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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个特殊的产品。说其特殊，是因为教育产品的结果难以精确测定，一般倾向于用升学率(即分数)来评估教育的成果。但这分数中，有多少比例是学生的天赋和勤奋，又有多少比例是教师的辛劳呢?用标准测试的分数评估教育成果，肯定不是最优方法，否则就无法解释丘吉尔、爱因斯坦等人类一流精英在分数面前一败涂地的惨象。除此之外，还有按达到特定教育水平的学生数测定、按经济成就测定及按个人满足程度进行主观测定。比较而言，还是分数测定较为准确一点。也就是说，我们只能用这个充其量只是一个次优的标准来测定我们的教育效果。
美国经济学家赫歇克为寻求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选定了150项关于影响教育生产的因素，建立相关模型，经过20年的研究，告诉人们，“在学校支出和学生成绩之间并不存在密切的体制上的联系。”学生人均支出对于学生的成绩无关大碍，这一点着实让人吃惊不小，因为它暗示额外的投入并不必然引致额外的产出。其次，教师的“能力”是一个明显地与学生成绩有关的因素，学校课程设置同学生的成绩有关。既然教师是最重要的，那么怎样去提升教师能力呢?又如何对教师进行训练、鉴别、评价和支付报酬呢?
一般的思路是，在将成为教师之前，选定自己以后教授的主业，进行研修，或成为教师后，潜心研究。再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据教师功绩作出鉴别、评价，支付报酬，关于教师的报酬，一是普遍地提高所有教师的工资，以吸引更多的有能力的人走上教育岗位。二是采用对特殊贡献增加报酬的工资体制，这种体制既是对已干得很好的教师一种奖赏，又可以刺激教师把工作干得更好。这种模式当然有其优点，也有着明显的作用，国内一些学校也做出了有益探索。一些学校在教改过程中，也抓住了教师这个“牛鼻子”，制订了一系列同教育成果相关联的成就指标，将教师的收入报酬同其教研成果紧密挂钩。当制定政策的管理者，又同时具备较高教研素质，就有着内在动力，将政策推行到底；当政策制定者不具有教研的优势，在分配政策对教研倾斜同自身利益相冲突时，这种政策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半途天折。即便在政策正常实施过程中，由于课时的编排，研究项目的选定，考核标准的划分等方面均与管理者的主观意识相关联，往往调动起来的不是教师研究教学的积极性，而是如何去‘经营’、研究管理者的热情，甚至演变成管理者排斥异已、打击报复的手段。这已与政策制定的初衷缪之千里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其实，工资报酬在本质上是人的劳动力(体力、智力等)的价格表现形式，凡是能用价格度量的东西，衡量判别其价值的最好方法，是放在相关市场上，让供求机制来为其定价。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教育市场。
拆除市场准入的壁垒：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必须为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创造条件。首先，要打开教育的“篱笆墙”，让民间资源能按照市场的规则自由出入教育领域。教育不能再由政府独家垄断，独家包揽，教育法规定的政府应努力使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显然是目前财政预算所不胜负担的，仅依靠政府财力，难以支撑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教育规模，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依靠社会力量办学已是势所必然。同时，政府办教育也不能再无视效率。其次，要给予各种社会办学机构以公正的待遇。建立起私立学校、民办公助、公有民营、合作办学和重塑公学等多种形式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给予他们一视同仁的政策，让他们在相到竞争中，优化教育的资源配置。再次，在教育领域，让投资者、经营者、教学者三者分离。由投资者出钱办学校，自己或聘请善于经营者来经营学校的资产，聘请懂教育者来主持学校的教学，让市场机制促进教育的繁荣。最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主要是制定发展教育的规划、方针和政策，对各类教育事业进行管理。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培育人与生产物质产品有较大差异。但只要把培育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教育目标。那么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允许社会资源在教育与非教育领域自由流动，允许在教育领域内部开展优胜劣汰的竞争，同样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提升人的全面素质。对办教育者唯利是图怎么办?一方面加强监督，这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另一方面，让市场将其淘汰，“商海”无涯信作舟，一个寂寂无名或声名狼藉的学校，在竞争的环境里是没有市场的。
推行教育券体制：教育券体制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62年提出的，该制度的主要涵意是，所有的学生年年都将从政府那里获取价值若干美元的教育券，该券可在学生选择的任何学校里使用。例如，一张价值5000美元的教育券就足以支付地方公立学校的收费，或者由私人基金予以补足，达到竞争性私立学校的收费标准。因此，不论学生选择什么学校，政府都为教育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经费。这个制度中隐含的概念是，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引致学校之间的竞争，将有助于改善整个教育体制。学校之间的竞争靠什么?靠教师，师资力量是一个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吸引优秀教师靠什么?靠回报，靠提供一个能让教师人尽其才，才有所值的平台。经营者要想办好学校，必须聘请优秀的教师，优秀的教师将吸引更多的生源，更多的生源给学校和教师带来更丰厚的回报。这种良性互动，实质上建立了一个教师报酬的定价机制。
