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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万方心里，《雷雨》就像是个标尺，自己要尽力接近它。这是作为曹禺女儿的一种压力，同时也是一种财富。
今年年初公演的由万方编剧，赖声川导演，蓝天野和李立群主演的话剧《冬之旅》，火爆一时，真可称得上是一票难求。不仅如此，《冬之旅》也获得了近乎一边倒的好口碑，被称为是近年来少有的情怀之作。编剧万方亦因该剧荣获了2014年老舍优秀戏剧剧本奖。万方说，《冬之旅》这个戏的起源，跟蓝天野老师有关。有一年，蓝天野与万方在小剧场里相遇，天野老师对她说，“万方你能不能写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万方的父亲曹禺与蓝天野感情深厚，蓝天野的提议就像是给她的叮嘱，也像是给她的命题作文，这个命题一直在她心头萦绕，多年后万方才想出了答案，“《冬之旅》里就包含很多困惑，我想得到答案。比如说伤害和怨恨、忏悔和宽恕，每一个人都不敢说对别人从没有过伤害，或者从没有存在过一丝的怨恨。这样的情感会变成忏悔和宽恕吗？忏悔和宽恕又意味着什么？人们会认为忏悔意味着要承认自己做错了，这个实际上很难；而宽恕更难。我想到宽恕时，就想到‘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伸出去’，这个是要有信仰才能做到。还有我想到忘却，你忘却了，它就不存在了，但是该不该忘却？所以戏里包含了我很多很多的困惑，但我是不是找到答案了？我也不敢说，写戏就是不断地向答案靠近。”
从小跟着父亲进剧场看戏
虽然早已是著作等身的剧作家，但万方说：“别人介绍我时，肯定首先要提我爸爸，都会说：‘这是曹禺的女儿。”’对于今年62岁的万方来说，“这个身份，我以前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近些年会想，这个身份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
回忆小时候，万方印象最深的，就是等爸爸回家。“我们家住在北京的张自忠路，院子里面，大门还套着一个小木门，平时只开着一个小门。因为我爸经常不在家，有时候我妈也出去了，只剩下我跟妹妹两个人在家，我就特别期待爸爸回来。这成了我生活中一段很重要的时光，我印象特别深，期待着小木门一开，外面的街灯照进来。因为这样的次数太多了，我就会想，爸爸到哪去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很热烈地讨论刚看到的戏，我就知道他们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发生了特别好的事情，特别吸引他们，同时也吸引我。虽然我那么小，但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戏剧在一个地方上演着，这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
万方大一点的时候，父亲曹禺会经常带她去看戏。让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看一个戏叫《芦花记》，在北京老长安剧院，万方坐在楼上，看到《芦花记》里写一个后妈对孩子不好，给孩子穿的衣服不是用棉花做的，而是用芦花做的，所以孩子非常非常冷，很可怜。6岁的万方很难过，就趴在楼上第一排的栏杆上哭了。当时，万方就感觉到父亲对她的哭很欣赏——作为一名戏剧家，曹禺显然很欣赏自己的女儿这么小就能被舞台上的人物和发生的事情感动。
曾在剧场偶遇周总理
万方后来去人艺看戏很多，她说：“我爸爸跟蓝天野叔叔是同事，平时非常熟，在一起谈笑风生会很热闹。但有的时候他带我去后台，在演出之前，那时候我很小，他拉着我的手，我远远看见天野叔叔走过来了，我以为他们会很热情地打招呼，但是他们就像谁也不认识谁一样那样走过去。我觉得很奇怪。我爸爸很骄傲地说：‘他在酝酿情绪，不能说话’。”
还有一次，万方在首都剧场看戏，坐在六七排的位置，忽然觉得后面来了一个人，她一看，竟然是周恩来总理来了。“他很喜欢话剧，他跟我爸爸是同学，都是南开的，他们从那时候就对话剧很有感情。周总理来看戏了，他可能很忙，戏演到一半的时候，他会悄悄地弯着腰走过来，坐在观众席上，非常非常小心不要影响其他人。”
万方说：“那个时候，不觉得他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而就是一个观众。我觉得我跟他是一样的，我们都坐在观众席里。是艺术的力量，可以让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为之感动，为之吸引，由于周总理跟我们坐在一起，让我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正是因为这些从幼年时代起就对她影响深刻的关于剧场的记忆，让万方一直觉得艺术、舞台很神圣，从心底里对戏剧充满着敬畏之情。
