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6年春节，我随父亲董必武、母亲何莲芝在上海过春节。由于父亲是党的一大代表，2月22日，上海市有关方面邀请他到一大会址陈列馆视察。他当场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这句题词出自《庄子》，是说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句富有哲理的题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
我们党已经走过90多个年头，抚今追昔，我一直在想：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和父亲先后聊过多次，但次数实在记不清了，因为我们聊天几乎从来没有主题，随着思路、话头扯着走，时而东，时而西。而且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父亲讲的党成立时的一些往事，是当故事听的，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是几件小事。
大约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还在上中学，有一次聊天时父亲告诉我，在上海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并不是7月1日这一天开幕的，但会议确实是在7月召开的；7月1日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个象征性的纪念日。当时我很年轻，对纪念日是“定”的这事儿很是好奇：第一次知道，原来“诞辰”是可以“定”的!
在我上高中时，父亲还告诉过我，第一次党代会形成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父亲执笔写的。因为没有留下底稿，也因为当时的文字已上报给共产国际了。现在想起来，父亲说起这件事情，除感叹时事匆忙外，并没有在意去不去寻找那篇报告，或者找人证明什么的。父亲告诉我这件事情，他是不是还跟别人说过，我不知道；他和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说说“古”，也许只是想告诉我：被历史湮没的事情会很多，不要去计较，也不必去计较那一件两件事情。父亲的豁达和胸怀坦荡似乎可见一斑。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我们家还住在中南海。像往常一样，晚饭前，我到父亲办公室去和他聊天。那时，我还不知道毛主席要父亲主持写党史的事。聊着聊着我们就聊到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事情。父亲告诉我：关于代表人数问题，回忆不大一致。父亲说：“记忆有差异是正常现象，有记忆力的因素，也有当时的注意力的因素。主席年轻些，我相信他比我记忆得更准确些。”父亲接着说：“就像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壶”，父亲指着他一直使用的宜兴小茶壶，说：“因为这个壶嘴朝向我，在你那个位置，就看不全；将来你的记忆里一定会有缺欠。所以记忆未必客观和全面。”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不是有可能：关于第一次党代会代表的有关问题有人询问过父亲；而父亲的回忆，非常不巧与有的人的回忆不同。父亲知道这个结果后，明确表示不坚持自己的记忆。对父亲不坚持自己记忆一事，有人十分有看法。这看法，我猜测父亲也可能有耳闻。父亲和我说的这一番话，是对他不坚持自己记忆的解释吧。这是多年以后，我听到了各种说法，再回过头去想，去分析，揣测的。否则，我想，父亲不会对我说记忆全面不全面的事儿。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父亲只是想告诫我：即使是亲历者，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缘由，看问题不一定全面，反映问题也就可能存在着片面和主观；多听多看、兼听则明。
我觉得记忆全面不全面是一回事儿，而回忆本身是另外一回事儿。回忆为回忆者带来的，更多的是回忆者曾经拥有过的青春、事业、愉悦以及过五关斩六将，也许还有走麦城等等。对于我来说，回忆更多地变成了一种享受：享受童年、享受青春；享受和父亲随意聊天；享受在父亲面前自由自在发表各种幼稚的见解；享受不管父亲正在做什么，我拿着书、带着问题就进了他的办公室去讨教；享受跟在妈妈后边去看望叔叔、阿姨；享受跟着妈妈做各种家务，不知道什么时候妈妈开始种菜养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再种菜、不再养兔了……我都无忧无虑地跟着，享受地跟着。
凡是自己经历过的一切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积淀起来，变成了专属的、个人的、特有的一种精神财富。其实我所以喜欢回忆，只是喜欢自己徜徉在心里，独享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富。我没有更多地动手记下来，把我的财富奉献给社会，绝对不是出于自私，只是一方面对自己懒惰的放纵：懒于思索，也懒于动手；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很不自信：我写下来的是我的记忆，是对我记忆的描述，也是我对记忆中的事情再一次认识和新的理解。我的认识和理解是不是对的?我的文字表达得明白、准确吗?尤其是，事情发生时我还太年轻，一般年轻人最大的缺憾是头脑中储备还不足，经验还不够丰富。由我记录下自己心目中的事情，虽然尽力刻画记忆中的父亲的音容笑貌，但能不能反映出那个历史真实的父亲呢?一些事是不是可以记录呢?这是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这也自然成为我提笔就胆怯的原因；当然也更是偷懒的最好借口。
