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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文本细读出发，在对书中所抒写的亲情、友情和爱情这三类情感做出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分析情爱悲剧的原因，并通过文本与鲁迅的爱情文本《伤逝》的比较分析，从而来重点探讨作者从三个不同视角对爱情展开的罗生门式叙事。
关键词：亲情；友情；爱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07-01
女作家潘婧以无意放大或有意诗化痛苦的方式，在《抒情年代》中围绕女主人公J，讲述了文革时期，发生在她身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复杂的情感。通过对女主人公J与家人、朋友及爱人之间交往的关系谱写，作者昭示了其情爱悲剧不但与时代的谬误直接相关，而且个人同样要为之承担自我的责任，同时这时代悲剧背后还蕴藏着超时空的永恒悖论。
一、无情年代的个人抒情：亲情·友情·爱情
在文革年代，伦理的分崩离析和道德的节节败退，致使每个人都是困厄于汪洋苦海的孤岛。冷漠无情的年代造成了情感的畸形变态，患难与共心灵相通的姐妹方舟转瞬反目形同陌路，即便是有着血缘牵绊的人也相互怨恨犹如宿敌，而最无奈地莫过于灵肉一体亲密无间的恋人亦是相互折磨终于分道扬镳。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作者对《抒情年代》的命名不但令人匪夷所思，甚而具备了反讽意味。
亲情的冷漠是最令人心寒的。在家庭中，这种冷漠乃至怨恨既存在于患难与共彼此恩爱的夫妻之间，也有父母对亲生儿女的弃如蔽履，而更多的则是子女对父母的漠视与拒绝。J的父母终日争吵不休，互相攻讦，如怨鬼般恶语中伤彼此；珊珊对父亲的遭难视而不见对母亲的归来心怀不满等等。情感的畸形也同样体现在友情和爱情的无疾而终。J和珊珊的友谊不可谓不深厚，但这份如初恋般美好的友情轻易地戛然而止。J和N的爱情在短暂的激情过后很快便陷于相互折磨彼此仇恨，“在一起时是绝望，分开依然绝望”。
宗而观之，不论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情还是亲密无间的友情，抑或海誓山盟的爱情，无一不是畸形情爱关系的反复论证。那这种非正常的情爱关系又是由什么造成的呢？仅仅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荒漠与分裂吗？
二、情爱悲剧的原因：时代的谬误·个人的选择·永恒的悖论
在小说中，作者对人物情感的思考既未流于“伤痕文学”对文革情感宣泄式的血泪控诉，也没有止步于“反思文学”仅仅指涉于对时代和社会层面的披露与分析，而是将人物情感的发展衍变置于时代布景下，在时代的聚光灯下对人性进行深刻的拷问，从而将隐匿在时代洪流和个人选择背后的永恒悖论移至舞台的中央。
毋庸置疑，时代的谬误直接造成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剧。面对时代的荒谬和无序，他们成为情感世界的冷血动物，对至亲的苦难无动于衷，轻易地结束友情，在爱情里过分敏感或毫无责任感可言。然而，时代为自己的错误忏悔时，个人也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N和J爱情的第二次破灭证明所谓的“环境决定论”不过是他俩自欺欺人式的幻想。何况，不论是时代的因素还是个人的作用，情感的复杂更在于它本身内置的永恒悖论性。即使有着血缘的牵绊，人类依然永远处在对家庭的逃离和皈依中。同性联盟往往在异性出现后分崩离析。爱情本就是一场自我与他者、爱情与现实之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这些情感本身存在的悖谬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
由此可见，《抒情年代》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作家对文革历史的个人书写，更在于其跨越了时代的视阈，从时代谬误、个人选择和永恒悖论三个角度由表及里地将人物的情爱悲剧进行了立体而深刻的剖析。
