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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变化对研究生教育的规模有直接的影响。政府出台的政策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的重要决定因素。教育政策要有效地解决新的教育问题，必须走向新的活动范式。本文将从方法、模式、过程和人员四个方面来对我国未来研究生教育政策范式的构建思路提出些许建议。
一、决策方法理性化
方法理性化，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决策的主要发展取向。对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决策来说，大都采用量化的方法来取得教育决策的分析数据，如，研究生招生规模、研究生经费比例等，都是以获得相关的数据来加以分析并做出决策。数据的客观可靠决定了政策的准确程度。虚假的、夸张的数据可能导致决策的重大失误。但是，理性化的方法不仅仅是量化的方法，它还包括客观的计算、数据的推理等。特别是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而言，更需要实证调查与实际访谈来获取客观的资料。随着科技的发展，教育决策还可以借助计算机的辅助以及大量应用在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模型来确保数据的客观可靠。所以对我们研究生教育决策来说，确保数据的客观可靠是决策方法理性化的重要保障。
二、决策模式多样化
随着教育的大众化、终身化的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所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研究生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愈加复杂起来。就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来看，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中规定了研究生发展计划。计划规定1985年招收研究生20000人，比1980年增长4.5倍；在校学生达到50000人，比1980年增加28400人。五年内毕业研究生45000人。到198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中提出：“七五”期间，普通高等学校培养毕业研究生20万人，比“六五”期间增长4倍多”。1992年国家教委印发《全国教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要点》。《要点》提出，90年代的高等教育要根据社会需要，适度发展。今后10年，高等教育学校将为国家输送研究生32万人。全国研究生每年招生3万人左右。以上这些政策中可以看出关于在我国研究生招生问题上，处于后面的政策都是在前面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修正的，是符合渐进模式的分析规律。体现出渐进模式在对研究生招生制度问题上的适用性。因此，不仅在对研究生招生问题上要追求解决问题的模式，在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生层次结构等多样化问题中客观上也促使产生不同解决问题的模式。所以，我们在研究生教育政策范式中要努力追求合理的制定政策的方式，不同的问题只有用不同的方式解决，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模式的多样化不仅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利于人们做出选择、比较、开拓思路，进而找到一个最佳解决当前问题的方式。
三、决策过程民主化
（一）保障广泛的民主参与
在现代化民主开放的社会中，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化受到人们的关注。对民主参与的重视，也是逐渐加入各种模式考虑范畴。一般而言，受我国一些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民众中普遍存在对教育政策公众参与认识不够以及对自己所享受的法定权利和社会服务内容认识模糊等问题，加上受到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很多民众对是否要参加、如何参加、参与的内容等都知之甚少。缺乏对民主参与的认识不仅存在民众中间，同样也存在在政府部门中。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政策制定的多数是高校校（院）长或者学校教务部门相关人员，大中企业代表、学生代表占极少比例。另外，研究生教育政策问题的解决大都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不仅是一个部门或一个方面的专家所能完成的，一项大的教育决策往往牵涉到许多人，可能影响到众多人的利益，社会影响大。所以，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范式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保障广泛的民主参与，协调几个部门，邀请多方面专家、各个阶层人士，做到决策过程的客观和公正，这样制定的政策才可能切合实际、有效，各方面的沟通也能顺利实现。
（二）保障民主参与方式多样化
目前，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的正式渠道有三个：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制定。二是各种教育政策咨询和研究机构对政策进行咨询和论证。三是各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为制定某教育政策而进行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等等。第一种为主要渠道，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能够直接参与的机会毕竟太少；后两种为辅助渠道，但是从各种政策咨询和研究机构、座谈会和各种研讨会的人员组成，以及举行的次数等方面可以看出，并不能正真切实让广大公众参与到教育决策过程中。座谈会和研讨会的参加人员多为教育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和学校校长等，基本没有教育界以外的人士参加，普通公众想参加政府教育的决策比较困难。座谈会和研讨会的召开没有明确的规定，是否召开、请哪些代表参加基本上取决制定政策的教育行政组织自身。此外，座谈会和研讨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基本不向外界公布，公众很难了解会议的具体情况，对于座谈会和研讨会上提到的相关意见和建议是否予以采纳，也缺乏相应的监督。真正能够吸纳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还需要建立和拓宽，人们群众表达自己愿望的要求才能得到充分及时的满足。
