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6月初伦敦阴雨绵绵的日子里，遇到个晴天可不容易。在泰晤士河南岸，市政厅内举行的“全球城市帮派犯罪峰会”，当天难得地迎来了久违的晴好，来自伦敦、纽约以及马德里等大城市的代表，都努力把被称为“城市毒瘤”的黑帮秘闻暴露在阳光下。
由于是讨论黑帮这样的敏感话题，伦敦市政厅的安检比平时都严格了不少，排队长度大增。“可能是害怕有帮会分子混进来，听听我们是怎么想办法对付他们的吧！”在排队过程中，格林尼治区政府社群安全负责人安奈特·海尼斯打趣说。
海尼斯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伦敦，黑帮是一股颇有影响的地下势力。按照伦敦市政当局的统计，目前伦敦活跃着224个黑帮，可以确定的帮众有3495名；其中有58个黑帮比较活跃，帮派犯罪中2/3的案件与其有关。
警方让枪击事件减少了一半
复杂的安检让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也晚到了几分钟，却没有挡住图雷·贝的热情。这位名片上印有伦敦科林斯特咨询公司高级顾问头衔的光头黑人大汉，不像常见的公司高管那样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而是穿着一件黑布衫，敞开的领口里露出粗大金属项链，胳膊上刺满的纹身也分外扎眼。
贝先生不讳言自己的帮派身份，“如果参加帮派研讨的人本身和帮派没有深入的联系，那么这些人不可能制定出让帮派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
在贝的眼里，西班牙人朱安乔·莫迪纳-阿左拉教授并不算“圈内人”。而一直从事欧洲黑帮研究的阿左拉教授却给出了黑帮的定义，他关注的对象是——“长久存在的在街头从事非法活动的组织”。
按照这个定义，黑帮在英国有着很长的历史，起码在狄更斯那些19世纪的市井小说里就能见到端倪。不过伦敦市长约翰逊自豪地介绍，现在伦敦的治安可比那个时代好得多，也比几年前改善了不少。
“警方已经让枪击事件减少了一半，去年有组织犯罪减少了23%，伦敦死于有组织犯罪的20岁以下年轻人有12名，比2008年时的29人已经大幅下降。”当过记者的约翰逊用数字娓娓道来。
黑帮与种族隔离
约翰逊没有透露的一个数字是目前伦敦55%的帮派分子是黑人，因此犯罪问题很容易转化成更有争议的种族话题——这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属于禁忌。
3年前伦敦发生的大规模社会骚乱正是帮派分子和警方发生冲突所引起的。当时29岁的非洲裔黑人马克达根乘出租车在伦敦街头遭警方拦截，非法携带枪支的他和警察发生枪战，达根身中两弹当场死亡。
达根的家属很快就召集了300多人到事发的托特纳姆警局示威。示威者烧毁警车，砸毁橱窗骚乱，骚乱蔓延到大伦敦几个区，进而蔓延到英国主要大城市，后来调查发现，达根是伦敦黑帮的重要人物之一。
人们在反思3年前社会骚乱的根源时，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种族隔阂，而这种隔阂依然存在。伦敦负责安全和打击犯罪的副市长史蒂芬·格林哈格也承认，目前的黑帮有一定的种族背景，他说：“年轻人，尤其是黑人、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年轻人被不正确地引导，成为帮派暴力的参与者和牺牲品。”
圣吉尔基金会的项目SOS主管朱尼尔·斯玛特就一度是这样的牺牲品。
他本人已经演绎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13年前，斯玛特由于卷入一桩和贩毒有关的帮派暴力事件被投进监狱，在牢狱中他决定改过自新，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出狱后，他致力于帮助和自己有相近经历的帮派分子重回正常轨道，这一计划受到了圣吉尔基金会的资助。
从2006年起，SOS项目一直在對出狱的帮派分子进行职业培训，并提供一对一辅导。比如，有过牢狱经历的吉斯在该项目的帮助下，26岁时在修鞋店找到他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SOS项目的工作卓有成效，参加过他们项目的帮派分子重新犯罪的比例为25%，而在全英国范围内再犯的比例高达75%。“对于经历过帮派的人来说，其实族裔和身份都不重要，最关键的是他们要有重新融入社会的愿望和勇气。”斯玛特说。
帮众低龄化
按照常理来分析，投身于黑帮的人大多好勇斗狠，最不缺乏的就是勇气，但实际上，2/3的黑帮成员同时也是暴力的受害者。
