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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精神是经过悠久历史沉淀的精华，更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的凝聚。其基本内涵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但是，近代的屈辱史让人们感到我们传统民族精神的缺失。本文所论“现代重构”是指近代“丢失”了的民族精神在抗日战争这一特殊时期得到强化，并且结合时代特色赋予了新的内涵。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群众动员与教育工作是民族精神现代重构的重要途径。
一、政治动员——重构民族自信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在较短的时间内侵占了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汪精卫之流声称战必败、和未必大乱，导致整个国家受到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的严重影响。为了鼓舞士气和斗志，从政治、组织、思想上发动军民参与抗战，激发全体军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提高全体抗日人民的胜利信心，重构中华民族自信心，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工作。
毛泽东曾提到：“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1]p480而一旦“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1]p480。所以，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并激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对群众的政治动员工作。为了转变群众“抗战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这些思想观念，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1936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全国丧亡迫在眼前。它乃我中华最大之敌人。“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2]p383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必胜的民族自信心以及对全民抗战的热切期望。为了达到动员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强调政治动员的内容与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需求的契合性，而且非常注重政治动员形式的有效性。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政治动员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以增强群众对战争形势的深刻认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指明我国抗战正处于一个严重困难的关头这一现状，但是一些领土和城市的暂时得失是不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结局的。毛泽东对中日之间力量对比以及世界局势做了详细分析，以此告诫那些缺乏自信心、存有失败主义思想的群众，批评速胜论和亡国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1]p514-515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华民族不可避免会有很大牺牲，但是毛泽东信心满满地指出，中国人民战胜侵略者是必然事件，新中国的创立也是必然的。二是大力进行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发展根据地民主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认同感，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参战意识，培养群众的抗日热情，唤起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动员广大群众真正投入到抗战中去，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众多政治动员方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报刊宣传和成立抗日团体。首先，报刊宣传承载了政治动员的重要任务。抗日战争中的大批文化工作者克服重重阻碍，奔向抗日根据地，他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为根据，以报刊为载体，开展了广泛的文化宣传工作。例如，在陕甘宁边区办起了《新中华报》（后改为《解放日报》）和《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杂志，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出版了各种报刊。墙报、黑板报在基层更是普及。在党的大力宣传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被鼓舞，人民大众开始逐渐深入地了解战争、参与战争。
其次，成立抗日团体。抗战时期，全国各界组成了各种抗日团体。根据工人、农民、妇女、儿童、青年不同的政治觉悟，把他们吸收到不同的团体中。通过有严格纪律约束的团体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上的动员，是可以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因为各团体是由严密的组织关系和严格的权力体系结合形成的。从组织团体来动员群众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的最强有力的方式。矿区工会、国防企业工会等在工人中建立。广大工人群众被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全国各地建立了工人武装。农救会、农民抗日救国团是农民的主要组织形式，在抗战中被发动的农民为抗战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例如部分农民积极参军、帮助掩护伤员。青年群体发挥自己活跃的特性，组织形式呈现出丰富多样性，例如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团、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妇女这一群体也没有落后，成立了姊妹团、妇救会等组织。由此可见，各个群体都通过建立有组织的团体，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群众的民族意识被唤起。
随着政治动员的深入，全国人民从根本上认清了团结抗日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重要升华，最大的表现就是重拾民族自信心。对于在抗日战争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华民族而言，民族自信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武器”。
