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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如果缺少了杜甫，则少了一分历史的凝重感。
唐诗，如果缺少了杜诗，则少了近一半的艺术魅力。
杜甫的诗一向以“沉郁”“顿挫”著称于唐代诗坛，他的绝句、律诗、排律诗、新乐府诗无不体现着他的诗风。遍观杜甫的律诗，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其中颔联对景物的描写存在一个规律性的特点：空间阔大，纵横万里，精骛八极；时间绵长，思接千载，通古达今；意像奇崛，壮阔；气势豪放，恢廓，从而营造出弘大、幽远、雄浑、苍凉的意境美，这种意境美能集中体现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诗风，也构成了杜甫诗歌中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
杜甫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在律诗中开创的独具一格的意境美几乎贯穿了他人生各阶段的律诗创作，从青年时期“放荡齐赵间”时的《望岳》，到中年困居长安时的《月夜》《春望》，再到中晚年漂泊西南时的《登楼》《登高》《秋兴八首》等，尤其以中晚年时的律诗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而颔联的意境美体现得最为酣畅淋漓，试以三首诗为例。
《登高》是杜甫写于漂泊西南之时，诗人乘船顺江而下，来到夔州。此地濒临长江，江流在此进入瞿塘峡，峡口多风，深秋时更是天高风急，诗人登高远望。此诗的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集中表现了夔州秋天的典型特征。落叶飘零，无边无际，纷纷扬扬，萧萧而下；奔流不尽的长江，汹涌澎湃，滚滚奔腾而来。写尽秋天肃穆肃杀、空旷辽阔的景色，一句仰视，一句俯视，有疏宕之气。“无边”放大了落叶的阵势，“萧萧下”，又加快了飘落的速度，“不尽”体现长江之长，“滚滚来”形象描摹了江流汹涌之状。诗人在写景的同时，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引发了他身世飘零的感慨，渗入了他老病孤愁的悲叹，传达出壮志难酬的感怆和韶光易逝的无奈。颔联的境界伟丽而壮阔，触动诗人的不仅限于岁暮的感伤，同时想到的还有生命的消逝与有限，宇宙的无穷与永恒（落叶象征生命的消逝，长江象征宇宙的永恒）。透过沉郁悲凉的意境，显示出神入化的笔力，确有“建瓴走坂”、“百川东注”的磅礴气势，金性尧认为此颔联是“杜诗中最能表现大气盘旋，悲凉沉郁之作”。
《旅夜抒怀》是与《登高》同时期的作品，其颔联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诗人所写之景：明星低垂，平野广阔，月随波涌，大江东去。诗人用雄浑阔大之景衬托深沉、滞重的孤独感，使人感受到诗人生命的激情正如他笔下奔涌的江流一样澎湃难平，在广阔、苍茫、激荡、伟丽的意境中深刻表现了诗人内心漂泊无依的感伤，《网师国唐诗笺》称此诗颔联：“十字写得广大，几莫能测”。
《登楼》也是杜甫漂泊西南时创作的一首律詩。唐代宗广德二年诗人在四川成都获知西北吐蕃族趁唐朝边疆守备空虚，占领几十州郡，而中原战火未息，真如雪上加霜，值此“万方多难”之时诗人写下此诗，其中颔联是“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上句向空间开拓视野，下句就时间驰骋遐想，天高地迥，古往今来，形成阔大悠远，囊括宇宙的境界，饱含着诗人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和对民族历史的追怀，而且登高临远，视通八方，独向西北前线游目骋怀，也渗透着忧国忧民的无限心事。语境壮阔，寄意深远，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沈德濳以为《登楼》“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
除以上三首外，杜甫还在许多律诗的颔联中营造了如此美的意境，如《望岳》的颔联“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阁夜》的颔联“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登岳阳楼》的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以及杜甫的系列组诗，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等。那么杜甫的律诗在颔联中创造的这种意境美，以至形成规律性的艺术风格，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杜诗“沉郁顿挫”诗风形成的过程即是颔联艺术风格形成的过程，探究其成因，无非是“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因”是杜甫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杜甫出身名门望族，但在他青年以后家道逐渐衰微，所以他也不得不凭自己的学识去求得仕途进身之路，而不能从祖上得到任何荫庇。