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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践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探索出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有三条有效途径，即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锤炼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仅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前景，而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治理 社会主义社会 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并得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的科学结论。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1]p91。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践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对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前景，昭示了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的正确方向，从而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世界性借鉴。
一、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抓住治国理政的“关键一招”
我国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对于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先是照搬苏联模式，继而以革命战争年代惯用的群众运动方式治国理政，这些路径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使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越走越窄。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通过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认真思考，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我国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不断延伸，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断拓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使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p56。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既是中国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的有效途径。这条途径之所以有效而正确，关键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高度契合，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及世界历史理论高度契合。正由于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针对近年来国内有些人把我国发展进步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味归咎于改革开放进而主张走回头路的论调，针对十八大以后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战”一些人表现出来的畏难情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我国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立场。特别是在2013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时把改革开放视为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性问题，再次郑重地向国内外作出我国“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庄严承诺，有力地树立起了“使人民放心”[3]p298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
基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的深切认知，三年来，中国筚路蓝缕，蹄疾步稳，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扩大开放，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一是在理论层面，习近平对改革开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例如：把改革开放视为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性问题，视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p71；提出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坚持全面改革，又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正确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提出包括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在内的体大思精的改革方法论；等等。把我国改革开放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二是在实践层面，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做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明确涵盖15个领域的60项具体改革任务。目前，各项改革任务都在有序推进。随着一系列难啃的“骨头”被啃下，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被不断破除，全国人民创新创业的激情得到了巨大释放和激发。在对外开放方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基于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而提出的一系列建设性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肯定。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把亚洲、欧洲两大经济板块有机联接起来；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倡议，因与欧盟自贸区、北美自贸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不仅为我国对外开放赢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且必将进一步深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为世界经济复苏企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动“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进程等倡议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自觉实践。
综上所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把改革开放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一招”，一方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进一步释放和展现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制度优越性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迪。同时，让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照进现实”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又将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的良好世界形象，拓展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
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邓小平指出，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p379。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更需要完善的法制做保障。然而在这方面，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有诸多教训值得我们汲取。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大林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4]p333 宏观上讲，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制度建设，但真正的“制度觉醒”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根本标志。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形成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以及具体的体制机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适合我国国情，并在实践中彰显出巨大的优越性，“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5]p8—9。这也是这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但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好地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制度体系也有诸多急需完善之处。
正是缘于上述背景，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全面依法治国问题，并明确其总目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是“姊妹篇”，其确立的总目标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依法治国又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更合目的性、正义性、规律性而变得更加成熟、持久和美好。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确立这样的总目标，一方面，是对邓小平有关战略思想的积极回应和坚决落实。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3]p372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一文中则要求，到2020年我国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p70—71。另一方面，这表明我们党对现代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继20世纪60年代我们党提出“四化”之后提出的“第五化”，主要是就上层建筑领域的现代化而言的。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现代化内涵的认知实现了重大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外，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尚有另一层深意，即表明我们党试图进一步回答怎样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的问题。如果说通过最近30多年的努力，我们党已经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那么通过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以往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新鲜经验的新探索。由于制度又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依据并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作为一条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的新途径，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必将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大方针，锤炼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切实推进中国发展进步，必须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方针。正如习近平所说，“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6]。
