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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1898年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始，梁启超开启了其遍游亚、澳、美、欧四大洲的海外历程。本文借由梁启超的海外游记及相关书写，考察其在亲历西方现代大都会带来的震惊体验后，对于中国现代都市的构想与反思。在梁启超看来，纽约是现代大都会精神的集大成者，代表了政治文化中心向商业中心的转型，基于这样的判断，在中国的都市中，他对于上海寄予厚望；对于西方都市文化的考察与借鉴，梁启超最为关注以公园、图书馆、博物馆为主体的现代市政建设；而其对于现代市政的思考，又与现代市民的养成相表里，即现代市政的理想，是为了建设一个最适于“理想的新民”生存的现代都会；反之，与“严整有新意”的现代市政相应的，是要养成与大都会精神相得益彰的现代市民。作为第一批走出国门、“开眼看世界”的启蒙知识分子，梁启超的都会经验与构想，既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又极富代表性地反映了同时代人的共同旨趣。
关键词：梁启超；游记；现代；都会；市政；市民
1899年12月，预计赴美远游的梁启超于《夏威夷游记》（原题《汗漫录》）中写道：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大势力所簸荡所冲击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也。{1}
从“乡人”—“国人”—“世界人”，梁启超折射了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的历程。自1898年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始，梁启超开启了他的海外之旅：1899年末应美洲华侨之邀拟游美，经檀香山（今夏威夷）时为防疫所阻，遂滞留半年，著《夏威夷游记》；1900年夏因勤王事败赴南洋（今新加坡），继而游澳洲；1902年返归日本；1903年应美洲保皇会之邀，筹划已久的美洲之旅终于启程，历时近一年，走访加拿大温哥华及美国诸都会，成《新大陆游记》；1918年冬偕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杨鼎甫六人赴欧考察，历经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撰《欧游心影录》。半生辗转亚、澳、美、欧诸大洲，丰富的异域见闻、“为世界人”的海外经验，对于梁启超有深远影响。以一介“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土中国子民，在中国初与外界接触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亲历作为西方文明具体空间构成的现代性大都会带来的震惊体验，这一事件本身即具有深刻的文化史意义。在异质文化的剧烈碰撞中，一方面，从自身兴奋点出发，考察与体味西方都市文化；另一方面，在参差互见中，也得以重新反思和认知本土文明。而梁启超的海外纪行及相关书写，亦成为富有典型意义的珍贵纪录。
一、现代都会的转型
梁启超心目中有一个现代都会的等级排序，而位于序列顶端的典范城市，非纽约莫属：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至纽约，观止也未？{1}
对于梁启超而言，纽约是现代大都会精神的集大成者，而纽约的刺激也最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他的现代都会经验。梁启超对于纽约的摹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其作为“世界第一都会”令人目眩神迷的纷杂繁华：“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2}“纽约触目皆鸽笼，其房屋也；触目皆蛛网，其电线也；触目皆百足之虫，其市街电车也。”③这是与传统中国的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经验。波德莱尔对于19世纪巴黎的表现是现代都会精神的滥觞，本雅明曾分析其笔下的行人在拥挤的人群中被推撞的震惊体验{4}；而伯曼则更进一步，探讨波德莱尔的诗人在躲闪现代城市车流的混乱中失落了光环：“这就是波德莱尔笔下的原初现代景象——‘我急冲冲地穿过林阴大道，纵身跳过泥泞，要在这一团混乱的车流中避开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的死神’的背景。我们在这儿看到的现代人原型，是一个被抛入了现代城市车流中的行人，一个与一大团厚重的、快速的和致命的物质和能量抗争的孤独的人。迅速增长的街道和车流并不知道任何空间或时间的限制，于是蔓延至都市的每一个角落，将自己的节律强加于每个人的时间，把整个现代环境转变成了一团‘运动的混乱’。”{5}20世纪初，都市理论尚未兴起，而梁启超对于纽约的直观感受却准确地把握到大都会时代的精髓，那种最能体现纽约特色的“运动的混乱”（在这一点上纽约较之巴黎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及与现代的速度和能量抗争的孤独的现代人：
街上车、空中车、隧道车、马车、自驾电车、自由车，终日殷殷于顶上，砰砰于足下，辚辚于左，彭彭于右，隆隆于前，丁丁于后，神气为昏，魂胆为摇。人言久住纽约者，其言必较寻常人为快。苟不尔者，则当过十字街时，可以呆立终日，一步不敢行。{6}
这一段描写极其生动地再现了纽约川流不息的现代交通。在为纽约的魅力所倾倒的同时，梁启超对于纽约的缺陷亦保持清醒的审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7}大都会是现代文明具体而微的象征，它既是物质文化日新月异的表现，又是罪恶的渊薮、藏污纳垢之所在，而任公的批判尚不止于此，更触及资本主义机械化生产的本质：
近世之文明国，皆以人为机器，且以人为机器之奴隶也。以分工之至精至纤，凡工人之在工厂者，可以数十年立足于尺许之地而寸步不移。其所执之业，或寸许之金，或寸许之木，磨砻焉控送焉，此寸金寸木以外，他非所知，非所闻也。如制针工，磨尖者不知穿鼻之事，穿鼻者不知磨尖之事，而针以外他工无论矣，而工以外他事业他理想更无论矣。{1}
资本主义大生产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流水线的操作，机械对人的异化作用潜移默化而又不可抗拒，它不仅变革工人的劳动方式，甚至改变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模式。本雅明在分析爱伦·坡的作品时曾发挥马克思对于机械化生产的批判，认为其桎梏了现代人的精神，造就了他们千篇一律的面目：“马克思写道，‘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不是工人使用劳动工具，而是劳动工具使用工人。但是只有在工厂系统内这个转变才第一次获得了技术和可感知的现实性。’在用机器工作的时候，工人们学会了调整他们自己的‘运动以便同一种自动化的统一性和不停歇的运动保持一致’。这些话揭穿了那种荒谬的统一性，颇想把它加于大众——那种行为和打扮的统一性，以及面部表情的统一性。那些笑给思想提供了粮食。他们或许是同一类，即所谓‘总是微笑’的一类，在那种境况里他们起到了类似震惊吸收器的作用。”{2}作为一个置身西洋资本主义文明之外的旁观者，梁启超对于机械异化力量的警惕和反思，竟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的西方学者若合符契，倒也十分有趣。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访美之时，一战前夕的美国尚未崛起为国际霸主；而在世人眼中，彼时的纽约也并未取代伦敦、巴黎晋升为“世界第一都会”。有鉴于此，梁启超对于纽约的定位更显意味深长，这背后有他对于都市功能的判断。在梁启超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大都会的中心存在由政治文化中心向商业中心转化的总趋势:
若伦敦、若柏林、若巴黎、若维也纳、若罗马，皆当今第一等都会也。一国中政治之中心点在是，商业之中心点在是，乃至文学美术之中心点，莫不在是。独纽约不然，惟为商业之中心点而已。虽然，商业者，位于美国凡百事物之第一位者也。故观美国之菁英，于纽约焉可也。且纽约不徒为美国商业之中心点而已，又实为全世界商业之中心点。然则观二十世纪全世界生存竞争之活剧，亦于纽约焉可知也。③
梁启超颇有前瞻性地预见到了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将席卷世界，纽约在“不徒为美国商业之中心点，又实为全世界商业之中心点”这个意义上将取代伦敦、柏林、巴黎、维也纳、罗马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欧洲都会，一跃而为新时代都会的典型，成为“二十世纪全世界生存竞争之活剧”聚焦的大舞台。而实际上，迄至二战后，美国才真正确立世界中心的地位，纽约也终于当之无愧“世界第一都会”之殊荣，任公对时势发展的趋向有惊人的洞察力。
基于对都市功能的如此认知，反观本土，梁启超对于中国都市规划的理解也别具一格：
美国有最奇者一事，曰无首都是已。……除美国外，其无首都之国，当惟中国。中国之北京，本有完全首都之资格者也，近则势力已渐堕落。其政治上之权，多分散于各疆吏；学术思想界之权，当乾嘉间，悉萃于北京，今翩其反矣；若夫商工业则更不足道。以将来之趋势测之，则上海骎骎乎有将为中国首都之势。夫至以上海为首都，则亦列国公共殖民地之首都，而非复我之首都矣，一叹！{4}
