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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科普作家、教育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在身体瘫痪的情况下，他克服了巨大的病痛和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写下数百万字的科普作品，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就是高士其，天空中有一颗星以他为名。因为引导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他还被亲切地称为“高士其爷爷”。
2015年11月1日，是高士其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2015年江苏省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高士其诞辰110周年科普展作为一项重要活动向公众开放。为了弘扬高士其精神，我们特约高士其之子高志其先生撰写文章，为我们讲述“高士其爷爷”的故事。——编者
在2005年高士其百年诞辰之际，媒体和社会舆论就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高士其现象是怎样产生的？他的成就又是如何取得的？时间再回溯到1999年，《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这样写道：高士其的传人在哪里？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时代无法产生高士其这样的科普大家？
这个问题迄今未有答案，因而在今天，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高士其的成长道路。
文化、科学与哲学三位一体
高士其是怎样成长的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化的高士其、科学的高士其和哲学的高士其。
因为在任何一个领域，大家的成长必须是文、理、哲三者并重，如果以一棵大树来比喻的话，那么文化就是大树的树根，哲学则是大树的升华。由此可见文化作为基础的重要性。
高士其在3岁时，就读了《三字经》《幼学须知》《千字文》《百家姓》等书，而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尽在这些简单的经典之中了。4岁时，他又读了《大学》《中庸》，一篇八百字的《大学》他整整背诵了八百遍，倒背如流。每逢家里来客人时，祖父就把高士其叫出来，让他当众背诵。高士其则摇头晃脑、吐字清晰地背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幼小的高士其虽然不懂这些古文的明确意涵，但却充满了莫名的喜悦和兴奋。他隐约地感到在这些语言文字后面，是一扇精神世界的大门。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幼时所背诵的经典字义，都一一地被理解、消化和吸收了。文化的原理、传承的精神、历史的使命感也随之建立起来，当然，这与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和凌辱密切相关。
在小学时期，高士其几乎阅读了所有的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封神演义》《包公案》《儒林外史》《说岳全传》《七侠五义》等，还有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如《福尔摩斯探案集》《黑奴吁天录》等。同时，高士其白天在福州明伦小学上学，晚上祖父继续教他四书五经。这些都为高士其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六七岁时，高士其开始接触自然科学，他的一位叔叔给他讲了细菌、病毒和微生物的知识，激发了他对微观世界的好奇与探索。此后，在明伦小学和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里，高士其正式接受了自然科学的教育。在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中，他全面发展而又重点突出，他热爱化学，每次做化学实验时都十分准确。因此，他怀抱化学救国的远大理想。同时，他也喜欢数学。由于兴趣广泛，他获得了“博物学奖章”。赴美留学后，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又得到进一步深造。
