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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新一轮英语改革，大致存在着两种解释。一种强调英語教学自身的优化与改良，可称之为技术派；另一派则持文化视角，试图将近期的改革与中华民族重建文化自信心这一更大的视野联系起来，可视为文化派。本文认为，英语改革的推动力抑或深层阻力，在于其内在的两重困境。其一，是融入世界与坚守文化认同之两难。其二，是英语客观上承担着重要的人才选拔标准，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机制的关键一环。相比而言，第一个困境是较容易纾解的，东邻日本的经验可为参照。
关键词：英语教学改革 文化自信 人才选拔 （英语学习的）专业主义与全民主义
【分类号】H319
技术派和文化派：两种解释
2013年以来的新一轮英语改革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英语教学圈。梳理一下，在如何解释改革的动因这一关键问题上，大致存在着两种路线。为认识的方便，我们可粗略划分为技术派和文化派之争。
技术派主要从英语教学和考试本身来探讨此次改革，落脚点是希望英语教学更有应用性，更注重真实语境下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相应的，考试更加灵活，富于弹性。持这一观点的人大多来自英语教学和研究的一线专家。《南方周末》的一篇专题报道比较集中地展示了这一派的观点。
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所长雷庆认为，之所以选择英语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因为英语是中学教学中问题最多的学科，也是学生较难产生学习兴趣的一门学科，从英语入手，更加便于改革。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桑锦龙认为，英语教学本身的弊端已经人人共知，选择英语能最大程度上凝聚共识，减少阻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强调英语改革的策略性，认为首先从分数入手，不涉及深度的体制改革，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 此外，还有一种解释是，英语考试在我国发展比较成熟，它的改革对其他科目有参考价值。
文化派的解读更加注重文化价值方面的符号意义。毫不奇怪，持这种意见的大多来自英语圈之外的人文学者，以及一些活跃在报刊和新媒体上的意见领袖。在英语改革所引发的舆论热潮中，他们的声音颇为引人注目。
总体上，文化派认为，英语改革与国家复兴与文化自信心的提升有莫大的关系。他们对现行英语教育的检讨可归为两点：
一是，过度的英语教学占用了数亿青少年有限的学习精力，国家则为此付出了不小的资源代价。深圳大学教授阮炜曾专文分析我国为数颇为庞大的专业英语人口的不良现状。他进一步质疑，考虑到英语族的庞大人口，如此巨量的智力活动的产物不能有效地参与全民族知识的推进和思想文化的创新，资源浪费之巨大可谓触目惊心。
二是，过分强调英语教学，势必挤压母语教学，严重削弱母语教育的质量。长期的“英长汉消”，导致以汉语作为传播媒介的中国文化被不断消蚀，青少年一代则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不断降低，甚而无法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在文化派看来，淡化英语热，调整和降低英语高考中的地位，绝非教育部门的单一行政意志所为。它的酝酿和出台需要外部大环境的改变，以及来自更高层政治决策层的推动。简言之，导致英语改革的大环境是：第一，中国国力空前提高，文化自信和影响力随之提升，其成长速度虽慢于经济实力的崛起，但相伴相生之势已成不争的事实；第二，国力大提升在潜移默化中开始重构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客观上使以母语和自身价值传统作为论述基点的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这本是水到渠成之势，中共中央（而非只是执行机构的教育部门）顺势而为，适时出台决策，逐步淡化英语教育，重塑和提升母语教育水平和质量。
多年来，针对现行英语教育的弊端，一些持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学者一直倡导形成新共识，也就是确立“母语优先”的教育原则，尽快改变当前英语的地位置于汉语之上、举国上下学英语、从幼到老学英语的尴尬现状。评论作者盛翔的观点颇具有代表性。他在一篇流行甚广的评论中写道：“如今，在重要的考试中，降低英语分值也好，直接取消英语也罢，无疑是对之前过度重视的一种纠偏。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教育体系中，将外语置于母语之上。学习母语是公共教育的重点和必须，学习外语则只是个人的爱好和选择。”
当然，除了极少数激进派，大多数持论稳健，并不主张完全否定英语教育，而只是还原其作为工具语言的原本定位。
英语教育的两重困境
