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中国翱印度在彼此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曾经情同手足，但这个事实正被今天很多的中国人和印度人遗忘
乘飞机从上海直飞新德里，整个航程只有约六个小时，相当于飞欧洲大陆时间的一半。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印度却是一个感觉上似乎比欧洲还要陌生的所在。
“印度人吃饭还是用手抓吗?”“印度人除了咖喱还吃什么?”“印度的街上是不是汽车给牛让路?”当记者从印度归来的时候，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比邻而居却来往不多，世代相交却感觉陌生。今天亚洲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之间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地理距离与心理距离不相称的现状。
印度，依旧神秘
《瞭望东方周刊》在2006年9月对上海三所高校——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的100名在校学生进行了一个关于印度的详细问卷调查。在被要求回答“印度”会引起什么样的联想时，除了“瑜伽”、“佛教”、“泰姬陵”、“IT”之外，大学生们的答案中也包括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飞饼”、“印度阿三”、“鼻环”、“赤脚出租车司机”。
只有60％的人听说过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知道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吉拉·甘地总理的更是少得可冷，分别只有17％和12％。
相当多的人都没有回答“是否知道以下印度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东印度公司、阿姆利则惨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巴分治”，原因是“完全没有概念”。其中“阿姆利则惨案”几乎没有人知道。另外，还有76％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印度现任总理是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印度研究专家赵干城告诉本刊记者，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印之间的经贸交流虽然在不断增多，但文化教育的对等交流却还远远不够。他发现，去印度的中国人主要是商人，鲜有学生交流，组团去印度旅游在中国市场的号召力也并不大。
他举例说，印度是世界第一电影产出国，但在中国的电影院里几乎看不到印度国产电影，唯一一部在中国影院上映的商业电影《印度往事》，票房也不理想。
与此同时，印度普通民众对于现代中国的了解也同样模糊不清。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生刘熙在今年暑假作为志愿者前往印度古吉拉特邦教授中国文化。她回忆说，她教的印度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总理是谁，而当地人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被少林寺录取”。
“乐莫乐兮新相知”
事实上，中印不但有着深厚的文明亲缘，而且在彼此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曾经情同手足，而这个事实似乎正被今天很多的中国人和印度人遗忘。
在交通只能依靠马匹和骆驼的唐代，玄奘取经的终点就是佛祖所在的“西天，’——印度，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去印度大使馆赴宴时曾经开玩笑地说，“荣归西天”，即“到印度去投胎”是每个中国人的愿望。
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时产生了一见如故的感觉。据记载，他在北京对梁启超说，他的前世一定是“在中国传道的和尚”。离开中国时，朋友们要泰戈尔检查是否落下了东西，泰戈尔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只落下了我的心。”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已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泰戈尔发表了《致中国人民书》，用自己的国际声望帮助中国谴责日军的暴行。
另一位印度医生柯棣华在1938年受印度政府派遣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协助抗日，在战火中的延安和华北工作五年之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白求恩逝世后，他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中国。
这样源远流长的友谊在50年前达到一个顶峰——刚刚解放的中国和终获独立的印度频繁互访、惺惺相惜。
冰心曾经这样描写她1953年随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时经历的盛况：“这五个星期，每一分钟都充满了声音和色彩……每到一处，飞机刚落，火车刚停，就看见机场车站，人山人海，旗帜飘扬。”
只被今天17％的上海大学生记起的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在1954年却是一个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一年，尼赫鲁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热情款待。随行的《印度斯坦旗报》的记者报道说，“大概整个首都的居民都出动到西郊机场以及从机场到城中十英里的路上欢迎。为了使人们能看到尼赫鲁，商店、学校、机关都放假一天。”
据著名印度华裔学者谭中考证，毛泽东在与尼赫鲁道别时甚至吟诵出了屈原的名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来表达自己的惜别之情。
中国是“我们的坚定信仰”
50年后的今天，最频繁往来于中印两国之间的是精明的商人。
印度最著名的家庭企业巨头信诚工业公司(Reliance)很早就在上海最高的金茂大厦开设了办事处。从2002年到2005年三年间，印度最顶尖的四家软件服务公司——萨蒂扬(Satyam)、塔塔(TCS)、INFOSYS和WIPRO全部进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上海时尚杂志THATS评选的2006年最时尚餐厅包括了印度餐馆Vedas和“印度小厨”。
萨蒂扬大中华区首席运营官罗文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2002年萨蒂扬进入中国时有点惴惴不安，尽管在新加坡有成功经验，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制度和商业氛围还不是很有把握。
记者问道，既然不是特别有把握，为什么还是进来了，而且不是像有些印度公司只是试探性地建立代表处呢?
