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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于一年前的武汉治庸问责，继电视问政后，今年再次推出网络问政直播，步步深入，把官员推到公众面前。
风暴过后，武汉正在酝酿长效机制建设，期望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在解决突出问题、民评民议、考核问责等方面建立起制度体系，在治庸问责上能走得更远。
自去年4月6日以来，武汉治庸问责“风暴”共问责856人。很多人一开始担心，会不会只是热闹一阵子。而如今，“风暴”所持续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正逐渐打消人们的疑虑。继独创电视问政后，武汉市于今年5月8日又相继举行了四场网络问政直播，“治庸问责”风暴进一步广开言路，27家承诺单位的负责人站到问政台前，接受武汉市民的轮番考验。
从去年的电视问政到刚刚结束的网络问政，武汉市以直播的形式，不断把官员推到公众面前。首场网络问政的主题是保障房质量和违章建筑，现场被“找茬”最多的武汉市城管局副局长袁建梅，当天下午就赶到网友反映的违建房小区了解情况。
从武汉市纪委抽调到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办公室（以下简称治庸办）的宣教室主任吴忠新对记者透露，市治庸办已经提交建议，将目前的临时性机构转变为常设机构，同时在市纪委、市监察局增设绩效管理监察室，各区也可参照设立常设机构。
治庸问责正在进入深水区。在5月11日治庸办向武汉市领导的汇报材料中提到，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显现：相当一部分干部认为治庸问责是阶段性工作，思想已经开始松懈，一些单位工作落实不力，内部监督问责手软。
据记者采访获悉，在5月9 日召开的武汉市委市政府“治庸问责长效机制建设”相关制度草案论证会上，《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作为重要内容在会上被热议。
该意见期望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在解决突出问题、民评民议、考核问责等方面建立起制度体系，在治庸问责上能走得更远。
6月10日，湖北省省委书记李鸿忠在该省第十次党代会上与武汉代表团代表座谈时提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天时”、“地利”、“人和”均已具备，要求武汉市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重振“大武汉”的雄风。
为检验武汉市上半年各责任单位承诺整改落实情况，市治庸问责办和市广播影视局将于6月26日—7月4日，逢双日晚8点—9点20分，再次联合举办“2012”十个突出问题"电视问政”活动。
周年考
去年4月6日，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召开，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
风暴的形成源于一份《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暴露了武汉市在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思想观念落后，服务意识和能力不强；审批项目多、审批程序复杂、审批时限长……
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庸、懒、散等问题，使武汉患上“重症肌无力”的病症。很快，以“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为主要内容的“治庸问责风暴”开始席卷武汉。
此后，一批批案例公之于众：汉南区副区长万继承作风懒散、涉嫌经济犯罪；市工商局副局长熊俊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市水务局局长姜铁兵排渍不力；市交管局政委王斌、局长唐昌文对三环线“5·22”交通拥堵失察……
一年过去，治庸和问责都还在继续，被问责官员的数据在不断更新，一系列暗访督查也在启动。
今年3月1日，30余部门一把手对社会公开承诺整治新一批十大突出问题。“五一”小长假前一天，该市治庸问责办兵分4路，暗访25个市、区政府部门，东西湖区卫生局公共卫生法规监督科科长李新德因上班打麻将被撤职。
此外，“治庸风暴”在不断升级。原“治庸办”、“优化办”整合成“治庸问责办”，7个小组已全面运转。将“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纳入民评民议，变集中测评一年一次为一季度一次，及时向社会公布测评结果，年终计入各单位绩效成绩。在启动网络问政的同时，电视问政改一年一次为一年两次。
一年的治庸，到底给武汉带来了哪些变化？武汉四美塘中学教师庞燕萍对记者说，很难用一个分数来衡量武汉这一年的变化，但至少“百姓遇到问题，有地方可以去表达了”。
总是自称“一个普通志愿者”的的庞艳萍热心公共事务。自从2008年开始，她就报名成为武汉市党风政风监督志愿者，此外还身兼食品药品党风廉政志愿者、旅游质量社会监督员等。仅在今年4月，她就递交了七份暗访报告，涉及小餐饮无证经营、市民乘公交车难、建筑垃圾、长江排污口等多个问题。
