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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即使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呼声甚高，国际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各国关系愈益密切的时代，一些国家仍保持和发展着自己国家的民族文化。我们从服饰文化上即可见一斑，如阿拉伯国家的服饰，印度、巴基斯坦的服饰，韩国的韩服，日本的和服等，一眼看去，就知道是哪个国家的。这些服装具有这样一些特性：其一是民族性，具有这些国家民族的显著的特点。其二是历史性，这些服装体现这些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其三是普及性，举国上下，不分性别年龄，无论地位高低，贫富贵贱，都穿统一样式的服饰。这些服饰都是这些国家和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象征，我们把它称为国服。
如果我们将当今的中国与这些国家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国虽有几千年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民族文化传统，但如今却没有举国上下都认可的国服，中国人从头到脚的装饰都已西化了。许多重大的节日、社会活动及日常家居，人们习惯于西装革履，服饰上已难见到有民族文化特质的记符。即诸如一些唐装之类的仿古、复古的服饰，也成为一闪而过的流行服装，不能恒久流长。总之，中国人基本上丢弃了自己的服饰文化传统。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文化现象。
有人会有异议：中山装、毛式服装、旗袍、长袍马褂等不是中国的国服吗?
不然，以中山装为例，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早年在日本时，看到日本学生服式样简洁，穿着灵便，于是将其加以改造后引进中国，而日本的学生装紧身窄袖的式样又是西装的变种而已。“孙中山亲自倡导的中山服，就是在尊重我国广大劳动人民穿短衣长裤的习惯的基础上，指示洋服商人黄隆生吸收西服结构造型的经验而设计的”[1](p.600)。从中山装的来历就可得知，它是舶来品，是西化的产物。至于毛式服装是从中山装改造过来的，也不能称之为国服。
同理，旗袍虽是从满清旗人妇女服式演变而来，但因其只限于城镇女性中部分中上层人物和知识女性穿，在民众中并不曾普及，而且“至三十年代，旗袍的裁剪工艺吸收了西式服装的裁剪方法，如袖子由平袖改为挖袖窿上袖，前后身加胸省、背省、腰省等”[1](p.604)。所以，也不能称之为国服。
长袍马褂也是由满清服饰演变而来，民国初年与西服同被确定为男子礼服之一。与其配搭穿戴的清式瓜皮帽，后改为西式礼帽，冬季加围西式围巾，内穿西式长裤，脚穿布鞋或皮鞋，这种装饰实际成为中西合璧式的服饰，而且只在官员、工商界人士、知识分子、乡村地主男性中流行，也不能称为国服。
二
中华民族的服饰丧失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特色，原因与西方文化的强力冲击有关，那么同样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为什么中国的服饰丧失了自己的民族性，而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的服饰却能够洋和并存共同发展呢？
继1840年英舰撞开中国门户后，1853年美国的四艘黑船又以大炮叩响了日本的海禁大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思潮大量涌进中、日两国。日本意识到自己的落后，又一次发挥其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长处，进行了明治维新。日本天皇为了改变贫国弱国的现状，大力推动维新，提出三大口号，其中“文明开化”口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主张以发达国家为鉴，积极摄取西方文化思想生活方式的滋养，“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明治天皇带头力行西化，1871年(明治四年)8月9日太政官399号布告《断发摘刀令》宣布人们有“断发”“摘刀”的自由。1872年(明治五年)12月太政官布告373号废止直衣、狩衣（幕府时期高级官员服装）。定西式礼服并提倡官员穿西装[2](p.538)。诏书规定正式活动的礼服为西服。日本木户孝允主办的《新闻杂志》于1871年9月，特别报道天皇和宫内官员穿西式服装的消息[2](p.541)。1873年(明治六年)，天皇自己剪去发髻，蓄留短发。1878年9月政府明令要求人们断发。大阪府甚至规定凡梳发髻的理发店，均课以重税，反之则免收地方税。福岛、滋贺等地规定梳发髻者须交发髻税，除罪人外，男子一律应予断发，罪人“罪刑完毕应断发如初”[3](p.145)。由于政府的提倡，上行下效，一时间，西服、短发、西餐十分流行，洋化成为时髦的社会风尚。1871年西服缝纫社曾以广告的形式描述西服的流行：“头冠普鲁士帽，足蹬法兰西鞋，窄袖衣服为英吉利海军之装，细筒裤为美国陆军礼服……恰如西洋诸国于日本高台上拆配之镀金物。”[4](p.171)1882年(明治十六年)，以洋化为标志的“鹿鸣馆文化”达到了高潮1。