对于中国的两大都会——北京与上海，梁启超所持态度判然有别。异于大部分文人学者对于北京的欣赏迷恋（甚至包括任公自身的长子长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于日渐衰颓的老大帝都，他颇有些不以为然，认为它丧失了作为首都的资格。其后，梁启超于1910年写作了一组题为《将来百论》的文章，在《北京之将来》一文中更进一步展开论述。他首先从历史渊源说明前朝定都北京的原因，其后笔锋一转，历数北京的缺陷：“虽然，地本寒苦泻卤，物产觳薄，自千年来，恒仰东南之漕以为养，自昔引为博患。而又以政令所出，冠盖所辏，洵有如朱朴所谓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者。”直指北京为“举世界之千罪万诟，奇毒痼病，无不丛集于京师”的“首恶之区”，甚而断言：“自今以往，苟一国政治之中点，不移于他地，恐中国遂永无清明之日也。”接下来又从攻防角度讨论北京已失却地缘优势：“且北京畴昔之所以可都者，东距海以为固，而北界以长城，于以控制西南，有建瓴之势，利甚博也。自西力东侵，海道撤险，庚申之役、庚子之役，外敌乘陷，殆如破竹。甲午之役，苟和议稍濡滞者，事盖未可知耳。加以近年以来，南满为人外府，旅顺天险，又以资敌。”认为“北京藩篱尽撤，建都之价值，盖久失矣”。因此，梁启超在篇末为迁都谋划：“自今以往，为利用东南物力计，则或徙宅江关；为巩固西北国防计，则或返居丰镐。要之中国而亡则已，苟犹不亡者，则将来政治之中心点，其必不复在北京也。”{1}不惜再三下狠语申明迁都的重要性与中国之存亡休戚相关。而在紧随其后的《上海之将来》一文中，梁启超指出，伴随西力东侵、海禁开放，中国的重心由内陆转向沿海，与北京地理优势的丧失相对应的，是上海交通枢纽位置的冉冉上升：“自海禁既开以后，上海遽一跃而成中国之第一都会；非直中国第一都会，抑亚细亚东部之中枢也。”即使下文谈到由于铁路开通，汉口有威胁上海枢要地位之势，梁启超依然对上海的前景保持乐观，而这是建立在梁启超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势的把握上：“虽然，上海之趋势，果如是其每下愈况乎？一方面则日本之产业界，岁岁向荣，方将以我国为尾闾，其在北部，固以大连及满洲各口岸为策源地，其在中部南部，仍集散于上海。再东则美国，亦乘方兴之运，而距今四年以往，巴拿马运河开通，其东部南部物产，取道以转输于我，视前利便数倍，而皆走集上海。即以欧洲论，虽有铁路之便，而货物输送，终以海运为廉，铁路不足以妨海港之发达，自昔然矣。况乎印度澳洲南洋群岛，将来之兴，且未有艾，其与中国贸迁，皆不能不取径上海耶。然则上海前途，竟乐观多于悲观耳。”{2}
佐之任公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对于未来中国城市的职能布局，开篇即在南京举办万国太平会议，各国代表齐集南京共襄盛举，可见其承担的政治中心功能。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种颇富意味的巧合与“黄克强”的重名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后浓墨重彩渲染的万国博览会则是由“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且此“大博览会”还不同于一个世纪后中国真正在上海主办的世博会，其“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③而肩负革新中国命运重任的“立宪期成同盟党”（简称“宪政党”）也是“在上海创始，设一总部”。{4}可见梁启超对于上海所寄予的厚望，既当仁不让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又兼具政治、文化中心的职能。《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中设计南京为首都、上海为第一都会，《新大陆游记》（1903年）中预测“上海骎骎乎有将为中国首都之势”，至前引《北京之将来》（1910年）中规划迁都方案首选为“江关”，即江南一带，梁启超对于上海-南京“长三角”区域的重视，良有以也。
二、现代市政的理想
1927年12月18日，梁启超致信留学海外的长子梁思成及其未婚妻林徽因，计划他们归国旅行的路线：
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为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玛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呼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关于这一点，最好能调查得一两部极简明的（英文的）书回来讲给我听听]。{1}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本身即为西方建筑史、美术史专业的毕业生，而梁启超犹能予以内行的指点，其对于西方市政及建筑、美术的了解和品位由此可见一斑，亦可看出任公自身趣味之所在。而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转徙西南时，林徽因亦谆谆教育年幼的女儿：“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要参观，一定要看看这个地方的县政府、重要机关、学校、孔庙、以及街道布置法、城墙的建筑法才对，并不是单看看铺子卖什么东西就算完事的。”{2}对于市政建设的关注，是梁家人一以贯之的传统。
1903年梁启超酝酿已久的北美之旅终于成行，西方资本主义都市文化给予他深刻印象。而最吸引其注意力、彼亦花费最多笔墨记载的，当属以公园、图书馆、博物馆为主体的现代市政。
梁启超对于公园的问题特别关心。公园是源自西方的、现代性的概念，它是18-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与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产物，具有娱乐、教育以及保持自然风光等功能，由各级政府负责创建和管理。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公园是一个全新的事物。1868年8月在上海出现了第一个西人的“公家花园”，即英美租界工部局修建的外滩公园，然而限制华人进入③；1890年12月，上海工部局开放允许华人进入的“新公园”（New International Garden），又称因斯花园{4}；直至1905年7月21日《大公报》刊发《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1906年10月13日出使欧洲考察归来的端方、戴鸿慈上奏修建公共设施：“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公园。”{5}公园的概念才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1914年，命名为“中央公园”的社稷坛首度向公众开放，成为北京有史以来第一个近代公园，由此开启一系列的北京公园开放运动。因此，对于1903年赴美游历的梁启超而言，公园尚为一种全然新鲜而陌生的体验，自然颇受醉心新事物的梁任公青睐。上文谈到梁启超心目中现代都会的代表是纽约，而纽约的公园，无论从数量上抑或质量上，也都是首屈一指的：“纽约全市公园之面积，共七千方嗌架，为全世界诸市公园地之最多者。次则伦敦，共六千五百方嗌架。”尤其是纽约最负盛名的标志性景点中央公园，令梁启超颇受震动：“纽约之中央公园，从第七十一街起至第一百二十三街止，其面积与上海英法租界略相埓，而每当休暇之日，犹复车毂击人肩摩。其地在全市之中央，若改为市场，所售地价，可三四倍于中国政府之岁收入。以中国之眼观之，必曰弃金钱于无用之地，可惜可惜。”{6}在他看来，公园是市政建设的关键要素：“论市政者，皆言太繁盛之市，若无相当之公园，则于卫生上于道德上皆有大害，吾至纽约而信。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将公园与“卫生”、“道德”的精神层面联系起来，提升到“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的高度，此后国内对于公园的论述基本延续这一思路。如1905年《大公报》刊发《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公园者，可以骋怀娱目，联合社会之同群，呼吸新鲜之空气。入其中者，即油然生爱国之心，显然获卫生之益。”{7}1910年《大公报》再刊《公共花园论》，从公园有益于卫生、民智、民德三个层面论证“公园与民生有莫大之关系，更有莫大之利益”。{1}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市政通告》发表《社稷坛公园预备之过去与未来》，声明开放公园之目的在于“使有了公园之后，市民的精神，日见活泼，市民的身体，日见健康”。{2}都是将公园视作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与公众卫生（包括生理与心理）息息相关。其实不唯公园，梁启超对于市政建设的思考，背后始终有一个大的关怀，即塑造现代市民的精神文明，关于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专门讨论。
纽约而外，《新大陆游记》中不乏对于北美各处公园胜景的描绘：
芝加高之公园，风景冠绝全美，盖湖沼多以水胜也。“林肯公园”清幽殊绝。“华盛顿公园”前临墨西哥湖，有气吞云梦、波撼岳阳之概，余绝爱之。尝往游，忽遇暴风雨，登湖楼凭眺，白马吼突，海天无际，真壮观也。成一诗：“黑风吹浪鱼龙舞，白日沉天鹰隼豪。何意迷漫金粉地，登楼犹见广陵涛。”③
落山机中有黄石园者，周遭八百里，实全世界第一大公园也。闻奇景最多，有种种定期之喷泉，或一日喷一回，或一日喷三四回，或隔日喷一回，或一来复喷一回，或一月喷一回，皆有定期，靡差靡忒。园中熊最多者，皆驯扰不犯游客。园中禁射猎，每岁只有半岁可游（余日积雪）。……{4}
对于近代以来的国人而言，公园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将城市比作公园，是对一个城市的最高褒奖，亦是文人们偏爱的修辞。梁启超可算是得风气之先者，如其在游记中将美国首都华盛顿比作“新大陆上一最闲雅之大公园”：
从纽约、波士顿、费尔特费诸烦浊之区，忽到此土，正如哀丝豪竹之后，闻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余，嚼鲈蒪之味，其愉快有不能以言语形容者。全都结构皆用美术的意匠，盖他市无不有历史上天然之遗传，而华盛顿市则全出于人造者也。{5}
无独有偶，康有为在《瑞士游记》中亦感叹道：“瑞士非国也，欧洲之大公园也。”{6}至于民国时期作家们常将北平比作大公园，则是后话了。值得多书一笔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负责北京城的重建方案，提议将北京旧城作为“博物院，公园，庆典中心”予以保存；建议保留城墙，在顶部栽种花草树木，安设公园椅和凉亭，作为供市民游息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并且举苏联舒舍夫重建诺夫哥洛的指导思想为例，倡议在北京最优美的历史文物建筑周围“留出空地，铺树植草，使成为许多市内的人民公园”。{7}显而易见，公园是其设计方案中萦绕不去的核心意象。{8}梁思成在专业趣味的养成方面深受父亲影响，虽然“梁陈方案”最终没有实现，但两代人对于“公园”一脉相承的理想依然令人动容。