除了发现身边衣食住行的小问题，庞燕萍也在思考这场风暴的深层次内核：“‘治庸问责风暴’不能只靠外面吹（群众投诉举报、媒体曝光、上级巡视监察）。更何况在那些深宅大院中的公仆们，门口有保安甚至武警站岗，非一般人所能暗访得见。上级领导也不可能天天巡视监察。这就要求公仆们必须自律，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
长效机制新命题
不开表彰会、总结会，治庸没有终点，不会画上句号，这是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多个公开场合表达的决心。
“有些媒体质疑，既然搞了一年了，为什么在暗访中还发现这么多问题，说明没有效果。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理解，任何阶段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也体现了治庸问责的长期性。”吴忠新对记者说。
在大多数舆论意见看来，以“打造全国发展软环境最优城市”为目标的武汉市，治庸成效明显，主要表现在城市面貌改变、投资环境改善、干部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但是，治庸行动能持续多久？治庸问责需要上升到制度的层面并固定下来，逐步建立长效机制。
事实上，这也是当前武汉治庸问责领导小组的最核心关切。在记者从武汉市治庸办提供的一份材料中显示，治庸办已经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初稿），并提交市领导小组进行审议。
该方案共分7部分20条内容，意在以一系列的制度构成制度链条，最终形成长效机制。此外，关于理清部门职责、健全责任体系，组建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常设工作机构、实施一次性告知制度、设立治庸问责群众监督奖、实行问责工作责任制等一系列办法和草案都正在制定或完善中。 在这些制度设计下，一些治庸问责风暴中被验证有效的经验将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
梳理和重新界定各部门职责，解决职能交叉重叠、边界不清晰，出了问题打不到板子的问题是此次治庸问责的基础性工作。例如，对餐饮行业的油烟扰民顽症来说，过去的做法是，有证照的由环保局负责，无证照的由工商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露天占道经营的由城管局负责。而在“一件事由一个部门负责”、“一件事有一个部门牵头”新规下，由市环保局为工作牵头责任单位，负责建立市油烟扰民治理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市相关工作。
建立有责必究的“买单制”是另一个重要经验。按照酝酿中的《关于实行问责工作责任制的暂行办法》。各单位对发现的问题，必须于当日启动调查程序，查实的，要按照相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问责。将问责工作纳入全市党风廉政建设绩效考核，单位不积极主动开展问责工作，上级部门发现问题查实的，要在年底考核时予以扣分。落后单位连续两年“黄牌”，主要负责人免职。
深水区的难题
工作落实不力和监督问责手软，是武汉市治庸办在今年5月向市治庸问责领导小组进行的汇报中提及的主要问题。
这与庞燕萍的感受和判断相吻合，“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已经大有改观了，但例如打车难、菜价贵、交通拥堵等仍存在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治庸办调研后认为，一些单位对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工作不够重视，满足于提具体要求，工作停留在表面，落实深度不够，一些干部缺乏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勇气。
而导致监督问责手软则涉及更为深层的制度困境。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的一篇评论认为，治庸的现实困境在于单位内部问责的“不便”开启。碍于情面、隶属关系等状况，一些部门在内部治庸工作上的主动性不够，发现问题、揭露问题仍然主要靠外部力量，被动等待治庸，疲于应对问责。
武汉市城管局纪检组长吴舰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市城管局也就一些突出问题面向社会做出了整改承诺，但由于城管体制并非垂直管理，就算基层出了问题他们也无法干涉。他还表示，自去年7月启动的“大城管体制”目前也只是虚设，没有固定编制、人员和经费，在管理和问责上都难有实际作为。
尽管自去年4月以来已经有八百余人被问责，但除少数被媒体通报外，大部分未通报的被问责人员仍然是个敏感话题。武汉市城管局办公室负责人就此话题也三缄其口，不愿对记者提及。
高度依赖治庸办导致的单位内部治庸机制欠缺成为一个最大的潜在危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晓林针对治庸问责风暴撰文指出，行政组织内部形成了具有惰性特征的利益关系网络或联盟。而要打破这种网络，在行政系统缺乏开放性，外部制度竞争尚未形成，社会力量制约不足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内部的行政力量来打破这一格局。
