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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我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为切入点，在许明武与葛瑞红宏观的翻译与文化自觉的理论构架下，从文化间性的视域对聊斋名篇《婴宁》的英译进行美美评价和分析，论证了译者的文化自觉在典籍翻译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文化间性 文化自觉 典籍翻译 美美评价 《婴宁》
“文化自觉”这个名词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研讨班的闭幕发言中提出来的。费孝通先生从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问题中看到了文化自觉，进而扩展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自觉问题。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全球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冲击着中国文化，而在中国文化的内部，又出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中国文化如何连接传统和现代，沟通西方和东方呢？这一问题的探讨要借助文化间性的视域，从文化间性的历时观看，典籍翻译要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话；从文化间性的共时观看，典籍翻译要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译者要有一种文化自觉，使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和传承性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
一、文化间性、文化自觉与典籍翻译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引入文化间性的视域，扩大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十分必要了。文化间性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继主体间性、语言间性后提出的文化哲学术语，指国际各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可交流性”［１］。这是从共时性角度对文化间性的解读。从历时性层面看，“文化间性也指同源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主体间性”［２］。文化间性来源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的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的前提在于存在异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作为交往主体在翻译文本中是存在相异性的，要将不同的文化主体统一于译本，要求主体间进行对话和协商，以一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化自觉理念来产生既方便译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又包含源语文化特质的“和谐”的译本。
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是继承本国文化和吸纳外国文化的重要手段，而翻译本身是“一种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的目的性行为。而目的是自觉的一种表现，因此翻译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３］（许明武、葛瑞红，2003:102）。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熟悉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４］巴斯奈特（Bassnett）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她将译者、语言、文化三者的关系比作外科医生、心脏和肌体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正如医生做手术不能忽视身体周围的肌体组织，译者在翻译时也无法忽视文化这个载体。［５］典籍翻译涉及语内翻译（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与语际翻译，对译者要求较高。译者必须有“自知之明”和“他知之明”，通晓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而这三种文化在译本中的冲突和契合呼唤译者高度的文化自觉。这里的文化自觉不仅指“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而且要求“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６］（费孝通，2005:316），最终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和而不同。这是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要求译者站在人类学与美学的高度，用美美之心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衔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
典籍翻译负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对典籍的英译是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过程。无论是语际翻译还是语内翻译都要求译者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本文选取古典名著《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婴宁》的英译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化间性的视域探讨典籍翻译中译者的文化自觉的体现，并对其进行美美评
价，以期能丰富文化自觉的内涵与外延，从而用文化自觉来指导典籍翻译这一自觉的文化活动。
二、文本的文化价值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集的珍品，19世纪中叶传播到国外，已有英、法、德、俄、日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作者蒲松龄是一位久试不第的秀才，社会边缘人物的文化身份使他以写鬼写妖的方法来刺贪刺虐。《聊斋志异》虽刻画的是狐妖鬼魅，但作者的立足点是广阔的社会文化现实。《婴宁》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少女婴宁狐母生，鬼母养，“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作者倾注大量笔墨写婴宁之爱笑，她时而捻花一笑，时而倚树狂笑，时而狡黠一笑，时而孜孜憨笑，连结婚拜堂都笑得无法成礼。但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少女要笑不露齿，笑不出声，否则就有悖纲常，有失检点。篇末，爱笑少女婴宁的笑声戛然而止，凸显了人性美被摧残的悲剧。这样一个鲜活的负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与爱哭的林妹妹站在一起，用自己的悲剧命运向人们揭示了封建礼教文化对人性美的摧残。因其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婴宁》被选译的频率比较高。本文所分析的是美国著名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学者丹尼斯·马尔和维克多·马尔翻译的《聊斋志异选》［７］（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中的《婴宁》一篇。
三、文本的“美美”评价
典籍翻译中的译者文化自觉是指译者对本国传统语言与文化的自知、自信和对他国语言与文化的他知、尊重。“美人之美”主要表现在尊重原作产生的文化土壤。这里的美并不是狭义的美，而是指文化的本来面目。在这个意义上的“美人之美”就是要尊重原作的文化意象、文化隱喻和文化社会结构。但如果在译入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词，就可以转换或明晰化原作的意象、喻体，达到各美其美，和而不同。
下面分别举几个例子来进行文化意象、文化隐喻和文化社会结构各个方面的美美评价：
例一：聘箫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蒲松龄，2001：50)
He had been engaged to a girl of the Xiao family，but she passed away before they could be married，so his phoenix-mate was as yet unfound.(Denis C.