四、决策人员专业化
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从1978年开始建立并初步发展起来，之前鉴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研究生教育几乎是零发展。目前，作为教育系统的行政人员在职前身份上，有一半来自教育系统之外，普遍缺乏与教育相关的经历。在专业背景上，我们对地县级的教育局长做了相关调查，319位教育局长参与了调查，其中只有51位表明自己在职前具有教育管理或师范专业背景，只占总数的16%。由此可见，我国教育行政人员具有教育相关的专业知识储备存在不足。对于在教育体系中所处层次最高的研究生教育来说，教育行政人员专业化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加强教育行政人员专业化一方面要把好入门关，在任职资格和班子配备上进行具有专业化导向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切实做好在职培训和进修提高，把好建设和培养关。切实加强包括各级各类教育行政人员在职培训体系和制度的建设。因此，为保证制定出高质量的政策，不出无用的甚至灾难性的政策，除了重视方法的理性化，选择合适的模式，做到过程民主化之外，还要提高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人员素质，做到人员专业化。教育行政人员要充实有关知识，提高决策能力。
事实上，我国对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团队专业化似乎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突出表现是，没有出台相关的研究生教育制度来规范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团队的专业性。我们应在观念上把政策制定团队专业化提高到重要高度加以认识，并制定科学的教育制度，加强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团队专业化，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导向、约束和保证的作用。
教育政策制定参与者素质低，则很难做到方法理性化、过程民主化，也不可能选择恰当的政策制定模式。
在建国初期，教育政策多是出于对前苏联教育政策直接模仿的结果。一项教育政策再好，从一国搬到另一国，其有效性也会大打折扣，更何况两国之间存在着经济文化与历史传统的重大差别。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政策的产生甚至纯粹出于某些人的个人主观意愿，或者出于纯政治的目的或宣传的目的。这样形成的教育政策不会给教育带来“生机”，只会造成灾难与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已有很大改善，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注意过程民主化与人员专业化的政策制定要求；不过，方法理性化则是实际决策者运用得远不如理论工作者强调得多。而就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而言，缺乏明显的模式依照或规范的程序，这都是需认真加以克服的。
可以说，上述4个方面虽然能给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质量保证，但并未在我国现行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较好的体现。努力是可见的，但还远远不够，没有产生实效。因此，为使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质量良好的政策保证，必须充分重视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体现出理性化、多样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要求。（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P522～562
[2]从春侠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路径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096
[3]孙绵涛.教育行政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一、决策方法理性化
方法理性化，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决策的主要发展取向。对于我国研究生教育决策来说，大都采用量化的方法来取得教育决策的分析数据，如，研究生招生规模、研究生经费比例等，都是以获得相关的数据来加以分析并做出决策。数据的客观可靠决定了政策的准确程度。虚假的、夸张的数据可能导致决策的重大失误。但是，理性化的方法不仅仅是量化的方法，它还包括客观的计算、数据的推理等。特别是对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而言，更需要实证调查与实际访谈来获取客观的资料。随着科技的发展，教育决策还可以借助计算机的辅助以及大量应用在社会科学中的数学模型来确保数据的客观可靠。所以对我们研究生教育决策来说，确保数据的客观可靠是决策方法理性化的重要保障。
二、决策模式多样化
随着教育的大众化、终身化的发展，我国研究生教育的规模也越来越大，所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因此研究生教育所存在的问题也越来越多，愈加复杂起来。就我国研究生招生制度来看，1982年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中规定了研究生发展计划。计划规定1985年招收研究生20000人，比1980年增长4.5倍；在校学生达到50000人，比1980年增加28400人。五年内毕业研究生45000人。到198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中提出：“七五”期间，普通高等学校培养毕业研究生20万人，比“六五”期间增长4倍多”。1992年国家教委印发《全国教育事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要点》。《要点》提出，90年代的高等教育要根据社会需要，适度发展。今后10年，高等教育学校将为国家输送研究生32万人。全国研究生每年招生3万人左右。以上这些政策中可以看出关于在我国研究生招生问题上，处于后面的政策都是在前面政策的基础上进行修正的，是符合渐进模式的分析规律。体现出渐进模式在对研究生招生制度问题上的适用性。因此，不仅在对研究生招生问题上要追求解决问题的模式，在研究生培养质量，研究生层次结构等多样化问题中客观上也促使产生不同解决问题的模式。所以，我们在研究生教育政策范式中要努力追求合理的制定政策的方式，不同的问题只有用不同的方式解决，才能取得更好的成效。模式的多样化不仅是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利于人们做出选择、比较、开拓思路，进而找到一个最佳解决当前问题的方式。
