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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8月，正值我初二的暑假，在这段日子里，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离家出走。带着从外公外婆和弟弟妹妹手中诓来的14元钱，我和同一个院子的申国宝，还有同学王小勇一起，丢掉令我们头大的作业，甩开让我们恐惧的爸爸妈妈，背着自己心爱的小人书和女同学送的小影集上路。王小勇还背着他爸当年在山里剿匪缴获的马刀——我们这次不太成功的离家出走，就是被那败家玩意儿给终结了的，这当然是后话了。
我们三个虽然都“离家出走”，但性质完全不一样。我的出走，虽然也有迫在眼前的报名与不想做的厚厚一摞作业的逼迫，但多少也有些理想主义色彩在里面。那时爱听的歌曲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随着白云去流浪，要去走四方，我像那孤雁难寻避风的海港”“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那些把远方和流浪描绘得异常美妙的歌曲，伴以年少懵懂的想象，让我相信，在夕阳那边，有我所不知道的一个美好世界，有沙滩、蜗居、椰树、夕阳。即便没有这些，至少没有做不完的作业和拉长了脸的老师，以及用鸡毛掸子与我们“对话”的父母。这些已是非常诱惑人的理由了。
申国宝的出走理由与我不一样，他有四个姐姐，父母为了生他费尽了周折，因此，他在家中享受着霸王级的待遇。但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想出走的理由有一半是受了我那些关于流浪的歌曲影响，另一半更不可理喻：他是想看看，这个以他为中心的七口之家，在他突然消失之后会出现怎样热闹的景象。
王小勇的出走理由很常规。他爸是转业军人，是我们本地一家企业的书记，家庭条件颇好，唯一的缺陷是他爸的性格太暴躁，且坚决认定孩子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于是，无论大错小错，都是一顿老拳，这使得王小勇常怀不平之心，认为在他与父亲这种重量级不对等的拳击赛中，要想取胜的唯一机会便是找个武林高手，最好在少林寺或武当山学得一技之长，至少能在与父亲的对峙中以技巧之长补身板之拙，使自己脱离父亲想打多久就打多久，想打哪儿就打哪儿的弱势地位。他的出走理由是上山学武功，回来找父亲报仇。
我们虽然理由不同，但目标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并密谋定好了出行的日期和路线：先坐火车到成都，然后再伺机转车去河南，去少林寺看看能不能找个师傅——这几乎成为我们那个时代所有半大小子离家出走的动机，一年前那部风靡世界的电影，成了很多少年的离家指南。我虽然对学武功没有特别迫切的愿望，但看他二位神情激昂的样子，心想反正没有去过，去看看也无妨，兴许河南真有海风、椰树、沙滩呢？
我们到达成都时，天已黑了，在成都火车北站享受了片刻的自由，每个人吃下五六个大头菜夹锅盔之后，趁着夜色爬上一辆拉菜的车。之所以选它，是因为车有帆布篷，可以遮雨——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将我们的行程完全浇乱。申国宝嘴唇哆嗦着想回家，王小勇很鄙视他，我则倾向于先找个地方躲雨，三方意见一综合，于是就上了那辆拉菜车，接下来两天的噩梦由此拉开。
在叮叮咚咚的雨声中不知走了多久，车停了，雨篷被拉开，原先想好车一停就跳的计划瞬间变得茫然，待我们反应过来准备跑时，几支乌黑的枪简直指我们的头：“不许动！”
本来，我们说是离家出走的学生，应该可以混得过去，无奈当时正是刚刚开始的“严打”时期，而王小勇又带着那把该死的马刀，这让我们想说自己是啥都不可能了。几个公安人员和民兵将我们拎下车，用绳子拴住，拉到路旁一间小屋子里。我们蹲在墙角一段时问后，绳子上又拴了另外几个年纪比我们大的人，据说都和我们一样，身上背着家伙呢。
之后，我们像一串绳子拴着的虫子，被牵上一辆挂着篷布的货车，押送我们的人都穿着雨衣横端着枪，这让我莫名地想起电影里那些处决革命烈士的场景。申国宝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一脸哭相地看着我，倒是王小勇，毕竟是军人之后，脸上居然有几分凛然的神色。