高士其精通英文、德文和法文，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经常到美国国家图书馆去看书。他在回忆录里曾这样写道：“在美国国家图书馆，我几乎阅遍了世界上的所有名著。”旅欧期间，他在莱茵河畔歌德故居的小书摊上流连忘返，最终买到了一本德文版的歌德名著《浮士德》，满意而归。与此同时，他还喜欢艺术，热爱音乐和摄影。他还参加音乐会，学习小提琴，购买了唱机和唱片，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他携着照相机踏遍了美国的东西两岸，拍摄了许多风光旖旎的照片，这些照片至今还保存在他的影集中。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高士其上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堂哲学课，从而使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归国后，他与哲学家艾思奇结为朋友，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习，这就奠定了他的哲学思想基础。1937年，高士其到达延安后，不但从事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发起了国防科学社、边区医学座谈会、细菌学讨论会，同时还与周扬、艾思奇、成仿吾、郭化若等人发起并组织了“新哲学会”“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徐特立、陈唯实、范文澜、于光远等四十几位同志相继成为会员，参加座谈，研究讨论哲学与方法论。
高士其是当时我国仅有的几位微生物学家、细菌学家之一，因此，他带来了世界上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思想对当时闭塞的延安地区来讲，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现代世界的窗户，充实了延安干部群众学习哲学、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内容。为此，毛泽东在窑洞中与他探讨了古典自然辩证法。
综上所述，高士其在文化、科学、哲学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学习与研究。实际上，高士其的成长及其作品是由文化所奠定的、科学所孕育的、哲学所指导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文、理、哲三者并重，方为大家也，方为社会与民族的大家，世界与人类的大家。
从高士其的回忆录看他的作品由来
要走近高士其、要理解高士其，就必须阅读高士其的回忆录。那是因为我们要想理解高士其的作品，弄清他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么写的缘由与渊源在哪里，也就是古人所讲的出典在哪里，在回忆录中都可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答案。通过回忆录，我们看到的高士其不再是一个理性的、概括的形象，而是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痛苦、有欢乐、有人性、有人文思想的高士其。它揭示了一个在生活和心路历程中的真实高士其。而真实的高士其离我们更近，也更加感人。因此，我们能够深切地理解到：高士其为什么能够成为高士其。这样，高士其就成为一个人人都可以仿效的榜样。
从高士其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士其把他所学到的一切、所看到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包括科学、文化、哲学、文学，乃至于民俗民风和民间艺术都运用于他的科普创作中了。如《菌儿自传》就是他模拟细菌，以第一人称写的，把传统文化、四书五经的内容融入到文章中去了。 高士其的家族信奉道教，因此，他把《封神演义》中的三大教主，都放入了他的作品之中，如《细菌的祖宗——生物的三元论》，论述了植物界、动物界和菌物界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高士其还把基督教《旧约》中亚当、夏娃的故事作为《细菌的大菜馆》一文的开篇，把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豆花、蜘蛛网、小飞蛾、芥子等扮成的山林仙子，巧妙地引进了他的《散花的仙子》一文中。
不但如此，高士其还把童年生活的斗指游戏“大王、鸡、蚂蚁”写成了细菌与人的概论，揭示了细菌、植物、动物之间生物循环链的关系，较早地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万物和谐的道理。他甚至以福州故乡的石板路作为文章起始，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即《地球的繁荣与土壤的劳动者》，所谈内容从宇宙到地球，从山海到土壤，从菌类到植物，从植物到动物，从动物到人类，再从人类回到土壤中的蚂蚁、蚯蚓和细菌。篇幅不长，三千多字，却竖逾时间而横跨空间，气势十分宏阔，揭示了各种生命诞生之理和诞生前后的顺序变化。
总之，高士其的作品纵横时空，涵盖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从中世纪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热”都一一展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他甚至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会发起细菌战，并告诉人民预防的知识与方法。