罗文德回答说，因为亚洲、特别是中国是“我们的坚定信仰”，“如果没有‘投资中国’的长远眼光，就不会在印度四大软件公司中第一个来到中国。”
这位印度企业家进一步解释说，这种眼光来自对历史的研究——几个世纪之前，中国的贸易量曾经占到全球的一半，那是中国“最辉煌的时期”，随后辉煌移向了欧洲，然后是美国，最后是日本。
“根据变化的走势来看，现在是亚洲的时代。”他说，“新加坡和泰国也曾发展很快，但现在不如中国这么有吸引力。去年中国神六上天，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目前，萨蒂扬的客户包括跨国公司、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私营企业，他们甚至建立了非常本土化的模式，98％的员工都是中国人。
2002年中印间的贸易额约为30亿美元，2006年猛增到168．7亿美元，四年中增长了近五倍，今年预计将突破200亿美元。中国目前位列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如果算上香港的贸易量，中国事实上就是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赵干城研究员认为，在目前中印经济交往飞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的民间交往还应该大大加强。如果和日本相比——尽管中日目前的外交关系有待复苏，但民间交往的紧密程度几乎涵盖所有的领域。而“中国和印度之间，需要加强的还有很多”。
印度曼尼普尔大学地缘政治学院院长M．D．纳拉帕特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航班数量还不到印度与新加坡航班数量的1／20，这与两国对于彼此的重要性很不相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傅小强研究员说，从今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将资助100名印度青年来中国交流，这将是一个好的开始。
“到了恢复中印之间‘长期存在但又被沧海桑田的变迁所隐藏的文明亲属关系’的时候了。”谭中说。
乘飞机从上海直飞新德里，整个航程只有约六个小时，相当于飞欧洲大陆时间的一半。但是，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印度却是一个感觉上似乎比欧洲还要陌生的所在。
“印度人吃饭还是用手抓吗?”“印度人除了咖喱还吃什么?”“印度的街上是不是汽车给牛让路?”当记者从印度归来的时候，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
比邻而居却来往不多，世代相交却感觉陌生。今天亚洲人口最多、历史最悠久、发展最快的两个国家之间呈现出了这样一种地理距离与心理距离不相称的现状。
印度，依旧神秘
《瞭望东方周刊》在2006年9月对上海三所高校——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同济大学的100名在校学生进行了一个关于印度的详细问卷调查。在被要求回答“印度”会引起什么样的联想时，除了“瑜伽”、“佛教”、“泰姬陵”、“IT”之外，大学生们的答案中也包括了令人啼笑皆非的“飞饼”、“印度阿三”、“鼻环”、“赤脚出租车司机”。
只有60％的人听说过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知道印度独立后首任总理尼赫鲁和他的女儿、英吉拉·甘地总理的更是少得可冷，分别只有17％和12％。
相当多的人都没有回答“是否知道以下印度历史上的重要事件：东印度公司、阿姆利则惨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印巴分治”，原因是“完全没有概念”。其中“阿姆利则惨案”几乎没有人知道。另外，还有76％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印度现任总理是谁。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印度研究专家赵干城告诉本刊记者，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印之间的经贸交流虽然在不断增多，但文化教育的对等交流却还远远不够。他发现，去印度的中国人主要是商人，鲜有学生交流，组团去印度旅游在中国市场的号召力也并不大。
他举例说，印度是世界第一电影产出国，但在中国的电影院里几乎看不到印度国产电影，唯一一部在中国影院上映的商业电影《印度往事》，票房也不理想。
与此同时，印度普通民众对于现代中国的了解也同样模糊不清。上海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生刘熙在今年暑假作为志愿者前往印度古吉拉特邦教授中国文化。她回忆说，她教的印度人中几乎没有人知道中国的总理是谁，而当地人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才能被少林寺录取”。
“乐莫乐兮新相知”
事实上，中印不但有着深厚的文明亲缘，而且在彼此历史的重要节点上曾经情同手足，而这个事实似乎正被今天很多的中国人和印度人遗忘。
在交通只能依靠马匹和骆驼的唐代，玄奘取经的终点就是佛祖所在的“西天，’——印度，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去印度大使馆赴宴时曾经开玩笑地说，“荣归西天”，即“到印度去投胎”是每个中国人的愿望。