让这些身兼施暴和受害双重身份的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并不容易，尤其是他们中大多数还是年轻人。有统计显示，目前伦敦、纽约和马德里70%的黑帮成员的年纪在17岁到23岁之间。
约翰逊市长宣称，最近几年里，伦敦创造了数以万计的新工作岗位，年轻人并没有被排斥在社会进步之外。但黑帮仍吸引了不少人，这像是不太给这位市长面子。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选择将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我们知道伦敦有黑帮的问题——和每个大城市一样，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打击黑帮，而是帮助误入黑帮的年轻人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约翰逊说。
让年轻人远离黑帮，远离犯罪，远离暴力，至少目前来看还任重道远。
按照医疗急救机构提供的数据，2013年，伦敦有973名25岁以下的年轻人在帮派暴力活动中受伤，其中850人受到刀伤，123人则是枪伤。警方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很多帮会冲突中受伤者的救治记录会被隐瞒。
让“全球城市帮派犯罪峰会”东道主脸上有些无光的是，就在几大城市的大人物们聚集在伦敦市政厅里讨论怎么应对黑帮暴力冲突前一天，18岁的少年詹姆斯·亨特在伦敦南部希德汉姆地区路遇两伙帮派冲突，混乱中被人用刀刺中心脏，当场倒地身亡。这次帮派冲突被捕的4人里，年纪最小的13岁，最大的17岁，另两人15岁。
随身带刀，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已经成为不少帮派少年的标签。
“当警察不能让他们感到安全的时候，他们就会时刻拿着一把刀来保护自己。”出身帮派的贝这样解释年轻人的带刀现象，“这些年轻人不但不喜欢警察，他们是干脆不喜欢社会。”
这种年轻人带刀的现象让约翰逊很烦心，他表示，“很多年轻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持刀的危险性，年轻人里带刀的文化必须改变。我们要加大处罚力度，释放出清楚的信号，带刀伤人者会被投入监狱。” 与用重典打击犯罪相比，让年轻的帮会成员放下兜里的刀，心理上的沟通和辅导更重要。
克里斯·萨伊德是一位帮助失足青年的资深社会工作者。他认为，青少年卷入帮派的诱因是寻求友谊、归宿和保护。如果拿家庭作对比的话，“团伙能够给予你安全感和保护。成为团伙中的一员，总会有人照顾你。那些无法从家庭中得到温暖、亲情、保护的孩子，就会从其他地方寻找。”
学校往往是年轻人最早接触的群体，在预防犯罪方面，学校和警察局同样重要。英国教师工会的一份报告说，缺乏教育孩子的技巧、没有户外活动的设施、贫困、家庭破裂、家庭中缺乏父亲的榜样，都是助长黑帮文化的潜在因素。
“如果学校能够敏锐地观察到那些孩子需要特别的关怀，那么他们对黑帮的吸引力将大大减小。”伦敦艾蒙顿中学校长苏珊·塔伦特说。
从社交媒体到大数据
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局长伯纳德·霍根-霍威，长相酷似克莱格扮演的“007”，不过他的任务要比邦德繁重得多。“007”只需出手对付对国计民生威胁最大的恶棍，而霍威要对付几百个黑帮，包括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等诸多事项。
“我们要保护800万伦敦市民和游客的安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一年我们都比之前更努力工作，但帮会的人也在不断吸纳新的成员。我们不能保证未来会比现在更好，但可以竭尽所能将潜在的危险降到最低。” 霍根-霍威说。
他的同行，纽约警察局副局长凯文·奥康奈遇到的情况更复杂，因为纽约的枪支保有量大大高于伦敦，布鲁克林的犯罪率声名在外，这都加大了纽约在打击黑帮方面的难度。
但曼哈顿巡警出身的奥康奈已有独特的处理方式。由于现在的年轻人都习惯通过网络来传递信息，因此纽约警方通过监控主要的社交网站的信息来获取帮派的动向，“我们习惯从包括脸书、推特、Google 、YouTube、Flicker等获取信息”。
奥康奈介绍，“就像大家都有习惯在网上搜索自己的信息，却会有意外的发现一样，关注收索引擎和社交网络能让警方获益良多。”
此外，在线下，纽约警方也关注街头涂鸦等年轻人习惯的艺术形式，因为“街头涂鴉可能包含的一些犯罪信息”。