二、经济动员——激发艰苦奋斗之精神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限制，加之日军对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怎样才能在艰难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以满足长期抗战的需要，这成为摆在党的群众动员工作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再加上广大农村地区本身存在的阶级利益冲突，这导致农民生存条件落后，农民也迫切需要颠覆旧的经济关系，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为此，为了从经济上应付战争及突发情况，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生产与抗战的积极性，从而为根据地的物资需要提供保障，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了广泛的经济动员活动。这些活动客观上培养了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一直强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性，在各项工作中都深入地发动了群众运动，例如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建设工作等，而大生产运动表现最为突出。 在1941年到1942年间，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这是日本侵略者的连续“扫荡”和严重摧残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困和封锁造成的。水旱灾荒等也带来了严重影响。各根据地感到粮食、医药、棉布、子弹以及日用品相当匮乏。广大人民群众和士兵经受着几乎无衣可穿、无粮可吃、无被可盖的困苦生活。出路何在呢？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途径只有自力更生。毛泽东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只有自己动手才能避免饿死和解散这两种悲惨的选择。共产党需要广泛深入地团结群众、克服困难，需要加强对敌斗争，而做到这些最必要的政策措施就是大规模地推动生产发展与进步。1943年11月，毛泽东要求“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3]p928。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部队、学校师生和劳动人民纷纷上阵，在党中央领导人的带领下参加生产劳动。在大生产运动中，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到1943年，国民党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已经完全克服。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缓解了根据地严重的物质困难，提高了军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弘扬了我们民族传统的艰苦奋斗作风。1938年毛泽东曾经对陕北公学毕业生指出，只有具备坚强的意志、不怕牺牲、敢于奋斗的精神，才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去建立属于我们的新中国。毛泽东号召，中国青年要继承“永久奋斗”的革命传统，要肩负起解放中华民族的重任，勇往直前不懈努力地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抗日战争的征途上困难还很多，你们要下一个更大的决心——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4]p119。
总之，在规模浩大的大生产运动中，军民合作，团结一心，培养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也确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三、军事动员——再现民族团结精神
1934年4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强调：“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5]p1588。毛泽东认为，“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1]p423。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省的洛川，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军事方针。会议表明，把抗日战争发展为全国、全民族的抗战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洛川会议还决定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根据会议精神，共产党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了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4]p19这是毛泽东在1937年9月21日发出的一份电报。1937年10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独立团、骑兵营和两个不完整的连共约2000人留在五台山区，在聂荣臻的带领下向察南、冀西发展。这一带国民党政权已经瓦解，土匪、兵痞四处在群众中抢劫，日寇、汉奸在中华大地烧杀抢掠。第一一五师到达后，即派出工作团去各地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成立工、农、商、学、妇女、青年各界救亡团体。人民群众纷纷拿起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枪支，勇敢地站出来保家卫国。各县纷纷成立义勇军、游击队、自卫军。战地动员委员会还担负临时政权的任务，实行减租减息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各项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1937年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创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期，晋察冀边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在华北深入开辟根据地时，新四军在华中地区也开展了积极的斗争。为牵制日军主力，新四军在长江南北进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为以后在华中地区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本格局。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预见出战争的三个阶段和胜利的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必须动员全国的军队、人民加入到抗日战争的大潮中，才能使战争的胜利由可能变为现实，最终取得胜利。对于任何战争，武器是不可或缺的有利因素，但不是最终决定胜利的条件，战争胜利与否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毛泽东反复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民众之间蕴藏着抗日战争的伟大力量。日本军队看到中国民众处于没有组织的状态，才敢肆无忌惮地侵略我们。若人民群众可以团结一致，形成组织严密的救亡团体和群众武装，我们的民族就会充满力量，日本侵略者必将走向失败。在敌后根据地进行反“扫荡”的困难日子里，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提出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1942年9月1日，《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要使各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军事、政治、经济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
从这些“指示”“决定”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斗争中可以看出其贯穿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发动人民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党在军事方面的群众动员真正展示出了全民族抗战的壮丽画卷。不仅仅军人战士走上前线英勇抗敌，普通的民众也纷纷在动员之中团结御侮，在这样众志成城的抗战过程中，体现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团结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指出：“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3]p1032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御侮，肩负民族大业，这是民族精神的又一种弘扬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胜利的又一精神基础。 四、文化动员——重塑自强不息精神
在抗战时期的群众动员工作中，文化动员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党组织主要通过开展教育和文艺活动，采取群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运动形式，来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激发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意识。