三、爱情故事的罗生门式叙述：J·N·维明
不同于鲁迅先生的《伤逝》仅从“涓生”的男性视角进行其与子君的爱情叙述，潘婧运用了三个文本分别从女性视角、男性视角和旁观者视角这三个视角对J与N的爱情故事展开了罗生门式的叙述。
鲁迅的《伤逝》固然深刻，既“告诉你情爱中矫饰的部分”，又“告诉你情感的缺乏诗意的本质”，且在“冷静地行文”中“背衬着激情的张力”；也不乏真实，他采用的“涓生手记”的文体形式使涓生的叙述看似真实可靠。然而子君在文本自始至终的“失语”和小说的抒情化倾向，使呈现在涓生独断的叙述中看似清晰可辨的爱情面目变得真假难明。
在《抒情年代》中，作者分别从J、N和维明的三个不同视角共同讲述了J和N的爱情故事。一方面男女视角的共同运用，使小说有效地规避了性别误区；另一方面人物视角和旁观者视角的同时并举，则使小说从诗意化叙述中跳脱出来。因此，虽然表面上三个不同的叙述文本与爱情故事之间产生了罗生门式的偏差，但爱情的本来面貌正是在三个文本的矛盾之处得以呈现。如果该书仅采用J或N的单一视角，那么它很难避免性别的藩离而落入男性霸权的牢笼或成为单纯的女性主义读本。因为无论J还是N，都在讲述中专注于自己的痛苦言说而有意忽略了对方的感受，而直接造成了爱情故事与各自的叙述之间罗生门式的偏差，使爱情的本相变得扑朔迷离。同时，J和N的人物内视角在叙述上不谋而合的诗意化追求则进一步造成了爱情真相的难以捕捉。J有意对苦难记忆的诗意化改造及其文本在叙述方式和语言的抒情化特征；N的讲述虚设故事背景，置换人物性格及超现实的表现手法的运用。但作者从“维明”的旁观者视角出发，避免了J和N叙述的片面性，以较客观的叙述区别于人物视角的诗意化叙述。而在三个文本相互矛盾的罗生式的偏差之处，爱情故事的线索逐渐明晰可辨。
总体而言，作者虽以文革年代作为其故事背景，但未拘泥于时代因素，而是将人物情感置于时代、个人和哲学三个维度进行深刻立体的思考使该作获得高于“伤痕、反思文学”的超时代意义；对爱情故事采用的多角度的叙述策略将爱情的本相在事实与叙述的多重偏差中得以披露，从而比一般的爱情文本具备更高的文学价值。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主流文学长久以来都拒绝给予该书应有的认可和公正的评判，从而导致这样一部不乏深刻优秀的小说在文学史上长时间的缺席不可谓不是一种遗憾。
参考文献：
[1]潘婧.抒情年代[M].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2]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段玉凤（1991-），女，汉族，江西九江人，江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
关键词：亲情；友情；爱情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9-0007-01
女作家潘婧以无意放大或有意诗化痛苦的方式，在《抒情年代》中围绕女主人公J，讲述了文革时期，发生在她身上的亲情、友情和爱情等复杂的情感。通过对女主人公J与家人、朋友及爱人之间交往的关系谱写，作者昭示了其情爱悲剧不但与时代的谬误直接相关，而且个人同样要为之承担自我的责任，同时这时代悲剧背后还蕴藏着超时空的永恒悖论。
一、无情年代的个人抒情：亲情·友情·爱情
在文革年代，伦理的分崩离析和道德的节节败退，致使每个人都是困厄于汪洋苦海的孤岛。冷漠无情的年代造成了情感的畸形变态，患难与共心灵相通的姐妹方舟转瞬反目形同陌路，即便是有着血缘牵绊的人也相互怨恨犹如宿敌，而最无奈地莫过于灵肉一体亲密无间的恋人亦是相互折磨终于分道扬镳。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作者对《抒情年代》的命名不但令人匪夷所思，甚而具备了反讽意味。
亲情的冷漠是最令人心寒的。在家庭中，这种冷漠乃至怨恨既存在于患难与共彼此恩爱的夫妻之间，也有父母对亲生儿女的弃如蔽履，而更多的则是子女对父母的漠视与拒绝。J的父母终日争吵不休，互相攻讦，如怨鬼般恶语中伤彼此；珊珊对父亲的遭难视而不见对母亲的归来心怀不满等等。情感的畸形也同样体现在友情和爱情的无疾而终。J和珊珊的友谊不可谓不深厚，但这份如初恋般美好的友情轻易地戛然而止。J和N的爱情在短暂的激情过后很快便陷于相互折磨彼此仇恨，“在一起时是绝望，分开依然绝望”。