高士其除了具有科学家固有的科学预见精神之外，还对社会发展规律有深刻的洞悉，这在高士其的作品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天的进行曲》就预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生命进行曲》预言了“四人帮”反动路线的灭亡，而《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一诗则吹响了全民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高士其以他的创作实践告诉人们，科普创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而是要与科学、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学、诗歌、神话、童话乃至民俗民风相结合，让它们都为科普创作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搞好科普创作，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高士其的人民性
热爱人类、热爱人民、热爱儿童，这一特点在高士其的身上体现得格外突出。同时，他也是爱憎分明的，对一切邪恶从不姑息，从不与之同流合污。
在1937年离开上海的前夜，高士其在与表弟高士坦的谈话中多次表示，要到前线去和日本鬼子拼命。在广州三联书店遭到国民党特务砸毁时，他愤怒地挣扎着从三楼冲了下来，要和特务们进行斗争，他的行为感动和鼓舞了在场的许多同志。实际上，他的身体条件并不允许他拿枪上前线，但是他并未放弃一个战士的使命，他拿起笔来做武器，猛烈地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
建国以后，高士其生活在人民之中，他对一切人都是友爱的、平等的。甚至到了老年他都不厌倦人，每天接待四面八方的来访者。
1958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建国门古观象台旁，为高士其建造一座符合他身体状况和生活需要的特殊住宅，并圈以很大的院落。但高士其认为与机关的同志们离得太远了，隔绝了与群众的联系，他更愿意在机关大楼旁安家。于是就在中国科协所在地建了一幢普通的二层小楼，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高士其小楼”。小楼落成以后，每逢节假日都宾客盈门、络绎不绝。
在父亲身边的几十年间，我从不记得他恨过什么人，对什么人耿耿于怀过。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难以释怀，因为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他是属于人民的人，他把自己和人民融为一体，并为了他所爱的人民，孜孜不倦地从事创作，从他的创作中，他仿佛看到了祖国的美好未来和人类的整体升华。正如高士其在他晚年的一段哲理警句中说道：“不能设想，人类社会如果没有知识能够发展到今天，或许，人类早已消亡，或许，人类还在黑暗的深渊中踽踽行走。的确，没有知识，人类就不可能把自己塑造成具有高度理性思维的崇高形象。”这不仅是一种思想和精神，也正是高士其的人民性之所在。
历史发展到今天，新的时代，新的世纪，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高士其、走近高士其、理解高士其，与高士其的精神融为一体。
80多年前，高士其把带“人”字旁、“金”字旁的名字改掉了（原名高仕錤），他毅然宣布“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这振聋发聩的声音，标志着高士其从小我、个我、私我走向了大我、忘我乃至无我的境界。
今天我们读高士其的书、走高士其的路、成为高士其一样的人，成为高士其那样的科学家、高士其那样的作家、高士其那样的教育家，成为具有高士其精神的在各种工作岗位与领域的人才和栋梁，依然是时代的呼唤、社会的呼唤和人民的呼唤。
2015年11月1日，是高士其诞辰110周年纪念日，在2015年江苏省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高士其诞辰110周年科普展作为一项重要活动向公众开放。为了弘扬高士其精神，我们特约高士其之子高志其先生撰写文章，为我们讲述“高士其爷爷”的故事。——编者
在2005年高士其百年诞辰之际，媒体和社会舆论就广泛关注与热烈讨论，高士其现象是怎样产生的？他的成就又是如何取得的？时间再回溯到1999年，《人民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的标题这样写道：高士其的传人在哪里？文章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今天的时代无法产生高士其这样的科普大家？
这个问题迄今未有答案，因而在今天，我们有必要追溯一下高士其的成长道路。