父亲给了她写作的信心
万方的人生也曾经历过坎坷，她十几岁以后，由于时代原因，当过工人、下过乡，也当过兵，还当过农民。她说：“我觉得这些生活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甚至超过了其他的一切。它使我知道了生活是各种各样的姿态，使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东北吉林，住在我们生产队队长家。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住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一个地方，好像过家家一样，当然每天还是要干活的。我就记得生产队队长的女儿特别特别羡慕我。她的生活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她就特别羡慕地问我：‘你们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一种感情，让我到今天想起来，还能觉得原来生命的形态是千差万别的。”
万方到东北“插队”，前所未有的自由，让她觉得快乐，然而前途的渺茫，却又让她焦虑。“父亲23岁就写出了《雷雨》，而我呢，与他相近的年纪，仍旧像个傻子一样。”
两年之后，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来地方招兵，一个司令员是曹禺的崇拜者，他听说万方是曹禺的女儿，马上认定她肯定也是写作好手，就把18岁的万方招进了部队。“当时写的都是工农兵，完全是政治行为。”直到1978年转业，到了《剧本月刊》做编辑，她才写起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其实当初曹禺是反对子女们走文艺道路的。“他更希望我们搞自然科学，或许这是‘文革’留给他的阴影。父亲觉得，自然科学是扎实的、有形的、非黑即白的，它不存在假象与欺骗。”但是，当万方开始了文学创作，父亲便又转而支持她。“父亲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告诉我一定要有股‘牛’劲，就像杰克-伦敦那样，即便被退稿，也要再写再改，直到作品发表。”
不过，看了女儿的第一篇小说《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曹禺并没多说。“他从不批评人。不表扬，就证明他是不满意的。”之后，曹禺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提道，写作时要把眼光放得再远些，看得再深入些。从那之后，万方的创作刻意和自身保持距离。小说《杀人》，是万方写作生涯中第一个转折点。“写的是一对农村婆媳，和我的生活离得很远”。一开始，写得并不顺，甚至有点灰心。“父亲常说，‘眼高手低’是艺术创作的必经阶段。”于是，她咬着牙，往下写。写到一半，感觉对了。之后，《杀人》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曹禺看后说：“你真的行，小方子，你可以写出好东西。”那时，万方才真的确定，自己可以吃写作这碗饭了。
50岁之后才开始写话剧
前些年万方曾写过一个很受欢迎的热门电视剧叫《空镜子》，播得正火时，记者采访她，问她作为曹禺的女儿会不会觉得有压力？万方说：“我还真没觉得有压力，因为我爸爸一直让我们自由发展，我从来没觉得他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家。”
父亲没写过小说，她敢写；父亲没写过影视剧，她也敢写。但直到50岁以后开始写话剧，万方才突然觉得，作为曹禺的女儿是很有压力的。因为直到今天，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还是话剧舞台上长演不衰的经典。
万方说：“我一直想写话剧。但父亲的高度确实在这方面给了我一定的压力。其实我爸是个特别随便的人，在子女面前没有家长派头。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和他比，但我写了话剧以后，就觉得这种影响和压力是无形的，也是我对话剧一直不敢轻易触碰的原因。他的那几部戏一直压着我。我觉得话剧对我来说是很高的、甚至在创作中可能是最高的。可能唯一比话剧高的就是诗了，诗人是上帝让你当你才能当的。我到50岁以后，在积累了一定写作经验之后，才开始写话剧。话剧的技巧特别重要，包括结构、语言，我自己都觉得不像样，是不敢拿出来的。”
几年前，别人问万方，最喜欢父亲的哪部作品，她说是《北京人》，有点自由王国的状态。而这几年，万方反倒更喜欢《雷雨》。“它的结构非常缜密，环环相扣，绝对是戏剧的最高境界。”在万方心里，《雷雨》就像是个标尺，自己要尽力接近它。这是作为曹禺女儿的一种压力，同时也是一种财富。