现代市政另一有代表性的公共机构即图书馆。梁启超每到一处城市，多留心考察当地的公共图书馆。譬如参观波士顿的“世界最古之市立图书馆”，梳理其建馆的历史，肯定其具有重大意义：“至以此为公共教育之机关，实自兹馆始云”。{1}又如赞叹华盛顿的“世界中第一美丽之图书馆”，状绘其庄严美好之景象：“其衣墙、覆瓦之美术，实合古今万国之菁英云。吾辈不解画趣，徒眩其金碧而已。数千年来世界上最著名之学者，莫不有造像，入之如对严师。其观书堂中，常千数百人而悄然无声，若在空谷。”{2}在匹兹堡时，梁启超对于钢铁大王卡匿奇（现通译为卡耐基）资助创办公立图书馆的善举尤为关注，记叙颇详：“卡氏出身寒微，自其幼时，未尝得受相当之教育，惟恃在公立图书馆中得种种之智识，故卡氏以图书馆为慈善事业之第一，倾全力以助之。余所至各市，无不见有卡氏所立图书馆者。虽日本所设立，彼亦佽助数处云。”最后感叹其公益事业不曾泽被中国：“惟其善果，未一播于中国，殆岂中国人无自助力，不足邀卡氏之助耶？噫！”③
梁启超对于卡耐基之事始终念念于心，至1916年12月，梁启超为纪念爱徒蔡锷，发起倡立松坡图书馆，在《创设松坡图书馆缘起》中，梁启超以欧美大都会的图书馆为鉴，特别转述了卡耐基对于图书馆与国家文明之关系的言论：
同人佥然同声曰：今世各文明国图书馆之设，遍于都邑，盖欧美诸国虽百数十家村落，犹必有一图书馆。其大都会之图书馆，规模宏敞，收藏浩富，古代帝室之天禄石渠，视之犹瞠乎若其后也。然皆廓然任人借观流览，使寒士之好学者，得以尽窥秘籍。夫岂惟寒士，虽素封之家，亦岂能于书无所不蓄？我有图书馆，然后学问普及之效，乃可得而睹也。今以中国之大，而私立图书馆，竟无一焉。即京师及各省间有公立之馆，亦皆规模不备，不能收裨益公众之功用。昔美国豪绅卡匿奇氏，尝云一国图书馆之有无多寡，可以觇其国文野之程度。此言若信，则我国民与世界相见，其惭汗为何如哉！{4}
可以看出，西方现代图书馆的体验令梁启超深受震动与启发，引发了梁启超对于建设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思考。任公为松坡图书馆事奔走甚力，1923年11月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定址于北海公园快雪堂，这也是民国北京一个特有的现象，即新兴的公园特别强调公众教育功能，因此大部分主要的公共图书馆都与公园共存。{5}梁启超可谓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他不仅主持创办松坡图书馆，后又兼任京师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馆长，并且促成了两馆的合并，还组织编纂煌煌巨著《中国图书大辞典》。{6}落实到中国本土的图书馆事业，梁启超的理解又不囿于北美图书馆模式的影响，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的致词中，他谈到中国现状在“读者”和“读物”两方面条件都不成熟，因此不能依样照搬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指出中华图书馆协会肩负的两大使命，一是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二是要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梁启超认为中国典籍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要将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与传统目录学的方法结合起来，造就本土的图书馆学。{7}《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即梁启超身体力行实践自己提出的“编纂新式类书”的构想。他甚至指导爱女梁思庄报考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1}，梁思庄日后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奠定了北大图书馆西文编目的基础，且在建国后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图书馆人才，亲身实现了父亲关于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养成本土图书馆管理人才的理想。
除了公园、图书馆之外，梁启超对博物馆亦颇感兴味。旅欧期间，他在致其弟梁启勋的家信中，遗憾因事务繁忙，无暇好好游览巴黎：“又曾乘飞机腾空五百基罗米突，曾登最大之天文台，窥月里山河，土星光环，此皆足记者，至于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皆匆匆一览而已。”{2}梁启超对于欧美博物馆有较为矛盾暧昧的感受，在《新大陆游记》中，他记述参观波士顿博物馆的经历，其实并非纯粹愉快的体验：
其中陈设之璀璨瑰玮，吾固数见不鲜，不复缕述。所最令余不能忘者，则内藏吾中国宫内器物最多是也，大率得自圆明园之役者半，得自义和团之役者半。内有文宗所用之表，云是俄罗斯皇室所赠者。其雕镂之精巧，殆无伦比。表大不过径寸，其外壳椠两裸体美人倚肩于瀑布之上，两鸟浴于瀑布之下，表机动则瀑布飞沫，诚奇工也。其余雕玉物品、雕金物品、古近瓷器，凡数百事，并庋一龛，不遑枚举。余观其标签，汗颜而已。③
作为崇尚西方文化的启蒙先行者，在象征西方高雅文明的博物馆中，与烙印殖民侵略痕迹的本国艺术品相遇，这样复杂的体验于梁启超渐不陌生。长子梁思成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给父亲写信报告在博物馆见到许多中国珍品，梁启超回信：“思成看着许多本国古代美术，真是眼福，令我羡慕不已，甲胄的扣带，我看来总算你新发明了（可得奖赏）。或者书中有讲及，但久已没有实物来证明。昭陵石马怎么会已经流到美国去，真令我大惊！那几只马是有名的美术品，唐诗里‘可要昭陵石马来’，‘昭陵风雨埋冠剑，石马无声蔓草寒’，向来诗人讴歌不知多少。那些马都有名字，——是唐太宗赐的名，画家雕刻家都有名字可考据的。我所知道的，现在还存四只（我们家里藏有拓片，但太大，无从裱，无从挂，所以你们没有看见），怎么美国人会把他搬走了！若在别国，新闻纸不知若何鼓噪，在我们国里，连我恁么一个人，若非接你信，还连影子都不晓得呢。可叹，可叹！”{4}值得注意的是，当面对西方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藏品时，梁启超的直接反应不是控诉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而是为中华民族的落后挨打感到“汗颜”、“可叹”。至梁思成即将学成归国时，梁启超嘱其为写作《中国美术史》做准备，归途中“在欧洲各博物馆、各画苑中见有所藏中国作品”，需要“特别注意记录”。{5}态度平和客观，纸背后的微妙心境值得玩味。
三、现代市民的养成
梁启超对于现代大都会的思考，其实不仅限于实体的物质层面，更深入到大都会的精神生活。梁启超之所以关注现代市政，是与他长期以来养成现代国民/市民的思路分不开的。在《欧游心影录》中，任公即谈到现代都会的急遽发展，要求一种全然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都会精神：
社会组织变更，原是历史上常态，生活就跟着他慢慢蜕变，本来没有什么难处。但这百年来的变更却与前不同，因科学发达结果，产业组织，从根柢翻新起来，变既太骤，其力又太猛，其范围又太广，他们要把他的内部生活凑上来和外部生活相应，却处处措手不及。最显著的就是现在都会的生活和从前堡聚的村落的生活截然两途，聚了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市场或一个工厂内共同生活，除了物质的利害关系外，绝无情感之可言。{6}
因此，现代市政的理想，归根结底是为了建设一个最适于“理想的新民”生存的现代都会；反过来说，与“严整有新意”的现代市政相应的，是要养成与大都会精神相得益彰的现代市民。梁启超曾在《新大陆游记》中指出，反思本民族文化，中国人存在几大缺点，首要一条便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综观以上所列，则吾中国人之缺点，可得而论次矣。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试游我国之乡落，其自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即如吾乡，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不相混，他族亦称是。若此者，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脱离其乡井，以个人之资格，来往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齎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1}
“自治”的问题始终是梁启超关注的一个焦点。梁启超一向肯定中国有地方自治的传统，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中，梁启超亦谈到：“吾中国则数千年来，有自治之特质。其在村落也，一族有一族之自治，一乡有一乡之自治，一堡有一堡之自治。其在市集也，一市有一市之自治，一坊有一坊之自治，一行有一行之自治。乡之中有所谓绅士耆老者焉，有事则聚而议之，即自治之议会也。设族长堡长，凡议定之事，交彼行之，即自治之行政官也。其一祖之祖祠，一乡之庙宇，或乡局或社学，即自治之中央政府也……”{2}但这是乡土社会制度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族群自治，而非现代都会民主制度下的市民自治。梁启超将“族民”—“市民”、“族制”—“市制”、“乡落”—“都会”等一组概念并置对比，强调有别于以传统地缘—血缘为基础的乡落，中国缺乏与现代意义的都会环境相应的高素质的现代市民：“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
梁启超的“市民”理念，与其念兹在兹的“国民”问题互为表里。梁启超始终致力于倡导、鼓吹“国民”的概念，1899年其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指出，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民”：
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③
在梁启超看来，“国民”是当家作主的公民，是可以通过民主政治的手段“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的。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创刊号即开宗明义道出“新民”之题的寄托：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4}
