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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元旦刚过，中国外交便从中东起步。
1月7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叙利亚反对派“全国联盟”主席胡杰，并重申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胡杰则赞赏中国所持公正、平衡政策，并表示将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554号决议，立即与政府方面展开和平谈判，推动政治和解进程。
观察家们发现，中东对于中国不仅具有能源安全保障、经贸与投资市场、遏制恐怖主义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意义，而且逐步成为中国发挥调停作用的用武之地。调停叙利亚危机，调停伊朗核危机，调停利比亚危机，调停南北苏丹，调停巴以冲突，甚至被期待调停也门战争和沙伊对峙……中国正以调停者的全新角色在中东发挥重大作用，承担大国责任。
在中东的角色定位逐步清晰
有人说，中东是大国的试金石。换言之，只有在中东发挥作用才能与大国地位相称或被公认为大国。中国近年在中东调停角色的凸显和斡旋效果的提升，足以证明中国在中东的大国戏份日益增强，中国在中东的角色定位也逐步清晰。
伊朗核危机在2015年实现历史性突破，就包含了中国积极斡旋的重要贡献。这场危机持续十余年，一度引发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剑拔弩张。中国一直反对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处理伊朗核危机，坚持“谈判与制裁”并举的双轨制，兼顾维护世界核不扩散机制和照顾伊朗合理国家利益。在马拉松谈判冲刺阶段，中国不仅耐心斡旋，还为破除最后技术障碍提供解决方案，为此，受到美国和伊朗双方的交口称赞和充分肯定。成功调解伊核危机，是近年来中国中东外交实践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而且因其议题敏感、立场差距悬殊以及关乎世界核安全而更加意义非凡。
其实，冷战结束后，随着全面调整外交政策，中国就开始中东调停努力。1990年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美国与40多个国家组建多国部队进驻海湾地区。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受命访问伊拉克，试图说服萨达姆认清大势，回应安理会相关决议而免于与多国部队兵戎相见。由于萨达姆狂妄而固执，中国调停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海湾战争随后爆发并以萨达姆军队被逐出科威特而告终。但是，中国的调停努力和灵活姿态引人注目，展示了全新的中东外交理念和思路。
调停事务能力令外界称道
2002年，随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再次加剧，中东争端再次成为世界焦点。当年，中国设立首个热点问题特使——中东问题特使，专门游走于冲突双方进行沟通和斡旋。14年来，中东特使由王世杰、孙必干、吴思科和宫小生等资深外交官相继出任，锲而不舍地积极劝和。
2011年利比亚危机爆发后，媒体很快发现，利比亚政府和反对派代表相继到中国访问，同时，中国在安理会表决1970号和1973号决议时分别投下赞成票和弃权票。这既是中国首次支持联合国对成员国进行经济制裁并默认建立“禁飞区”，也是首次对一国内部冲突双方进行调解。中国中东外交再次因其灵活务实而令人耳目一新。虽然调停未果，利比亚局势也迅速因北约滥用安理会决议而逆转，中国的调解努力却为世人所知。
2013年5月，习近平在一周内相继会见巴以领导人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引起世界媒体巨大关注和猜想。众所周知，中东争端乃世纪难题，寻求突破殊为不易，但中国对其保持马拉松式的劝和努力，体现出真诚的和平愿望，以及大国责任意识。
放在更大的视野看，中东调停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国尝试作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调停努力的组成部分，是整体外交布局和大国外交破局的创新和拓展。2004年，中国成功搭建有关朝鲜核谈判的“六方机制”，使其成为多边对话平台。2011年，中国非洲事务特使奉命在南北苏丹间协调立场，劝和促谈，发挥中国两头“沾亲带故”的独特优势。2014年11月，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引起轰动，中国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的斡旋角色浮出水面。如今，中国、美国、巴基斯坦、阿富汗政府及塔利班的和谈机制已初步形成，并将随着美国角色的日益淡出而增加中国的分量。