近些年，万方的写作重点是话剧，她还和刘恒、邹静之一起成立了民间戏剧团体“龙马社”，七年来每年都会演出很多部话剧，其中万方编剧的《有一种毒药》、《报警者》都是常演剧目。父亲曹禺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任院长，而如今万方也凭借自己的剧作被北京人艺授予“北京人艺荣誉编剧”。
万方说：“我能走到今天，和这么多了不起的艺术家一起合作，我觉得非常幸运，因为出生在这个家庭，因为自己对于艺术的热爱，我这生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最大的幸运。”
更让万方高兴的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儿子苏蓬，如今也继承了自己和曹禺的衣钵，投身戏剧事业，成为了一名话剧导演。戏剧的血脉，在这个戏剧世家中，还在不断地延续着。
张宁据《金色年代》王润、小罗/文
今年年初公演的由万方编剧，赖声川导演，蓝天野和李立群主演的话剧《冬之旅》，火爆一时，真可称得上是一票难求。不仅如此，《冬之旅》也获得了近乎一边倒的好口碑，被称为是近年来少有的情怀之作。编剧万方亦因该剧荣获了2014年老舍优秀戏剧剧本奖。万方说，《冬之旅》这个戏的起源，跟蓝天野老师有关。有一年，蓝天野与万方在小剧场里相遇，天野老师对她说，“万方你能不能写一个像我这样的人？”
万方的父亲曹禺与蓝天野感情深厚，蓝天野的提议就像是给她的叮嘱，也像是给她的命题作文，这个命题一直在她心头萦绕，多年后万方才想出了答案，“《冬之旅》里就包含很多困惑，我想得到答案。比如说伤害和怨恨、忏悔和宽恕，每一个人都不敢说对别人从没有过伤害，或者从没有存在过一丝的怨恨。这样的情感会变成忏悔和宽恕吗？忏悔和宽恕又意味着什么？人们会认为忏悔意味着要承认自己做错了，这个实际上很难；而宽恕更难。我想到宽恕时，就想到‘打你的左脸，你把右脸伸出去’，这个是要有信仰才能做到。还有我想到忘却，你忘却了，它就不存在了，但是该不该忘却？所以戏里包含了我很多很多的困惑，但我是不是找到答案了？我也不敢说，写戏就是不断地向答案靠近。”
从小跟着父亲进剧场看戏
虽然早已是著作等身的剧作家，但万方说：“别人介绍我时，肯定首先要提我爸爸，都会说：‘这是曹禺的女儿。”’对于今年62岁的万方来说，“这个身份，我以前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但是近些年会想，这个身份对我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的。”
回忆小时候，万方印象最深的，就是等爸爸回家。“我们家住在北京的张自忠路，院子里面，大门还套着一个小木门，平时只开着一个小门。因为我爸经常不在家，有时候我妈也出去了，只剩下我跟妹妹两个人在家，我就特别期待爸爸回来。这成了我生活中一段很重要的时光，我印象特别深，期待着小木门一开，外面的街灯照进来。因为这样的次数太多了，我就会想，爸爸到哪去了？当他回来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会很热烈地讨论刚看到的戏，我就知道他们去了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发生了特别好的事情，特别吸引他们，同时也吸引我。虽然我那么小，但从那时候我就知道戏剧在一个地方上演着，这给了我特别深的印象。”
万方大一点的时候，父亲曹禺会经常带她去看戏。让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看一个戏叫《芦花记》，在北京老长安剧院，万方坐在楼上，看到《芦花记》里写一个后妈对孩子不好，给孩子穿的衣服不是用棉花做的，而是用芦花做的，所以孩子非常非常冷，很可怜。6岁的万方很难过，就趴在楼上第一排的栏杆上哭了。当时，万方就感觉到父亲对她的哭很欣赏——作为一名戏剧家，曹禺显然很欣赏自己的女儿这么小就能被舞台上的人物和发生的事情感动。
曾在剧场偶遇周总理
万方后来去人艺看戏很多，她说：“我爸爸跟蓝天野叔叔是同事，平时非常熟，在一起谈笑风生会很热闹。但有的时候他带我去后台，在演出之前，那时候我很小，他拉着我的手，我远远看见天野叔叔走过来了，我以为他们会很热情地打招呼，但是他们就像谁也不认识谁一样那样走过去。我觉得很奇怪。我爸爸很骄傲地说：‘他在酝酿情绪，不能说话’。”
还有一次，万方在首都剧场看戏，坐在六七排的位置，忽然觉得后面来了一个人，她一看，竟然是周恩来总理来了。“他很喜欢话剧，他跟我爸爸是同学，都是南开的，他们从那时候就对话剧很有感情。周总理来看戏了，他可能很忙，戏演到一半的时候，他会悄悄地弯着腰走过来，坐在观众席上，非常非常小心不要影响其他人。”
万方说：“那个时候，不觉得他是总理、是国家领导人，而就是一个观众。我觉得我跟他是一样的，我们都坐在观众席里。是艺术的力量，可以让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为之感动，为之吸引，由于周总理跟我们坐在一起，让我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正是因为这些从幼年时代起就对她影响深刻的关于剧场的记忆，让万方一直觉得艺术、舞台很神圣，从心底里对戏剧充满着敬畏之情。