文化派将英语改革置于中国重建文化自信的大历史框架中加以审视，自然有着更大的视野和格局。若我们回顾历史，中国的英语教育，经历了清朝末年、民国及新中国三个时代，中间又有多个历史阶段。从鸦片战争前后第一批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开始，到现在的教育部弱化英语高考分数比重的改革，历经170余年，其起伏与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
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坚持自身母语教育和传承之外，选择何种外来语言作为教学传播的“第二语言”，不但与自身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更与整个世界大格局有关。俄语学习在新中国的命运，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新中国伴随着东西方冷战而降生，在中苏结盟的态势下，中国别无选择地将俄语作为国家的“第二语言”。但随着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初全面恶化，全国性的俄语教学体系也受到冲击。
1978年改革开放，国门主要“向西方开启”，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西关系由此前的对抗转向合作。随着西风东渐，中国从上到下，各级学校均开始系统性地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纳入各层级教学计划。时至今日，英语教育已下移至幼儿园教学体系之中，更与研究生录取乃至职称评定绑定。学校教育以外的英语培训，更是如火如荼，在类似李阳英语的极端案例中，几成狂热之势。学习外语，几乎成为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程度和民族自信心的风向标。实际上，不止中国如此，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日本、土耳其等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外语教育同样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映射。
对此，文化派的解读无疑有其真理性。最近一轮的英语改革是更大范围内高考改革的一个前奏和试水，在改革的动力因素中，文化自觉以及相应的顶层设计占着很大分量。然而这一分析却无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化解英语教育在当代的真正困境。从长期看，英语逐步淡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然而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英语的现有地位却又不容易撼动。 两大困境制约了这一改革。第一个困境是融入世界与坚守文化认同的两難。学习英语，或者说掌握全球化时代最为强势和通行的共同语，是我们融入全球体系和赶超先进的必须。这一点，近代以来就未曾改变过。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要全面赶超人类创新的思想和技术前沿，恢复历史上长期占有的领先地位，却仍然任重而道远。第二个困境则在于，英语早已经不是单纯的第二语言学习，它已深深嵌入我们的教育体系，乃至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体制的核心环节。简单地说，鉴于英语眼下承担的重要的考试选拔功能，它无法轻易回归到原本的属性。
英语在当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确实比较怪异。对中国人来说，英语是“第二语言”。在一个正常的现代教育体系里，一门第二语言的位置大概只适合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只有对极少数外事与外语教学研究的人，才应把它作为高层次人才选拔的标准。然而事实正相反。英语喧宾夺主，成了主要的选拔标准。
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把英语推上了神坛，推上了一个完全不适合它的位置。辨析这一问题的根源，可能来源于现代教育体系中选拔标准制定本身的困难性——考试与选拔的主持者无法辨别考核对象的优劣，多重困境下，英语成为决定着考核对象前途命运的第三方“客观”标准。
正因为英语客观上已成为普遍性的，尤其是高层次人才选拔的标准，才导致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举步维艰。类似的情况在教育史上并不鲜见。例如，传统中国下的科举考试，最初作为皇帝与寒门子弟联手对抗士族精英的工具而兴起，唐宋以后成为统治集团自我更新的主渠道，但在明清以后，科举考试的内容日益定型化，逐渐沦为形式化的八股。但是，尽管其弊端众所周知，却因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而仍然扮演着人才选拔主渠道的角色。