同期发表任公力作《新民说》第一章，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阐发“新民”的具体指向，即在“民德、民智、民力”三方面，此“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5}《新民丛报》在国内造成了很大影响，“新民”的概念从此深入人心。在同年所作寄寓其个人政治理念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又略有调整，以“民气”替换“民力”，并且指出，养成“民德”最为困难也最为关键：“但民智还容易开发，民气还容易鼓励，独有民德一桩，最难养成。若无民德，则智气二者，亦无从发达完满。……其实我新中国之存亡绝续，皆在此一点。”{1}梁启超还借代言者黄克强之口，表达他对于自治问题的看法：
外国的自治，全从权利义务两种思想发生出来，所以自治团体便是国家的缩本，国家便是自治团体的放大影相，会了这样，自然是会那样的。所以泰西的国民亦叫做市民，市民亦叫作国民。中国能够这么着吗？中国的自治，毫无规则，毫无精神，几千年没有一点儿进步，和那政治学上所谓“有机体”的正相反。只要一两个官吏绅士有权势的人，可以任意把他的自治团体糟踏败坏。这样的自治，如何能够生出民权来？他和民权原是不同种子的，栽桃儿的种，想要收杏儿的果，这是做得到吗？{2}
梁启超的政治理念，有一种层级递进的自治观，即从一个较小单位团体（比如市府）的自治做起，层层推进，至国家，乃至世界，因此说“自治团体便是国家的缩本，国家便是自治团体的放大影相，会了这样，自然是会那样的”。在《新民说》中，梁启超亦赞赏欧美国家各层级的自治：
试与一游英美德法之都，观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与政府之关系何如？观之一省，其治法俨然一国也。观之一市一村落，其治法俨然一国也。观之一党会一公司一学校，其治法俨然一国也。乃至观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俨然治一国也。③
1919年访欧之行，他通过亲身见闻，更加确证“我这回欧游，实地考察，才知道欧洲国家，是把‘市府’放大做成”{4}。基于这样的认识，“市民”与“国民”在梁启超那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泰西的国民亦叫做市民，市民亦叫做国民。”其实，“市民”在英文中为citizen，即是公民之意，梁启超在《国民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文中便指出：“希腊市府国家的市民citizen对于全市——即国家大大小小的事，人人都有权管，人人都爱管。”因此，他在论述中常将“国民”与“市民”的概念相互置换，如：“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5}在梁启超讨论“市民”的时候，背后有一个更宏大的“国民”的理念；而梁启超在讨论“国民”的时候，又往往要落实到具体的“市民”以实现。
梁启超对其心目中理想的“国民”/“市民”的表述，多通过否定性论述达成。如前文谈到《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列举的“吾中国人之缺点”，除了“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外，还有“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等等{6}，则梁启超理想中的国人，应为“有市民资格”、“有国家思想”、“能享自由”且“有高尚之目的”的现代公民。又如1903年所作《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梁启超再次谈到中国国民品格的缺陷有四，分别为“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与“自治力之欠缺”{7}，反之可得其期待国民所具备的品格是富有爱国心、独立性、公共心及自治力。综观以上论述，基本是从政治素质层面提出要求。
那么，梁启超理想的“国民”/“市民”如何造就呢？他的主张是广泛开展“国民运动”。任公《欧游心影录》有一节即题为《国民运动》，阐明国民运动的涵义“是要全国真正良善人民的全体运动”，以造就“理想的新民”。{8}1921年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发表讲演《外交欤内政欤》，更进一步阐发有关国民运动的意见。梁启超开门见山指出：“想要教成多数人会做共和国公民，非常常造出些机会，叫他们养成政治上协同动作之观念及技能不可，我所以极力提倡国民运动，就是此意。”演讲共分七部分，依次题为：“国民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中国有过国民运动没有”、“‘五四’之外交的国民运动”、“今后国民运动之方向外交欤内政欤”、“内政的国民运动之主要条件”、“目前的国民运动该拿什么做主题”以及“‘我’所应该做的事”。在“国民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中，梁启超以一系列排比问句强调国民运动的重大意义，这是“取得自由市民的资格”之唯一途径：
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1}
梁启超在演讲中指出，中国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民运动，他肯定“五四运动”虽不成熟，仍然昭示了中国民众“国民运动的可能性”，希望此后国民运动的方向可以由外交转向内政，并对于内政方面的国民运动在条件与主题上给出建议。至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青年会发表演讲《市民的群众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对于双十节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所感》{2}，热烈评价当天举行的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算是‘五四’以后第一次壮举，而且比‘五四’像是更进步”，其表现在两方面：
一、“五四”性质纯属对外的，此次却是对内的，所以精神越发鞭辟近里。
二、“五四”全以学生为主体，此次各界人皆有，所以市民的色彩越加浓厚。
由“对外”转向“对内”，恰符合梁启超对于国民运动由外交转向内政的期待；而参与的主体由学生扩展到各界人士，“市民的色彩越加浓厚”，亦愈发接近任公倡导的“市民的群众运动”理念。
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好处呢？一部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便是这个问题绝好的答案。换句话说，欧洲一百多年来种种有主义的政治，都是从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制造出来。每一种理想的主义，从初发生之日起到完全现为事实之日止，中间总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乃至数十次之群众运动。
梁启超在讨论“国民运动之意义及价值”时亦有相似的论述：“一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国民运动史。希腊市府国家的市民Citizen对于全市——即国家大大小小的事，人人都有权管，人人都爱管，所以古代文明的源泉，都从那几个斗大小城酝酿出来。”而在本次双十节的演说中，梁启超则深入探讨“市民的群众运动”的意义，指出：“市民的群众运动，就是表示国民意识的最好法门”。他认为：“唤起国民意识的方法虽然很多，内中最猛烈而最普遍者，莫过于市民的群众运动。”“市民的群众运动，是学校以外的一种政治教育。”可见，国民运动的理想，需要落实到市民运动的实际层面去实践。因此，这一次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既是“市民的群众运动”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对于此前梁启超所提倡之“国民运动”的一次具体实现。
要造就合乎大都会精神的现代公民，除了需具备自觉的政治意识外，梁启超对于市民的道德卫生、作息方式、乃至精神风貌等亦有要求。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在列举了“吾中国人”之四大缺点后，又补充“此外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者多端”。如公共礼仪，中国人在公众场合很难保持安静：“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而西方人则鸦雀无声：“于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又如社会公德，任公不满华人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的痼习，斥之为“凌乱秽浊之国民”。乃至作息习惯，西人注意劳逸结合，因此“有一种方新之气”，而中国人则终岁操作，因此，精神不振、效率低下。甚至走路说话的方式都有讲究：“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西人讲话，与一人讲，则使一人能闻之，与二人讲，则使二人能闻之，与十人讲，则使十人能闻之，与百人千人数千人讲，则使百人千人数千人能闻之，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坐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西人坐谈，甲语未毕，乙无儳言。中国人则一堂之中，声浪稀乱，京师名士，或以抢讲为方家，真可谓无秩序之极……”以至于发出“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这样略显过激的论断。{1}对于文明的现代市民的想象，具体到声调的高低、身体的姿势，在现代都会新兴的公共空间，要求得体合宜的言行举止，健康完满的精神状态。梁启超对于现代市政与市民精神的思考，彼此间相辅相成。
海外游历经验对于梁启超思想的成型及转变影响匪浅。据丁文江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的忆述，任公在1920年欧游归来后，“对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计是年所着手的事业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中比贸易公司，和国民动议制宪等数事。”{2}“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即梁启超切身投入、并努力实现自身倡导的养成现代国民之事业。
