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采访任志强是一件有些寂寞的事情。
当秘书告诉他记者到来时，他不仅没有站起来，而且不抬头，也不说话，仍旧在忙着上网。他穿着黑色西装，没有打领带。我在他的对面坐下，看他在忙，问他采访是否可以开始。他一边上网一边答道：“问吧，我可以一心多用。”五六分钟之后才停下了电脑上的工作。每隔不到20分钟，他会抽一支烟。说话的时候，他像含着一块糖，完全没有京腔。他的表情始终如一，不苟言笑。
在他硕大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大量的文件资料和书籍，有些杂乱。他的阅读量惊人，据说每天读书六万字，并且都是在睡觉前半个多小时完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私下专门问过任志强，为什么读书如此快。任志强答，因为很多书读过，有积累。他的阅读，既有房地产和经济，更有政治、历史和文学。虽然初中未毕业，但是凭借着非同一般的学习能力，他让自己变得知识广博，在卸任华远集团董事长后，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因为对书的热爱，自2011年起，华远地产开始捐助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而他几乎每场活动都亲自参加，他认为这是自己投入时间最多的一个公益组织。“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人不读书，这就是社会需要；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不正确的言论，对社会会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这也是社会需要。”任志强说。
任志强的“大嘴”几乎是社会公认的，即便他的同行朋友，对此的评价也是“不务正业”四个字。他的老朋友、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甚至说：“严格来讲，任志强并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他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不断说话的权利，卖地、卖楼似乎没那么重要。”冯仑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任志强有三个特点：第一，爱没事找事；第二，爱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第三，把自己的事从来不当事。”
但任志强自己却似乎不这样认为：“我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因为我们推动了中国的制度改革。企业家的成功，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把企业做得多大，而在于你能对中国的改革发挥多大作用，让更多的企业能享受这套改革成果，这是最大的成功。”
我们的对话，就从他的这张“大嘴”开始。
对话任志强
中国周刊：你既是企业家，又是意见领袖，两种角色是否会有矛盾？
任志强：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什么叫意见领袖？有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有些人的意见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公共平台，怎么叫领袖？我不认为我是领袖，你们也别给我挂这个帽子。
我只是说出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出自己的看法。
中国周刊：那我们可以换个词，公共知识分子。与企业家身份相比，你更钟情于哪一个？
任志强：我就是一个企业家，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还是要做企业家。因为我没有做公共知识分子的才能。我们这一代人，在最需要教育的时候没有受到教育，所以我们的学识都不是系统的。我们是以实践为主，没有接触过传统的教育，初中都没毕业。尽管以后还可以去读研究生或者其他的，但不是一个完整的受教育过程。这当然是个遗憾。它是时代造成的。
我更愿意做企业家，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让大家从穷变富。邓小平的改革让大家从穷变富，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作用。企业家一样可以成为被大家认为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你可以把在企业中所获得的收获、知识和经验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用企业家的看法去看待社会存在的问题，知识分子可能是从理论的角度阐释问题。
中国周刊：或许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更适合你。
任志强：当然是民营企业更好一些。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做国有企业是因为我母亲一定要让我做国有企业。
