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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肯·沃茨（Duncan J.Watts）是一名另类的社会学家。之所以说他另类，有三点原因：一是他本科主修物理专业，论文方向是混沌理论。跨界的社会学家有很多，但像他跨度那么大的且相当成功的，比较少见。二是他探究的方向比较特殊——社会网络，这个方向与计算机科学和传播学的交叉比较多。三是他属于技术与理论兼通的学者，发表过“小世界”动力机制那样有趣且影响力广泛的文章，也能洋洋洒洒写一篇不带公式的纯理论论文，让人手不释卷地读下去。
由于这种学术背景，沃茨比较容易从自然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两种视角出发，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审视。他批评过自然科学家们过度简化社会问题的研究取向，也对社会学传统研究方法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下面谈谈沃茨在《常识与社会学解释》一文（《美国社会学杂志》2014年第二期）里就社会学解释及其存在的问题表达的看法，以期给社会学爱好者或者普通读者一些启发。
沃茨认为，大多数社会学理论，包括场域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都源于一种理论倾向，他把这种倾向称为“可理性化行动”（rationalizable action），即认为，无论是集体行为还是个人行为，都可以用行动者的意图、信念、情景和机会来解释。在“可理性化行动”的框架下，一种自然而然的研究倾向，就是尝试通过理解行动者的意图、信念、情景和机会，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及这些行为所导致的后果。
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研究倾向非常荒谬。例如，我们从未听说过某位物理学家能从电子的视角出发来看待其所处的世界，尝试理解电子的行为，也从未听说过某位生物学家能从蛋白质的角度出发，预测其会如何发生变化。但是，当研究对象不是电子、原子和蛋白质这些事物，而是人类时，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我们确实对他人有着某种“设身处地”的共情能力，去回答“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这种能力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石。合作、分工乃至竞争和冲突，其过程的实现都在于人們可以通过将自己投射到他人所处的，或真实或假设的情景当中，“成为他人”，对他人行为进行预测，进而达成一系列共识——我们既知道他人的哪些行为符合预期，也知道不符合时该去哪些方面找原因来加以解释。
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的能力，可能是人类所独有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这种能力去获得一些假设，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如果在追求科学因果解释的路上就此打住，必然会产生问题。
在表明“可理性化行动”倾向下的解释并不等同于因果解释后，沃茨具体指出了该倾向带来的三大问题。
当我们尝试将自己投射到他人所处的特定情境当中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进行解释性理解时），我们的大脑或许会瞬间形成这些情境的主干，但并不会立即给出一系列关于该情境的细节。
但有时，正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而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主干，决定了人们最后采取的行动——那些被要求用绿色笔写出最喜欢运动型饮料品牌的受访者，更多会写Gatorade;那些在超市播放德国音乐时购物的消费者，更倾向红酒中的德国品牌;那些拍卖前被要求先想一个较大数字的买家，似乎更愿意在拍卖中叫高价。
当然，在严格的对照实验中，我们可以排除掉无穷多个诸如此类的细节，将注意力集中于解释变量本身。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无穷多相互作用的要素到底发挥着怎样的效果，谁又能在思维“投射”之前就了然于心呢？
框架难题（frame problem）的核心在于，无论你想计算（i.e. 这里应该是指广义的“计算”，包括逻辑推演、方程求解还有解释性理解等）什么，你都要先决定，有哪些因素需要纳入这一思考过程当中，思考的本质之一就是这种“局部”（local）性，也就是说，在思考之前，你已经就哪些因素需要纳入考量，做出了你自己的假设。
基于对个体心理的全面认识，就可以解释所有宏观社会现象。这种朴素的认知可以说来自还原论。还原论的提倡者笛卡尔相信，了解复杂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其拆分到足以得出最优解的那般细小的程度，随后将认识层次一步步上升，最终可达到对总体的全面认识。
但步入二十世纪后，还原论在相当多的自然与社会问题研究上几乎毫无建树。人们渐渐发现，即使对微观单位足够了解，似乎也很难去由此推测它们会聚合出怎样的复杂现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物理学家安德森的话发人深省——“多即是不同”（More is different）——系统之内的零散个体，一旦彼此作用时，总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难以仅凭个体的性质做出预测。
可理性化的倾向告诉我们，意图产生行动，行动导致结果，那么，通过对结果的观察，研究者便可以思考当时行动者的意图、信念、情境和机会结构，从而对这一过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是可行的，但同样面临着风险。因为当我们观察一个“结果”时，尽管这个“结果”对于我们是结果，但对于当时的行动者来说，他们很可能并不知道这个“结果”。
“云在青天水在瓶。”当知道事件的结果后，给出一个解释总不是难事，但无论这个解释与其被解释事件的轨迹多么贴合，听起来多么合理，也不能证明它是因果解释。我们对他人的共情能力，可以是绝大多数社会学研究假设的重要源泉，但不应成为对这些假设可靠性做出辩护的证据。