梁任公的海外纪行及都会书写，既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又具有某种普泛意义。梁启超对于欧美大都会的体验，对于包括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在内的市政建设的关注、对于公民素质的追求，都极富代表性地反映了同时代人的共同趣味。譬如康有为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中，亦对于公园、博物院、建筑艺术等尤为致意，赞叹欧洲各国“人民皆预闻国政，有选举议员之特权；国王皆隶于宪法，无以国土人民为私有。医院、公园、聋盲哑校、博物院、藏书馆都邑相望，公馆壮丽，狱舍精洁，道路广净，为民之仁政备举周悉。”③康梁师徒二人的思路，有一脉相承之处。设若具体比较二者的异同，乃至将其余同时代人的海外游记、日记等纳入考察视野{4}，则当更有趣。
【责任编辑 孟庆澍】
作者简介：林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都市空间与英美派知识分子。
关键词：梁启超；游记；现代；都会；市政；市民
1899年12月，预计赴美远游的梁启超于《夏威夷游记》（原题《汗漫录》）中写道：
余自先世数百年，栖于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且读，不问世事，如桃源中人。余生九年，乃始游他县；生十七年，乃始游他省，犹了了然无大志，梦梦然不知有天下事。余盖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人也。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大势力所簸荡所冲击所驱遣，乃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浸假将使我不得不为世界人也。{1}
从“乡人”—“国人”—“世界人”，梁启超折射了一代启蒙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的历程。自1898年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始，梁启超开启了他的海外之旅：1899年末应美洲华侨之邀拟游美，经檀香山（今夏威夷）时为防疫所阻，遂滞留半年，著《夏威夷游记》；1900年夏因勤王事败赴南洋（今新加坡），继而游澳洲；1902年返归日本；1903年应美洲保皇会之邀，筹划已久的美洲之旅终于启程，历时近一年，走访加拿大温哥华及美国诸都会，成《新大陆游记》；1918年冬偕张君劢、徐振飞、蒋百里、刘子楷、丁文江、杨鼎甫六人赴欧考察，历经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德国，撰《欧游心影录》。半生辗转亚、澳、美、欧诸大洲，丰富的异域见闻、“为世界人”的海外经验，对于梁启超有深远影响。以一介“完全无缺不带杂质”之乡土中国子民，在中国初与外界接触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亲历作为西方文明具体空间构成的现代性大都会带来的震惊体验，这一事件本身即具有深刻的文化史意义。在异质文化的剧烈碰撞中，一方面，从自身兴奋点出发，考察与体味西方都市文化；另一方面，在参差互见中，也得以重新反思和认知本土文明。而梁启超的海外纪行及相关书写，亦成为富有典型意义的珍贵纪录。
一、现代都会的转型
梁启超心目中有一个现代都会的等级排序，而位于序列顶端的典范城市，非纽约莫属：
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辄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渡海至太平洋沿岸，眼界又一变，日本陋矣，不足道矣。更横大陆至美国东方，眼界又一变，太平洋沿岸诸都会陋矣。此殆凡游历者所同知也。至纽约，观止也未？{1}
对于梁启超而言，纽约是现代大都会精神的集大成者，而纽约的刺激也最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他的现代都会经验。梁启超对于纽约的摹写，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其作为“世界第一都会”令人目眩神迷的纷杂繁华：“今欲语其庞大其壮丽其繁盛，则目眩于视察，耳疲于听闻，口吃于演述，手穷于摹写，吾亦不知从何处说起。”{2}“纽约触目皆鸽笼，其房屋也；触目皆蛛网，其电线也；触目皆百足之虫，其市街电车也。”③这是与传统中国的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经验。波德莱尔对于19世纪巴黎的表现是现代都会精神的滥觞，本雅明曾分析其笔下的行人在拥挤的人群中被推撞的震惊体验{4}；而伯曼则更进一步，探讨波德莱尔的诗人在躲闪现代城市车流的混乱中失落了光环：“这就是波德莱尔笔下的原初现代景象——‘我急冲冲地穿过林阴大道，纵身跳过泥泞，要在这一团混乱的车流中避开从四面八方奔腾而来的死神’的背景。我们在这儿看到的现代人原型，是一个被抛入了现代城市车流中的行人，一个与一大团厚重的、快速的和致命的物质和能量抗争的孤独的人。迅速增长的街道和车流并不知道任何空间或时间的限制，于是蔓延至都市的每一个角落，将自己的节律强加于每个人的时间，把整个现代环境转变成了一团‘运动的混乱’。”{5}20世纪初，都市理论尚未兴起，而梁启超对于纽约的直观感受却准确地把握到大都会时代的精髓，那种最能体现纽约特色的“运动的混乱”（在这一点上纽约较之巴黎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及与现代的速度和能量抗争的孤独的现代人：
街上车、空中车、隧道车、马车、自驾电车、自由车，终日殷殷于顶上，砰砰于足下，辚辚于左，彭彭于右，隆隆于前，丁丁于后，神气为昏，魂胆为摇。人言久住纽约者，其言必较寻常人为快。苟不尔者，则当过十字街时，可以呆立终日，一步不敢行。{6}
这一段描写极其生动地再现了纽约川流不息的现代交通。在为纽约的魅力所倾倒的同时，梁启超对于纽约的缺陷亦保持清醒的审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天下最繁盛者宜莫如纽约，天下最黑暗者殆亦莫如纽约。”{7}大都会是现代文明具体而微的象征，它既是物质文化日新月异的表现，又是罪恶的渊薮、藏污纳垢之所在，而任公的批判尚不止于此，更触及资本主义机械化生产的本质：
近世之文明国，皆以人为机器，且以人为机器之奴隶也。以分工之至精至纤，凡工人之在工厂者，可以数十年立足于尺许之地而寸步不移。其所执之业，或寸许之金，或寸许之木，磨砻焉控送焉，此寸金寸木以外，他非所知，非所闻也。如制针工，磨尖者不知穿鼻之事，穿鼻者不知磨尖之事，而针以外他工无论矣，而工以外他事业他理想更无论矣。{1}
资本主义大生产最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流水线的操作，机械对人的异化作用潜移默化而又不可抗拒，它不仅变革工人的劳动方式，甚至改变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模式。本雅明在分析爱伦·坡的作品时曾发挥马克思对于机械化生产的批判，认为其桎梏了现代人的精神，造就了他们千篇一律的面目：“马克思写道，‘任何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那就是不是工人使用劳动工具，而是劳动工具使用工人。但是只有在工厂系统内这个转变才第一次获得了技术和可感知的现实性。’在用机器工作的时候，工人们学会了调整他们自己的‘运动以便同一种自动化的统一性和不停歇的运动保持一致’。这些话揭穿了那种荒谬的统一性，颇想把它加于大众——那种行为和打扮的统一性，以及面部表情的统一性。那些笑给思想提供了粮食。他们或许是同一类，即所谓‘总是微笑’的一类，在那种境况里他们起到了类似震惊吸收器的作用。”{2}作为一个置身西洋资本主义文明之外的旁观者，梁启超对于机械异化力量的警惕和反思，竟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的西方学者若合符契，倒也十分有趣。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访美之时，一战前夕的美国尚未崛起为国际霸主；而在世人眼中，彼时的纽约也并未取代伦敦、巴黎晋升为“世界第一都会”。有鉴于此，梁启超对于纽约的定位更显意味深长，这背后有他对于都市功能的判断。在梁启超看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世界大都会的中心存在由政治文化中心向商业中心转化的总趋势:
若伦敦、若柏林、若巴黎、若维也纳、若罗马，皆当今第一等都会也。一国中政治之中心点在是，商业之中心点在是，乃至文学美术之中心点，莫不在是。独纽约不然，惟为商业之中心点而已。虽然，商业者，位于美国凡百事物之第一位者也。故观美国之菁英，于纽约焉可也。且纽约不徒为美国商业之中心点而已，又实为全世界商业之中心点。然则观二十世纪全世界生存竞争之活剧，亦于纽约焉可知也。③
梁启超颇有前瞻性地预见到了经济一体化的浪潮将席卷世界，纽约在“不徒为美国商业之中心点，又实为全世界商业之中心点”这个意义上将取代伦敦、柏林、巴黎、维也纳、罗马等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欧洲都会，一跃而为新时代都会的典型，成为“二十世纪全世界生存竞争之活剧”聚焦的大舞台。而实际上，迄至二战后，美国才真正确立世界中心的地位，纽约也终于当之无愧“世界第一都会”之殊荣，任公对时势发展的趋向有惊人的洞察力。
基于对都市功能的如此认知，反观本土，梁启超对于中国都市规划的理解也别具一格：
美国有最奇者一事，曰无首都是已。……除美国外，其无首都之国，当惟中国。中国之北京，本有完全首都之资格者也，近则势力已渐堕落。其政治上之权，多分散于各疆吏；学术思想界之权，当乾嘉间，悉萃于北京，今翩其反矣；若夫商工业则更不足道。以将来之趋势测之，则上海骎骎乎有将为中国首都之势。夫至以上海为首都，则亦列国公共殖民地之首都，而非复我之首都矣，一叹！{4}