文化、科学与哲学三位一体
高士其是怎样成长的呢？我们可以理解为文化的高士其、科学的高士其和哲学的高士其。
因为在任何一个领域，大家的成长必须是文、理、哲三者并重，如果以一棵大树来比喻的话，那么文化就是大树的树根，哲学则是大树的升华。由此可见文化作为基础的重要性。
高士其在3岁时，就读了《三字经》《幼学须知》《千字文》《百家姓》等书，而做人的基本道理也尽在这些简单的经典之中了。4岁时，他又读了《大学》《中庸》，一篇八百字的《大学》他整整背诵了八百遍，倒背如流。每逢家里来客人时，祖父就把高士其叫出来，让他当众背诵。高士其则摇头晃脑、吐字清晰地背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幼小的高士其虽然不懂这些古文的明确意涵，但却充满了莫名的喜悦和兴奋。他隐约地感到在这些语言文字后面，是一扇精神世界的大门。
随着岁月的流逝、年龄的增长，幼时所背诵的经典字义，都一一地被理解、消化和吸收了。文化的原理、传承的精神、历史的使命感也随之建立起来，当然，这与当时中国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压和凌辱密切相关。
在小学时期，高士其几乎阅读了所有的中国古典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封神演义》《包公案》《儒林外史》《说岳全传》《七侠五义》等，还有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文学，如《福尔摩斯探案集》《黑奴吁天录》等。同时，高士其白天在福州明伦小学上学，晚上祖父继续教他四书五经。这些都为高士其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六七岁时，高士其开始接触自然科学，他的一位叔叔给他讲了细菌、病毒和微生物的知识，激发了他对微观世界的好奇与探索。此后，在明伦小学和清华留美预备学校里，高士其正式接受了自然科学的教育。在对自然科学的学习中，他全面发展而又重点突出，他热爱化学，每次做化学实验时都十分准确。因此，他怀抱化学救国的远大理想。同时，他也喜欢数学。由于兴趣广泛，他获得了“博物学奖章”。赴美留学后，他在自然科学方面又得到进一步深造。
高士其精通英文、德文和法文，广泛涉猎西方文学，在美国留学期间，他经常到美国国家图书馆去看书。他在回忆录里曾这样写道：“在美国国家图书馆，我几乎阅遍了世界上的所有名著。”旅欧期间，他在莱茵河畔歌德故居的小书摊上流连忘返，最终买到了一本德文版的歌德名著《浮士德》，满意而归。与此同时，他还喜欢艺术，热爱音乐和摄影。他还参加音乐会，学习小提琴，购买了唱机和唱片，聆听贝多芬的交响乐；他携着照相机踏遍了美国的东西两岸，拍摄了许多风光旖旎的照片，这些照片至今还保存在他的影集中。
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高士其上了他人生中的第一堂哲学课，从而使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归国后，他与哲学家艾思奇结为朋友，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辩证法的学习，这就奠定了他的哲学思想基础。1937年，高士其到达延安后，不但从事自然科学的普及工作，发起了国防科学社、边区医学座谈会、细菌学讨论会，同时还与周扬、艾思奇、成仿吾、郭化若等人发起并组织了“新哲学会”“自然辩证法座谈会”。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徐特立、陈唯实、范文澜、于光远等四十几位同志相继成为会员，参加座谈，研究讨论哲学与方法论。
高士其是当时我国仅有的几位微生物学家、细菌学家之一，因此，他带来了世界上先进的科学知识与思想。这些知识、思想对当时闭塞的延安地区来讲，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现代世界的窗户，充实了延安干部群众学习哲学、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内容。为此，毛泽东在窑洞中与他探讨了古典自然辩证法。
综上所述，高士其在文化、科学、哲学三方面都进行了很好的学习与研究。实际上，高士其的成长及其作品是由文化所奠定的、科学所孕育的、哲学所指导的。因此，我们可以说文、理、哲三者并重，方为大家也，方为社会与民族的大家，世界与人类的大家。
从高士其的回忆录看他的作品由来
要走近高士其、要理解高士其，就必须阅读高士其的回忆录。那是因为我们要想理解高士其的作品，弄清他为什么要这么写，这么写的缘由与渊源在哪里，也就是古人所讲的出典在哪里，在回忆录中都可以得到清晰而明确的答案。通过回忆录，我们看到的高士其不再是一个理性的、概括的形象，而是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痛苦、有欢乐、有人性、有人文思想的高士其。它揭示了一个在生活和心路历程中的真实高士其。而真实的高士其离我们更近，也更加感人。因此，我们能够深切地理解到：高士其为什么能够成为高士其。这样，高士其就成为一个人人都可以仿效的榜样。