不止如此，科举还是沟通传统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键整合机制。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宋儒整理之后的儒家经典。就此而言，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与政治是内在一致的。反观英语，就不具备这一天然的文化合法性。也因此，英语作为教育体系的选拔标准，一直在符号和价值层面遭到坚守自身文化认同的人的质疑。而除了极少数完全丧失文化主体意识的人，我们也很难不认同这种批评。面对英语，这种内心虽然有所质疑、保留，却又在实际层面无可奈何地接受乃至拥抱的困境，绝非中国的特例。它实际上是多数后发国家在处理赶超先进与坚守自身认同这一两难问题上的普遍处境。
综合以上的分析，虽然我们可以预见英语地位的长时段下降，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若没有替代性人才选拔标准出台，且中国的自主创新之路仍无突破性进展，尚未跻身技术前沿国家，仍然需要大量引介发达国家的科技和资讯，那么英语教学的现状就不会根本改变。
这些年的实践证明，英语在各级考试和认证中的强势地位甚至有着某种自我强化的色彩。此间的大背景是，教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和阶层流动的关键机制，教育改革辩论在最近的几年日趋激烈，实际上也是各主要社会阶层和集团利益之争在教育战场的一个反映。作为这一教育体系重要内容的英语教育，当然不会自外于这一较量场。也因此，英语改革的逻辑就既不是技术派，也不是文化派所能全部涵盖的。
可能的化解途径：日本经验及局限
受制于两大困境，英语教育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有根本变化。比较之下，第二个困境更加难以化解，因为它实质上是尖锐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远超出了教育部门的权限。 在此，我们集中精力于纾解第一个困境。理论上而言，在坚守文化传统和融入世界之间，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中道之路。我们的东邻日本，在这方面可称范例。 不妨在此作一简要分析。
复旦大学教授陈云将这一日本模式称之为“站在国语肩膀上”的英语学习。这一理念在“脱亚入欧”的倡导者、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教育家福泽渝吉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福泽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对源于中国的汉学深恶痛绝——他敏锐地感觉到对于日本的发展来说，西学以及后来的英语才是新知识的来源。不过，福泽渝吉在少年时候首先接触的就是汉学，而且汉学功底非常扎实。也就是说，福泽渝吉对汉学的批判，正是基于他对汉学的了解。同样情况也发生在鲁迅身上。
民族文化意识以及价值观的传承与培养是任何一个社会教育的首要目标。日本的经验启示我们，非英语国家的教育应该立足本国，同时放眼世界。在了解西方文明之前，应让学生充分了解本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有比较才有发现。“国语的教养水平，是你透视西方文明的那双慧眼，是外语这个壳里的填充物。”
除了英语学习的原则理念，在具体的做法上，日本也有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最核心的一条，他们在英语的社会应用上采用了专业主义路线，即让少量有语言才能的人精通英语和其他外语，以便将国外有价值的信息即时、迅速、准确地译为本国语，以保持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甚至领先国际。尤其在科技领域，大量雇用专业写手，写作英语文章（因为国内培养的大多数科研人员英语写作极难达到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的水平），此外，还雇用专业翻译在涉外文化交流场合担任英语口译，以便有效地同国外同行们交流。
这一专业路线的反面就是全民主义。与全民主义相比，专业路线最大的优势就是，依靠少数专才，避免在全民性地盲目学英语考英语中，浪费大量精力。我们可将中日两国英语学习投入和课时权重作一比较。根据日本文部省初中“学习指导要领”，日本初中每学年有980学时，其中外国语仅占105，约为总学时的九分之一。相比之下，我国初中英语所占学时超过总学时的四分之一。日本文部省高中“学习指导要领”的建议总学分数为150（不必修满150学分），其中建议外语学分数仅为21（也不必修满21学分），约占总学分数的八分之一。我国高中英语实际学时可达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和日本相比，我们的路线更靠近全民主义，在英语学习的投入上耗费甚巨，然而在实际效果上，却未显出显著的优势。至少在发展一个强大的科技和学术翻译系统方面，我们可学习日本的经验。
日本的英语学习和应用还高度注重社会化、阶梯化。英语教育的实施者不只是学校，还包括职场，包括雇佣人力资源的企业、政府部门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 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学习链条。各政府机构和大企业都有比较成熟的人力资源培养规划，包括语言培训以及专业知识的培训。由此形成一个接力的良性互动：在终身教育的跑道上，先是学校教育，然后是社会（职场）从学校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下一阶段的培养教育。如果把学校教育称为基础教育，那么社会教育就是应用性教育。在应用性教育方面，我们也可考虑引入日本的经验。这也是超出了教育领域的事务，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余论
