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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俄罗斯黑海沿岸的领奖台上，随着国歌响起，马斯特斯格外自豪。这并非她第一次在残奥会上赢得奖牌，但这枚奖牌让她觉得更特别。马斯特斯在2014年索契冬季残奥会上收获了一枚越野滑雪银牌，冠军是乌克兰选手柳德米拉·帕夫伦科。1989年，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3年后，马斯特斯出生于乌克兰。受辐射影响，她先天就有严重的身体缺陷。
马斯特斯在美国由一位单身母亲抚养成人，她在索契冬残奥会上代表美国出战。回到距离出生国如此近的地方参加比赛，为她带来了巨大动力，“就像一个循环。那不是夺金时刻，但当时我的感觉就像赢得了金牌”。
4年后，马斯特斯在平昌冬季残奥会上摘得5枚奖牌，其中有两枚是金牌。随着2020年东京夏季奥运会临近，她要第五次走进残奥会的赛场。这将是马斯特斯的新篇章，她的人生故事富有传奇色彩。
童年的记忆苦乐参半。我记得向日葵田，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幼时身体太瘦小，看上去向日葵都很庞大。孤儿院里有一棵李子树，由于食物不够，有时我们偷摘李子或者葵花籽吃。如今，每当我看到向日葵，就会想起童年时的美好回忆。我还记得整天挨饿的感觉，肚子真的会很痛。
我在出生后不久，就被送进了孤儿院。我天生没有拇指，其余手指起蹼，每只脚有6只脚趾，双腿没有能够支撑体重的骨头，身体里少了些器官，只有一个肾，牙齿上没有珐琅质。我来到美国后，才知道这些都是核辐射造成的影响。
我的出生地距离切尔诺贝利并不远，在那座核电站爆炸后的几年里，周边区域的辐射水平持续上升。孤儿院所在的村子里有个发电站，不过经常关闭。每当辐射量很高时，就会有一位警察开车到村子里来，挨家挨户提醒大家关闭窗户，不要出门。
在我5岁那年，孤儿院院长在他的办公室里告诉我：“我们想让你看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人将会成为你的另一个母亲。”我看到照片时，我觉得她拥有这世上最温暖的微笑。
她从来没有跟我見过面，只是在看了我的照片后就决定收养我。从那以后，我几乎每天都问院长：“我可以看看我的新妈妈吗？”如果我哪天调皮捣蛋，院长就会说：“你今天不能看照片了，你是个坏女孩。这就是她不来孤儿院的原因，因为你不听话。”由于整个收养程序花费了两年时间，我开始相信院长的话，但我仍然想看她的照片。
马斯特斯发现，只要内心充满信念，就没有任何偏见能够阻挡梦想实现。
两年后，她终于来到孤儿院，看到了我的生活环境。当她走过大门时，孤儿院工作人员正在凿碎地板上的冰，因为暖气炉被冻住了。来到美国后，我才知道我和其他孩子不同，意识到过去所经历的一切都不正常。我被诊断为“无法生长”，8岁那年身高才1米13，体重只有16公斤，这两项身体指标只相当于一个3岁的孩子。在美国生活的前几年里，我只能穿幼童的衣服。
我非常钦佩妈妈，因为单身女子很少收养孩子。她不得不接受数次精神检查，人们会问她：“你为什么单身？你有什么问题？你的丈夫在哪里？”年幼时，我对此一无所知，但现在我知道，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和一颗善良的心，她不可能克服这些困难。
她知道我不得不截掉左腿，在我9岁时让我接受了截肢手术。更让她难受的是在我13岁那年，医生又截掉了我的右腿。我永远不会忘记第二次截肢手术，在医院醒来时的感受。我试着站起来，但腿部没有任何支撑力量，直接向后倒去。这真的太难了，坦率地讲，如今我仍然感到有些沮丧和愤怒。
第一个向我提起残奥会和国际比赛的人是兰迪·米尔斯，他是路易斯维尔大学残疾人划艇俱乐部的项目总监。米尔斯发现我喜欢竞争，讨厌输掉比赛，并且可以通过健身指导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我搜索了2008年残奥会的一些比赛录像，当时心里就想：“噢天啊，这太酷了！”有些运动员和我一样失去双腿，但他们代表美国参加最高水平的赛事。直到2012年伦敦奥运会前，我终于意识到：“我的未来属于赛场。”
刚开始，我缺乏自信。毕竟，我不得不使用假肢，双手的缺陷也很难掩盖。但后来我发现，只要内心充满信念，就没有任何偏见能够阻挡追寻梦想。只要多观看残奥会或残疾运动员参加比赛，就会发现他们渴望像其他人那样参与竞争，为了赢得最高荣誉而拼搏。
我的搭档亚伦·派克是个很有耐心的人。我们在同一时间开始练滑雪，整个冬天都待在一起，在训练中加油打气，共同进步。我们始终相互竞争，哪怕是玩“大富翁”游戏，一个人输了，另一个人也会非常沮丧！在训练的日子里，亚伦是我最好的朋友、搭档和队友。
在东京残奥会上，我的目标是在自己参加的两项赛事中赢得金牌，我希望努力完成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