述 《水浒传》 为什么“奸盗诈伪”的，当数乾隆十九年 （1754），吏部转呈福建道监察御史胡定的一份奏折。奏折历数 《水浒传》 的种种不是：“阅坊刻《水浒传》，以凶猛为好汉，以悖逆为奇能，跳梁漏网，惩创蔑如。乃恶薄轻狂曾经正法之金圣叹妄加赞美，梨园子弟更演为戏剧，市井无赖见之，辄慕好汉之名，启效尤之志，爰以聚党逞凶为美事，则 《水浒传》 实为教诱犯法之书也。”
继而提出了“禁播”的办法：“查康熙五十三年（1714），奉禁坊肆卖淫词小说。臣请申严禁止，将 《水浒传》 毁其书板，禁其扮演，庶乱言不接，而悍俗还淳等语。查‘定例’，坊间书贾，止许刊行理学政治，有裨文业诸书，其余琐语淫词，通行严禁，违者重究。”
这里提到的康熙五十三年，禁坊肆卖淫词小说确有其事，当时礼部颁布了禁毁小说的法令，这一法令后被载入 《大清律例》，成为“国法”。法令的大意是，所有“淫秽非法书刊”一律收缴；私自印刷一经查实，处以刑罚；政府主管人员查禁失职，要么罚扣工资，要么降级使用。依此看，此次“扫黄打非”相当严厉。但有没有将 《水浒传》 纳入扫打之列，不太清楚。倒是胡御史这一份奏折让乾隆皇帝吃了定心丸，将 《水浒传》 视为“教诱犯法之书”，在全国范围内加以严禁。
胡御史所指出的《 水浒传》 的影响是不是实情？是。《水浒传》 盛行以后，各种文学艺术样式都把它作为题材的渊薮。以戏剧作品而言，明清的传奇就有李开光的《 宝剑记》、陈与郊的 《灵宝刀》 等。昆曲、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有不少以《水浒传》 为题材的剧目。至于以 《水浒传》 故事为题材的绘画、说唱艺术，更是不可胜数。小说作品中，《金瓶梅》就是“从《水浒传》 潘金莲演出一支”；后世的侠义小说如 《三侠五义》 “源流则仍出于水浒”，足见其深入人心，影响深远。难怪鲁迅在为叶紫著的《丰收》 一书写的序文中提到：“中国确也还盛行着 《三国志演义》 与 《水浒传》，但这是为了还有三国气与水浒气的缘故。”
胡御史所指出的 《水浒传》 负作用有没有一定道理？有。老话讲，“少不看 《水浒》，老不看 《三国》”，劝诫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不要看《水浒》，学梁山好汉，遇事不冷静，好勇斗狠，变得暴力、冲动，小则聚众斗殴，大则犯上作乱。
且江湖造反者往往把 《水浒传》 奉为造反教科书。清人刘銮记载：“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 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基于以上的担心 （或许还有其他担心），明清统治者一再采取查禁措施。除前面讲到的乾隆查禁《水浒传》，崇祯十五年 （1642），明政府也一度查禁 《水浒传》，起因是崇祯皇帝要剿灭轰轰烈烈的江湖造反，害怕这本造反教科书发挥威力，但其时明王朝已摇摇欲坠，估计查禁的效果很不理想。至于禁毁其他“有伤风化”的小说就更多了，仅康、雍、乾三朝，“扫黄打非”不下10次，“文字狱”频频发生；清末官方列出的禁毁小说书目多达200余种。
有了官方对 《水浒传》 的批判定性和查禁，历史上虽有人为其叫屈，亦无济于事。如明代李贽肯定 《水浒传》 的小说价值，却被指为“异端邪说”，遭到围攻。即便到了近代，很多人仍然摆脱不了这种“正统思想”的影响。周作人在 《艺术与生活》 里说 《水浒传》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
倒是胡适对 《水浒传》 赞扬有加，他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 还要重大的多”，还说 《水浒传》“是中国白话文学完全成立的一个大纪元”。批评金圣叹的删节行为是“把一部 《水浒传》 凌迟碎砍”。胡适的矫正，使 《水浒传》 从单一政治的审视，回归到文学的审视上来。
也就是说，《水浒传》 首先是一本小说，是文学作品，而不是政治演绎，动辄把文学作品进行政治化解读，很容易形成“文字獄”。人们读 《水浒传》 可能容易模仿小说人物的言行，有点“水浒气”，但靠禁毁来求取太平是因果倒置。
有时候，禁令反而成了书籍的“政治广告”，官方越说要查禁某书，越是激起了读者的好奇心和阅读兴趣，某书越是在民间广为传阅。
历史不是没有先例，明清查禁 《水浒传》，“嘉隆间，一巨公案头无他书，仅左置 《华南经》，右置 《水浒传》 各一部”。文人士大夫以阅读禁书 《水浒传》 为荣，如王士禛在 《居易录》 中试图考证 《水浒传》 中人物的姓名“与《挥麈后录》 所载一一吻合”。纪昀对 《水浒传》的典故信手拈来，足见读得颇深。结果是，被查禁得最多、最严厉的 《水浒传》，反而可能拥有了更多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