让理论走出催生他们的那片经验材料土壤，去崭新的环境与案例中一遍遍接受检验，才是获得科学因果解释最主要的途径。一种研究模式应该被提倡——研究者从某些样本中提炼并归纳出理论，然后预测另一些样本中会出现怎样的情况，理论中那些正确的命题被保留，那些错误的命题被删除或者被再思考，最终将综合权衡后的结论发表出来。
因此，对于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为何会发生”的问题，社会科学家们最好的答复是：“我们给不出一个科学的答案，至少现在不行……有太多假设……但目前，无论是理论积累，还是经验材料，都还远远不够……如果非得在令人愉悦但不科学的叙事与令人失望但坦诚的答复间做出选择，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
由于这种学术背景，沃茨比较容易从自然科学家和社会学家两种视角出发，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审视。他批评过自然科学家们过度简化社会问题的研究取向，也对社会学传统研究方法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与观点。下面谈谈沃茨在《常识与社会学解释》一文（《美国社会学杂志》2014年第二期）里就社会学解释及其存在的问题表达的看法，以期给社会学爱好者或者普通读者一些启发。
沃茨认为，大多数社会学理论，包括场域理论、理性选择理论等，都源于一种理论倾向，他把这种倾向称为“可理性化行动”（rationalizable action），即认为，无论是集体行为还是个人行为，都可以用行动者的意图、信念、情景和机会来解释。在“可理性化行动”的框架下，一种自然而然的研究倾向，就是尝试通过理解行动者的意图、信念、情景和机会，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及这些行为所导致的后果。
在自然科学领域，这种研究倾向非常荒谬。例如，我们从未听说过某位物理学家能从电子的视角出发来看待其所处的世界，尝试理解电子的行为，也从未听说过某位生物学家能从蛋白质的角度出发，预测其会如何发生变化。但是，当研究对象不是电子、原子和蛋白质这些事物，而是人类时，大多数人都会承认，我们确实对他人有着某种“设身处地”的共情能力，去回答“如果我在那种情况下，会做出怎样的回应”。
从博弈论的角度看，这种能力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的基石。合作、分工乃至竞争和冲突，其过程的实现都在于人們可以通过将自己投射到他人所处的，或真实或假设的情景当中，“成为他人”，对他人行为进行预测，进而达成一系列共识——我们既知道他人的哪些行为符合预期，也知道不符合时该去哪些方面找原因来加以解释。
站在他人角度看问题的能力，可能是人类所独有的，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运用这种能力去获得一些假设，是再正常不过的。但如果在追求科学因果解释的路上就此打住，必然会产生问题。
在表明“可理性化行动”倾向下的解释并不等同于因果解释后，沃茨具体指出了该倾向带来的三大问题。
一、框架问题
当我们尝试将自己投射到他人所处的特定情境当中时（从某种意义上说，进行解释性理解时），我们的大脑或许会瞬间形成这些情境的主干，但并不会立即给出一系列关于该情境的细节。
但有时，正是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而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些主干，决定了人们最后采取的行动——那些被要求用绿色笔写出最喜欢运动型饮料品牌的受访者，更多会写Gatorade;那些在超市播放德国音乐时购物的消费者，更倾向红酒中的德国品牌;那些拍卖前被要求先想一个较大数字的买家，似乎更愿意在拍卖中叫高价。
当然，在严格的对照实验中，我们可以排除掉无穷多个诸如此类的细节，将注意力集中于解释变量本身。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无穷多相互作用的要素到底发挥着怎样的效果，谁又能在思维“投射”之前就了然于心呢？
框架难题（frame problem）的核心在于，无论你想计算（i.e. 这里应该是指广义的“计算”，包括逻辑推演、方程求解还有解释性理解等）什么，你都要先决定，有哪些因素需要纳入这一思考过程当中，思考的本质之一就是这种“局部”（local）性，也就是说，在思考之前，你已经就哪些因素需要纳入考量，做出了你自己的假设。
二、不确定性问题
基于对个体心理的全面认识，就可以解释所有宏观社会现象。这种朴素的认知可以说来自还原论。还原论的提倡者笛卡尔相信，了解复杂事物的最好方法就是将其拆分到足以得出最优解的那般细小的程度，随后将认识层次一步步上升，最终可达到对总体的全面认识。
但步入二十世纪后，还原论在相当多的自然与社会问题研究上几乎毫无建树。人们渐渐发现，即使对微观单位足够了解，似乎也很难去由此推测它们会聚合出怎样的复杂现象。“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物理学家安德森的话发人深省——“多即是不同”（More is different）——系统之内的零散个体，一旦彼此作用时，总会表现出超乎寻常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难以仅凭个体的性质做出预测。
三、结果问题
可理性化的倾向告诉我们，意图产生行动，行动导致结果，那么，通过对结果的观察，研究者便可以思考当时行动者的意图、信念、情境和机会结构，从而对这一过程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种方法在一定程度是可行的，但同样面临着风险。因为当我们观察一个“结果”时，尽管这个“结果”对于我们是结果，但对于当时的行动者来说，他们很可能并不知道这个“结果”。
“云在青天水在瓶。”当知道事件的结果后，给出一个解释总不是难事，但无论这个解释与其被解释事件的轨迹多么贴合，听起来多么合理，也不能证明它是因果解释。我们对他人的共情能力，可以是绝大多数社会学研究假设的重要源泉，但不应成为对这些假设可靠性做出辩护的证据。
让理论走出催生他们的那片经验材料土壤，去崭新的环境与案例中一遍遍接受检验，才是获得科学因果解释最主要的途径。一种研究模式应该被提倡——研究者从某些样本中提炼并归纳出理论，然后预测另一些样本中会出现怎样的情况，理论中那些正确的命题被保留，那些错误的命题被删除或者被再思考，最终将综合权衡后的结论发表出来。
因此，对于类似“2008年金融危机为何会发生”的问题，社会科学家们最好的答复是：“我们给不出一个科学的答案，至少现在不行……有太多假设……但目前，无论是理论积累，还是经验材料，都还远远不够……如果非得在令人愉悦但不科学的叙事与令人失望但坦诚的答复间做出选择，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