关键词： 文化间性 文化自觉 典籍翻译 美美评价 《婴宁》
“文化自觉”这个名词是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研讨班的闭幕发言中提出来的。费孝通先生从少数民族的文化发展问题中看到了文化自觉，进而扩展到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文化自觉问题。在当今经济全球化全球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冲击着中国文化，而在中国文化的内部，又出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矛盾，中国文化如何连接传统和现代，沟通西方和东方呢？这一问题的探讨要借助文化间性的视域，从文化间性的历时观看，典籍翻译要求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对话；从文化间性的共时观看，典籍翻译要求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话。在对话的过程中译者要有一种文化自觉，使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和传承性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
一、文化间性、文化自觉与典籍翻译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引入文化间性的视域，扩大文化自觉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就十分必要了。文化间性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继主体间性、语言间性后提出的文化哲学术语，指国际各民族不同文化间的可交流性”［１］。这是从共时性角度对文化间性的解读。从历时性层面看，“文化间性也指同源文化不同历史时期的主体间性”［２］。文化间性来源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中的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具体表现。主体间性和文化间性的前提在于存在异质。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作为交往主体在翻译文本中是存在相异性的，要将不同的文化主体统一于译本，要求主体间进行对话和协商，以一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文化自觉理念来产生既方便译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又包含源语文化特质的“和谐”的译本。
翻译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是继承本国文化和吸纳外国文化的重要手段，而翻译本身是“一种涉及到不同文化背景的目的性行为。而目的是自觉的一种表现，因此翻译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活动”［３］（许明武、葛瑞红，2003:102）。尤金·奈达（Eugene A.Nida）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熟悉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４］巴斯奈特（Bassnett）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她将译者、语言、文化三者的关系比作外科医生、心脏和肌体之间的关系，文化是肌体，语言是心脏。正如医生做手术不能忽视身体周围的肌体组织，译者在翻译时也无法忽视文化这个载体。［５］典籍翻译涉及语内翻译（从文言文到白话文）与语际翻译，对译者要求较高。译者必须有“自知之明”和“他知之明”，通晓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西方文化。而这三种文化在译本中的冲突和契合呼唤译者高度的文化自觉。这里的文化自觉不仅指“每个文明中的人对自己的文明进行反省，做到有‘自知之明’”，而且要求“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６］（费孝通，2005:316），最终实现不同文化间的和而不同。这是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要求译者站在人类学与美学的高度，用美美之心来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衔接，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合。
典籍翻译负载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对典籍的英译是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对话的过程。无论是语际翻译还是语内翻译都要求译者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本文选取古典名著《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婴宁》的英译作为研究对象，从文化间性的视域探讨典籍翻译中译者的文化自觉的体现，并对其进行美美评
价，以期能丰富文化自觉的内涵与外延，从而用文化自觉来指导典籍翻译这一自觉的文化活动。
二、文本的文化价值
《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集的珍品，19世纪中叶传播到国外，已有英、法、德、俄、日等二十多个语种的译本。作者蒲松龄是一位久试不第的秀才，社会边缘人物的文化身份使他以写鬼写妖的方法来刺贪刺虐。《聊斋志异》虽刻画的是狐妖鬼魅，但作者的立足点是广阔的社会文化现实。《婴宁》是聊斋志异中的名篇。少女婴宁狐母生，鬼母养，“容华绝代，笑容可掬”。作者倾注大量笔墨写婴宁之爱笑，她时而捻花一笑，时而倚树狂笑，时而狡黠一笑，时而孜孜憨笑，连结婚拜堂都笑得无法成礼。但在封建礼教束缚下，少女要笑不露齿，笑不出声，否则就有悖纲常，有失检点。篇末，爱笑少女婴宁的笑声戛然而止，凸显了人性美被摧残的悲剧。这样一个鲜活的负载着丰富文化内涵的人物形象与爱哭的林妹妹站在一起，用自己的悲剧命运向人们揭示了封建礼教文化对人性美的摧残。因其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婴宁》被选译的频率比较高。本文所分析的是美国著名中国语言文学研究学者丹尼斯·马尔和维克多·马尔翻译的《聊斋志异选》［７］（Strange Tales from Make-do Studio）中的《婴宁》一篇。
三、文本的“美美”评价
典籍翻译中的译者文化自觉是指译者对本国传统语言与文化的自知、自信和对他国语言与文化的他知、尊重。“美人之美”主要表现在尊重原作产生的文化土壤。这里的美并不是狭义的美，而是指文化的本来面目。在这个意义上的“美人之美”就是要尊重原作的文化意象、文化隱喻和文化社会结构。但如果在译入语中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词，就可以转换或明晰化原作的意象、喻体，达到各美其美，和而不同。
下面分别举几个例子来进行文化意象、文化隐喻和文化社会结构各个方面的美美评价：
例一：聘箫氏，未嫁而夭，故求凰未就也。(蒲松龄，2001：50)
He had been engaged to a girl of the Xiao family，but she passed away before they could be married，so his phoenix-mate was as yet unfound.(Denis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