父亲给了她写作的信心
万方的人生也曾经历过坎坷，她十几岁以后，由于时代原因，当过工人、下过乡，也当过兵，还当过农民。她说：“我觉得这些生活对我来说都是非常有意义的，甚至超过了其他的一切。它使我知道了生活是各种各样的姿态，使我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东北吉林，住在我们生产队队长家。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住在离家乡千里之外的一个地方，好像过家家一样，当然每天还是要干活的。我就记得生产队队长的女儿特别特别羡慕我。她的生活就一直在这个地方，她就特别羡慕地问我：‘你们那个地方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一种感情，让我到今天想起来，还能觉得原来生命的形态是千差万别的。”
万方到东北“插队”，前所未有的自由，让她觉得快乐，然而前途的渺茫，却又让她焦虑。“父亲23岁就写出了《雷雨》，而我呢，与他相近的年纪，仍旧像个傻子一样。”
两年之后，沈阳军区前进歌剧团来地方招兵，一个司令员是曹禺的崇拜者，他听说万方是曹禺的女儿，马上认定她肯定也是写作好手，就把18岁的万方招进了部队。“当时写的都是工农兵，完全是政治行为。”直到1978年转业，到了《剧本月刊》做编辑，她才写起了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
其实当初曹禺是反对子女们走文艺道路的。“他更希望我们搞自然科学，或许这是‘文革’留给他的阴影。父亲觉得，自然科学是扎实的、有形的、非黑即白的，它不存在假象与欺骗。”但是，当万方开始了文学创作，父亲便又转而支持她。“父亲经常给我写信，鼓励我，告诉我一定要有股‘牛’劲，就像杰克-伦敦那样，即便被退稿，也要再写再改，直到作品发表。”
不过，看了女儿的第一篇小说《星星离我们并不遥远》，曹禺并没多说。“他从不批评人。不表扬，就证明他是不满意的。”之后，曹禺在写给女儿的信中提道，写作时要把眼光放得再远些，看得再深入些。从那之后，万方的创作刻意和自身保持距离。小说《杀人》，是万方写作生涯中第一个转折点。“写的是一对农村婆媳，和我的生活离得很远”。一开始，写得并不顺，甚至有点灰心。“父亲常说，‘眼高手低’是艺术创作的必经阶段。”于是，她咬着牙，往下写。写到一半，感觉对了。之后，《杀人》在《收获》杂志上发表。曹禺看后说：“你真的行，小方子，你可以写出好东西。”那时，万方才真的确定，自己可以吃写作这碗饭了。
50岁之后才开始写话剧
前些年万方曾写过一个很受欢迎的热门电视剧叫《空镜子》，播得正火时，记者采访她，问她作为曹禺的女儿会不会觉得有压力？万方说：“我还真没觉得有压力，因为我爸爸一直让我们自由发展，我从来没觉得他是什么了不起的作家。”
父亲没写过小说，她敢写；父亲没写过影视剧，她也敢写。但直到50岁以后开始写话剧，万方才突然觉得，作为曹禺的女儿是很有压力的。因为直到今天，曹禺的剧作《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还是话剧舞台上长演不衰的经典。
万方说：“我一直想写话剧。但父亲的高度确实在这方面给了我一定的压力。其实我爸是个特别随便的人，在子女面前没有家长派头。我也从来没想过要和他比，但我写了话剧以后，就觉得这种影响和压力是无形的，也是我对话剧一直不敢轻易触碰的原因。他的那几部戏一直压着我。我觉得话剧对我来说是很高的、甚至在创作中可能是最高的。可能唯一比话剧高的就是诗了，诗人是上帝让你当你才能当的。我到50岁以后，在积累了一定写作经验之后，才开始写话剧。话剧的技巧特别重要，包括结构、语言，我自己都觉得不像样，是不敢拿出来的。”
几年前，别人问万方，最喜欢父亲的哪部作品，她说是《北京人》，有点自由王国的状态。而这几年，万方反倒更喜欢《雷雨》。“它的结构非常缜密，环环相扣，绝对是戏剧的最高境界。”在万方心里，《雷雨》就像是个标尺，自己要尽力接近它。这是作为曹禺女儿的一种压力，同时也是一种财富。
近些年，万方的写作重点是话剧，她还和刘恒、邹静之一起成立了民间戏剧团体“龙马社”，七年来每年都会演出很多部话剧，其中万方编剧的《有一种毒药》、《报警者》都是常演剧目。父亲曹禺曾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任院长，而如今万方也凭借自己的剧作被北京人艺授予“北京人艺荣誉编剧”。
万方说：“我能走到今天，和这么多了不起的艺术家一起合作，我觉得非常幸运，因为出生在这个家庭，因为自己对于艺术的热爱，我这生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是最大的幸运。”
更让万方高兴的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儿子苏蓬，如今也继承了自己和曹禺的衣钵，投身戏剧事业，成为了一名话剧导演。戏剧的血脉，在这个戏剧世家中，还在不断地延续着。
张宁据《金色年代》王润、小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