技术派和文化派分别解释了推进英语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动因，却都没有重视一个简单的事实，也即教育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核心机制。类似高考移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等问题的出现，不过是诸多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反映。教育不是一个独立超然的实体领域，而更像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博弈的战场，在这个舞台上，强势群体有着天然的优势，猎取和固守自身利益的能力无疑更强。
此时，就需要一个更超越的政治力量加以平衡——对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城乡和阶层之间仍存在着严重失衡的国家，来自政治“无形之手”的矫正力量尤其必要。我们思考受制于多重困境中的英语教育时，也不应脱离这一背景。
关键词：英语教学改革 文化自信 人才选拔 （英语学习的）专业主义与全民主义
【分类号】H319
技术派和文化派：两种解释
2013年以来的新一轮英语改革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其影响远远超出了英语教学圈。梳理一下，在如何解释改革的动因这一关键问题上，大致存在着两种路线。为认识的方便，我们可粗略划分为技术派和文化派之争。
技术派主要从英语教学和考试本身来探讨此次改革，落脚点是希望英语教学更有应用性，更注重真实语境下的跨文化交流与互动，相应的，考试更加灵活，富于弹性。持这一观点的人大多来自英语教学和研究的一线专家。《南方周末》的一篇专题报道比较集中地展示了这一派的观点。
如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所长雷庆认为，之所以选择英语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因为英语是中学教学中问题最多的学科，也是学生较难产生学习兴趣的一门学科，从英语入手，更加便于改革。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桑锦龙认为，英语教学本身的弊端已经人人共知，选择英语能最大程度上凝聚共识，减少阻力。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则强调英语改革的策略性，认为首先从分数入手，不涉及深度的体制改革，从而减少改革的阻力。 此外，还有一种解释是，英语考试在我国发展比较成熟，它的改革对其他科目有参考价值。
文化派的解读更加注重文化价值方面的符号意义。毫不奇怪，持这种意见的大多来自英语圈之外的人文学者，以及一些活跃在报刊和新媒体上的意见领袖。在英语改革所引发的舆论热潮中，他们的声音颇为引人注目。
总体上，文化派认为，英语改革与国家复兴与文化自信心的提升有莫大的关系。他们对现行英语教育的检讨可归为两点：
一是，过度的英语教学占用了数亿青少年有限的学习精力，国家则为此付出了不小的资源代价。深圳大学教授阮炜曾专文分析我国为数颇为庞大的专业英语人口的不良现状。他进一步质疑，考虑到英语族的庞大人口，如此巨量的智力活动的产物不能有效地参与全民族知识的推进和思想文化的创新，资源浪费之巨大可谓触目惊心。
二是，过分强调英语教学，势必挤压母语教学，严重削弱母语教育的质量。长期的“英长汉消”，导致以汉语作为传播媒介的中国文化被不断消蚀，青少年一代则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不断降低，甚而无法树立正确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
在文化派看来，淡化英语热，调整和降低英语高考中的地位，绝非教育部门的单一行政意志所为。它的酝酿和出台需要外部大环境的改变，以及来自更高层政治决策层的推动。简言之，导致英语改革的大环境是：第一，中国国力空前提高，文化自信和影响力随之提升，其成长速度虽慢于经济实力的崛起，但相伴相生之势已成不争的事实；第二，国力大提升在潜移默化中开始重构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客观上使以母语和自身价值传统作为论述基点的文化保守主义抬头。这本是水到渠成之势，中共中央（而非只是执行机构的教育部门）顺势而为，适时出台决策，逐步淡化英语教育，重塑和提升母语教育水平和质量。
多年来，针对现行英语教育的弊端，一些持有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学者一直倡导形成新共识，也就是确立“母语优先”的教育原则，尽快改变当前英语的地位置于汉语之上、举国上下学英语、从幼到老学英语的尴尬现状。评论作者盛翔的观点颇具有代表性。他在一篇流行甚广的评论中写道：“如今，在重要的考试中，降低英语分值也好，直接取消英语也罢，无疑是对之前过度重视的一种纠偏。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国家，会在教育体系中，将外语置于母语之上。学习母语是公共教育的重点和必须，学习外语则只是个人的爱好和选择。”