“治庸办的作用目前是不可取代的，但会始终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持续的问责风暴和制度建设来实现治庸的深入、常态、规范。”吴忠新对记者表示。
风暴过后，武汉正在酝酿长效机制建设，期望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在解决突出问题、民评民议、考核问责等方面建立起制度体系，在治庸问责上能走得更远。
自去年4月6日以来，武汉治庸问责“风暴”共问责856人。很多人一开始担心，会不会只是热闹一阵子。而如今，“风暴”所持续的力度、广度和深度，正逐渐打消人们的疑虑。继独创电视问政后，武汉市于今年5月8日又相继举行了四场网络问政直播，“治庸问责”风暴进一步广开言路，27家承诺单位的负责人站到问政台前，接受武汉市民的轮番考验。
从去年的电视问政到刚刚结束的网络问政，武汉市以直播的形式，不断把官员推到公众面前。首场网络问政的主题是保障房质量和违章建筑，现场被“找茬”最多的武汉市城管局副局长袁建梅，当天下午就赶到网友反映的违建房小区了解情况。
从武汉市纪委抽调到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办公室（以下简称治庸办）的宣教室主任吴忠新对记者透露，市治庸办已经提交建议，将目前的临时性机构转变为常设机构，同时在市纪委、市监察局增设绩效管理监察室，各区也可参照设立常设机构。
治庸问责正在进入深水区。在5月11日治庸办向武汉市领导的汇报材料中提到，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显现：相当一部分干部认为治庸问责是阶段性工作，思想已经开始松懈，一些单位工作落实不力，内部监督问责手软。
据记者采访获悉，在5月9 日召开的武汉市委市政府“治庸问责长效机制建设”相关制度草案论证会上，《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征求意见稿)作为重要内容在会上被热议。
该意见期望通过一系列制度设计，在解决突出问题、民评民议、考核问责等方面建立起制度体系，在治庸问责上能走得更远。
6月10日，湖北省省委书记李鸿忠在该省第十次党代会上与武汉代表团代表座谈时提出，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天时”、“地利”、“人和”均已具备，要求武汉市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重振“大武汉”的雄风。
为检验武汉市上半年各责任单位承诺整改落实情况，市治庸问责办和市广播影视局将于6月26日—7月4日，逢双日晚8点—9点20分，再次联合举办“2012”十个突出问题"电视问政”活动。
周年考
去年4月6日，武汉市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召开，掀起“责任风暴”，实施“治庸计划”。
风暴的形成源于一份《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的调查报告。该报告暴露了武汉市在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存在的种种问题：思想观念落后，服务意识和能力不强；审批项目多、审批程序复杂、审批时限长……
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庸、懒、散等问题，使武汉患上“重症肌无力”的病症。很快，以“治庸提能、治懒提效、治散提神、治软提劲”为主要内容的“治庸问责风暴”开始席卷武汉。
此后，一批批案例公之于众：汉南区副区长万继承作风懒散、涉嫌经济犯罪；市工商局副局长熊俊滥用职权、收受贿赂；市水务局局长姜铁兵排渍不力；市交管局政委王斌、局长唐昌文对三环线“5·22”交通拥堵失察……
一年过去，治庸和问责都还在继续，被问责官员的数据在不断更新，一系列暗访督查也在启动。
今年3月1日，30余部门一把手对社会公开承诺整治新一批十大突出问题。“五一”小长假前一天，该市治庸问责办兵分4路，暗访25个市、区政府部门，东西湖区卫生局公共卫生法规监督科科长李新德因上班打麻将被撤职。
此外，“治庸风暴”在不断升级。原“治庸办”、“优化办”整合成“治庸问责办”，7个小组已全面运转。将“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纳入民评民议，变集中测评一年一次为一季度一次，及时向社会公布测评结果，年终计入各单位绩效成绩。在启动网络问政的同时，电视问政改一年一次为一年两次。
一年的治庸，到底给武汉带来了哪些变化？武汉四美塘中学教师庞燕萍对记者说，很难用一个分数来衡量武汉这一年的变化，但至少“百姓遇到问题，有地方可以去表达了”。
总是自称“一个普通志愿者”的的庞艳萍热心公共事务。自从2008年开始，她就报名成为武汉市党风政风监督志愿者，此外还身兼食品药品党风廉政志愿者、旅游质量社会监督员等。仅在今年4月，她就递交了七份暗访报告，涉及小餐饮无证经营、市民乘公交车难、建筑垃圾、长江排污口等多个问题。