中国周刊：你为什么不主动改变呢？在母亲面前没了主见？
任志强：不是主见问题，我觉得尽孝也是主见。是吧？如果你让一个家庭都不团结的话，你能说你有社会责任吗？它违反的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但是不等于我不能把国有企业变得和民营企业一样好，只能说在国有企业里头，可能我的个人收入少。为了尽孝，我宁愿减少我的个人收入。我不认为他们的要求有什么错误。他们的要求没什么错误。
中国周刊：为什么不向母亲争取改变？
任志强：不需要争。其他的问题可以去争取，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目标很明确，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可争论的呢？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做公益事业，有什么不对呢？我认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
中国周刊：“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这个观点是否会引起误解？
任志强：我们有三大类国有企业，第一类国有企业是改革前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濒临破产或已经破产，这部分恰恰最需要有一个好的管理者把它们带出泥坑，创造的是社会价值最大化，因为这些企业通常背着几万或者几十万的退休工人；第二类是柳传志（联想）这样的改革开放之后新成立的国有企业，一没钱，二没粮草，三没有计划，四没有特供，我们当时叫做计划外全民所有制，完全靠市场闯出来的国有企业；第三类就是中石油、中石化，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
现在社会上的人恨不得把这三类国有企业都放到一块儿分析，其实这三种国有企业完全不同。
中国周刊：既然华远是挂了块牌子的国有企业，后来为什么没有将其私有化？
任志强：今天你要让我说，我还得把它变成国有企业。只要上级不批准把它私有化，我就不能把它私有化。我们可以把下属的企业都私有化，没有挂全民所有制牌子的都可以私有化，但是只要挂了，借用了这个牌子，获得了银行贷款等各项支持或者政策优惠，你就不能干这事，不管它有没有国有资产。
我们不像一般人所想的，以个人利益为主或怎么样。再有冲突也得执行法律，有本事你就去修改法律，法律没修改之前，就得按法律走。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不变的，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民营化管理。比如说我们的激励机制、内部约束机制，等等，都是民营化。
中国周刊：国有企业改革最终的形态应是怎样的？
任志强：国有的，最后不应该是企业，应该是事业。可以企业化管理，但你不能管它叫企业，不能用利润做指标。
中国周刊：这个观点和你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身份有些矛盾，你做了哪些推动？
任志强：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急先锋。但是我们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只能是逐步地去拱，一步一步推动改革。比如说我们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股份制公司，本来没有这个法律，但我们突破了。所有的合资法上都写上有投资总额、合作年限，我们当时就突破这两点，所以双方打了很长时间的官司。我们是第一家通过境外上市的公司。
我们是国有企业体制，但是民营化经营。我们在不断地突破法律的界限，突不破的也不能去违法，这是两个概念。能突破叫改革，突不破就是没有改革到位。
当秘书告诉他记者到来时，他不仅没有站起来，而且不抬头，也不说话，仍旧在忙着上网。他穿着黑色西装，没有打领带。我在他的对面坐下，看他在忙，问他采访是否可以开始。他一边上网一边答道：“问吧，我可以一心多用。”五六分钟之后才停下了电脑上的工作。每隔不到20分钟，他会抽一支烟。说话的时候，他像含着一块糖，完全没有京腔。他的表情始终如一，不苟言笑。
在他硕大的办公桌上，堆放着大量的文件资料和书籍，有些杂乱。他的阅读量惊人，据说每天读书六万字，并且都是在睡觉前半个多小时完成。《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主编袁莉私下专门问过任志强，为什么读书如此快。任志强答，因为很多书读过，有积累。他的阅读，既有房地产和经济，更有政治、历史和文学。虽然初中未毕业，但是凭借着非同一般的学习能力，他让自己变得知识广博，在卸任华远集团董事长后，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等几所大学的客座教授。
因为对书的热爱，自2011年起，华远地产开始捐助中国金融博物馆书院读书会，而他几乎每场活动都亲自参加，他认为这是自己投入时间最多的一个公益组织。“我们看到社会上很多人不读书，这就是社会需要；我们看到社会上有很多不正确的言论，对社会会产生非常不良的影响，这也是社会需要。”任志强说。