但杜甫的仕途之路却走得异常艰难，因为杜甫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史之乱”不仅影响了国家，也影响国家里的每一个人。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一切在磨砺着杜甫的性格，也在改变着他的思想，于是“内因”开始影响杜甫作为一个诗人的创作。而“内因”中一种重要的力量是他的思想。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行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行道相联系。“安史之乱”爆发前他在长安十年的求官之路，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继而“安史之乱”爆发，社会一片狼藉，杜甫的生活与命运从此也跌入谷底，但杜甫的那颗心却一直牵挂着国家，维系着百姓，忧国忧民的情怀是杜甫思想的主旋律，这种思想的主旋律进而转化成他诗歌创作的主旋律，这也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最主要的内因。
其次的内因是杜甫个性化的创作特征。一方面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急峡、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另一方面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讲求炼字炼句。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是他的创作风格。
总之，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上的力量，同时正是思想上的力量成就了杜诗颔联独具一格的意境美。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在杜甫的思想里有古代文人少有的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如果说许多古代诗人在诗歌抒发的情感是个人的爱恨情仇，那么这样的诗人是一个“小我”的形象，而杜甫则是一个“大我”的形象，杜甫的心里除了自己还有国家，有人民，有对国家的情，有对人民的爱，但更多的是看到“国破山河在”的悲，“路有冻死骨”的愁。如果把杜诗颔联的意境比作容器的话，太小的容器容纳不下杜甫诸多丰富而深沉的思想情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而只有弘大、幽远、雄浑、苍凉的意境才能容下杜甫独一无二的思想与情感。
唐诗，如果缺少了杜诗，则少了近一半的艺术魅力。
杜甫的诗一向以“沉郁”“顿挫”著称于唐代诗坛，他的绝句、律诗、排律诗、新乐府诗无不体现着他的诗风。遍观杜甫的律诗，无论是五律还是七律，其中颔联对景物的描写存在一个规律性的特点：空间阔大，纵横万里，精骛八极；时间绵长，思接千载，通古达今；意像奇崛，壮阔；气势豪放，恢廓，从而营造出弘大、幽远、雄浑、苍凉的意境美，这种意境美能集中体现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诗风，也构成了杜甫诗歌中独树一帜的艺术特色。
杜甫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在律诗中开创的独具一格的意境美几乎贯穿了他人生各阶段的律诗创作，从青年时期“放荡齐赵间”时的《望岳》，到中年困居长安时的《月夜》《春望》，再到中晚年漂泊西南时的《登楼》《登高》《秋兴八首》等，尤其以中晚年时的律诗数量最多，质量最高，而颔联的意境美体现得最为酣畅淋漓，试以三首诗为例。
《登高》是杜甫写于漂泊西南之时，诗人乘船顺江而下，来到夔州。此地濒临长江，江流在此进入瞿塘峡，峡口多风，深秋时更是天高风急，诗人登高远望。此诗的颔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集中表现了夔州秋天的典型特征。落叶飘零，无边无际，纷纷扬扬，萧萧而下；奔流不尽的长江，汹涌澎湃，滚滚奔腾而来。写尽秋天肃穆肃杀、空旷辽阔的景色，一句仰视，一句俯视，有疏宕之气。“无边”放大了落叶的阵势，“萧萧下”，又加快了飘落的速度，“不尽”体现长江之长，“滚滚来”形象描摹了江流汹涌之状。诗人在写景的同时，深沉地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引发了他身世飘零的感慨，渗入了他老病孤愁的悲叹，传达出壮志难酬的感怆和韶光易逝的无奈。颔联的境界伟丽而壮阔，触动诗人的不仅限于岁暮的感伤，同时想到的还有生命的消逝与有限，宇宙的无穷与永恒（落叶象征生命的消逝，长江象征宇宙的永恒）。透过沉郁悲凉的意境，显示出神入化的笔力，确有“建瓴走坂”、“百川东注”的磅礴气势，金性尧认为此颔联是“杜诗中最能表现大气盘旋，悲凉沉郁之作”。