对于中国的两大都会——北京与上海，梁启超所持态度判然有别。异于大部分文人学者对于北京的欣赏迷恋（甚至包括任公自身的长子长媳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对于日渐衰颓的老大帝都，他颇有些不以为然，认为它丧失了作为首都的资格。其后，梁启超于1910年写作了一组题为《将来百论》的文章，在《北京之将来》一文中更进一步展开论述。他首先从历史渊源说明前朝定都北京的原因，其后笔锋一转，历数北京的缺陷：“虽然，地本寒苦泻卤，物产觳薄，自千年来，恒仰东南之漕以为养，自昔引为博患。而又以政令所出，冠盖所辏，洵有如朱朴所谓文物资货奢侈僭伪皆极者。”直指北京为“举世界之千罪万诟，奇毒痼病，无不丛集于京师”的“首恶之区”，甚而断言：“自今以往，苟一国政治之中点，不移于他地，恐中国遂永无清明之日也。”接下来又从攻防角度讨论北京已失却地缘优势：“且北京畴昔之所以可都者，东距海以为固，而北界以长城，于以控制西南，有建瓴之势，利甚博也。自西力东侵，海道撤险，庚申之役、庚子之役，外敌乘陷，殆如破竹。甲午之役，苟和议稍濡滞者，事盖未可知耳。加以近年以来，南满为人外府，旅顺天险，又以资敌。”认为“北京藩篱尽撤，建都之价值，盖久失矣”。因此，梁启超在篇末为迁都谋划：“自今以往，为利用东南物力计，则或徙宅江关；为巩固西北国防计，则或返居丰镐。要之中国而亡则已，苟犹不亡者，则将来政治之中心点，其必不复在北京也。”{1}不惜再三下狠语申明迁都的重要性与中国之存亡休戚相关。而在紧随其后的《上海之将来》一文中，梁启超指出，伴随西力东侵、海禁开放，中国的重心由内陆转向沿海，与北京地理优势的丧失相对应的，是上海交通枢纽位置的冉冉上升：“自海禁既开以后，上海遽一跃而成中国之第一都会；非直中国第一都会，抑亚细亚东部之中枢也。”即使下文谈到由于铁路开通，汉口有威胁上海枢要地位之势，梁启超依然对上海的前景保持乐观，而这是建立在梁启超对于全球经济一体化大势的把握上：“虽然，上海之趋势，果如是其每下愈况乎？一方面则日本之产业界，岁岁向荣，方将以我国为尾闾，其在北部，固以大连及满洲各口岸为策源地，其在中部南部，仍集散于上海。再东则美国，亦乘方兴之运，而距今四年以往，巴拿马运河开通，其东部南部物产，取道以转输于我，视前利便数倍，而皆走集上海。即以欧洲论，虽有铁路之便，而货物输送，终以海运为廉，铁路不足以妨海港之发达，自昔然矣。况乎印度澳洲南洋群岛，将来之兴，且未有艾，其与中国贸迁，皆不能不取径上海耶。然则上海前途，竟乐观多于悲观耳。”{2}
佐之任公在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对于未来中国城市的职能布局，开篇即在南京举办万国太平会议，各国代表齐集南京共襄盛举，可见其承担的政治中心功能。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种颇富意味的巧合与“黄克强”的重名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后浓墨重彩渲染的万国博览会则是由“我国民决议在上海地方开设”，且此“大博览会”还不同于一个世纪后中国真正在上海主办的世博会，其“不特陈设商务工艺诸物品而已，乃至各种学问宗教皆以此时开联合大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③而肩负革新中国命运重任的“立宪期成同盟党”（简称“宪政党”）也是“在上海创始，设一总部”。{4}可见梁启超对于上海所寄予的厚望，既当仁不让为全国的经济中心，又兼具政治、文化中心的职能。《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中设计南京为首都、上海为第一都会，《新大陆游记》（1903年）中预测“上海骎骎乎有将为中国首都之势”，至前引《北京之将来》（1910年）中规划迁都方案首选为“江关”，即江南一带，梁启超对于上海-南京“长三角”区域的重视，良有以也。
二、现代市政的理想
1927年12月18日，梁启超致信留学海外的长子梁思成及其未婚妻林徽因，计划他们归国旅行的路线：
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新造之市，建筑上最为有意思者为南美诸国，可惜力量不能供此游，次则北欧特可观），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参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玛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呼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文化实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关于这一点，最好能调查得一两部极简明的（英文的）书回来讲给我听听]。{1}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本身即为西方建筑史、美术史专业的毕业生，而梁启超犹能予以内行的指点，其对于西方市政及建筑、美术的了解和品位由此可见一斑，亦可看出任公自身趣味之所在。而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转徙西南时，林徽因亦谆谆教育年幼的女儿：“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如果要参观，一定要看看这个地方的县政府、重要机关、学校、孔庙、以及街道布置法、城墙的建筑法才对，并不是单看看铺子卖什么东西就算完事的。”{2}对于市政建设的关注，是梁家人一以贯之的传统。
1903年梁启超酝酿已久的北美之旅终于成行，西方资本主义都市文化给予他深刻印象。而最吸引其注意力、彼亦花费最多笔墨记载的，当属以公园、图书馆、博物馆为主体的现代市政。
梁启超对于公园的问题特别关心。公园是源自西方的、现代性的概念，它是18-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与资产阶级共和政体的产物，具有娱乐、教育以及保持自然风光等功能，由各级政府负责创建和管理。在20世纪初的中国，公园是一个全新的事物。1868年8月在上海出现了第一个西人的“公家花园”，即英美租界工部局修建的外滩公园，然而限制华人进入③；1890年12月，上海工部局开放允许华人进入的“新公园”（New International Garden），又称因斯花园{4}；直至1905年7月21日《大公报》刊发《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1906年10月13日出使欧洲考察归来的端方、戴鸿慈上奏修建公共设施：“各国导民善法，拟请次第举办，曰图书馆，曰博物馆，曰公园。”{5}公园的概念才逐渐进入国人的视野。1914年，命名为“中央公园”的社稷坛首度向公众开放，成为北京有史以来第一个近代公园，由此开启一系列的北京公园开放运动。因此，对于1903年赴美游历的梁启超而言，公园尚为一种全然新鲜而陌生的体验，自然颇受醉心新事物的梁任公青睐。上文谈到梁启超心目中现代都会的代表是纽约，而纽约的公园，无论从数量上抑或质量上，也都是首屈一指的：“纽约全市公园之面积，共七千方嗌架，为全世界诸市公园地之最多者。次则伦敦，共六千五百方嗌架。”尤其是纽约最负盛名的标志性景点中央公园，令梁启超颇受震动：“纽约之中央公园，从第七十一街起至第一百二十三街止，其面积与上海英法租界略相埓，而每当休暇之日，犹复车毂击人肩摩。其地在全市之中央，若改为市场，所售地价，可三四倍于中国政府之岁收入。以中国之眼观之，必曰弃金钱于无用之地，可惜可惜。”{6}在他看来，公园是市政建设的关键要素：“论市政者，皆言太繁盛之市，若无相当之公园，则于卫生上于道德上皆有大害，吾至纽约而信。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将公园与“卫生”、“道德”的精神层面联系起来，提升到“一日不到公园，则精神昏浊，理想污下”的高度，此后国内对于公园的论述基本延续这一思路。如1905年《大公报》刊发《中国京城宜创造公园说》：“公园者，可以骋怀娱目，联合社会之同群，呼吸新鲜之空气。入其中者，即油然生爱国之心，显然获卫生之益。”{7}1910年《大公报》再刊《公共花园论》，从公园有益于卫生、民智、民德三个层面论证“公园与民生有莫大之关系，更有莫大之利益”。{1}1914年京都市政公所《市政通告》发表《社稷坛公园预备之过去与未来》，声明开放公园之目的在于“使有了公园之后，市民的精神，日见活泼，市民的身体，日见健康”。{2}都是将公园视作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与公众卫生（包括生理与心理）息息相关。其实不唯公园，梁启超对于市政建设的思考，背后始终有一个大的关怀，即塑造现代市民的精神文明，关于这一点将在下一部分专门讨论。
纽约而外，《新大陆游记》中不乏对于北美各处公园胜景的描绘：
芝加高之公园，风景冠绝全美，盖湖沼多以水胜也。“林肯公园”清幽殊绝。“华盛顿公园”前临墨西哥湖，有气吞云梦、波撼岳阳之概，余绝爱之。尝往游，忽遇暴风雨，登湖楼凭眺，白马吼突，海天无际，真壮观也。成一诗：“黑风吹浪鱼龙舞，白日沉天鹰隼豪。何意迷漫金粉地，登楼犹见广陵涛。”③
落山机中有黄石园者，周遭八百里，实全世界第一大公园也。闻奇景最多，有种种定期之喷泉，或一日喷一回，或一日喷三四回，或隔日喷一回，或一来复喷一回，或一月喷一回，皆有定期，靡差靡忒。园中熊最多者，皆驯扰不犯游客。园中禁射猎，每岁只有半岁可游（余日积雪）。……{4}
对于近代以来的国人而言，公园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将城市比作公园，是对一个城市的最高褒奖，亦是文人们偏爱的修辞。梁启超可算是得风气之先者，如其在游记中将美国首都华盛顿比作“新大陆上一最闲雅之大公园”：
从纽约、波士顿、费尔特费诸烦浊之区，忽到此土，正如哀丝豪竹之后，闻素琴之音；大酒肥肉之余，嚼鲈蒪之味，其愉快有不能以言语形容者。全都结构皆用美术的意匠，盖他市无不有历史上天然之遗传，而华盛顿市则全出于人造者也。{5}
无独有偶，康有为在《瑞士游记》中亦感叹道：“瑞士非国也，欧洲之大公园也。”{6}至于民国时期作家们常将北平比作大公园，则是后话了。值得多书一笔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负责北京城的重建方案，提议将北京旧城作为“博物院，公园，庆典中心”予以保存；建议保留城墙，在顶部栽种花草树木，安设公园椅和凉亭，作为供市民游息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环城立体公园”；并且举苏联舒舍夫重建诺夫哥洛的指导思想为例，倡议在北京最优美的历史文物建筑周围“留出空地，铺树植草，使成为许多市内的人民公园”。{7}显而易见，公园是其设计方案中萦绕不去的核心意象。{8}梁思成在专业趣味的养成方面深受父亲影响，虽然“梁陈方案”最终没有实现，但两代人对于“公园”一脉相承的理想依然令人动容。