全面抗战拉开帷幕后，日本侵略者在殖民地推行奴化教育，使广大农村地区党的抗日政策宣传受到严重影响。加上农民群众生活艰苦、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导致农村地区文盲率较高，整体呈现较低的文化素质。
为了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加强文化动员，1938年11月，毛泽东将党的教育政策明确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6]p33。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认识到国民的精神意志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开始发起了国民抗战精神总动员运动。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提到，在当下的时刻，虽然实现了团结抗日，这是重要的基础，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还没有实现真正统一，所以文化精神上的宣传动员是很有必要的。中共中央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于1939年4月5日、26日、27日先后发出《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5月1日，毛泽东又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中共希望全国各界先进人士，团结一致，积极努力，使国民精神总动员这一运动可以顺利开展。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指明了深入动员群众参加并坚持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在抗日民主地区开展国民教育。
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无论是在开展文艺工作或是其他工作时都要如此。文艺创作来源于人民群众和日常生活，所以文艺作品要起到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作用，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部队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演唱运动、枪杆诗运动。兵演兵、兵写兵、兵唱兵，搞得热火朝天。农村中，以抗日斗争、阶级斗争、生产劳动为主题的秧歌和诗歌大量出现，秧歌队和戏剧团纷纷成立，自编自演，群众运动高涨。
文化动员工作开启民智，鼓舞士气，激发了民族情怀，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确保了中国人民顺利度过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也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处处发动群众的力量，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开展群众动员与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了“全民族抗战”，发挥了人民群众“汪洋大海”般势不可挡的力量。在近代，可以说我们“丢失”了传统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亟须进行现代性重构，即中华民族需要培育能够反映我们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崭新面貌的民族精神。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与教育工作中，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回归与重构。
抗日战争孕育出了传统而又现代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内在精神支撑，激发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伟大的抗日战争为民族精神的重构提供了历史契机，但是我们更应看到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群众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出的巨大贡献。党的群众动员工作成功地发动了人民力量，实现了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自信心回归，彻底改变了近代历史上卑躬屈膝的民族状态。这些民族精神亦是当代社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在结合传统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特色重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8）[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6]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责任编辑/彭月才
一、政治动员——重构民族自信心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在较短的时间内侵占了我国许多城市和地区。汪精卫之流声称战必败、和未必大乱，导致整个国家受到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的严重影响。为了鼓舞士气和斗志，从政治、组织、思想上发动军民参与抗战，激发全体军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提高全体抗日人民的胜利信心，重构中华民族自信心，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动员工作。
毛泽东曾提到：“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着。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1]p480而一旦“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1]p480。所以，为了广泛发动群众并激发群众抗日的积极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非常重视对群众的政治动员工作。为了转变群众“抗战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这些思想观念，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1936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横行华北，全国丧亡迫在眼前。它乃我中华最大之敌人。“炎黄华胄之族，均应一致奋起，团结为国。”“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以一当十，是我精神，以十当一，是我实力。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必倒，胜败之数，不辩自明。”[2]p383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必胜的民族自信心以及对全民抗战的热切期望。为了达到动员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强调政治动员的内容与抗日战争时期人民群众需求的契合性，而且非常注重政治动员形式的有效性。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政治动员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进行爱国主义宣传，以增强群众对战争形势的深刻认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指明我国抗战正处于一个严重困难的关头这一现状，但是一些领土和城市的暂时得失是不能决定中日战争最后结局的。毛泽东对中日之间力量对比以及世界局势做了详细分析，以此告诫那些缺乏自信心、存有失败主义思想的群众，批评速胜论和亡国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1]p514-515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中华民族不可避免会有很大牺牲，但是毛泽东信心满满地指出，中国人民战胜侵略者是必然事件，新中国的创立也是必然的。二是大力进行根据地的政治建设，发展根据地民主事业，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和政治认同感，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为了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参战意识，培养群众的抗日热情，唤起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动员广大群众真正投入到抗战中去，中国共产党创造了众多政治动员方式，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报刊宣传和成立抗日团体。首先，报刊宣传承载了政治动员的重要任务。抗日战争中的大批文化工作者克服重重阻碍，奔向抗日根据地，他们以新民主主义的方针为根据，以报刊为载体，开展了广泛的文化宣传工作。例如，在陕甘宁边区办起了《新中华报》（后改为《解放日报》）和《八路军军政杂志》《中国工人》《中国青年》《中国妇女》等杂志，其他抗日根据地也出版了各种报刊。墙报、黑板报在基层更是普及。在党的大力宣传中，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被鼓舞，人民大众开始逐渐深入地了解战争、参与战争。