我记得，比前面叙述的事情在时间上略晚些，相距却不远，父亲和我又一次聊到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的事情。这次聊的有的是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的，也见诸文字的；也有一点新的，从未听到过的事情。
这次聊天，父亲除了叙述有人闯进会场，称来找球，眼睛却四下扫看在座所有的人；这个人走后，当时与会人员决定迅速转换会场外，他还说：会议一边安排组织如何继续开会，另一边安排人员撤离；有的人撤离会场，有的人撤离会议。撤离会议首先考虑到的是年轻人。父亲说：“是我提议让主席走的，不继续参加会议了。”听到这儿，我非常震惊，不禁脱口惊呼：“啊!?”父亲淡淡地笑着说：“保存实力嘛。他年轻，不能让反动派一网打尽啊!”我突然感受到父亲的大气、豪气和勇气。在紧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是事业的存亡，想到的是别人的安危。同时，又觉得：这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这可是大事，千万别说出去，千万不能让别人误读了这件事。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这样被刻意地留在我的心底里。
许多事情被有意无意地留在心里，而且真的想把它们作为永久的秘密埋在心底。但是，绝想不到，有时候，往事会像鱼一样，一旦有饵，就会被钓起来，会猝不及防地跃出来，鲜活地在心里慢慢地展现开来。我就是这样，被一个饵料，钓出了我本来不想触动的“鱼”。
前些年，我回湖北红安老家，参观重新布展的“董必武纪念馆”，当看到一个展位用蜡像表现1921年嘉兴南湖船内开会的景象，我没有来得及想一想，脱口向展览馆的有关同志说了父亲告诉过我的情况。展览馆的同志告诉我：这个展位经过研究党史的同志审定。我一根筋地坚持。展览馆的同志只是朝我礼貌地笑笑。尽管我的感觉十分迟钝，还是读懂了她的笑容的含意：你不是党史专家，你的话不足为凭。
其实我认为对毛主席而言，他参加了上海的那一段会议，是党的重要创始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建树；以他的伟大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并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当了家、做了主。没有他的正确领导，没有自愿与他休戚与共的一大批把国家存亡、民族兴衰担当起来的仁人志士，中国的苦难还将要延续。这是毋庸置疑的。
父亲跟我讲这件事，我想，并不是想在他将要主持的党史编写工作里记载这件事，只是他在回忆整理自己的记忆时，把内心翻腾时带出来的这一滴小水珠、一个小细节、一件小趣事、一段小故事讲给自己的女儿听听而已。他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重要，如果他认为重要，一定不会对我说。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明显地感觉得到，父亲对当年的这个建议并不后悔。
人生一般是由一件又一件大大小小、重要或不重要的事情串联起来的。无论事情的大小、重要与否，对这些事如果做到无愧于心，一生所做的不后悔的事情居多，我认为就是一个成功人士。
尽可能记录下关于父亲回忆第一次党代会的几件小事，捎带议论一些关联的故事，也是一件快意之事。
(责任编辑 刘荣刚)
我们党已经走过90多个年头，抚今追昔，我一直在想：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我和父亲先后聊过多次，但次数实在记不清了，因为我们聊天几乎从来没有主题，随着思路、话头扯着走，时而东，时而西。而且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父亲讲的党成立时的一些往事，是当故事听的，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是几件小事。
大约是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还在上中学，有一次聊天时父亲告诉我，在上海开的第一次党代会并不是7月1日这一天开幕的，但会议确实是在7月召开的；7月1日这一天是毛主席在延安定的，是个象征性的纪念日。当时我很年轻，对纪念日是“定”的这事儿很是好奇：第一次知道，原来“诞辰”是可以“定”的!
在我上高中时，父亲还告诉过我，第一次党代会形成了一个决议，这个决议是父亲执笔写的。因为没有留下底稿，也因为当时的文字已上报给共产国际了。现在想起来，父亲说起这件事情，除感叹时事匆忙外，并没有在意去不去寻找那篇报告，或者找人证明什么的。父亲告诉我这件事情，他是不是还跟别人说过，我不知道；他和我这个不谙世事的孩子说说“古”，也许只是想告诉我：被历史湮没的事情会很多，不要去计较，也不必去计较那一件两件事情。父亲的豁达和胸怀坦荡似乎可见一斑。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我们家还住在中南海。像往常一样，晚饭前，我到父亲办公室去和他聊天。那时，我还不知道毛主席要父亲主持写党史的事。聊着聊着我们就聊到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的事情。父亲告诉我：关于代表人数问题，回忆不大一致。父亲说：“记忆有差异是正常现象，有记忆力的因素，也有当时的注意力的因素。主席年轻些，我相信他比我记忆得更准确些。”父亲接着说：“就像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壶”，父亲指着他一直使用的宜兴小茶壶，说：“因为这个壶嘴朝向我，在你那个位置，就看不全；将来你的记忆里一定会有缺欠。所以记忆未必客观和全面。”