当然，除了极少数激进派，大多数持论稳健，并不主张完全否定英语教育，而只是还原其作为工具语言的原本定位。
英语教育的两重困境
文化派将英语改革置于中国重建文化自信的大历史框架中加以审视，自然有着更大的视野和格局。若我们回顾历史，中国的英语教育，经历了清朝末年、民国及新中国三个时代，中间又有多个历史阶段。从鸦片战争前后第一批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开始，到现在的教育部弱化英语高考分数比重的改革，历经170余年，其起伏与当时中国的历史环境密不可分。
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在坚持自身母语教育和传承之外，选择何种外来语言作为教学传播的“第二语言”，不但与自身所处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更与整个世界大格局有关。俄语学习在新中国的命运，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新中国伴随着东西方冷战而降生，在中苏结盟的态势下，中国别无选择地将俄语作为国家的“第二语言”。但随着中苏关系在1960年代初全面恶化，全国性的俄语教学体系也受到冲击。
1978年改革开放，国门主要“向西方开启”，尤其是1979年中美建交后，中西关系由此前的对抗转向合作。随着西风东渐，中国从上到下，各级学校均开始系统性地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纳入各层级教学计划。时至今日，英语教育已下移至幼儿园教学体系之中，更与研究生录取乃至职称评定绑定。学校教育以外的英语培训，更是如火如荼，在类似李阳英语的极端案例中，几成狂热之势。学习外语，几乎成为中国社会对外开放程度和民族自信心的风向标。实际上，不止中国如此，从国外的经验来看，日本、土耳其等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中，外语教育同样是国家与社会变迁的一种映射。
对此，文化派的解读无疑有其真理性。最近一轮的英语改革是更大范围内高考改革的一个前奏和试水，在改革的动力因素中，文化自觉以及相应的顶层设计占着很大分量。然而这一分析却无助于我们思考如何化解英语教育在当代的真正困境。从长期看，英语逐步淡化的趋势不可逆转，然而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英语的现有地位却又不容易撼动。 两大困境制约了这一改革。第一个困境是融入世界与坚守文化认同的两難。学习英语，或者说掌握全球化时代最为强势和通行的共同语，是我们融入全球体系和赶超先进的必须。这一点，近代以来就未曾改变过。中国虽然在经济上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要全面赶超人类创新的思想和技术前沿，恢复历史上长期占有的领先地位，却仍然任重而道远。第二个困境则在于，英语早已经不是单纯的第二语言学习，它已深深嵌入我们的教育体系，乃至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体制的核心环节。简单地说，鉴于英语眼下承担的重要的考试选拔功能，它无法轻易回归到原本的属性。
英语在当代中国教育体系中的地位，确实比较怪异。对中国人来说，英语是“第二语言”。在一个正常的现代教育体系里，一门第二语言的位置大概只适合作为素质教育的内容，只有对极少数外事与外语教学研究的人，才应把它作为高层次人才选拔的标准。然而事实正相反。英语喧宾夺主，成了主要的选拔标准。
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把英语推上了神坛，推上了一个完全不适合它的位置。辨析这一问题的根源，可能来源于现代教育体系中选拔标准制定本身的困难性——考试与选拔的主持者无法辨别考核对象的优劣，多重困境下，英语成为决定着考核对象前途命运的第三方“客观”标准。
正因为英语客观上已成为普遍性的，尤其是高层次人才选拔的标准，才导致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举步维艰。类似的情况在教育史上并不鲜见。例如，传统中国下的科举考试，最初作为皇帝与寒门子弟联手对抗士族精英的工具而兴起，唐宋以后成为统治集团自我更新的主渠道，但在明清以后，科举考试的内容日益定型化，逐渐沦为形式化的八股。但是，尽管其弊端众所周知，却因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而仍然扮演着人才选拔主渠道的角色。
不止如此，科举还是沟通传统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关键整合机制。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宋儒整理之后的儒家经典。就此而言，传统中国社会的文化与政治是内在一致的。反观英语，就不具备这一天然的文化合法性。也因此，英语作为教育体系的选拔标准，一直在符号和价值层面遭到坚守自身文化认同的人的质疑。而除了极少数完全丧失文化主体意识的人，我们也很难不认同这种批评。面对英语，这种内心虽然有所质疑、保留，却又在实际层面无可奈何地接受乃至拥抱的困境，绝非中国的特例。它实际上是多数后发国家在处理赶超先进与坚守自身认同这一两难问题上的普遍处境。