对于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其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相继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由此可见我们党对自身建设历来高度重视。但毋庸讳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近段时间以来，党的建设也出现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以致产生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纪律松弛、作风漂浮、权钱交易等突出问题。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2]如何经受考验、规避风险，无疑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
面对世情、国情特别是党情的深刻变化，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切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着眼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抓好党建视为最大“政绩”，不断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就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比如：把理想信念比做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指出为防止党员干部“缺钙”、得“软骨病”，必须抓住抓好理想信念这个管党治党的“总开关”；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严格党内生活，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提出“治党先治吏”理念，对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讲原则、不含糊，严要求、严管理；指出作风关乎党的形象、根基、血脉和力量，必须扫除作风之弊，在全党树立“三严三实”的作风建设新标杆；要求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努力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等等。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二是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三年时间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聚焦“四风”、整治党的作风为突破口，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零容忍、全覆盖的果敢态度拍“苍蝇”、打“老虎”，使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基本得到遏止，党员干部“不敢腐”的局面初步形成。三是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使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结合，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勇气和胆识。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之中，置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之中，通过废、改、立，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将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好地反映党的建设规律和时代发展要求。上述党建新亮点，表明全面从严治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常态。
全面从严治党之于我们党治国理政或者说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而言，虽然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一条新途径，但它确实又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设计、新谋划。首先，“全面从严治党”之“全面”涵盖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是党的建设系统性、整体性的体现。其次，“从严”既是对党的建设的一种底线限定，同时又是对党的建设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积极回应。再次，治党之“治”彰显了我们党构建党建制度体系和以制度管党治党的高度自觉。这些，既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要求，又符合世界政党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3]p380毫无疑义，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不出“问题”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所以，它不仅是我们党治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效途径，而且是起着统帅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途径。
回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之所以“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建设好。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锤炼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可以说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牛鼻子”，其作为一种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的经验和智慧，不仅对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而且是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吸引力、扩大社会主义世界影响的切实之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6月30日第1版.
责任编辑 张荣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治理 社会主义社会 有效途径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科学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并得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的科学结论。然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1]p91。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践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对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进行了积极探索，积累了有益经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前景，昭示了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的正确方向，从而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提供了世界性借鉴。
一、坚持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抓住治国理政的“关键一招”
我国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之后，对于如何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曾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先是照搬苏联模式，继而以革命战争年代惯用的群众运动方式治国理政，这些路径虽然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偏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使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越走越窄。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我们党通过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认真思考，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30多年来，我国改革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领域不断延伸，对外开放由点到线、由线到面，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不断拓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使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2]p56。
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充分证明，改革开放既是中国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的有效途径。这条途径之所以有效而正确，关键是与我国的基本国情高度契合，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及世界历史理论高度契合。正由于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针对近年来国内有些人把我国发展进步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一味归咎于改革开放进而主张走回头路的论调，针对十八大以后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战”一些人表现出来的畏难情绪，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我国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坚定立场。特别是在2013年10月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时把改革开放视为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性问题，再次郑重地向国内外作出我国“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庄严承诺，有力地树立起了“使人民放心”[3]p298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改革开放的良好形象。
基于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改革开放的深切认知，三年来，中国筚路蓝缕，蹄疾步稳，全面深化改革，着力扩大开放，形成新的发展格局。
一是在理论层面，习近平对改革开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例如：把改革开放视为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性问题，视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1]p71；提出既要坚持改革开放，又要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系统工程，既要坚持全面改革，又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强调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过程，必须正确处理好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关系、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系、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的关系、胆子要大和步子要稳的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提出包括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在内的体大思精的改革方法论；等等。把我国改革开放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二是在实践层面，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做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明确涵盖15个领域的60项具体改革任务。目前，各项改革任务都在有序推进。随着一系列难啃的“骨头”被啃下，各种体制机制障碍被不断破除，全国人民创新创业的激情得到了巨大释放和激发。在对外开放方面，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基于使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构建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而提出的一系列建设性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肯定。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把亚洲、欧洲两大经济板块有机联接起来；推动“亚太自贸区”建设倡议，因与欧盟自贸区、北美自贸区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不仅为我国对外开放赢得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且必将进一步深化经济全球化进程，为世界经济复苏企稳、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能。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推动“一带一路”“亚太自贸区”进程等倡议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自觉实践。