过了很久，我们被拉到一处仓库模样的地方，同车的另一个年轻人小声说：“这里不是看守所。”他好像还有些经验。再仔细看看他身后，几个长相颇为反派的人虽然也低着头，但他们头上的刀疤或眼中暗含的凶气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负责接管的一位老公安似乎也看出我们与他们的不同，问押送的人：“把这几个鬼豆子（四川话，调皮小孩）带来干啥？”押送者说：“在菜车上检查时抓的，随身带着军用马刀，可能是流窜的小贼。”
事后多年我才知道，当晚我面对的，就是被称为“严打”的一次大型治安整肃，很多危害社会治安的团伙和犯罪分子受到拉网式的追击，并被“从重从快”地处理了。那位老公安似乎更相信自己的直觉，再一次问了我们的情况。我们三个哪里还敢有半点保留，竹筒倒豆子，战战兢兢地说出我们想去少林寺的想法。他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说：“瓜娃子（傻孩子），方向都整反了，这里是灌县，少林寺没有，青城派倒有一个！”
当晚他就要帮我们打电话联系家人，当时区域之间还需要长途转接，非常麻烦，加之正处在严打期间，电话也特别繁忙，他本人也会时不时出去接收新的被扣者，因此时不时又把我们的事搁置在一旁。我们像三只流浪的小狗，浑身精湿地蹲在水泥地上，时不时被旁边的人推一把或踢一脚，这给我的一生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那以后，我头脑中的所谓流浪、离家出走，就是一身精湿地坐在水泥地上受人推打，什么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都是骗人的。
那天夜里，三个少年离家出走的梦想被现实砸得粉碎。在阴冷的风中，我们身边传来一声声对前途充满恐惧的叹息。虽然我们知道自己没干什么坏事情，但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仍让我们忍不住浑身颤抖。
在之后的两天里，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罪犯：有杀了人还满不在乎想吃回锅肉的；有轮奸了同村女孩还以为可以回家收稻子的；有卖假药的骗子和翻拍从香港买回来的裸体扑克的；还有在家里办舞会的。最倒霉的是个小伙子谈恋爱和女友非法同居，被举报抓了现行……
我们被关在值班室里，算是区别对待，但门外彻夜的叹息和小声的嘀咕却令人惊心。
两天后，老公安在百忙之中终于用百忙的电话打通了王大勇爸爸办公室的电话，而他百忙的爸爸恰好存找寻我们的间隙中接到了电话，于是找了辆敞篷吉普，把我们三个接回家。王大勇的爸爸在现场痛揍了他一顿，申国宝回家当晚很平静，但第二天一大早被堵在床上，吃了这辈子最惨痛的一顿打。我也一直绷着神经，在等待父母对我来一次狂风骤雨般的惩罚，但我等来的除了母亲幽怨的眼神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了。多年后，母亲才悄悄告诉我：“之所以不打你，主要是怕你再跑。”其实她不知道，经此一折腾，我从此再没有要远行流浪的愿望了。
（摘自《读者·原创版》）
我们三个虽然都“离家出走”，但性质完全不一样。我的出走，虽然也有迫在眼前的报名与不想做的厚厚一摞作业的逼迫，但多少也有些理想主义色彩在里面。那时爱听的歌曲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随着白云去流浪，要去走四方，我像那孤雁难寻避风的海港”“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那些把远方和流浪描绘得异常美妙的歌曲，伴以年少懵懂的想象，让我相信，在夕阳那边，有我所不知道的一个美好世界，有沙滩、蜗居、椰树、夕阳。即便没有这些，至少没有做不完的作业和拉长了脸的老师，以及用鸡毛掸子与我们“对话”的父母。这些已是非常诱惑人的理由了。
申国宝的出走理由与我不一样，他有四个姐姐，父母为了生他费尽了周折，因此，他在家中享受着霸王级的待遇。但这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想出走的理由有一半是受了我那些关于流浪的歌曲影响，另一半更不可理喻：他是想看看，这个以他为中心的七口之家，在他突然消失之后会出现怎样热闹的景象。
王小勇的出走理由很常规。他爸是转业军人，是我们本地一家企业的书记，家庭条件颇好，唯一的缺陷是他爸的性格太暴躁，且坚决认定孩子三天不打就上房揭瓦。于是，无论大错小错，都是一顿老拳，这使得王小勇常怀不平之心，认为在他与父亲这种重量级不对等的拳击赛中，要想取胜的唯一机会便是找个武林高手，最好在少林寺或武当山学得一技之长，至少能在与父亲的对峙中以技巧之长补身板之拙，使自己脱离父亲想打多久就打多久，想打哪儿就打哪儿的弱势地位。他的出走理由是上山学武功，回来找父亲报仇。