宗而观之，不论是有着血缘关系的亲情还是亲密无间的友情，抑或海誓山盟的爱情，无一不是畸形情爱关系的反复论证。那这种非正常的情爱关系又是由什么造成的呢？仅仅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荒漠与分裂吗？
二、情爱悲剧的原因：时代的谬误·个人的选择·永恒的悖论
在小说中，作者对人物情感的思考既未流于“伤痕文学”对文革情感宣泄式的血泪控诉，也没有止步于“反思文学”仅仅指涉于对时代和社会层面的披露与分析，而是将人物情感的发展衍变置于时代布景下，在时代的聚光灯下对人性进行深刻的拷问，从而将隐匿在时代洪流和个人选择背后的永恒悖论移至舞台的中央。
毋庸置疑，时代的谬误直接造成了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剧。面对时代的荒谬和无序，他们成为情感世界的冷血动物，对至亲的苦难无动于衷，轻易地结束友情，在爱情里过分敏感或毫无责任感可言。然而，时代为自己的错误忏悔时，个人也应为自己的选择负责。N和J爱情的第二次破灭证明所谓的“环境决定论”不过是他俩自欺欺人式的幻想。何况，不论是时代的因素还是个人的作用，情感的复杂更在于它本身内置的永恒悖论性。即使有着血缘的牵绊，人类依然永远处在对家庭的逃离和皈依中。同性联盟往往在异性出现后分崩离析。爱情本就是一场自我与他者、爱情与现实之间旷日持久的拉锯战。而这些情感本身存在的悖谬超越了任何一个时代。
由此可见，《抒情年代》的特别之处不仅在于作家对文革历史的个人书写，更在于其跨越了时代的视阈，从时代谬误、个人选择和永恒悖论三个角度由表及里地将人物的情爱悲剧进行了立体而深刻的剖析。
三、爱情故事的罗生门式叙述：J·N·维明
不同于鲁迅先生的《伤逝》仅从“涓生”的男性视角进行其与子君的爱情叙述，潘婧运用了三个文本分别从女性视角、男性视角和旁观者视角这三个视角对J与N的爱情故事展开了罗生门式的叙述。
鲁迅的《伤逝》固然深刻，既“告诉你情爱中矫饰的部分”，又“告诉你情感的缺乏诗意的本质”，且在“冷静地行文”中“背衬着激情的张力”；也不乏真实，他采用的“涓生手记”的文体形式使涓生的叙述看似真实可靠。然而子君在文本自始至终的“失语”和小说的抒情化倾向，使呈现在涓生独断的叙述中看似清晰可辨的爱情面目变得真假难明。
在《抒情年代》中，作者分别从J、N和维明的三个不同视角共同讲述了J和N的爱情故事。一方面男女视角的共同运用，使小说有效地规避了性别误区；另一方面人物视角和旁观者视角的同时并举，则使小说从诗意化叙述中跳脱出来。因此，虽然表面上三个不同的叙述文本与爱情故事之间产生了罗生门式的偏差，但爱情的本来面貌正是在三个文本的矛盾之处得以呈现。如果该书仅采用J或N的单一视角，那么它很难避免性别的藩离而落入男性霸权的牢笼或成为单纯的女性主义读本。因为无论J还是N，都在讲述中专注于自己的痛苦言说而有意忽略了对方的感受，而直接造成了爱情故事与各自的叙述之间罗生门式的偏差，使爱情的本相变得扑朔迷离。同时，J和N的人物内视角在叙述上不谋而合的诗意化追求则进一步造成了爱情真相的难以捕捉。J有意对苦难记忆的诗意化改造及其文本在叙述方式和语言的抒情化特征；N的讲述虚设故事背景，置换人物性格及超现实的表现手法的运用。但作者从“维明”的旁观者视角出发，避免了J和N叙述的片面性，以较客观的叙述区别于人物视角的诗意化叙述。而在三个文本相互矛盾的罗生式的偏差之处，爱情故事的线索逐渐明晰可辨。
总体而言，作者虽以文革年代作为其故事背景，但未拘泥于时代因素，而是将人物情感置于时代、个人和哲学三个维度进行深刻立体的思考使该作获得高于“伤痕、反思文学”的超时代意义；对爱情故事采用的多角度的叙述策略将爱情的本相在事实与叙述的多重偏差中得以披露，从而比一般的爱情文本具备更高的文学价值。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主流文学长久以来都拒绝给予该书应有的认可和公正的评判，从而导致这样一部不乏深刻优秀的小说在文学史上长时间的缺席不可谓不是一种遗憾。
参考文献：
[1]潘婧.抒情年代[M].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
[2]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9年版.
作者简介：段玉凤（1991-），女，汉族，江西九江人，江西师范大学在读硕士，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