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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设备招标中存在着“人为可操作空间”
教育扶贫项目招标成“私人订制”，一个商人搞掂11名官员，采购一本练习簿“雁过拔毛”收5厘钱“好处费”，几十家出版机构在中小学教辅材推销中行贿，招标采购部门官员“前赴后继”受贿落马……
近期安徽曝光的几起教育腐败案，透露了学校设备、教材等招标采购过程的乱象和制度漏洞。
教育扶贫项目招标成“私人订制”
近期，江苏锡光科教设备公司业务经理成某行贿案在安徽池州法院审理宣判。经查，2011年以来，为销售教学仪器，成某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项目招标采购过程中，先后向安徽教育系统的11名官员行贿，涉及省教育厅和7个区县，行贿金额达232.5万元。
作为一名外省销售人员，成某是如何搞掂安徽多名官员的呢？据了解，2011年，成某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一名机关驾驶员“牵线”，结识了时任该厅基础教育处处长缪富国。2012年，经缪富国向池州市贵池区教育局领导“打招呼”，锡光公司成功中标该区当年的教育薄弱学校改造项目。为感谢“帮助”并希望日后继续得到支持，成某送给缪富国30万元。
靠省厅处长“打招呼”中一次标之后，为了年年中标、在更多地方中标，成某开始更大范围地“活动”。2012年到2014年间，成某先后向安徽池州市贵池区、东至县、石台县，阜阳市颍州区、颍泉区及泗县教育系统的10名官员行贿，涉及县教体局局长、教育局副局长、电教馆馆长等多人。
办案人员介绍，教育薄弱学校改造项目有一套公开招标程序，但通过提前“做手脚”，受贿官员与成某按照成某公司产品的技术参数编写招标要求，并在评标打分时“有所偏向”，使公开招标实际上变成了“私人订制”。
通过类似手法，成某在安徽多地的教育薄弱学校项目招标中屡屡中标。其中，在池州市贵池区连续3年中标。在阜阳市颍州区两年连中4标，中标金额达1110.7万余元。
本案一名落马官员说，之所以会出现“萝卜招标”，是因为在教育设备招标中存在着“人为可操作空间”。“如果想照顾某些公司，可以在标书制作时放宽条件，或者适当修改标准来‘适应’他们，外人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他说。
一本練习簿收5厘钱“好处费”
除了设备招标，在近期发生的安徽教育窝案中，教材、教辅、图书采购也成为腐败“重灾区”，多名官员涉案。
曾担任安徽省教育厅教育装备中心主任、基教处处长的缪富国，仅一人就先后45次收受13家出版机构的贿赂，对其教材、教辅的推广、选用给予关照。而其继任者——安徽省教育厅教育装备中心主任王东华，为新华文轩出版传媒公司中标图书采购项目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安徽分公司负责人王某一张50万元的银行卡。
在这些案件中，实施行贿的包括多省市的出版社，其中多家为全国知名出版社。他们推销的既有初高中数学、英语、物理、音乐、美术等教科书，也有名目繁多的教辅材料。
据了解，利益驱动之下，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对于教材的质量并不严格把关，导致进入学校的教辅材良莠不齐。
一位安徽教育界资深人士说，一方面，国家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教材费和学杂费，在做减法;另一方面，各类教辅材费用却频频上升，又在做加法。他曾在安徽某县作调查，小学和初中阶段，国家每年每人免除六七百元的教育费用，但是学生的教辅材费用也达到六七百元。在高中阶段，一个学生一年下来买教辅材料要花1000多元。“这笔钱对城市家庭来说可能不多，但对山区贫困学生来说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他说。
此外，还有一些案值不大但性质恶劣的“微腐败”。如蚌埠市淮上区教体局校产办原主任刘某，在采购区属中小学学生练习簿的过程中“雁过拔毛”，按每本5厘钱收取供货商的“好处费”。
虽然单笔“回扣”不多，但由于采购量大，从2012年到2015年的8个学期里，刘某集腋成裘共收取“好处费”1.6万元。
落马官员称“陷入利益网难以自拔”
在安徽省教育腐败窝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招标采购岗位腐败“前赴后继”。
多名落马官员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省中小学的图书、计算机等设备都要经过省教育厅教育装备中心统一采购，在这种情况下，部门工作人员成为多个利益方“围猎的对象”。
“只要有招标，一上班办公室就围着一堆人，都想套近乎。有的供应商把钱放在办公室就跑，有的甚至坐在我家门口不走。”一名落马官员说，“供应商通过方方面面的朋友、领导打招呼，我陷入了一个利益网，躲不掉、甩不开、离不了，难以自拔。”
在这些官员的自我剖析中，受贿的另一个原因是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供应商基本上中标了就能赚钱，有的人虽然二三十岁，但比我们五十多岁的人开的车好、住的房子大。思想上不平衡，也就动了收钱的念头。”一名落马官员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等专家认为，教育采购招标腐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近年来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教育部门的采购招标增多;二是教育招标采购权力集中，但制度设计不完善。负责招标采购的官员成为各方利益的“攻关对象”，而监管程序、标准、法规却不健全。
储朝晖认为，教育招标采购过程一定要公开透明：事前评估筛选，确定可参与招标的项目;事中由专业监理全程跟踪，落实监督环节;事后再次评估与审计，真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