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时产生了一见如故的感觉。据记载，他在北京对梁启超说，他的前世一定是“在中国传道的和尚”。离开中国时，朋友们要泰戈尔检查是否落下了东西，泰戈尔意味深长地回答说：“只落下了我的心。”
在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已是诺贝尔奖得主的泰戈尔发表了《致中国人民书》，用自己的国际声望帮助中国谴责日军的暴行。
另一位印度医生柯棣华在1938年受印度政府派遣随同印度援华医疗队到中国协助抗日，在战火中的延安和华北工作五年之久，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白求恩逝世后，他担任了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院长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中国。
这样源远流长的友谊在50年前达到一个顶峰——刚刚解放的中国和终获独立的印度频繁互访、惺惺相惜。
冰心曾经这样描写她1953年随中国友好代表团访问印度时经历的盛况：“这五个星期，每一分钟都充满了声音和色彩……每到一处，飞机刚落，火车刚停，就看见机场车站，人山人海，旗帜飘扬。”
只被今天17％的上海大学生记起的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在1954年却是一个全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这一年，尼赫鲁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热情款待。随行的《印度斯坦旗报》的记者报道说，“大概整个首都的居民都出动到西郊机场以及从机场到城中十英里的路上欢迎。为了使人们能看到尼赫鲁，商店、学校、机关都放假一天。”
据著名印度华裔学者谭中考证，毛泽东在与尼赫鲁道别时甚至吟诵出了屈原的名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来表达自己的惜别之情。
中国是“我们的坚定信仰”
50年后的今天，最频繁往来于中印两国之间的是精明的商人。
印度最著名的家庭企业巨头信诚工业公司(Reliance)很早就在上海最高的金茂大厦开设了办事处。从2002年到2005年三年间，印度最顶尖的四家软件服务公司——萨蒂扬(Satyam)、塔塔(TCS)、INFOSYS和WIPRO全部进驻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上海时尚杂志THATS评选的2006年最时尚餐厅包括了印度餐馆Vedas和“印度小厨”。
萨蒂扬大中华区首席运营官罗文德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记者，2002年萨蒂扬进入中国时有点惴惴不安，尽管在新加坡有成功经验，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制度和商业氛围还不是很有把握。
记者问道，既然不是特别有把握，为什么还是进来了，而且不是像有些印度公司只是试探性地建立代表处呢?
罗文德回答说，因为亚洲、特别是中国是“我们的坚定信仰”，“如果没有‘投资中国’的长远眼光，就不会在印度四大软件公司中第一个来到中国。”
这位印度企业家进一步解释说，这种眼光来自对历史的研究——几个世纪之前，中国的贸易量曾经占到全球的一半，那是中国“最辉煌的时期”，随后辉煌移向了欧洲，然后是美国，最后是日本。
“根据变化的走势来看，现在是亚洲的时代。”他说，“新加坡和泰国也曾发展很快，但现在不如中国这么有吸引力。去年中国神六上天，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目前，萨蒂扬的客户包括跨国公司、中国国有大中型企业和私营企业，他们甚至建立了非常本土化的模式，98％的员工都是中国人。
2002年中印间的贸易额约为30亿美元，2006年猛增到168．7亿美元，四年中增长了近五倍，今年预计将突破200亿美元。中国目前位列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如果算上香港的贸易量，中国事实上就是印度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赵干城研究员认为，在目前中印经济交往飞速发展的时候，中国和印度的民间交往还应该大大加强。如果和日本相比——尽管中日目前的外交关系有待复苏，但民间交往的紧密程度几乎涵盖所有的领域。而“中国和印度之间，需要加强的还有很多”。
印度曼尼普尔大学地缘政治学院院长M．D．纳拉帕特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中国与印度之间的航班数量还不到印度与新加坡航班数量的1／20，这与两国对于彼此的重要性很不相符。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傅小强研究员说，从今年开始，中国政府每年将资助100名印度青年来中国交流，这将是一个好的开始。
“到了恢复中印之间‘长期存在但又被沧海桑田的变迁所隐藏的文明亲属关系’的时候了。”谭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