从高士其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看到高士其把他所学到的一切、所看到的一切、所经历的一切，包括科学、文化、哲学、文学，乃至于民俗民风和民间艺术都运用于他的科普创作中了。如《菌儿自传》就是他模拟细菌，以第一人称写的，把传统文化、四书五经的内容融入到文章中去了。 高士其的家族信奉道教，因此，他把《封神演义》中的三大教主，都放入了他的作品之中，如《细菌的祖宗——生物的三元论》，论述了植物界、动物界和菌物界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高士其还把基督教《旧约》中亚当、夏娃的故事作为《细菌的大菜馆》一文的开篇，把莎士比亚《仲夏夜之梦》中豆花、蜘蛛网、小飞蛾、芥子等扮成的山林仙子，巧妙地引进了他的《散花的仙子》一文中。
不但如此，高士其还把童年生活的斗指游戏“大王、鸡、蚂蚁”写成了细菌与人的概论，揭示了细菌、植物、动物之间生物循环链的关系，较早地阐述了人与自然、人与万物和谐的道理。他甚至以福州故乡的石板路作为文章起始，写成了一篇洋洋洒洒的文章，即《地球的繁荣与土壤的劳动者》，所谈内容从宇宙到地球，从山海到土壤，从菌类到植物，从植物到动物，从动物到人类，再从人类回到土壤中的蚂蚁、蚯蚓和细菌。篇幅不长，三千多字，却竖逾时间而横跨空间，气势十分宏阔，揭示了各种生命诞生之理和诞生前后的顺序变化。
总之，高士其的作品纵横时空，涵盖人类历史的各个阶段，从中世纪大规模的瘟疫流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热”都一一展现在他的作品之中。他甚至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会发起细菌战，并告诉人民预防的知识与方法。
高士其除了具有科学家固有的科学预见精神之外，还对社会发展规律有深刻的洞悉，这在高士其的作品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如《天的进行曲》就预言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失败，《生命进行曲》预言了“四人帮”反动路线的灭亡，而《让科学技术为祖国贡献才华》一诗则吹响了全民向科学进军的号角。
高士其以他的创作实践告诉人们，科普创作不是一项孤立的工作，而是要与科学、哲学、思维科学、心理学、教育学、文学、诗歌、神话、童话乃至民俗民风相结合，让它们都为科普创作服务，只有这样才能搞好科普创作，也只有这样才能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高士其的人民性
热爱人类、热爱人民、热爱儿童，这一特点在高士其的身上体现得格外突出。同时，他也是爱憎分明的，对一切邪恶从不姑息，从不与之同流合污。
在1937年离开上海的前夜，高士其在与表弟高士坦的谈话中多次表示，要到前线去和日本鬼子拼命。在广州三联书店遭到国民党特务砸毁时，他愤怒地挣扎着从三楼冲了下来，要和特务们进行斗争，他的行为感动和鼓舞了在场的许多同志。实际上，他的身体条件并不允许他拿枪上前线，但是他并未放弃一个战士的使命，他拿起笔来做武器，猛烈地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腐朽统治。
建国以后，高士其生活在人民之中，他对一切人都是友爱的、平等的。甚至到了老年他都不厌倦人，每天接待四面八方的来访者。
1958年，周恩来总理批准在建国门古观象台旁，为高士其建造一座符合他身体状况和生活需要的特殊住宅，并圈以很大的院落。但高士其认为与机关的同志们离得太远了，隔绝了与群众的联系，他更愿意在机关大楼旁安家。于是就在中国科协所在地建了一幢普通的二层小楼，这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高士其小楼”。小楼落成以后，每逢节假日都宾客盈门、络绎不绝。
在父亲身边的几十年间，我从不记得他恨过什么人，对什么人耿耿于怀过。因为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让他难以释怀，因为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他是属于人民的人，他把自己和人民融为一体，并为了他所爱的人民，孜孜不倦地从事创作，从他的创作中，他仿佛看到了祖国的美好未来和人类的整体升华。正如高士其在他晚年的一段哲理警句中说道：“不能设想，人类社会如果没有知识能够发展到今天，或许，人类早已消亡，或许，人类还在黑暗的深渊中踽踽行走。的确，没有知识，人类就不可能把自己塑造成具有高度理性思维的崇高形象。”这不仅是一种思想和精神，也正是高士其的人民性之所在。
历史发展到今天，新的时代，新的世纪，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高士其、走近高士其、理解高士其，与高士其的精神融为一体。
80多年前，高士其把带“人”字旁、“金”字旁的名字改掉了（原名高仕錤），他毅然宣布“扔掉人旁不做官，扔掉金旁不要钱”，这振聋发聩的声音，标志着高士其从小我、个我、私我走向了大我、忘我乃至无我的境界。
今天我们读高士其的书、走高士其的路、成为高士其一样的人，成为高士其那样的科学家、高士其那样的作家、高士其那样的教育家，成为具有高士其精神的在各种工作岗位与领域的人才和栋梁，依然是时代的呼唤、社会的呼唤和人民的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