其次，成立抗日团体。抗战时期，全国各界组成了各种抗日团体。根据工人、农民、妇女、儿童、青年不同的政治觉悟，把他们吸收到不同的团体中。通过有严格纪律约束的团体对人民群众进行政治上的动员，是可以起到立竿见影效果的，因为各团体是由严密的组织关系和严格的权力体系结合形成的。从组织团体来动员群众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的最强有力的方式。矿区工会、国防企业工会等在工人中建立。广大工人群众被动员起来积极加入到抗日队伍中，全国各地建立了工人武装。农救会、农民抗日救国团是农民的主要组织形式，在抗战中被发动的农民为抗战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例如部分农民积极参军、帮助掩护伤员。青年群体发挥自己活跃的特性，组织形式呈现出丰富多样性，例如青年救国会、青年抗日救国团、青年抗日先锋队等。妇女这一群体也没有落后，成立了姊妹团、妇救会等组织。由此可见，各个群体都通过建立有组织的团体，积极地投入到抗日救国的运动中，群众的民族意识被唤起。
随着政治动员的深入，全国人民从根本上认清了团结抗日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重要升华，最大的表现就是重拾民族自信心。对于在抗日战争中处于相对劣势的中华民族而言，民族自信是争取抗战胜利的重要“武器”。
二、经济动员——激发艰苦奋斗之精神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限制，加之日军对根据地实施“三光政策”，中国共产党面临严峻的经济考验。怎样才能在艰难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调动人力、物力、财力，以满足长期抗战的需要，这成为摆在党的群众动员工作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再加上广大农村地区本身存在的阶级利益冲突，这导致农民生存条件落后，农民也迫切需要颠覆旧的经济关系，提高自身的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为此，为了从经济上应付战争及突发情况，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生产与抗战的积极性，从而为根据地的物资需要提供保障，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奠定物质基础，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地区开展了广泛的经济动员活动。这些活动客观上培养了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根据地一直强调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重要性，在各项工作中都深入地发动了群众运动，例如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建设工作等，而大生产运动表现最为突出。 在1941年到1942年间，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发生极大困难，这是日本侵略者的连续“扫荡”和严重摧残以及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困和封锁造成的。水旱灾荒等也带来了严重影响。各根据地感到粮食、医药、棉布、子弹以及日用品相当匮乏。广大人民群众和士兵经受着几乎无衣可穿、无粮可吃、无被可盖的困苦生活。出路何在呢？克服经济困难的根本途径只有自力更生。毛泽东向解放区军民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只有自己动手才能避免饿死和解散这两种悲惨的选择。共产党需要广泛深入地团结群众、克服困难，需要加强对敌斗争，而做到这些最必要的政策措施就是大规模地推动生产发展与进步。1943年11月，毛泽东要求“把群众组织起来，把一切老百姓的力量、一切部队机关学校的力量、一切男女老少的全劳动力半劳动力，只要是可能的，就要毫无例外地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劳动大军”[3]p928。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部队、学校师生和劳动人民纷纷上阵，在党中央领导人的带领下参加生产劳动。在大生产运动中，工业也发展起来了。到1943年，国民党封锁所造成的经济困难已经完全克服。
大生产运动的开展，不仅缓解了根据地严重的物质困难，提高了军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弘扬了我们民族传统的艰苦奋斗作风。1938年毛泽东曾经对陕北公学毕业生指出，只有具备坚强的意志、不怕牺牲、敢于奋斗的精神，才有把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去建立属于我们的新中国。毛泽东号召，中国青年要继承“永久奋斗”的革命传统，要肩负起解放中华民族的重任，勇往直前不懈努力地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抗日战争的征途上困难还很多，你们要下一个更大的决心——不怕任何艰难困苦向前迈进的决心”[4]p119。
总之，在规模浩大的大生产运动中，军民合作，团结一心，培养了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时也确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
三、军事动员——再现民族团结精神
1934年4月，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中强调：“中国人民只有自己起来救自己——中国人民唯一自救和救国的方法，就是大家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就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换言之，就是中国人民自动对日作战”[5]p1588。毛泽东认为，“建立根据地不可分离的第三个条件，就是用一切力量，包括武装部队的力量在内，去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1]p423。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省的洛川，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治、军事方针。会议表明，把抗日战争发展为全国、全民族的抗战是夺取抗战胜利的关键所在。洛川会议还决定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破坏敌人后方，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根据会议精神，共产党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展开了一场广泛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侧翼，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4]p19这是毛泽东在1937年9月21日发出的一份电报。1937年10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的独立团、骑兵营和两个不完整的连共约2000人留在五台山区，在聂荣臻的带领下向察南、冀西发展。这一带国民党政权已经瓦解，土匪、兵痞四处在群众中抢劫，日寇、汉奸在中华大地烧杀抢掠。第一一五师到达后，即派出工作团去各地组织战地动员委员会，成立工、农、商、学、妇女、青年各界救亡团体。人民群众纷纷拿起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枪支，勇敢地站出来保家卫国。