除了发现身边衣食住行的小问题，庞燕萍也在思考这场风暴的深层次内核：“‘治庸问责风暴’不能只靠外面吹（群众投诉举报、媒体曝光、上级巡视监察）。更何况在那些深宅大院中的公仆们，门口有保安甚至武警站岗，非一般人所能暗访得见。上级领导也不可能天天巡视监察。这就要求公仆们必须自律，必须要有一个完善的管理制度”。
长效机制新命题
不开表彰会、总结会，治庸没有终点，不会画上句号，这是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在多个公开场合表达的决心。
“有些媒体质疑，既然搞了一年了，为什么在暗访中还发现这么多问题，说明没有效果。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理解，任何阶段都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这也体现了治庸问责的长期性。”吴忠新对记者说。
在大多数舆论意见看来，以“打造全国发展软环境最优城市”为目标的武汉市，治庸成效明显，主要表现在城市面貌改变、投资环境改善、干部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但是，治庸行动能持续多久？治庸问责需要上升到制度的层面并固定下来，逐步建立长效机制。
事实上，这也是当前武汉治庸问责领导小组的最核心关切。在记者从武汉市治庸办提供的一份材料中显示，治庸办已经起草了《关于进一步建立健全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长效工作机制的意见》（初稿），并提交市领导小组进行审议。
该方案共分7部分20条内容，意在以一系列的制度构成制度链条，最终形成长效机制。此外，关于理清部门职责、健全责任体系，组建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常设工作机构、实施一次性告知制度、设立治庸问责群众监督奖、实行问责工作责任制等一系列办法和草案都正在制定或完善中。 在这些制度设计下，一些治庸问责风暴中被验证有效的经验将以制度的形式固化下来。
梳理和重新界定各部门职责，解决职能交叉重叠、边界不清晰，出了问题打不到板子的问题是此次治庸问责的基础性工作。例如，对餐饮行业的油烟扰民顽症来说，过去的做法是，有证照的由环保局负责，无证照的由工商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露天占道经营的由城管局负责。而在“一件事由一个部门负责”、“一件事有一个部门牵头”新规下，由市环保局为工作牵头责任单位，负责建立市油烟扰民治理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全市相关工作。
建立有责必究的“买单制”是另一个重要经验。按照酝酿中的《关于实行问责工作责任制的暂行办法》。各单位对发现的问题，必须于当日启动调查程序，查实的，要按照相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问责。将问责工作纳入全市党风廉政建设绩效考核，单位不积极主动开展问责工作，上级部门发现问题查实的，要在年底考核时予以扣分。落后单位连续两年“黄牌”，主要负责人免职。
深水区的难题
工作落实不力和监督问责手软，是武汉市治庸办在今年5月向市治庸问责领导小组进行的汇报中提及的主要问题。
这与庞燕萍的感受和判断相吻合，“窗口行业的服务态度已经大有改观了，但例如打车难、菜价贵、交通拥堵等仍存在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治庸办调研后认为，一些单位对治庸问责、优化发展环境工作不够重视，满足于提具体要求，工作停留在表面，落实深度不够，一些干部缺乏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的勇气。
而导致监督问责手软则涉及更为深层的制度困境。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的一篇评论认为，治庸的现实困境在于单位内部问责的“不便”开启。碍于情面、隶属关系等状况，一些部门在内部治庸工作上的主动性不够，发现问题、揭露问题仍然主要靠外部力量，被动等待治庸，疲于应对问责。
武汉市城管局纪检组长吴舰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市城管局也就一些突出问题面向社会做出了整改承诺，但由于城管体制并非垂直管理，就算基层出了问题他们也无法干涉。他还表示，自去年7月启动的“大城管体制”目前也只是虚设，没有固定编制、人员和经费，在管理和问责上都难有实际作为。
尽管自去年4月以来已经有八百余人被问责，但除少数被媒体通报外，大部分未通报的被问责人员仍然是个敏感话题。武汉市城管局办公室负责人就此话题也三缄其口，不愿对记者提及。
高度依赖治庸办导致的单位内部治庸机制欠缺成为一个最大的潜在危机。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徐晓林针对治庸问责风暴撰文指出，行政组织内部形成了具有惰性特征的利益关系网络或联盟。而要打破这种网络，在行政系统缺乏开放性，外部制度竞争尚未形成，社会力量制约不足的情况下，只有依靠内部的行政力量来打破这一格局。
“治庸办的作用目前是不可取代的，但会始终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持续的问责风暴和制度建设来实现治庸的深入、常态、规范。”吴忠新对记者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