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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读者能更加全面、深刻了解遵义会议在中共党史上的重要意义，本刊搜集、整理了部分亲历者的回忆与记述，他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遵义会议召开前后中央红军所面临的政治军事态势及遵义会议的作用和影响。
“新三人团”的成立
周恩来：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幾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
（摘自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的讲话，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谈遵义会议
朱德：第五次反“围剿”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它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长征后一、三军团一共只剩下了七千人，这都是教条主义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把方向搞错了的结果。
二占遵义
彭德怀：蒋军追迫遵义，红军放弃遵义，继续向西转进。待各路敌追迫至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时，红军从间道插回桐梓。三军团向南转进，在娄山关与王家烈部约四五个团遭遇，王部被我击溃，我军猛追至遵义，当晚强攻该敌，敌弃城南逃，这就是第二次攻占遵义。
回顾长征
刘伯承：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从黎平到遵义
聂荣臻：1935年1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打遵义，二师六团是攻城部队。渡过乌江以后，六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同志就接受了攻取遵义的战斗任务。他们把一切攻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赶到了他们部队，他当时对干部讲：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这次攻打遵义的战斗，实际上变成一次智取遵义的战斗。
回忆遵义会议
杨尚昆：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11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張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5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4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了。后来张国焘竟说，遵义会议他没有参加，不能算。这真是不讲理了！ （摘自《杨尚昆回忆录》）
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
伍修权：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场设在公馆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当时很时兴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难忘遵义
康克清：几百人聚精会神地听周恩来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情况。他讲到博古、李德两人在军事上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给红军和苏区造成重大损失，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这次长征。因此，中央决定取消他二人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负责指挥，而周恩来又是党中央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指挥者。会议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仿佛是阴沉的天空响起了惊雷，跟着是狂风暴雨般的掌声，一阵阵经久不息。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传达结束，会场上爆发出激动人心的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伟大的党中央万岁！”
“新三人团”的成立
周恩来：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有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么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幾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
（摘自周恩来1972年6月10日的讲话，据中央档案馆所存记录稿）
谈遵义会议
朱德：第五次反“围剿”就更坏了，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打堡垒战，搞短促突击，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军事上的教条主义，伴随着其它方面的教条主义，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直到遵义会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才结束了错误路线的领导。长征后一、三军团一共只剩下了七千人，这都是教条主义拒绝毛主席的正确思想，把方向搞错了的结果。
二占遵义
彭德怀：蒋军追迫遵义，红军放弃遵义，继续向西转进。待各路敌追迫至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界时，红军从间道插回桐梓。三军团向南转进，在娄山关与王家烈部约四五个团遭遇，王部被我击溃，我军猛追至遵义，当晚强攻该敌，敌弃城南逃，这就是第二次攻占遵义。
回顾长征
刘伯承：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象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我军一动，敌又须重摆阵势，因而我军得以从容休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待敌部署就绪，我们却又打到别处去了。弄得敌人扑朔迷离，处处挨打，疲于奔命；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主席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从黎平到遵义
聂荣臻：1935年1月初，我军渡过乌江，接着打开遵义，为召开这样一次会议创造了条件。打遵义，二师六团是攻城部队。渡过乌江以后，六团团长朱水秋、代理政委王集成同志就接受了攻取遵义的战斗任务。他们把一切攻坚的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时，总参谋长刘伯承同志赶到了他们部队，他当时对干部讲：现在，我们的日子是比较艰难的。既要求仗打得好，又要伤亡少，还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后来随着情况的发展，这次攻打遵义的战斗，实际上变成一次智取遵义的战斗。
回忆遵义会议
杨尚昆：这是一次带有紧迫性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当时，因为被战事所分割，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不可能到会，但是到会的还是占多数。五中全会后的政治局委员，除顾作霖因病去世外，还有11人，出席会议的有：博古、張闻天、周恩来、陈云、毛泽东、朱德6人，超过了半数，缺席的5人中，王明和康生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川，任弼时在湘鄂川黔，项英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政治局候补委员共5人，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王稼祥、邓发、凯丰（何克全），是绝大多数，只有关向应在湘鄂川黔，未能出席。中央的4位书记（或叫常委），除项英外，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都出席了。后来张国焘竟说，遵义会议他没有参加，不能算。这真是不讲理了！ （摘自《杨尚昆回忆录》）
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
伍修权：会议一般都是晚饭后开始开会，一直开到深夜。因为中央政治局和军委白天要处理战事和日常事务。会场设在公馆楼上一个不大的房间里，靠里面有一个带镜子的橱柜，朝外是两扇嵌着当时很时兴的彩色花玻璃的窗户，天花板中央吊着一盏旧式煤油灯，房间中间放着一张长条桌子，四周围着一些木椅、藤椅和长凳子，因为天冷夜寒，还生了炭火盆。会场是很简陋狭小的，然而正是在这里，决定了党和红军的命运。
难忘遵义
康克清：几百人聚精会神地听周恩来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的情况。他讲到博古、李德两人在军事上犯了十分严重的错误，给红军和苏区造成重大损失，使我们不得不进行这次长征。因此，中央决定取消他二人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负责指挥，而周恩来又是党中央委托的在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指挥者。会议决定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这，仿佛是阴沉的天空响起了惊雷，跟着是狂风暴雨般的掌声，一阵阵经久不息。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传达结束，会场上爆发出激动人心的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伟大的党中央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