各县纷纷成立义勇军、游击队、自卫军。战地动员委员会还担负临时政权的任务，实行减租减息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各项政策，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1937年11月7日，成立了晋察冀军区，创立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后期，晋察冀边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在华北深入开辟根据地时，新四军在华中地区也开展了积极的斗争。为牵制日军主力，新四军在长江南北进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为以后在华中地区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本格局。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预见出战争的三个阶段和胜利的可能性。毛泽东指出，必须动员全国的军队、人民加入到抗日战争的大潮中，才能使战争的胜利由可能变为现实，最终取得胜利。对于任何战争，武器是不可或缺的有利因素，但不是最终决定胜利的条件，战争胜利与否是由人民群众决定的。毛泽东反复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民众之间蕴藏着抗日战争的伟大力量。日本军队看到中国民众处于没有组织的状态，才敢肆无忌惮地侵略我们。若人民群众可以团结一致，形成组织严密的救亡团体和群众武装，我们的民族就会充满力量，日本侵略者必将走向失败。在敌后根据地进行反“扫荡”的困难日子里，1941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提出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1942年9月1日，《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提出要使各抗日根据地领导一元化，军事、政治、经济工作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
从这些“指示”“决定”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斗争中可以看出其贯穿的核心思想，就是要发动人民战争，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党在军事方面的群众动员真正展示出了全民族抗战的壮丽画卷。不仅仅军人战士走上前线英勇抗敌，普通的民众也纷纷在动员之中团结御侮，在这样众志成城的抗战过程中，体现出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团结精神。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指出：“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3]p1032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御侮，肩负民族大业，这是民族精神的又一种弘扬方式，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战胜利的又一精神基础。 四、文化动员——重塑自强不息精神
在抗战时期的群众动员工作中，文化动员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党组织主要通过开展教育和文艺活动，采取群众易于接受、喜闻乐见的运动形式，来提高群众的知识水平，激发人民大众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意识。
全面抗战拉开帷幕后，日本侵略者在殖民地推行奴化教育，使广大农村地区党的抗日政策宣传受到严重影响。加上农民群众生活艰苦、受教育的权利被剥夺，导致农村地区文盲率较高，整体呈现较低的文化素质。
为了提升农民文化素质，加强文化动员，1938年11月，毛泽东将党的教育政策明确为“实行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6]p33。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民政府认识到国民的精神意志在抗战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而开始发起了国民抗战精神总动员运动。国民政府公布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中提到，在当下的时刻，虽然实现了团结抗日，这是重要的基础，但是从精神层面来说还没有实现真正统一，所以文化精神上的宣传动员是很有必要的。中共中央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于1939年4月5日、26日、27日先后发出《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指示》《为开展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告全党同志书》《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第二次指示》。5月1日，毛泽东又作《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演讲。中共希望全国各界先进人士，团结一致，积极努力，使国民精神总动员这一运动可以顺利开展。1940年3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展抗日民主地区的国民教育的指示》，指明了深入动员群众参加并坚持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在抗日民主地区开展国民教育。
1942年5月，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无论是在开展文艺工作或是其他工作时都要如此。文艺创作来源于人民群众和日常生活，所以文艺作品要起到教育人民、团结人民的作用，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部队中开展了大规模的演唱运动、枪杆诗运动。兵演兵、兵写兵、兵唱兵，搞得热火朝天。农村中，以抗日斗争、阶级斗争、生产劳动为主题的秧歌和诗歌大量出现，秧歌队和戏剧团纷纷成立，自编自演，群众运动高涨。
文化动员工作开启民智，鼓舞士气，激发了民族情怀，对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精神的形成起到了催化作用。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确保了中国人民顺利度过抗日战争的困难时期，也正是这种精神支撑着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处处发动群众的力量，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开展群众动员与教育工作，真正做到了“全民族抗战”，发挥了人民群众“汪洋大海”般势不可挡的力量。在近代，可以说我们“丢失”了传统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精神亟须进行现代性重构，即中华民族需要培育能够反映我们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崭新面貌的民族精神。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群众动员与教育工作中，中华民族精神得到了回归与重构。
抗日战争孕育出了传统而又现代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内在精神支撑，激发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伟大的抗日战争为民族精神的重构提供了历史契机，但是我们更应看到中国共产党引领人民群众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作出的巨大贡献。党的群众动员工作成功地发动了人民力量，实现了全民族抗战。抗日战争时期，民族自信心回归，彻底改变了近代历史上卑躬屈膝的民族状态。这些民族精神亦是当代社会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不可缺少的精神财富。中国共产党在结合传统中华民族精神与时代特色重构现代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5]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8）[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3.
[6]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
责任编辑/彭月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