调停之路还需多投入、多历练
中国在中东开展调停外交条件得天独厚。其一，政治优势，即中国与中东国家全面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历史清白”，口碑优良，既没有侵略和殖民过任何中东国家，也未曾试图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中东各种力量，无论其民族、宗教和传统多么不同，也无论其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差异多大，对中国都无整体性的怨恨情结，这一基础可谓大国行列中独属中国的优质历史资产。其二，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与中东国家经贸和投资关系密切，而且颇具互补性。中国从中东进口大量石油，支撑着产油国的财政命脉，同时，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投资、项目也源源不断进入中东市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其三，美国正在从中东战略收缩，愿意给其他伙伴适当腾挪角色空间，习惯于大国博弈的中东国家自然欢迎中国发挥积极的、不同于其他强国的作用。其四，中东国家普遍“向东看”“看中国”，对搭乘“中国便车”给予空前期待。
当然，中国作为中东地区的非传统玩家也有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缺乏大国、强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也没有和地区国家签署安全合作条约，这无疑将制约中国调停的力度和效果。此外，中国处理异域纷繁复杂民族关系和文化冲突的经验也相对缺乏，往往缺乏抓手和底层资源。概而言之，中国调停中东事务，还是上道不远的新手，需要继续历练，甚至需要支出更多成本。
不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也非绝对因素，卡塔尔、新加坡、挪威等国的外交实践表明，调停也许更需要智慧与勇气。聚焦中东这个博弈场，中国依然大有可为，伊拉克内部宗派之争、也门内战、埃及当局与穆兄会对峙，乃至沙特与伊朗阶段性的对立与冲突，中国都可以择机从中斡旋。而且，依托中国古老智慧，张扬“和为贵”思想，配合以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思路和理念，未来一定会在中东乃至世界赢得日益扩大的调停机会和美誉。
（张源荐自2016年1月15-21日《国际先驱导报》）
1月7日，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叙利亚反对派“全国联盟”主席胡杰，并重申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胡杰则赞赏中国所持公正、平衡政策，并表示将无条件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554号决议，立即与政府方面展开和平谈判，推动政治和解进程。
观察家们发现，中东对于中国不仅具有能源安全保障、经贸与投资市场、遏制恐怖主义和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重大意义，而且逐步成为中国发挥调停作用的用武之地。调停叙利亚危机，调停伊朗核危机，调停利比亚危机，调停南北苏丹，调停巴以冲突，甚至被期待调停也门战争和沙伊对峙……中国正以调停者的全新角色在中东发挥重大作用，承担大国责任。
在中东的角色定位逐步清晰
有人说，中东是大国的试金石。换言之，只有在中东发挥作用才能与大国地位相称或被公认为大国。中国近年在中东调停角色的凸显和斡旋效果的提升，足以证明中国在中东的大国戏份日益增强，中国在中东的角色定位也逐步清晰。
伊朗核危机在2015年实现历史性突破，就包含了中国积极斡旋的重要贡献。这场危机持续十余年，一度引发伊朗与美国、以色列剑拔弩张。中国一直反对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处理伊朗核危机，坚持“谈判与制裁”并举的双轨制，兼顾维护世界核不扩散机制和照顾伊朗合理国家利益。在马拉松谈判冲刺阶段，中国不仅耐心斡旋，还为破除最后技术障碍提供解决方案，为此，受到美国和伊朗双方的交口称赞和充分肯定。成功调解伊核危机，是近年来中国中东外交实践最为成功的案例之一，而且因其议题敏感、立场差距悬殊以及关乎世界核安全而更加意义非凡。