综合以上的分析，虽然我们可以预见英语地位的长时段下降，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若没有替代性人才选拔标准出台，且中国的自主创新之路仍无突破性进展，尚未跻身技术前沿国家，仍然需要大量引介发达国家的科技和资讯，那么英语教学的现状就不会根本改变。
这些年的实践证明，英语在各级考试和认证中的强势地位甚至有着某种自我强化的色彩。此间的大背景是，教育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和阶层流动的关键机制，教育改革辩论在最近的几年日趋激烈，实际上也是各主要社会阶层和集团利益之争在教育战场的一个反映。作为这一教育体系重要内容的英语教育，当然不会自外于这一较量场。也因此，英语改革的逻辑就既不是技术派，也不是文化派所能全部涵盖的。
可能的化解途径：日本经验及局限
受制于两大困境，英语教育在短期内不太可能有根本变化。比较之下，第二个困境更加难以化解，因为它实质上是尖锐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远超出了教育部门的权限。 在此，我们集中精力于纾解第一个困境。理论上而言，在坚守文化传统和融入世界之间，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中道之路。我们的东邻日本，在这方面可称范例。 不妨在此作一简要分析。
复旦大学教授陈云将这一日本模式称之为“站在国语肩膀上”的英语学习。这一理念在“脱亚入欧”的倡导者、日本明治时期著名的教育家福泽渝吉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福泽自青少年时代起，就对源于中国的汉学深恶痛绝——他敏锐地感觉到对于日本的发展来说，西学以及后来的英语才是新知识的来源。不过，福泽渝吉在少年时候首先接触的就是汉学，而且汉学功底非常扎实。也就是说，福泽渝吉对汉学的批判，正是基于他对汉学的了解。同样情况也发生在鲁迅身上。
民族文化意识以及价值观的传承与培养是任何一个社会教育的首要目标。日本的经验启示我们，非英语国家的教育应该立足本国，同时放眼世界。在了解西方文明之前，应让学生充分了解本国的历史和文化特点，有比较才有发现。“国语的教养水平，是你透视西方文明的那双慧眼，是外语这个壳里的填充物。”
除了英语学习的原则理念，在具体的做法上，日本也有诸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最核心的一条，他们在英语的社会应用上采用了专业主义路线，即让少量有语言才能的人精通英语和其他外语，以便将国外有价值的信息即时、迅速、准确地译为本国语，以保持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甚至领先国际。尤其在科技领域，大量雇用专业写手，写作英语文章（因为国内培养的大多数科研人员英语写作极难达到在国际学术刊物发表的水平），此外，还雇用专业翻译在涉外文化交流场合担任英语口译，以便有效地同国外同行们交流。
这一专业路线的反面就是全民主义。与全民主义相比，专业路线最大的优势就是，依靠少数专才，避免在全民性地盲目学英语考英语中，浪费大量精力。我们可将中日两国英语学习投入和课时权重作一比较。根据日本文部省初中“学习指导要领”，日本初中每学年有980学时，其中外国语仅占105，约为总学时的九分之一。相比之下，我国初中英语所占学时超过总学时的四分之一。日本文部省高中“学习指导要领”的建议总学分数为150（不必修满150学分），其中建议外语学分数仅为21（也不必修满21学分），约占总学分数的八分之一。我国高中英语实际学时可达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和日本相比，我们的路线更靠近全民主义，在英语学习的投入上耗费甚巨，然而在实际效果上，却未显出显著的优势。至少在发展一个强大的科技和学术翻译系统方面，我们可学习日本的经验。
日本的英语学习和应用还高度注重社会化、阶梯化。英语教育的实施者不只是学校，还包括职场，包括雇佣人力资源的企业、政府部门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 它们之间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的学习链条。各政府机构和大企业都有比较成熟的人力资源培养规划，包括语言培训以及专业知识的培训。由此形成一个接力的良性互动：在终身教育的跑道上，先是学校教育，然后是社会（职场）从学校手中接过接力棒，继续下一阶段的培养教育。如果把学校教育称为基础教育，那么社会教育就是应用性教育。在应用性教育方面，我们也可考虑引入日本的经验。这也是超出了教育领域的事务，需要全社会的努力。
余论
技术派和文化派分别解释了推进英语教育改革的一部分动因，却都没有重视一个简单的事实，也即教育已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核心机制。类似高考移民、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等问题的出现，不过是诸多社会问题在教育领域的反映。教育不是一个独立超然的实体领域，而更像是社会各阶层利益博弈的战场，在这个舞台上，强势群体有着天然的优势，猎取和固守自身利益的能力无疑更强。
此时，就需要一个更超越的政治力量加以平衡——对我们这样一个地区、城乡和阶层之间仍存在着严重失衡的国家，来自政治“无形之手”的矫正力量尤其必要。我们思考受制于多重困境中的英语教育时，也不应脱离这一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