目前，财政提供的教育经费，基本上是吃饭经费，养人经费，而且饭吃得不怎么香，人养得也不怎么好。于是一些稍有长处的教师课上不讲，课下再讲，开起小灶，另赚外块(这也在现有的体制下，优秀教师对自己才能的另类认可吧)。产生这种麻烦的根源何在?一个教师是否乐意尽心尽责释放知识，是否乐意主动增加知识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个基本因素，是社会对其拥有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怎样定价。定价机制对头，教师就乐意启动知识存量，促进教学成效的提高。反之，他不但不生产，还可以“反生产”。对人的能力启动靠强制和威胁收效甚微，靠宗教情怀或思想教育，既不充分，也难持久，需要的是，平等交易。
现行按教师人头，由财政供给经费的预算分配方式，必须打破。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是为适龄儿童和少年享受基本教育提供财力支持，而不能本末倒置、不分良莠地去包养教师。可以循着教育券体制的思路，重新分配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可先在一定的区域内，将财政安排的教育事业费，根据区域由适龄儿童和少年人数，区分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层次，确定不同标准，折算到人头，财政按学校在册实有学生人数予以补贴。私立学校，在核定的收费标准内可另向学生收费。公立学校，除规定的收费外不得再收费用。最终，应在一国范围内，对适龄在校学生实行均等的享受教育财政补贴，体现政府补贴的公平。
推行教育券体制，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好的学校门庭若市，差的学校门可罗雀，这正好为教育布局的调整提供了机遇，可以通过兼并、重组和所有制改造，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教育布局的调整。
发行教育公债：教育经费按用途可分为消费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两个方面。政府对消费性支出如教育事业费中的大部分，可以通过教育券体制改变投入方式。而资本性支出的来源，在加大对教育费附加征收的同时，可考虑由国家发行教育公债。资本性支出如教育基建投资等，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产生效益。本着成本与效益对应的原则，其成本应分摊到它所产生效益的各个时期。如果用税收来承担当年的资本性支出，等于要求现在的人承担它的全部成本，而让以后的人无偿地享受它所带来的好处。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说，它会导致教育基建投资的提供水平，低于效率所要求的水平。可通过发行10－20年中长期教育公债，专项用于教育基本建设项目，缓解办教育投入不足的困境，提高基建投资效率。公立学校举债，由财政偿付。私立学校举债，财政可以予以贴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这一条如能实施，对拓展教育的筹资空间，改变教育资金的投入方式，意义是重大的。
因此，要改变教育现状，解决教育面临的种种矛盾与问题，使教育真正成为新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加大社会包括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怎样投入。而这种改革，更多地需要勇气。
美国经济学家赫歇克为寻求教育投入与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选定了150项关于影响教育生产的因素，建立相关模型，经过20年的研究，告诉人们，“在学校支出和学生成绩之间并不存在密切的体制上的联系。”学生人均支出对于学生的成绩无关大碍，这一点着实让人吃惊不小，因为它暗示额外的投入并不必然引致额外的产出。其次，教师的“能力”是一个明显地与学生成绩有关的因素，学校课程设置同学生的成绩有关。既然教师是最重要的，那么怎样去提升教师能力呢?又如何对教师进行训练、鉴别、评价和支付报酬呢?
一般的思路是，在将成为教师之前，选定自己以后教授的主业，进行研修，或成为教师后，潜心研究。再由教育行政部门依据教师功绩作出鉴别、评价，支付报酬，关于教师的报酬，一是普遍地提高所有教师的工资，以吸引更多的有能力的人走上教育岗位。二是采用对特殊贡献增加报酬的工资体制，这种体制既是对已干得很好的教师一种奖赏，又可以刺激教师把工作干得更好。这种模式当然有其优点，也有着明显的作用，国内一些学校也做出了有益探索。一些学校在教改过程中，也抓住了教师这个“牛鼻子”，制订了一系列同教育成果相关联的成就指标，将教师的收入报酬同其教研成果紧密挂钩。当制定政策的管理者，又同时具备较高教研素质，就有着内在动力，将政策推行到底；当政策制定者不具有教研的优势，在分配政策对教研倾斜同自身利益相冲突时，这种政策要么胎死腹中，要么半途天折。即便在政策正常实施过程中，由于课时的编排，研究项目的选定，考核标准的划分等方面均与管理者的主观意识相关联，往往调动起来的不是教师研究教学的积极性，而是如何去‘经营’、研究管理者的热情，甚至演变成管理者排斥异已、打击报复的手段。这已与政策制定的初衷缪之千里了。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其实，工资报酬在本质上是人的劳动力(体力、智力等)的价格表现形式，凡是能用价格度量的东西，衡量判别其价值的最好方法，是放在相关市场上，让供求机制来为其定价。这就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教育市场。