其实，冷战结束后，随着全面调整外交政策，中国就开始中东调停努力。1990年伊拉克入侵和吞并科威特，美国与40多个国家组建多国部队进驻海湾地区。时任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受命访问伊拉克，试图说服萨达姆认清大势，回应安理会相关决议而免于与多国部队兵戎相见。由于萨达姆狂妄而固执，中国调停并没有产生预期效果，海湾战争随后爆发并以萨达姆军队被逐出科威特而告终。但是，中国的调停努力和灵活姿态引人注目，展示了全新的中东外交理念和思路。
调停事务能力令外界称道
2002年，随着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再次加剧，中东争端再次成为世界焦点。当年，中国设立首个热点问题特使——中东问题特使，专门游走于冲突双方进行沟通和斡旋。14年来，中东特使由王世杰、孙必干、吴思科和宫小生等资深外交官相继出任，锲而不舍地积极劝和。
2011年利比亚危机爆发后，媒体很快发现，利比亚政府和反对派代表相继到中国访问，同时，中国在安理会表决1970号和1973号决议时分别投下赞成票和弃权票。这既是中国首次支持联合国对成员国进行经济制裁并默认建立“禁飞区”，也是首次对一国内部冲突双方进行调解。中国中东外交再次因其灵活务实而令人耳目一新。虽然调停未果，利比亚局势也迅速因北约滥用安理会决议而逆转，中国的调解努力却为世人所知。
2013年5月，习近平在一周内相继会见巴以领导人阿巴斯和内塔尼亚胡，引起世界媒体巨大关注和猜想。众所周知，中东争端乃世纪难题，寻求突破殊为不易，但中国对其保持马拉松式的劝和努力，体现出真诚的和平愿望，以及大国责任意识。
放在更大的视野看，中东调停是新时代中国外交战略的具体体现，更是中国尝试作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调停努力的组成部分，是整体外交布局和大国外交破局的创新和拓展。2004年，中国成功搭建有关朝鲜核谈判的“六方机制”，使其成为多边对话平台。2011年，中国非洲事务特使奉命在南北苏丹间协调立场，劝和促谈，发挥中国两头“沾亲带故”的独特优势。2014年11月，阿富汗塔利班代表团访问中国并引起轰动，中国在阿富汗和平进程中的斡旋角色浮出水面。如今，中国、美国、巴基斯坦、阿富汗政府及塔利班的和谈机制已初步形成，并将随着美国角色的日益淡出而增加中国的分量。
调停之路还需多投入、多历练
中国在中东开展调停外交条件得天独厚。其一，政治优势，即中国与中东国家全面保持友好关系，而且“历史清白”，口碑优良，既没有侵略和殖民过任何中东国家，也未曾试图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中东各种力量，无论其民族、宗教和传统多么不同，也无论其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差异多大，对中国都无整体性的怨恨情结，这一基础可谓大国行列中独属中国的优质历史资产。其二，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与中东国家经贸和投资关系密切，而且颇具互补性。中国从中东进口大量石油，支撑着产油国的财政命脉，同时，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投资、项目也源源不断进入中东市场，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其三，美国正在从中东战略收缩，愿意给其他伙伴适当腾挪角色空间，习惯于大国博弈的中东国家自然欢迎中国发挥积极的、不同于其他强国的作用。其四，中东国家普遍“向东看”“看中国”，对搭乘“中国便车”给予空前期待。
当然，中国作为中东地区的非传统玩家也有明显不足，主要体现在缺乏大国、强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也没有和地区国家签署安全合作条约，这无疑将制约中国调停的力度和效果。此外，中国处理异域纷繁复杂民族关系和文化冲突的经验也相对缺乏，往往缺乏抓手和底层资源。概而言之，中国调停中东事务，还是上道不远的新手，需要继续历练，甚至需要支出更多成本。
不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也非绝对因素，卡塔尔、新加坡、挪威等国的外交实践表明，调停也许更需要智慧与勇气。聚焦中东这个博弈场，中国依然大有可为，伊拉克内部宗派之争、也门内战、埃及当局与穆兄会对峙，乃至沙特与伊朗阶段性的对立与冲突，中国都可以择机从中斡旋。而且，依托中国古老智慧，张扬“和为贵”思想，配合以中国发展模式的内在思路和理念，未来一定会在中东乃至世界赢得日益扩大的调停机会和美誉。
（张源荐自2016年1月15-21日《国际先驱导报》）
“绝地反击” 默纲是名经济学硕士，现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