三、决策过程民主化
（一）保障广泛的民主参与
在现代化民主开放的社会中，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化受到人们的关注。对民主参与的重视，也是逐渐加入各种模式考虑范畴。一般而言，受我国一些传统思想的影响，在民众中普遍存在对教育政策公众参与认识不够以及对自己所享受的法定权利和社会服务内容认识模糊等问题，加上受到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很多民众对是否要参加、如何参加、参与的内容等都知之甚少。缺乏对民主参与的认识不仅存在民众中间，同样也存在在政府部门中。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参与政策制定的多数是高校校（院）长或者学校教务部门相关人员，大中企业代表、学生代表占极少比例。另外，研究生教育政策问题的解决大都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个领域，不仅是一个部门或一个方面的专家所能完成的，一项大的教育决策往往牵涉到许多人，可能影响到众多人的利益，社会影响大。所以，在我国研究生教育政策范式的制定过程中要充分保障广泛的民主参与，协调几个部门，邀请多方面专家、各个阶层人士，做到决策过程的客观和公正，这样制定的政策才可能切合实际、有效，各方面的沟通也能顺利实现。
（二）保障民主参与方式多样化
目前，我国公众参与政府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的正式渠道有三个：一是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通过选举人民代表和推荐政协委员的方式参与政策制定。二是各种教育政策咨询和研究机构对政策进行咨询和论证。三是各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为制定某教育政策而进行的各种座谈会、研讨会等等。第一种为主要渠道，但对于普通公众来说能够直接参与的机会毕竟太少；后两种为辅助渠道，但是从各种政策咨询和研究机构、座谈会和各种研讨会的人员组成，以及举行的次数等方面可以看出，并不能正真切实让广大公众参与到教育决策过程中。座谈会和研讨会的参加人员多为教育专家、学者、研究人员和学校校长等，基本没有教育界以外的人士参加，普通公众想参加政府教育的决策比较困难。座谈会和研讨会的召开没有明确的规定，是否召开、请哪些代表参加基本上取决制定政策的教育行政组织自身。此外，座谈会和研讨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基本不向外界公布，公众很难了解会议的具体情况，对于座谈会和研讨会上提到的相关意见和建议是否予以采纳，也缺乏相应的监督。真正能够吸纳公众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渠道还需要建立和拓宽，人们群众表达自己愿望的要求才能得到充分及时的满足。
四、决策人员专业化
我国研究生教育制度从1978年开始建立并初步发展起来，之前鉴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研究生教育几乎是零发展。目前，作为教育系统的行政人员在职前身份上，有一半来自教育系统之外，普遍缺乏与教育相关的经历。在专业背景上，我们对地县级的教育局长做了相关调查，319位教育局长参与了调查，其中只有51位表明自己在职前具有教育管理或师范专业背景，只占总数的16%。由此可见，我国教育行政人员具有教育相关的专业知识储备存在不足。对于在教育体系中所处层次最高的研究生教育来说，教育行政人员专业化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加强教育行政人员专业化一方面要把好入门关，在任职资格和班子配备上进行具有专业化导向的政策设计和制度建设，另一方面还要切实做好在职培训和进修提高，把好建设和培养关。切实加强包括各级各类教育行政人员在职培训体系和制度的建设。因此，为保证制定出高质量的政策，不出无用的甚至灾难性的政策，除了重视方法的理性化，选择合适的模式，做到过程民主化之外，还要提高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人员素质，做到人员专业化。教育行政人员要充实有关知识，提高决策能力。
事实上，我国对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团队专业化似乎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突出表现是，没有出台相关的研究生教育制度来规范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团队的专业性。我们应在观念上把政策制定团队专业化提高到重要高度加以认识，并制定科学的教育制度，加强研究生教育政策制定团队专业化，为我国研究生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导向、约束和保证的作用。
教育政策制定参与者素质低，则很难做到方法理性化、过程民主化，也不可能选择恰当的政策制定模式。
在建国初期，教育政策多是出于对前苏联教育政策直接模仿的结果。一项教育政策再好，从一国搬到另一国，其有效性也会大打折扣，更何况两国之间存在着经济文化与历史传统的重大差别。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政策的产生甚至纯粹出于某些人的个人主观意愿，或者出于纯政治的目的或宣传的目的。这样形成的教育政策不会给教育带来“生机”，只会造成灾难与破坏。
改革开放以来，在教育政策的制定上已有很大改善，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开始注意过程民主化与人员专业化的政策制定要求；不过，方法理性化则是实际决策者运用得远不如理论工作者强调得多。而就教育政策制定的过程而言，缺乏明显的模式依照或规范的程序，这都是需认真加以克服的。
可以说，上述4个方面虽然能给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质量保证，但并未在我国现行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得到较好的体现。努力是可见的，但还远远不够，没有产生实效。因此，为使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质量良好的政策保证，必须充分重视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研究，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体现出理性化、多样化、民主化和专业化的要求。（作者单位：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研究生教育和学位制度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P522～562
[2]从春侠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专业化路径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096
[3]孙绵涛.教育行政学概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