关注从社交网络到涂鸦等年轻人的交流方式，纽约警方在打击黑帮的过程中力求“接地气”。
“有一些帮派使用的黑话在网上流传，比如‘烧掉’的意思是‘杀死他’。”奥康奈说， 警方只有掌握了这些词典之外的“黑话密码本”，才能迅速派出警察而不是消防员来应对街头突发的“烧掉”情况。
新加坡目前就已经在尝试通过数据分析来预防犯罪。新加坡警方在预防犯罪上，已经开始使用全新的数据分析，力争将帮派犯罪消弭于萌芽状态之中。
按照新加坡“安全城市”的框架，警方会对街头摄像头采集的视频信息进行即时分析，第一时间掌握全局安全形势，并对危险的苗头发出警告。
由于是讨论黑帮这样的敏感话题，伦敦市政厅的安检比平时都严格了不少，排队长度大增。“可能是害怕有帮会分子混进来，听听我们是怎么想办法对付他们的吧！”在排队过程中，格林尼治区政府社群安全负责人安奈特·海尼斯打趣说。
海尼斯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在伦敦，黑帮是一股颇有影响的地下势力。按照伦敦市政当局的统计，目前伦敦活跃着224个黑帮，可以确定的帮众有3495名；其中有58个黑帮比较活跃，帮派犯罪中2/3的案件与其有关。
警方让枪击事件减少了一半
复杂的安检让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也晚到了几分钟，却没有挡住图雷·贝的热情。这位名片上印有伦敦科林斯特咨询公司高级顾问头衔的光头黑人大汉，不像常见的公司高管那样西装革履，文质彬彬，而是穿着一件黑布衫，敞开的领口里露出粗大金属项链，胳膊上刺满的纹身也分外扎眼。
贝先生不讳言自己的帮派身份，“如果参加帮派研讨的人本身和帮派没有深入的联系，那么这些人不可能制定出让帮派和社会协调发展的政策。”
在贝的眼里，西班牙人朱安乔·莫迪纳-阿左拉教授并不算“圈内人”。而一直从事欧洲黑帮研究的阿左拉教授却给出了黑帮的定义，他关注的对象是——“长久存在的在街头从事非法活动的组织”。
按照这个定义，黑帮在英国有着很长的历史，起码在狄更斯那些19世纪的市井小说里就能见到端倪。不过伦敦市长约翰逊自豪地介绍，现在伦敦的治安可比那个时代好得多，也比几年前改善了不少。
“警方已经让枪击事件减少了一半，去年有组织犯罪减少了23%，伦敦死于有组织犯罪的20岁以下年轻人有12名，比2008年时的29人已经大幅下降。”当过记者的约翰逊用数字娓娓道来。
黑帮与种族隔离
约翰逊没有透露的一个数字是目前伦敦55%的帮派分子是黑人，因此犯罪问题很容易转化成更有争议的种族话题——这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属于禁忌。
3年前伦敦发生的大规模社会骚乱正是帮派分子和警方发生冲突所引起的。当时29岁的非洲裔黑人马克达根乘出租车在伦敦街头遭警方拦截，非法携带枪支的他和警察发生枪战，达根身中两弹当场死亡。
达根的家属很快就召集了300多人到事发的托特纳姆警局示威。示威者烧毁警车，砸毁橱窗骚乱，骚乱蔓延到大伦敦几个区，进而蔓延到英国主要大城市，后来调查发现，达根是伦敦黑帮的重要人物之一。
人们在反思3年前社会骚乱的根源时，经常提到的一点就是种族隔阂，而这种隔阂依然存在。伦敦负责安全和打击犯罪的副市长史蒂芬·格林哈格也承认，目前的黑帮有一定的种族背景，他说：“年轻人，尤其是黑人、亚裔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年轻人被不正确地引导，成为帮派暴力的参与者和牺牲品。”
圣吉尔基金会的项目SOS主管朱尼尔·斯玛特就一度是这样的牺牲品。
他本人已经演绎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13年前，斯玛特由于卷入一桩和贩毒有关的帮派暴力事件被投进监狱，在牢狱中他决定改过自新，重新设计自己的生活。出狱后，他致力于帮助和自己有相近经历的帮派分子重回正常轨道，这一计划受到了圣吉尔基金会的资助。
从2006年起，SOS项目一直在對出狱的帮派分子进行职业培训，并提供一对一辅导。比如，有过牢狱经历的吉斯在该项目的帮助下，26岁时在修鞋店找到他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
SOS项目的工作卓有成效，参加过他们项目的帮派分子重新犯罪的比例为25%，而在全英国范围内再犯的比例高达75%。“对于经历过帮派的人来说，其实族裔和身份都不重要，最关键的是他们要有重新融入社会的愿望和勇气。”斯玛特说。
帮众低龄化
按照常理来分析，投身于黑帮的人大多好勇斗狠，最不缺乏的就是勇气，但实际上，2/3的黑帮成员同时也是暴力的受害者。
让这些身兼施暴和受害双重身份的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并不容易，尤其是他们中大多数还是年轻人。有统计显示，目前伦敦、纽约和马德里70%的黑帮成员的年纪在17岁到23岁之间。