《旅夜抒怀》是与《登高》同时期的作品，其颔联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诗人所写之景：明星低垂，平野广阔，月随波涌，大江东去。诗人用雄浑阔大之景衬托深沉、滞重的孤独感，使人感受到诗人生命的激情正如他笔下奔涌的江流一样澎湃难平，在广阔、苍茫、激荡、伟丽的意境中深刻表现了诗人内心漂泊无依的感伤，《网师国唐诗笺》称此诗颔联：“十字写得广大，几莫能测”。
《登楼》也是杜甫漂泊西南时创作的一首律詩。唐代宗广德二年诗人在四川成都获知西北吐蕃族趁唐朝边疆守备空虚，占领几十州郡，而中原战火未息，真如雪上加霜，值此“万方多难”之时诗人写下此诗，其中颔联是“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上句向空间开拓视野，下句就时间驰骋遐想，天高地迥，古往今来，形成阔大悠远，囊括宇宙的境界，饱含着诗人对祖国山河的赞美和对民族历史的追怀，而且登高临远，视通八方，独向西北前线游目骋怀，也渗透着忧国忧民的无限心事。语境壮阔，寄意深远，体现了诗人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沈德濳以为《登楼》“气象雄伟，笼盖宇宙，此杜诗之最上者”。
除以上三首外，杜甫还在许多律诗的颔联中营造了如此美的意境，如《望岳》的颔联“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阁夜》的颔联“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登岳阳楼》的颔联“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以及杜甫的系列组诗，如《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等。那么杜甫的律诗在颔联中创造的这种意境美，以至形成规律性的艺术风格，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杜诗“沉郁顿挫”诗风形成的过程即是颔联艺术风格形成的过程，探究其成因，无非是“外因”与“内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外因”是杜甫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杜甫出身名门望族，但在他青年以后家道逐渐衰微，所以他也不得不凭自己的学识去求得仕途进身之路，而不能从祖上得到任何荫庇。但杜甫的仕途之路却走得异常艰难，因为杜甫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史之乱”不仅影响了国家，也影响国家里的每一个人。生活在这样动荡的社会中，一切在磨砺着杜甫的性格，也在改变着他的思想，于是“内因”开始影响杜甫作为一个诗人的创作。而“内因”中一种重要的力量是他的思想。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杜甫称做官是他们家族的“素业”——世代相袭的职业，他的各种文化教养以及以后的种种行为都是在为追求仕途事业和为官行道相联系。“安史之乱”爆发前他在长安十年的求官之路，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继而“安史之乱”爆发，社会一片狼藉，杜甫的生活与命运从此也跌入谷底，但杜甫的那颗心却一直牵挂着国家，维系着百姓，忧国忧民的情怀是杜甫思想的主旋律，这种思想的主旋律进而转化成他诗歌创作的主旋律，这也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最主要的内因。
其次的内因是杜甫个性化的创作特征。一方面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急峡、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另一方面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讲求炼字炼句。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 是他的创作风格。
总之，杜诗“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的形成是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上的力量，同时正是思想上的力量成就了杜诗颔联独具一格的意境美。为什么如此说呢？因为在杜甫的思想里有古代文人少有的崇高的儒家仁爱精神和强烈的忧患意识，如果说许多古代诗人在诗歌抒发的情感是个人的爱恨情仇，那么这样的诗人是一个“小我”的形象，而杜甫则是一个“大我”的形象，杜甫的心里除了自己还有国家，有人民，有对国家的情，有对人民的爱，但更多的是看到“国破山河在”的悲，“路有冻死骨”的愁。如果把杜诗颔联的意境比作容器的话，太小的容器容纳不下杜甫诸多丰富而深沉的思想情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而只有弘大、幽远、雄浑、苍凉的意境才能容下杜甫独一无二的思想与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