我们虽然理由不同，但目标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并密谋定好了出行的日期和路线：先坐火车到成都，然后再伺机转车去河南，去少林寺看看能不能找个师傅——这几乎成为我们那个时代所有半大小子离家出走的动机，一年前那部风靡世界的电影，成了很多少年的离家指南。我虽然对学武功没有特别迫切的愿望，但看他二位神情激昂的样子，心想反正没有去过，去看看也无妨，兴许河南真有海风、椰树、沙滩呢？
我们到达成都时，天已黑了，在成都火车北站享受了片刻的自由，每个人吃下五六个大头菜夹锅盔之后，趁着夜色爬上一辆拉菜的车。之所以选它，是因为车有帆布篷，可以遮雨——一场突如其来的雨将我们的行程完全浇乱。申国宝嘴唇哆嗦着想回家，王小勇很鄙视他，我则倾向于先找个地方躲雨，三方意见一综合，于是就上了那辆拉菜车，接下来两天的噩梦由此拉开。
在叮叮咚咚的雨声中不知走了多久，车停了，雨篷被拉开，原先想好车一停就跳的计划瞬间变得茫然，待我们反应过来准备跑时，几支乌黑的枪简直指我们的头：“不许动！”
本来，我们说是离家出走的学生，应该可以混得过去，无奈当时正是刚刚开始的“严打”时期，而王小勇又带着那把该死的马刀，这让我们想说自己是啥都不可能了。几个公安人员和民兵将我们拎下车，用绳子拴住，拉到路旁一间小屋子里。我们蹲在墙角一段时问后，绳子上又拴了另外几个年纪比我们大的人，据说都和我们一样，身上背着家伙呢。
之后，我们像一串绳子拴着的虫子，被牵上一辆挂着篷布的货车，押送我们的人都穿着雨衣横端着枪，这让我莫名地想起电影里那些处决革命烈士的场景。申国宝似乎也有这样的感觉，一脸哭相地看着我，倒是王小勇，毕竟是军人之后，脸上居然有几分凛然的神色。
过了很久，我们被拉到一处仓库模样的地方，同车的另一个年轻人小声说：“这里不是看守所。”他好像还有些经验。再仔细看看他身后，几个长相颇为反派的人虽然也低着头，但他们头上的刀疤或眼中暗含的凶气是我们所不具备的。
负责接管的一位老公安似乎也看出我们与他们的不同，问押送的人：“把这几个鬼豆子（四川话，调皮小孩）带来干啥？”押送者说：“在菜车上检查时抓的，随身带着军用马刀，可能是流窜的小贼。”
事后多年我才知道，当晚我面对的，就是被称为“严打”的一次大型治安整肃，很多危害社会治安的团伙和犯罪分子受到拉网式的追击，并被“从重从快”地处理了。那位老公安似乎更相信自己的直觉，再一次问了我们的情况。我们三个哪里还敢有半点保留，竹筒倒豆子，战战兢兢地说出我们想去少林寺的想法。他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说：“瓜娃子（傻孩子），方向都整反了，这里是灌县，少林寺没有，青城派倒有一个！”
当晚他就要帮我们打电话联系家人，当时区域之间还需要长途转接，非常麻烦，加之正处在严打期间，电话也特别繁忙，他本人也会时不时出去接收新的被扣者，因此时不时又把我们的事搁置在一旁。我们像三只流浪的小狗，浑身精湿地蹲在水泥地上，时不时被旁边的人推一把或踢一脚，这给我的一生都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从那以后，我头脑中的所谓流浪、离家出走，就是一身精湿地坐在水泥地上受人推打，什么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都是骗人的。
那天夜里，三个少年离家出走的梦想被现实砸得粉碎。在阴冷的风中，我们身边传来一声声对前途充满恐惧的叹息。虽然我们知道自己没干什么坏事情，但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仍让我们忍不住浑身颤抖。
在之后的两天里，我们看到了那么多罪犯：有杀了人还满不在乎想吃回锅肉的；有轮奸了同村女孩还以为可以回家收稻子的；有卖假药的骗子和翻拍从香港买回来的裸体扑克的；还有在家里办舞会的。最倒霉的是个小伙子谈恋爱和女友非法同居，被举报抓了现行……
我们被关在值班室里，算是区别对待，但门外彻夜的叹息和小声的嘀咕却令人惊心。
两天后，老公安在百忙之中终于用百忙的电话打通了王大勇爸爸办公室的电话，而他百忙的爸爸恰好存找寻我们的间隙中接到了电话，于是找了辆敞篷吉普，把我们三个接回家。王大勇的爸爸在现场痛揍了他一顿，申国宝回家当晚很平静，但第二天一大早被堵在床上，吃了这辈子最惨痛的一顿打。我也一直绷着神经，在等待父母对我来一次狂风骤雨般的惩罚，但我等来的除了母亲幽怨的眼神之外，便什么也没有了。多年后，母亲才悄悄告诉我：“之所以不打你，主要是怕你再跑。”其实她不知道，经此一折腾，我从此再没有要远行流浪的愿望了。
（摘自《读者·原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