约翰逊市长宣称，最近几年里，伦敦创造了数以万计的新工作岗位，年轻人并没有被排斥在社会进步之外。但黑帮仍吸引了不少人，这像是不太给这位市长面子。
“为什么这些年轻人会选择将自己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我们知道伦敦有黑帮的问题——和每个大城市一样，我们的着眼点不是打击黑帮，而是帮助误入黑帮的年轻人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约翰逊说。
让年轻人远离黑帮，远离犯罪，远离暴力，至少目前来看还任重道远。
按照医疗急救机构提供的数据，2013年，伦敦有973名25岁以下的年轻人在帮派暴力活动中受伤，其中850人受到刀伤，123人则是枪伤。警方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很多帮会冲突中受伤者的救治记录会被隐瞒。
让“全球城市帮派犯罪峰会”东道主脸上有些无光的是，就在几大城市的大人物们聚集在伦敦市政厅里讨论怎么应对黑帮暴力冲突前一天，18岁的少年詹姆斯·亨特在伦敦南部希德汉姆地区路遇两伙帮派冲突，混乱中被人用刀刺中心脏，当场倒地身亡。这次帮派冲突被捕的4人里，年纪最小的13岁，最大的17岁，另两人15岁。
随身带刀，一言不合就拔刀相向，已经成为不少帮派少年的标签。
“当警察不能让他们感到安全的时候，他们就会时刻拿着一把刀来保护自己。”出身帮派的贝这样解释年轻人的带刀现象，“这些年轻人不但不喜欢警察，他们是干脆不喜欢社会。”
这种年轻人带刀的现象让约翰逊很烦心，他表示，“很多年轻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持刀的危险性，年轻人里带刀的文化必须改变。我们要加大处罚力度，释放出清楚的信号，带刀伤人者会被投入监狱。” 与用重典打击犯罪相比，让年轻的帮会成员放下兜里的刀，心理上的沟通和辅导更重要。
克里斯·萨伊德是一位帮助失足青年的资深社会工作者。他认为，青少年卷入帮派的诱因是寻求友谊、归宿和保护。如果拿家庭作对比的话，“团伙能够给予你安全感和保护。成为团伙中的一员，总会有人照顾你。那些无法从家庭中得到温暖、亲情、保护的孩子，就会从其他地方寻找。”
学校往往是年轻人最早接触的群体，在预防犯罪方面，学校和警察局同样重要。英国教师工会的一份报告说，缺乏教育孩子的技巧、没有户外活动的设施、贫困、家庭破裂、家庭中缺乏父亲的榜样，都是助长黑帮文化的潜在因素。
“如果学校能够敏锐地观察到那些孩子需要特别的关怀，那么他们对黑帮的吸引力将大大减小。”伦敦艾蒙顿中学校长苏珊·塔伦特说。
从社交媒体到大数据
伦敦大都会警察局局长伯纳德·霍根-霍威，长相酷似克莱格扮演的“007”，不过他的任务要比邦德繁重得多。“007”只需出手对付对国计民生威胁最大的恶棍，而霍威要对付几百个黑帮，包括打架斗殴、偷鸡摸狗等诸多事项。
“我们要保护800万伦敦市民和游客的安全，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每一年我们都比之前更努力工作，但帮会的人也在不断吸纳新的成员。我们不能保证未来会比现在更好，但可以竭尽所能将潜在的危险降到最低。” 霍根-霍威说。
他的同行，纽约警察局副局长凯文·奥康奈遇到的情况更复杂，因为纽约的枪支保有量大大高于伦敦，布鲁克林的犯罪率声名在外，这都加大了纽约在打击黑帮方面的难度。
但曼哈顿巡警出身的奥康奈已有独特的处理方式。由于现在的年轻人都习惯通过网络来传递信息，因此纽约警方通过监控主要的社交网站的信息来获取帮派的动向，“我们习惯从包括脸书、推特、Google 、YouTube、Flicker等获取信息”。
奥康奈介绍，“就像大家都有习惯在网上搜索自己的信息，却会有意外的发现一样，关注收索引擎和社交网络能让警方获益良多。”
此外，在线下，纽约警方也关注街头涂鸦等年轻人习惯的艺术形式，因为“街头涂鴉可能包含的一些犯罪信息”。
关注从社交网络到涂鸦等年轻人的交流方式，纽约警方在打击黑帮的过程中力求“接地气”。
“有一些帮派使用的黑话在网上流传，比如‘烧掉’的意思是‘杀死他’。”奥康奈说， 警方只有掌握了这些词典之外的“黑话密码本”，才能迅速派出警察而不是消防员来应对街头突发的“烧掉”情况。
新加坡目前就已经在尝试通过数据分析来预防犯罪。新加坡警方在预防犯罪上，已经开始使用全新的数据分析，力争将帮派犯罪消弭于萌芽状态之中。
按照新加坡“安全城市”的框架，警方会对街头摄像头采集的视频信息进行即时分析，第一时间掌握全局安全形势，并对危险的苗头发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