竹立家说，强化教育采购招标监管需从两方面着手：公共财政预算要民主化、细致化，教育拨款必须经过各级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审核与监督;对贪腐人员要严惩，发现一例严惩一例。
教育扶贫项目招标成“私人订制”，一个商人搞掂11名官员，采购一本练习簿“雁过拔毛”收5厘钱“好处费”，几十家出版机构在中小学教辅材推销中行贿，招标采购部门官员“前赴后继”受贿落马……
近期安徽曝光的几起教育腐败案，透露了学校设备、教材等招标采购过程的乱象和制度漏洞。
教育扶贫项目招标成“私人订制”
近期，江苏锡光科教设备公司业务经理成某行贿案在安徽池州法院审理宣判。经查，2011年以来，为销售教学仪器，成某在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项目招标采购过程中，先后向安徽教育系统的11名官员行贿，涉及省教育厅和7个区县，行贿金额达232.5万元。
作为一名外省销售人员，成某是如何搞掂安徽多名官员的呢？据了解，2011年，成某通过安徽省教育厅一名机关驾驶员“牵线”，结识了时任该厅基础教育处处长缪富国。2012年，经缪富国向池州市贵池区教育局领导“打招呼”，锡光公司成功中标该区当年的教育薄弱学校改造项目。为感谢“帮助”并希望日后继续得到支持，成某送给缪富国30万元。
靠省厅处长“打招呼”中一次标之后，为了年年中标、在更多地方中标，成某开始更大范围地“活动”。2012年到2014年间，成某先后向安徽池州市贵池区、东至县、石台县，阜阳市颍州区、颍泉区及泗县教育系统的10名官员行贿，涉及县教体局局长、教育局副局长、电教馆馆长等多人。
办案人员介绍，教育薄弱学校改造项目有一套公开招标程序，但通过提前“做手脚”，受贿官员与成某按照成某公司产品的技术参数编写招标要求，并在评标打分时“有所偏向”，使公开招标实际上变成了“私人订制”。
通过类似手法，成某在安徽多地的教育薄弱学校项目招标中屡屡中标。其中，在池州市贵池区连续3年中标。在阜阳市颍州区两年连中4标，中标金额达1110.7万余元。
本案一名落马官员说，之所以会出现“萝卜招标”，是因为在教育设备招标中存在着“人为可操作空间”。“如果想照顾某些公司，可以在标书制作时放宽条件，或者适当修改标准来‘适应’他们，外人一般是看不出来的。”他说。
一本練习簿收5厘钱“好处费”
除了设备招标，在近期发生的安徽教育窝案中，教材、教辅、图书采购也成为腐败“重灾区”，多名官员涉案。
曾担任安徽省教育厅教育装备中心主任、基教处处长的缪富国，仅一人就先后45次收受13家出版机构的贿赂，对其教材、教辅的推广、选用给予关照。而其继任者——安徽省教育厅教育装备中心主任王东华，为新华文轩出版传媒公司中标图书采购项目提供帮助，收受该公司安徽分公司负责人王某一张50万元的银行卡。
在这些案件中，实施行贿的包括多省市的出版社，其中多家为全国知名出版社。他们推销的既有初高中数学、英语、物理、音乐、美术等教科书，也有名目繁多的教辅材料。
据了解，利益驱动之下，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对于教材的质量并不严格把关，导致进入学校的教辅材良莠不齐。
一位安徽教育界资深人士说，一方面，国家免除义务教育阶段教材费和学杂费，在做减法;另一方面，各类教辅材费用却频频上升，又在做加法。他曾在安徽某县作调查，小学和初中阶段，国家每年每人免除六七百元的教育费用，但是学生的教辅材费用也达到六七百元。在高中阶段，一个学生一年下来买教辅材料要花1000多元。“这笔钱对城市家庭来说可能不多，但对山区贫困学生来说却是一笔很大的负担。”他说。
此外，还有一些案值不大但性质恶劣的“微腐败”。如蚌埠市淮上区教体局校产办原主任刘某，在采购区属中小学学生练习簿的过程中“雁过拔毛”，按每本5厘钱收取供货商的“好处费”。
虽然单笔“回扣”不多，但由于采购量大，从2012年到2015年的8个学期里，刘某集腋成裘共收取“好处费”1.6万元。
落马官员称“陷入利益网难以自拔”
在安徽省教育腐败窝案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招标采购岗位腐败“前赴后继”。
多名落马官员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省中小学的图书、计算机等设备都要经过省教育厅教育装备中心统一采购，在这种情况下，部门工作人员成为多个利益方“围猎的对象”。
“只要有招标，一上班办公室就围着一堆人，都想套近乎。有的供应商把钱放在办公室就跑，有的甚至坐在我家门口不走。”一名落马官员说，“供应商通过方方面面的朋友、领导打招呼，我陷入了一个利益网，躲不掉、甩不开、离不了，难以自拔。”
在这些官员的自我剖析中，受贿的另一个原因是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供应商基本上中标了就能赚钱，有的人虽然二三十岁，但比我们五十多岁的人开的车好、住的房子大。思想上不平衡，也就动了收钱的念头。”一名落马官员说。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等专家认为，教育采购招标腐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近年来国家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教育部门的采购招标增多;二是教育招标采购权力集中，但制度设计不完善。负责招标采购的官员成为各方利益的“攻关对象”，而监管程序、标准、法规却不健全。
储朝晖认为，教育招标采购过程一定要公开透明：事前评估筛选，确定可参与招标的项目;事中由专业监理全程跟踪，落实监督环节;事后再次评估与审计，真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作。
竹立家说，强化教育采购招标监管需从两方面着手：公共财政预算要民主化、细致化，教育拨款必须经过各级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审核与监督;对贪腐人员要严惩，发现一例严惩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