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在经济上实行了“欧化主义”的政策，动用大量资金全面引进欧美技术设备，致使国家财力枯竭，面临“国产破败”的威胁，朝野上下深感忧虑，对此，明治政府果断提出了“国产奖励政策”，放弃一切欧化的“外国万能主义” [5](p.100)，同时，在文化生活上，人们也清楚地意识到全面输入外来文化，不可避免地带来副作用，使文化丧失民族性。于是在1886年(明治二十年)左右，主张保持日本固有的精神的“国粹主义”有所抬头，很多的人主张“和魂洋才”，“东方道德、西方技术”，“日本精神、西方学识”。再加上洋化势头也已减弱，因此，“洋”与“和”的关系已由对抗逐渐进入了并存、融合的时期。
当时，日本的青年人类学者坪井正五郎曾在1886年至1888年间(明治二十年至二十二年)，多次实地对明治维新时期日本人服饰洋化的情形及其过程进行了科学的定量观测研究，其结果表明，这时期穿洋装的与穿和服的进入了并存互融的阶段，出现了身穿和服，脚穿皮鞋的和洋结合的街头风景2。从那时直至现在，洋装与和服始终并存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上班时取洋装之严整方便，归来时取和服之宽松而随意，各取其所长，为我所用。从日本服饰文化变化的情形可见其由两种文化的碰撞到并存互融的过程，国民的心理也逐渐接受并适应了这种现实。
从近代日本服饰的变化，可见西方服饰文化的冲击并不起决定作用。日本服饰洋化的内因是日本明治政府推行文明开化的政策，西方服饰对日本的影响主要还是通过日本政府的推动才得以实施的。日本在近现代政治上有其开放性、稳定性和连续性，虽然曾经历较大的变革，但并未经历彻底的改朝换代，日本至今仍尊崇天皇。其政治的稳定和连续，能确保对文化的调控作用，能确保对外文化的开放和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所以它既能引入外来服饰文化，又能保存本民族的服饰文化。
与日本政府不同，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文化上坚持实行闭关锁国，反对国民断发易服，“中国之杂业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裒然出于万国之上”等论调颇占上风，清政府对外来文化采取排斥态度，从未向国民推行西式服装。直至清廷倒台之前中国服饰文化的特点基本未变。
我国服饰逐渐丧失民族特点并趋于洋化的重大转型期是在清末民初，改朝换代是中国服饰变化的契机和内因。随着清政府的垮台，那根具有象征意义的大辫子和满清服饰也随之被人抛弃。辛亥后，中国政局始终没有稳定，也没有实现真正的统一，所以无法对服饰文化进行有效的调控，在抛弃了满清服饰后，无法确定新的统一的国服。
人们之所以在推翻了清王朝后，又抛弃了满清的服饰，是因为满清服饰虽在中国流行了几百年，成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一部分，但对于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来说，它又是异族统治和封建压迫的象征。而日本民族单一，历史上也没有受到异族统治，因此其大和民族文化传统一脉相承，相对单纯，它所面临的外来服饰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它的服饰文化主要是在自己固有的和服文化和西服文化中选择。而推翻了清朝，占绝大多数的汉民族人民则面临着汉民族固有的服饰文化与满清服饰文化、西方文化三向之间的选择。就一个民族文化而言，它是在不断发展的。象征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服饰不是一成不变的，各朝各代都有自己的服饰，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异族的入侵及统治，都会使服饰发生变革。一般说来，民族文化间相互交流和影响所引起的服饰变化是渐进的，互融的，是由其文化自身的优势与魅力所决定的，也是在自然状态下平和地进行的。而异族入侵和统治所引发的服饰变化则是伴随着血与火的斗争，在强制下进行的，是极不平等的，因而在被强制者一方总怀有不满。被迫改变的服饰也成为异族压迫的象征。随着压迫者的被推翻，其服饰也随之被抛弃，极具不稳定性。清入关后，强迫汉族剃发易服，顺治三年6月，因江南平定，顺治就命令豫亲王多铎“各处文武军民，自应尽令剃发，倘有不从，军法从事”。据《东华录》记载：“今者天下一家，岂容违异，自今以后，京师内外，限旬日尽令剃发。”据《研堂见闻杂录》记载，当时禁止民间穿汉装，也十分严厉[6](p.515)。当时有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语。在极端高压手段的强制下，迫使举国上下都改变了服饰，完全满化了。满清服饰成为民族压迫、异族统治的象征。清政府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广大人民对清封建统治的腐败与无能更加不满。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政府的倒台，作为异族统治和封建统治象征的满清服饰，必然会被广大汉族民众所抛弃。其实，在清政府未倒之前，断发易服，就已经成为许多反清志士表达与清彻底决裂态度的方式之一。辛亥革命成功之后，清代冠服一律随之捐弃，被送进历史的博物馆，满族的剃发梳辫习俗被革除。剪去了那根象征性的大辫子，人们也不愿再穿满服了。