现代市政另一有代表性的公共机构即图书馆。梁启超每到一处城市，多留心考察当地的公共图书馆。譬如参观波士顿的“世界最古之市立图书馆”，梳理其建馆的历史，肯定其具有重大意义：“至以此为公共教育之机关，实自兹馆始云”。{1}又如赞叹华盛顿的“世界中第一美丽之图书馆”，状绘其庄严美好之景象：“其衣墙、覆瓦之美术，实合古今万国之菁英云。吾辈不解画趣，徒眩其金碧而已。数千年来世界上最著名之学者，莫不有造像，入之如对严师。其观书堂中，常千数百人而悄然无声，若在空谷。”{2}在匹兹堡时，梁启超对于钢铁大王卡匿奇（现通译为卡耐基）资助创办公立图书馆的善举尤为关注，记叙颇详：“卡氏出身寒微，自其幼时，未尝得受相当之教育，惟恃在公立图书馆中得种种之智识，故卡氏以图书馆为慈善事业之第一，倾全力以助之。余所至各市，无不见有卡氏所立图书馆者。虽日本所设立，彼亦佽助数处云。”最后感叹其公益事业不曾泽被中国：“惟其善果，未一播于中国，殆岂中国人无自助力，不足邀卡氏之助耶？噫！”③
梁启超对于卡耐基之事始终念念于心，至1916年12月，梁启超为纪念爱徒蔡锷，发起倡立松坡图书馆，在《创设松坡图书馆缘起》中，梁启超以欧美大都会的图书馆为鉴，特别转述了卡耐基对于图书馆与国家文明之关系的言论：
同人佥然同声曰：今世各文明国图书馆之设，遍于都邑，盖欧美诸国虽百数十家村落，犹必有一图书馆。其大都会之图书馆，规模宏敞，收藏浩富，古代帝室之天禄石渠，视之犹瞠乎若其后也。然皆廓然任人借观流览，使寒士之好学者，得以尽窥秘籍。夫岂惟寒士，虽素封之家，亦岂能于书无所不蓄？我有图书馆，然后学问普及之效，乃可得而睹也。今以中国之大，而私立图书馆，竟无一焉。即京师及各省间有公立之馆，亦皆规模不备，不能收裨益公众之功用。昔美国豪绅卡匿奇氏，尝云一国图书馆之有无多寡，可以觇其国文野之程度。此言若信，则我国民与世界相见，其惭汗为何如哉！{4}
可以看出，西方现代图书馆的体验令梁启超深受震动与启发，引发了梁启超对于建设中国公共图书馆的思考。任公为松坡图书馆事奔走甚力，1923年11月松坡图书馆正式成立，定址于北海公园快雪堂，这也是民国北京一个特有的现象，即新兴的公园特别强调公众教育功能，因此大部分主要的公共图书馆都与公园共存。{5}梁启超可谓中国图书馆事业的奠基人，他不仅主持创办松坡图书馆，后又兼任京师图书馆与北京图书馆馆长，并且促成了两馆的合并，还组织编纂煌煌巨著《中国图书大辞典》。{6}落实到中国本土的图书馆事业，梁启超的理解又不囿于北美图书馆模式的影响，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大会的致词中，他谈到中国现状在“读者”和“读物”两方面条件都不成熟，因此不能依样照搬美国的公共图书馆；基于这一认识，梁启超指出中华图书馆协会肩负的两大使命，一是要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二是要养成管理图书馆人才。梁启超认为中国典籍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因此，要将现代图书馆学的原则与传统目录学的方法结合起来，造就本土的图书馆学。{7}《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即梁启超身体力行实践自己提出的“编纂新式类书”的构想。他甚至指导爱女梁思庄报考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1}，梁思庄日后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专家，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副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等职，奠定了北大图书馆西文编目的基础，且在建国后为国家培养了大量图书馆人才，亲身实现了父亲关于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养成本土图书馆管理人才的理想。
除了公园、图书馆之外，梁启超对博物馆亦颇感兴味。旅欧期间，他在致其弟梁启勋的家信中，遗憾因事务繁忙，无暇好好游览巴黎：“又曾乘飞机腾空五百基罗米突，曾登最大之天文台，窥月里山河，土星光环，此皆足记者，至于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皆匆匆一览而已。”{2}梁启超对于欧美博物馆有较为矛盾暧昧的感受，在《新大陆游记》中，他记述参观波士顿博物馆的经历，其实并非纯粹愉快的体验：
其中陈设之璀璨瑰玮，吾固数见不鲜，不复缕述。所最令余不能忘者，则内藏吾中国宫内器物最多是也，大率得自圆明园之役者半，得自义和团之役者半。内有文宗所用之表，云是俄罗斯皇室所赠者。其雕镂之精巧，殆无伦比。表大不过径寸，其外壳椠两裸体美人倚肩于瀑布之上，两鸟浴于瀑布之下，表机动则瀑布飞沫，诚奇工也。其余雕玉物品、雕金物品、古近瓷器，凡数百事，并庋一龛，不遑枚举。余观其标签，汗颜而已。③
作为崇尚西方文化的启蒙先行者，在象征西方高雅文明的博物馆中，与烙印殖民侵略痕迹的本国艺术品相遇，这样复杂的体验于梁启超渐不陌生。长子梁思成留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期间，给父亲写信报告在博物馆见到许多中国珍品，梁启超回信：“思成看着许多本国古代美术，真是眼福，令我羡慕不已，甲胄的扣带，我看来总算你新发明了（可得奖赏）。或者书中有讲及，但久已没有实物来证明。昭陵石马怎么会已经流到美国去，真令我大惊！那几只马是有名的美术品，唐诗里‘可要昭陵石马来’，‘昭陵风雨埋冠剑，石马无声蔓草寒’，向来诗人讴歌不知多少。那些马都有名字，——是唐太宗赐的名，画家雕刻家都有名字可考据的。我所知道的，现在还存四只（我们家里藏有拓片，但太大，无从裱，无从挂，所以你们没有看见），怎么美国人会把他搬走了！若在别国，新闻纸不知若何鼓噪，在我们国里，连我恁么一个人，若非接你信，还连影子都不晓得呢。可叹，可叹！”{4}值得注意的是，当面对西方博物馆中的中国艺术藏品时，梁启超的直接反应不是控诉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而是为中华民族的落后挨打感到“汗颜”、“可叹”。至梁思成即将学成归国时，梁启超嘱其为写作《中国美术史》做准备，归途中“在欧洲各博物馆、各画苑中见有所藏中国作品”，需要“特别注意记录”。{5}态度平和客观，纸背后的微妙心境值得玩味。
三、现代市民的养成
梁启超对于现代大都会的思考，其实不仅限于实体的物质层面，更深入到大都会的精神生活。梁启超之所以关注现代市政，是与他长期以来养成现代国民/市民的思路分不开的。在《欧游心影录》中，任公即谈到现代都会的急遽发展，要求一种全然不同于传统乡土社会的都会精神：
社会组织变更，原是历史上常态，生活就跟着他慢慢蜕变，本来没有什么难处。但这百年来的变更却与前不同，因科学发达结果，产业组织，从根柢翻新起来，变既太骤，其力又太猛，其范围又太广，他们要把他的内部生活凑上来和外部生活相应，却处处措手不及。最显著的就是现在都会的生活和从前堡聚的村落的生活截然两途，聚了无数素不相识的人在一个市场或一个工厂内共同生活，除了物质的利害关系外，绝无情感之可言。{6}
因此，现代市政的理想，归根结底是为了建设一个最适于“理想的新民”生存的现代都会；反过来说，与“严整有新意”的现代市政相应的，是要养成与大都会精神相得益彰的现代市民。梁启超曾在《新大陆游记》中指出，反思本民族文化，中国人存在几大缺点，首要一条便是“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
综观以上所列，则吾中国人之缺点，可得而论次矣。一曰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吾中国社会之组织，以家族为单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是也。周代宗法之制，在今日其形式虽废，其精神犹存也。窃尝论之，西方阿利安人种之自治力，其发达固最早，即吾中国人之地方自治，宜亦不弱于彼。顾彼何以能组成一国家而我不能？则彼之所发达者，市制之自治；而我所发达者，族制之自治也。试游我国之乡落，其自治规模，确有不可掩者。即如吾乡，不过区区二三千人耳，而其立法行政之机关，秩然不相混，他族亦称是。若此者，宜其为建国之第一基础也。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吾游美洲而益信，彼既已脱离其乡井，以个人之资格，来往于最自由之大市，顾其所齎来所建设者，仍舍家族制度外无他物。{1}
“自治”的问题始终是梁启超关注的一个焦点。梁启超一向肯定中国有地方自治的传统，在《论中国人种之将来》一文中，梁启超亦谈到：“吾中国则数千年来，有自治之特质。其在村落也，一族有一族之自治，一乡有一乡之自治，一堡有一堡之自治。其在市集也，一市有一市之自治，一坊有一坊之自治，一行有一行之自治。乡之中有所谓绅士耆老者焉，有事则聚而议之，即自治之议会也。设族长堡长，凡议定之事，交彼行之，即自治之行政官也。其一祖之祖祠，一乡之庙宇，或乡局或社学，即自治之中央政府也……”{2}但这是乡土社会制度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族群自治，而非现代都会民主制度下的市民自治。梁启超将“族民”—“市民”、“族制”—“市制”、“乡落”—“都会”等一组概念并置对比，强调有别于以传统地缘—血缘为基础的乡落，中国缺乏与现代意义的都会环境相应的高素质的现代市民：“乃一游都会之地，则其状态之凌乱，不可思议矣。凡此皆能为族民不能为市民之明证也。”
梁启超的“市民”理念，与其念兹在兹的“国民”问题互为表里。梁启超始终致力于倡导、鼓吹“国民”的概念，1899年其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指出，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民”：
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国民者，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也。国者积民而成，舍民之外，则无有国。以一国之民，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国不可得而亡，是之谓国民。③
在梁启超看来，“国民”是当家作主的公民，是可以通过民主政治的手段“治一国之事，定一国之法，谋一国之利，捍一国之患”的。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创刊号即开宗明义道出“新民”之题的寄托：
本报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务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原本。{4}
同期发表任公力作《新民说》第一章，提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阐发“新民”的具体指向，即在“民德、民智、民力”三方面，此“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5}《新民丛报》在国内造成了很大影响，“新民”的概念从此深入人心。在同年所作寄寓其个人政治理念的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又略有调整，以“民气”替换“民力”，并且指出，养成“民德”最为困难也最为关键：“但民智还容易开发，民气还容易鼓励，独有民德一桩，最难养成。若无民德，则智气二者，亦无从发达完满。……其实我新中国之存亡绝续，皆在此一点。”{1}梁启超还借代言者黄克强之口，表达他对于自治问题的看法：