这件事情的背景，是不是有可能：关于第一次党代会代表的有关问题有人询问过父亲；而父亲的回忆，非常不巧与有的人的回忆不同。父亲知道这个结果后，明确表示不坚持自己的记忆。对父亲不坚持自己记忆一事，有人十分有看法。这看法，我猜测父亲也可能有耳闻。父亲和我说的这一番话，是对他不坚持自己记忆的解释吧。这是多年以后，我听到了各种说法，再回过头去想，去分析，揣测的。否则，我想，父亲不会对我说记忆全面不全面的事儿。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父亲只是想告诫我：即使是亲历者，由于主客观方面的缘由，看问题不一定全面，反映问题也就可能存在着片面和主观；多听多看、兼听则明。
我觉得记忆全面不全面是一回事儿，而回忆本身是另外一回事儿。回忆为回忆者带来的，更多的是回忆者曾经拥有过的青春、事业、愉悦以及过五关斩六将，也许还有走麦城等等。对于我来说，回忆更多地变成了一种享受：享受童年、享受青春；享受和父亲随意聊天；享受在父亲面前自由自在发表各种幼稚的见解；享受不管父亲正在做什么，我拿着书、带着问题就进了他的办公室去讨教；享受跟在妈妈后边去看望叔叔、阿姨；享受跟着妈妈做各种家务，不知道什么时候妈妈开始种菜养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不再种菜、不再养兔了……我都无忧无虑地跟着，享受地跟着。
凡是自己经历过的一切一切，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地积淀起来，变成了专属的、个人的、特有的一种精神财富。其实我所以喜欢回忆，只是喜欢自己徜徉在心里，独享属于自己的那一份财富。我没有更多地动手记下来，把我的财富奉献给社会，绝对不是出于自私，只是一方面对自己懒惰的放纵：懒于思索，也懒于动手；另一方面，或者说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很不自信：我写下来的是我的记忆，是对我记忆的描述，也是我对记忆中的事情再一次认识和新的理解。我的认识和理解是不是对的?我的文字表达得明白、准确吗?尤其是，事情发生时我还太年轻，一般年轻人最大的缺憾是头脑中储备还不足，经验还不够丰富。由我记录下自己心目中的事情，虽然尽力刻画记忆中的父亲的音容笑貌，但能不能反映出那个历史真实的父亲呢?一些事是不是可以记录呢?这是我经常问自己的问题，这也自然成为我提笔就胆怯的原因；当然也更是偷懒的最好借口。
我记得，比前面叙述的事情在时间上略晚些，相距却不远，父亲和我又一次聊到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党代会的事情。这次聊的有的是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的，也见诸文字的；也有一点新的，从未听到过的事情。
这次聊天，父亲除了叙述有人闯进会场，称来找球，眼睛却四下扫看在座所有的人；这个人走后，当时与会人员决定迅速转换会场外，他还说：会议一边安排组织如何继续开会，另一边安排人员撤离；有的人撤离会场，有的人撤离会议。撤离会议首先考虑到的是年轻人。父亲说：“是我提议让主席走的，不继续参加会议了。”听到这儿，我非常震惊，不禁脱口惊呼：“啊!?”父亲淡淡地笑着说：“保存实力嘛。他年轻，不能让反动派一网打尽啊!”我突然感受到父亲的大气、豪气和勇气。在紧急关头，他首先想到的是事业的存亡，想到的是别人的安危。同时，又觉得：这可是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这可是大事，千万别说出去，千万不能让别人误读了这件事。这件事从一开始就这样被刻意地留在我的心底里。
许多事情被有意无意地留在心里，而且真的想把它们作为永久的秘密埋在心底。但是，绝想不到，有时候，往事会像鱼一样，一旦有饵，就会被钓起来，会猝不及防地跃出来，鲜活地在心里慢慢地展现开来。我就是这样，被一个饵料，钓出了我本来不想触动的“鱼”。
前些年，我回湖北红安老家，参观重新布展的“董必武纪念馆”，当看到一个展位用蜡像表现1921年嘉兴南湖船内开会的景象，我没有来得及想一想，脱口向展览馆的有关同志说了父亲告诉过我的情况。展览馆的同志告诉我：这个展位经过研究党史的同志审定。我一根筋地坚持。展览馆的同志只是朝我礼貌地笑笑。尽管我的感觉十分迟钝，还是读懂了她的笑容的含意：你不是党史专家，你的话不足为凭。
其实我认为对毛主席而言，他参加了上海的那一段会议，是党的重要创始人，这是毫无疑问的。更重要的是他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建树；以他的伟大思想为核心形成了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并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推翻了“三座大山”；人民当了家、做了主。没有他的正确领导，没有自愿与他休戚与共的一大批把国家存亡、民族兴衰担当起来的仁人志士，中国的苦难还将要延续。这是毋庸置疑的。
父亲跟我讲这件事，我想，并不是想在他将要主持的党史编写工作里记载这件事，只是他在回忆整理自己的记忆时，把内心翻腾时带出来的这一滴小水珠、一个小细节、一件小趣事、一段小故事讲给自己的女儿听听而已。他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重要，如果他认为重要，一定不会对我说。不管怎样，有一点，我明显地感觉得到，父亲对当年的这个建议并不后悔。
人生一般是由一件又一件大大小小、重要或不重要的事情串联起来的。无论事情的大小、重要与否，对这些事如果做到无愧于心，一生所做的不后悔的事情居多，我认为就是一个成功人士。
尽可能记录下关于父亲回忆第一次党代会的几件小事，捎带议论一些关联的故事，也是一件快意之事。
(责任编辑 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