任志强的“大嘴”几乎是社会公认的，即便他的同行朋友，对此的评价也是“不务正业”四个字。他的老朋友、中粮集团董事长宁高宁甚至说：“严格来讲，任志强并不是一个好的商人。他做生意好像是为了争取不断说话的权利，卖地、卖楼似乎没那么重要。”冯仑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任志强有三个特点：第一，爱没事找事；第二，爱把别人的事当自己的事；第三，把自己的事从来不当事。”
但任志强自己却似乎不这样认为：“我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因为我们推动了中国的制度改革。企业家的成功，不在于你赚了多少钱，把企业做得多大，而在于你能对中国的改革发挥多大作用，让更多的企业能享受这套改革成果，这是最大的成功。”
我们的对话，就从他的这张“大嘴”开始。
对话任志强
中国周刊：你既是企业家，又是意见领袖，两种角色是否会有矛盾？
任志强：我不同意你的说法。什么叫意见领袖？有些人的意见是正确的，有些人的意见是错误的，这是一个公共平台，怎么叫领袖？我不认为我是领袖，你们也别给我挂这个帽子。
我只是说出自己的看法。每个人都有权利说出自己的看法。
中国周刊：那我们可以换个词，公共知识分子。与企业家身份相比，你更钟情于哪一个？
任志强：我就是一个企业家，如果可以重新选择，我还是要做企业家。因为我没有做公共知识分子的才能。我们这一代人，在最需要教育的时候没有受到教育，所以我们的学识都不是系统的。我们是以实践为主，没有接触过传统的教育，初中都没毕业。尽管以后还可以去读研究生或者其他的，但不是一个完整的受教育过程。这当然是个遗憾。它是时代造成的。
我更愿意做企业家，我觉得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让大家从穷变富。邓小平的改革让大家从穷变富，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任何作用。企业家一样可以成为被大家认为的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你可以把在企业中所获得的收获、知识和经验告诉大家。我们现在是用企业家的看法去看待社会存在的问题，知识分子可能是从理论的角度阐释问题。
中国周刊：或许民营企业家的身份更适合你。
任志强：当然是民营企业更好一些。我已经说过多少次了，做国有企业是因为我母亲一定要让我做国有企业。
中国周刊：你为什么不主动改变呢？在母亲面前没了主见？
任志强：不是主见问题，我觉得尽孝也是主见。是吧？如果你让一个家庭都不团结的话，你能说你有社会责任吗？它违反的可能是我自己个人的想法，但是不等于我不能把国有企业变得和民营企业一样好，只能说在国有企业里头，可能我的个人收入少。为了尽孝，我宁愿减少我的个人收入。我不认为他们的要求有什么错误。他们的要求没什么错误。
中国周刊：为什么不向母亲争取改变？
任志强：不需要争。其他的问题可以去争取，在这个问题上不需要。目标很明确，为人民服务，有什么可争论的呢？把更多的精力用于做公益事业，有什么不对呢？我认为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
中国周刊：“国有企业本身就是一个公益事业”，这个观点是否会引起误解？
任志强：我们有三大类国有企业，第一类国有企业是改革前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濒临破产或已经破产，这部分恰恰最需要有一个好的管理者把它们带出泥坑，创造的是社会价值最大化，因为这些企业通常背着几万或者几十万的退休工人；第二类是柳传志（联想）这样的改革开放之后新成立的国有企业，一没钱，二没粮草，三没有计划，四没有特供，我们当时叫做计划外全民所有制，完全靠市场闯出来的国有企业；第三类就是中石油、中石化，带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
现在社会上的人恨不得把这三类国有企业都放到一块儿分析，其实这三种国有企业完全不同。
中国周刊：既然华远是挂了块牌子的国有企业，后来为什么没有将其私有化？
任志强：今天你要让我说，我还得把它变成国有企业。只要上级不批准把它私有化，我就不能把它私有化。我们可以把下属的企业都私有化，没有挂全民所有制牌子的都可以私有化，但是只要挂了，借用了这个牌子，获得了银行贷款等各项支持或者政策优惠，你就不能干这事，不管它有没有国有资产。
我们不像一般人所想的，以个人利益为主或怎么样。再有冲突也得执行法律，有本事你就去修改法律，法律没修改之前，就得按法律走。市场经济的原则是不变的，我们可以把国有企业民营化管理。比如说我们的激励机制、内部约束机制，等等，都是民营化。
中国周刊：国有企业改革最终的形态应是怎样的？
任志强：国有的，最后不应该是企业，应该是事业。可以企业化管理，但你不能管它叫企业，不能用利润做指标。
中国周刊：这个观点和你的国有企业领导人的身份有些矛盾，你做了哪些推动？
任志强：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就是急先锋。但是我们不能突破法律的界限，只能是逐步地去拱，一步一步推动改革。比如说我们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股份制公司，本来没有这个法律，但我们突破了。所有的合资法上都写上有投资总额、合作年限，我们当时就突破这两点，所以双方打了很长时间的官司。我们是第一家通过境外上市的公司。
我们是国有企业体制，但是民营化经营。我们在不断地突破法律的界限，突不破的也不能去违法，这是两个概念。能突破叫改革，突不破就是没有改革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