外国的自治，全从权利义务两种思想发生出来，所以自治团体便是国家的缩本，国家便是自治团体的放大影相，会了这样，自然是会那样的。所以泰西的国民亦叫做市民，市民亦叫作国民。中国能够这么着吗？中国的自治，毫无规则，毫无精神，几千年没有一点儿进步，和那政治学上所谓“有机体”的正相反。只要一两个官吏绅士有权势的人，可以任意把他的自治团体糟踏败坏。这样的自治，如何能够生出民权来？他和民权原是不同种子的，栽桃儿的种，想要收杏儿的果，这是做得到吗？{2}
梁启超的政治理念，有一种层级递进的自治观，即从一个较小单位团体（比如市府）的自治做起，层层推进，至国家，乃至世界，因此说“自治团体便是国家的缩本，国家便是自治团体的放大影相，会了这样，自然是会那样的”。在《新民说》中，梁启超亦赞赏欧美国家各层级的自治：
试与一游英美德法之都，观其人民之自治何如，其人民与政府之关系何如？观之一省，其治法俨然一国也。观之一市一村落，其治法俨然一国也。观之一党会一公司一学校，其治法俨然一国也。乃至观之一人，其自治之法，亦俨然治一国也。③
1919年访欧之行，他通过亲身见闻，更加确证“我这回欧游，实地考察，才知道欧洲国家，是把‘市府’放大做成”{4}。基于这样的认识，“市民”与“国民”在梁启超那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泰西的国民亦叫做市民，市民亦叫做国民。”其实，“市民”在英文中为citizen，即是公民之意，梁启超在《国民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文中便指出：“希腊市府国家的市民citizen对于全市——即国家大大小小的事，人人都有权管，人人都爱管。”因此，他在论述中常将“国民”与“市民”的概念相互置换，如：“各人拿自己所信，设法注射在多数市民脑子里头，才是一条荡荡平平的大路。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上下工夫。”{5}在梁启超讨论“市民”的时候，背后有一个更宏大的“国民”的理念；而梁启超在讨论“国民”的时候，又往往要落实到具体的“市民”以实现。
梁启超对其心目中理想的“国民”/“市民”的表述，多通过否定性论述达成。如前文谈到《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列举的“吾中国人之缺点”，除了“有族民资格而无市民资格”外，还有“有村落思想而无国家思想”、“只能受专制而不能享自由”、“无高尚之目的”等等{6}，则梁启超理想中的国人，应为“有市民资格”、“有国家思想”、“能享自由”且“有高尚之目的”的现代公民。又如1903年所作《论中国国民之品格》一文，梁启超再次谈到中国国民品格的缺陷有四，分别为“爱国心之薄弱”、“独立性之柔脆”、“公共心之缺乏”与“自治力之欠缺”{7}，反之可得其期待国民所具备的品格是富有爱国心、独立性、公共心及自治力。综观以上论述，基本是从政治素质层面提出要求。
那么，梁启超理想的“国民”/“市民”如何造就呢？他的主张是广泛开展“国民运动”。任公《欧游心影录》有一节即题为《国民运动》，阐明国民运动的涵义“是要全国真正良善人民的全体运动”，以造就“理想的新民”。{8}1921年其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平民教育社发表讲演《外交欤内政欤》，更进一步阐发有关国民运动的意见。梁启超开门见山指出：“想要教成多数人会做共和国公民，非常常造出些机会，叫他们养成政治上协同动作之观念及技能不可，我所以极力提倡国民运动，就是此意。”演讲共分七部分，依次题为：“国民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中国有过国民运动没有”、“‘五四’之外交的国民运动”、“今后国民运动之方向外交欤内政欤”、“内政的国民运动之主要条件”、“目前的国民运动该拿什么做主题”以及“‘我’所应该做的事”。在“国民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中，梁启超以一系列排比问句强调国民运动的重大意义，这是“取得自由市民的资格”之唯一途径：
怎么才算愿意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表示这意志。怎么才能够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争得这权利。怎么才会管政治呢？是要靠国民运动来练习这技能。简单说一句，国民运动便是共和政治唯一的生命，没有运动，便没有生命了。{1}
梁启超在演讲中指出，中国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民运动，他肯定“五四运动”虽不成熟，仍然昭示了中国民众“国民运动的可能性”，希望此后国民运动的方向可以由外交转向内政，并对于内政方面的国民运动在条件与主题上给出建议。至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青年会发表演讲《市民的群众运动之意义及价值——对于双十节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所感》{2}，热烈评价当天举行的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算是‘五四’以后第一次壮举，而且比‘五四’像是更进步”，其表现在两方面：
一、“五四”性质纯属对外的，此次却是对内的，所以精神越发鞭辟近里。
二、“五四”全以学生为主体，此次各界人皆有，所以市民的色彩越加浓厚。
由“对外”转向“对内”，恰符合梁启超对于国民运动由外交转向内政的期待；而参与的主体由学生扩展到各界人士，“市民的色彩越加浓厚”，亦愈发接近任公倡导的“市民的群众运动”理念。
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好处呢？一部十九世纪欧洲政治史便是这个问题绝好的答案。换句话说，欧洲一百多年来种种有主义的政治，都是从这种市民的群众运动制造出来。每一种理想的主义，从初发生之日起到完全现为事实之日止，中间总经过一次两次三次……乃至数十次之群众运动。
梁启超在讨论“国民运动之意义及价值”时亦有相似的论述：“一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国民运动史。希腊市府国家的市民Citizen对于全市——即国家大大小小的事，人人都有权管，人人都爱管，所以古代文明的源泉，都从那几个斗大小城酝酿出来。”而在本次双十节的演说中，梁启超则深入探讨“市民的群众运动”的意义，指出：“市民的群众运动，就是表示国民意识的最好法门”。他认为：“唤起国民意识的方法虽然很多，内中最猛烈而最普遍者，莫过于市民的群众运动。”“市民的群众运动，是学校以外的一种政治教育。”可见，国民运动的理想，需要落实到市民运动的实际层面去实践。因此，这一次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既是“市民的群众运动”的一次成功尝试，也是对于此前梁启超所提倡之“国民运动”的一次具体实现。
要造就合乎大都会精神的现代公民，除了需具备自觉的政治意识外，梁启超对于市民的道德卫生、作息方式、乃至精神风貌等亦有要求。在《新大陆游记》中，梁启超在列举了“吾中国人”之四大缺点后，又补充“此外中国人性质不及西人者多端”。如公共礼仪，中国人在公众场合很难保持安静：“试集百数十以上之华人于一会场，虽极肃穆毋哗，而必有四种声音，最多者为咳嗽声，为欠伸声，次为嚏声，次为拭鼻涕声”；而西方人则鸦雀无声：“于演说场剧场静听之，虽数千人不闻一声。”又如社会公德，任公不满华人随地吐痰和乱扔垃圾的痼习，斥之为“凌乱秽浊之国民”。乃至作息习惯，西人注意劳逸结合，因此“有一种方新之气”，而中国人则终岁操作，因此，精神不振、效率低下。甚至走路说话的方式都有讲究：“西人行路，身无不直者，头无不昂者。吾中国则一命而伛，再命而偻，三命而俯，相对之下，真自惭形秽。”“西人讲话，与一人讲，则使一人能闻之，与二人讲，则使二人能闻之，与十人讲，则使十人能闻之，与百人千人数千人讲，则使百人千人数千人能闻之，其发声之高下，皆应其度。中国则群数人坐谈于室，声或如雷，聚数千演说于堂，声或如蚊。西人坐谈，甲语未毕，乙无儳言。中国人则一堂之中，声浪稀乱，京师名士，或以抢讲为方家，真可谓无秩序之极……”以至于发出“吾友徐君勉亦云中国人未曾会行路，未曾会讲话，真非过言，斯事虽小，可以喻大也”这样略显过激的论断。{1}对于文明的现代市民的想象，具体到声调的高低、身体的姿势，在现代都会新兴的公共空间，要求得体合宜的言行举止，健康完满的精神状态。梁启超对于现代市政与市民精神的思考，彼此间相辅相成。
海外游历经验对于梁启超思想的成型及转变影响匪浅。据丁文江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中的忆述，任公在1920年欧游归来后，“对国家问题和个人事业完全改变其旧日的方针和态度，所以此后绝对放弃上层的政治活动，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计是年所着手的事业有承办中国公学，组织共学社，发起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发起中比贸易公司，和国民动议制宪等数事。”{2}“惟用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即梁启超切身投入、并努力实现自身倡导的养成现代国民之事业。
梁任公的海外纪行及都会书写，既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又具有某种普泛意义。梁启超对于欧美大都会的体验，对于包括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在内的市政建设的关注、对于公民素质的追求，都极富代表性地反映了同时代人的共同趣味。譬如康有为在《欧洲十一国游记》中，亦对于公园、博物院、建筑艺术等尤为致意，赞叹欧洲各国“人民皆预闻国政，有选举议员之特权；国王皆隶于宪法，无以国土人民为私有。医院、公园、聋盲哑校、博物院、藏书馆都邑相望，公馆壮丽，狱舍精洁，道路广净，为民之仁政备举周悉。”③康梁师徒二人的思路，有一脉相承之处。设若具体比较二者的异同，乃至将其余同时代人的海外游记、日记等纳入考察视野{4}，则当更有趣。
【责任编辑 孟庆澍】
作者简介：林峥，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都市空间与英美派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