那么，为什么在抛弃了满清服饰后，中华民族却逐渐选择了服饰西化的道路呢？原因之一是中华民族找不到民族服饰的文化代表样式。清统治了几百年，其服饰已成为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一部分了，时隔数百年，民众无法知道本民族固有服饰文化是何等模样，原代表汉民族固有服饰文化的明代服饰早已被人淡忘，也无从仿效。重新再穿起明代服饰，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更无必要。原因之二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无法确定能代表本民族悠久文化样式的服饰。推翻满清，辛亥革命以后，军阀混战、国共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至新中国建立前，中国的政局一直处动荡之中。虽然民国初年曾对服饰做出一些规定，但是并未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而且这些规定只是对政府官员的规定，又仅是对西式服装的规定，并未普及到百姓。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的一统也无政治力量加以推行。于是中华民族在服饰文化中迷茫了一阵，便丢失了代表本民族服饰文化的标记。原因之三是西方服饰文化随着先进的思想和科技不断地涌进国门，因其较能适应现代生活的方式和节奏，有其精神灵便的优点，又得到一些领袖和名流的倡导（如中山装），以及如上所说一些革命志士的推波助澜，所以较为流行。“民国元年7月，参议院曾公布男女礼服样式，男礼服一种为西式”[6](p.601、602)。1912年(民国元年)10月公布陆军服制，次年公布推事、检察官、律师服制、地方行政官公服、外交官、领事官服制，民国四年公布监狱官以及矿业警察、航空服制，民国七年公布海军服制、警察服制，北伐以后规定的中山装服制等均为西式服制[7](p.533)。解放后，随着革命而来的列宁装、中山装、毛式服装以及“文革”中流行的军便装、夹克等均为西式服装的推行打开了方便之门，影响了民众的服饰选择。“文革”的“破四旧，立四新”，给中国的传统服饰彻底画上了句号，而代之以军便装，为以后西式服饰独占中国服饰市场奠定了基础，给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包括服饰文化以沉重的打击。
在民国间中西服饰并存与日本明治时期新旧并存，表面上看有着相似之处，其实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日本的西和并存是和式国服并未遭受彻底的打击下的并存。而民国间的中式服装只是已被抛弃的满清服饰的支离破碎的变形，由于政治、经济、地域、阶级、性别等因素，决定了它们之中的任何一种服饰都已不具备国服的意义，是满清服饰行将灭亡的最后的回光返照，也是中国服饰走向西化的过渡。
三
在清末民初，中国服饰由满化向西化变革的重大转型期中，章炳麟的《解辫发说》颇能代表一些反清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和立场。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下旬，唐才常等改良派在上海召开“中国议会”同清政府仍保持着暧昧的关系，在知识分子中久负盛名的章太炎先生对此非常愤激，愤然断发易服，公开宣言同改良派决裂，并将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视为同志，在当时思想界和知识分子群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于1900年8月8日发表在《中国旬报》第十九期上的《解辫发说》就是具体表明了自己断发易西服的立场观点。全文共六百字，文章首先论述发辫在中国古代一直被认为是夷狄之俗，而“支那总发之俗，四千年无变更”，满服发辫，故老深以为耻，后因“习夷俗久……以为当然，无所怪愕”。而日本人、欧罗巴人对此则“大笑惮之”、“拟以蕏豚”，旧耻复振，但人们为衣食之禄，仍以为之。接下来，文中叙述了1900年7月，清廷腐败，丧权辱国，内外交困，自己乃断发易服以明与清决裂之志的情形，然其后作何装扮，仍不知所然，本拟效明朝故老祝发箸浮屠衣（和尚打扮）“会执友以欧罗巴冠带至”，于是断发易西服。“欧罗巴者，于汉为大秦，与天毒略近，其衣虽窄小，衽皆直下，犹近古之深衣，惟吾同胄之日本，亦效法焉，服之盖与箸浮屠衣无异趣云”。在这里，章炳麟溯起西服与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渊源，认为穿西服反而与汉民族古俗相近，反而坚持了民族性的古老传统。对西服进行古代文化的解释，虽然显得过于偏激和牵强，却反映了当时一些知识分子选择西服时那种对传统文化的复杂心态。此文写出了一些反清志士断发、易服、明志及选择西服的过程和心态。文章古今中外时空交错，既体现了古文经学家的述古据古的特点，又体现了同现实密切结合的特点，是篇中国服饰文化史上的奇文。
(附章太炎《解辫发说》，原文略)
【收稿时间】 2002年5月
【作者简介】张祝平，男，1955年生，上海人，文学博士，现在南通师范学院任教。
【责任编辑蔡世华】
参考文献：
[1]《中华文化通志·服饰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2]伊文成、马家骏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
[3]具岛兼三郎：《通向文明的蜕皮》，九洲大学出版社，1983年。
[4]多田道太郎等：《时髦与新潮》，江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
[5]详见高桥龟吉：《日本资本主义发达史》。
[6]《中华文化通志·服饰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7]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
注：
①日本明治政府为了使欧美各国对日本西化的认同，外相井上馨在东京由英国人康德尔设计建造了二层西洋风格建筑，作为招待外宾的社交俱乐部，采用中国《诗经》中《鹿鸣》篇招待四方嘉宾的古义，取名“鹿鸣馆”，开始了从明治十六年至二十年的“鹿鸣馆时代”。在这里日本上流社会及外国使臣经常举办舞会、慈善会，由此辐射出的西洋文化活动和生活方式推进了当时日本西化的进程，影响了一代日本人。
②详见张祝平《坪井正五郎的流行风俗观测研究及其意义》一文。《南通师专学报》199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