拆除市场准入的壁垒：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必须为市场机制在教育领域发挥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创造条件。首先，要打开教育的“篱笆墙”，让民间资源能按照市场的规则自由出入教育领域。教育不能再由政府独家垄断，独家包揽，教育法规定的政府应努力使教育投入达到GDP的4％。显然是目前财政预算所不胜负担的，仅依靠政府财力，难以支撑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应的教育规模，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依靠社会力量办学已是势所必然。同时，政府办教育也不能再无视效率。其次，要给予各种社会办学机构以公正的待遇。建立起私立学校、民办公助、公有民营、合作办学和重塑公学等多种形式齐头并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给予他们一视同仁的政策，让他们在相到竞争中，优化教育的资源配置。再次，在教育领域，让投资者、经营者、教学者三者分离。由投资者出钱办学校，自己或聘请善于经营者来经营学校的资产，聘请懂教育者来主持学校的教学，让市场机制促进教育的繁荣。最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的责任，主要是制定发展教育的规划、方针和政策，对各类教育事业进行管理。教育作为一个特殊的领域，培育人与生产物质产品有较大差异。但只要把培育全面发展的人作为教育目标。那么把市场机制引入教育领域，允许社会资源在教育与非教育领域自由流动，允许在教育领域内部开展优胜劣汰的竞争，同样有助于提高教学质量，提升人的全面素质。对办教育者唯利是图怎么办?一方面加强监督，这是政府部门的责任；另一方面，让市场将其淘汰，“商海”无涯信作舟，一个寂寂无名或声名狼藉的学校，在竞争的环境里是没有市场的。
推行教育券体制：教育券体制是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于1962年提出的，该制度的主要涵意是，所有的学生年年都将从政府那里获取价值若干美元的教育券，该券可在学生选择的任何学校里使用。例如，一张价值5000美元的教育券就足以支付地方公立学校的收费，或者由私人基金予以补足，达到竞争性私立学校的收费标准。因此，不论学生选择什么学校，政府都为教育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经费。这个制度中隐含的概念是，学生自主选择学校，引致学校之间的竞争，将有助于改善整个教育体制。学校之间的竞争靠什么?靠教师，师资力量是一个学校的核心竞争力。学校吸引优秀教师靠什么?靠回报，靠提供一个能让教师人尽其才，才有所值的平台。经营者要想办好学校，必须聘请优秀的教师，优秀的教师将吸引更多的生源，更多的生源给学校和教师带来更丰厚的回报。这种良性互动，实质上建立了一个教师报酬的定价机制。
目前，财政提供的教育经费，基本上是吃饭经费，养人经费，而且饭吃得不怎么香，人养得也不怎么好。于是一些稍有长处的教师课上不讲，课下再讲，开起小灶，另赚外块(这也在现有的体制下，优秀教师对自己才能的另类认可吧)。产生这种麻烦的根源何在?一个教师是否乐意尽心尽责释放知识，是否乐意主动增加知识储量，取决于许多因素。其中一个基本因素，是社会对其拥有和运用知识的能力，怎样定价。定价机制对头，教师就乐意启动知识存量，促进教学成效的提高。反之，他不但不生产，还可以“反生产”。对人的能力启动靠强制和威胁收效甚微，靠宗教情怀或思想教育，既不充分，也难持久，需要的是，平等交易。
现行按教师人头，由财政供给经费的预算分配方式，必须打破。政府的责任和义务是为适龄儿童和少年享受基本教育提供财力支持，而不能本末倒置、不分良莠地去包养教师。可以循着教育券体制的思路，重新分配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可先在一定的区域内，将财政安排的教育事业费，根据区域由适龄儿童和少年人数，区分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层次，确定不同标准，折算到人头，财政按学校在册实有学生人数予以补贴。私立学校，在核定的收费标准内可另向学生收费。公立学校，除规定的收费外不得再收费用。最终，应在一国范围内，对适龄在校学生实行均等的享受教育财政补贴，体现政府补贴的公平。
推行教育券体制，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好的学校门庭若市，差的学校门可罗雀，这正好为教育布局的调整提供了机遇，可以通过兼并、重组和所有制改造，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进教育布局的调整。
发行教育公债：教育经费按用途可分为消费性支出和资本性支出两个方面。政府对消费性支出如教育事业费中的大部分，可以通过教育券体制改变投入方式。而资本性支出的来源，在加大对教育费附加征收的同时，可考虑由国家发行教育公债。资本性支出如教育基建投资等，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产生效益。本着成本与效益对应的原则，其成本应分摊到它所产生效益的各个时期。如果用税收来承担当年的资本性支出，等于要求现在的人承担它的全部成本，而让以后的人无偿地享受它所带来的好处。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说，它会导致教育基建投资的提供水平，低于效率所要求的水平。可通过发行10－20年中长期教育公债，专项用于教育基本建设项目，缓解办教育投入不足的困境，提高基建投资效率。公立学校举债，由财政偿付。私立学校举债，财政可以予以贴息，以减轻学生的负担。这一条如能实施，对拓展教育的筹资空间，改变教育资金的投入方式，意义是重大的。
因此，要改变教育现状，解决教育面临的种种矛盾与问题，使教育真正成为新世纪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加大社会包括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怎样投入。而这种改革，更多地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