综上所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把改革开放作为治国理政的“关键一招”，一方面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进一步释放和展现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制度优越性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也为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迪。同时，让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照进现实”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又将进一步树立社会主义的良好世界形象，拓展社会主义的世界影响。
二、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邓小平指出，廉政建设“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3]p379。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更需要完善的法制做保障。然而在这方面，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有诸多教训值得我们汲取。邓小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斯大林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4]p333 宏观上讲，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制度建设，但真正的“制度觉醒”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1980年8月邓小平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根本标志。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我国已形成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以及具体的体制机制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总体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适合我国国情，并在实践中彰显出巨大的优越性，“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5]p8—9。这也是这些年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根本原因之一。但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为更好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好地释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制度体系也有诸多急需完善之处。
正是缘于上述背景，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明确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十八届四中全会聚焦全面依法治国问题，并明确其总目标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是“姊妹篇”，其确立的总目标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首要的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依法治国又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因更合目的性、正义性、规律性而变得更加成熟、持久和美好。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确立这样的总目标，一方面，是对邓小平有关战略思想的积极回应和坚决落实。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曾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3]p372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一文中则要求，到2020年我国要“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1]p70—71。另一方面，这表明我们党对现代化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继20世纪60年代我们党提出“四化”之后提出的“第五化”，主要是就上层建筑领域的现代化而言的。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现代化内涵的认知实现了重大突破，达到了新的高度。此外，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尚有另一层深意，即表明我们党试图进一步回答怎样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的问题。如果说通过最近30多年的努力，我们党已经找到了改革开放这条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有效途径，那么通过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刻总结以往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经验教训特别是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新鲜经验的新探索。由于制度又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所以，依据并善于运用制度和法律治理国家作为一条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的新途径，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必将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大方针，锤炼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要坚持好、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切实推进中国发展进步，必须始终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重大方针。正如习近平所说，“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6]。
对于党的建设问题，毛泽东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其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相继提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由此可见我们党对自身建设历来高度重视。但毋庸讳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近段时间以来，党的建设也出现了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以致产生部分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纪律松弛、作风漂浮、权钱交易等突出问题。有鉴于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2]如何经受考验、规避风险，无疑成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课题。
面对世情、国情特别是党情的深刻变化，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深切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着眼于更好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抓好党建视为最大“政绩”，不断开创党的建设新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就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比如：把理想信念比做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指出为防止党员干部“缺钙”、得“软骨病”，必须抓住抓好理想信念这个管党治党的“总开关”；强调必须大力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决维护中央权威，切实做到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强调严格党内生活，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提出“治党先治吏”理念，对党员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要讲原则、不含糊，严要求、严管理；指出作风关乎党的形象、根基、血脉和力量，必须扫除作风之弊，在全党树立“三严三实”的作风建设新标杆；要求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努力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等等。这些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建设理论。二是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决心大力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三年时间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聚焦“四风”、整治党的作风为突破口，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以零容忍、全覆盖的果敢态度拍“苍蝇”、打“老虎”，使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基本得到遏止，党员干部“不敢腐”的局面初步形成。三是着力加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部署，使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结合，充分体现了我们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勇气和胆识。将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置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规划之中，置于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之中，通过废、改、立，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将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更好地反映党的建设规律和时代发展要求。上述党建新亮点，表明全面从严治党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新常态。
全面从严治党之于我们党治国理政或者说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而言，虽然不能简单地称之为一条新途径，但它确实又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设计、新谋划。首先，“全面从严治党”之“全面”涵盖了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各个领域，是党的建设系统性、整体性的体现。其次，“从严”既是对党的建设的一种底线限定，同时又是对党的建设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积极回应。再次，治党之“治”彰显了我们党构建党建制度体系和以制度管党治党的高度自觉。这些，既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要求，又符合世界政党政治运行的一般规律。邓小平曾经深刻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3]p380毫无疑义，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不出“问题”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所以，它不仅是我们党治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效途径，而且是起着统帅作用、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途径。
回顾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之所以“在以往的世界社会主义中没有解决得很好”，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乃在于没有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建设好。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以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常态锤炼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可以说抓住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牛鼻子”，其作为一种治理社会主义全新社会的经验和智慧，不仅对世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而且是不断增强社会主义吸引力、扩大社会主义世界影响的切实之举。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6]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6月30日第1版.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