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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有一个官员,别人问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会不会感到恐惧?这位官员说不恐惧。因为中国人的软实力不行。”这是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独家专访时举的例子,冯骥才当下的忧心绝不亚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那么迫切。
冯骥才以小说成名,而进入公众视野是1993年。当时,天津正在搞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些经历风雨沧桑的文化遗存或将消失。忧心如焚的冯骥才联络了许多专家,用了两年的时间,拍了3万多张照片及影像资料,出了4本大画册。他把这些画册送给政府官员,每送一套,都要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行字:这是你心爱的土地。做这一切都是自掏腰包。甚至为了挽救一些文化遗产,他还出资买下。由此,冯骥才因保护文化遗产而成为明星人物。
2003年后,冯骥才的大部分时间是往乡村田野里跑,为的是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有时路遇暴雨,他便脚上套着两个塑料袋,深一脚浅一脚的继续前行,摔了跟头,淋得像只落汤鸡,浑身上下都是泥汤,走进村里,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
民间保护资金哪来?为了筹集民间文化保护资金,冯骥才是夜以继日地画画,硬把手背上画出一个大包来。30余幅画拍卖所得的百万元,设立了一个民间文化基金会,迄今为止,冯骥才靠卖画积累捐助了数百万元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
文化产业化在当今已成为发展文化的潮流,但是冯骥才所做的与文化产业化相去甚远。在他的眼里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化有着根本的区别。文化产业是现代社会的新兴产业;而文化产业化是对文化的无知。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他一直在思考:“中国人富了怎么生活?”“中国富了怎么办?”“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等等,这些与文化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常常让他陷入沉思。但让他感到十分欣喜的是,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文化有一个论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的决定性因素。文化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国家总理正面的阐述了文化的定义。正如总理所说,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冯骥才一直没有停止脚步。
“我一直坚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形而下的,到田野第一线去了解最实际的问题。第二个是形而上的,思考一些战略性的文化理论的问题。我觉得,我有责任做这些,我也热爱这样的事。一个人和自己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是幸福的,特别是和文化的命运连在一起,更是幸福的。”冯骥才说。
“文化大国的气质不能丢”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各地都在申遗,这对文化的保护是不是好的现象?
冯骥才:不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申遗并不是认为文化遗产特别宝贵,要把他们保留下来,使其传承,而是为了金钱,为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就像有的人对待曹操墓,并不是考虑曹操墓被发掘出来,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精神文化价值,而是首先想到4.5亿元的产值。用财富价值来衡量文化价值,这是我非常担忧的。
过去所有历史的考古发掘都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挖掘当中,媒体是不能进入的。只有在全部整理完了以后,经过甄别、鉴定、论证,最后形成一个结论,再向社会公布。现在媒体乱炒,还说是全民监督考古。有几个人懂考古,怎么监督?媒体制造的只是卖点,说到底就是为了钱。
《中国经济周刊》:用GDP来衡量文化价值,是否合理?
冯骥才:中国目前全民皆商、拜金主义、甚至有暴发户的心态和形态在滋长。我说的暴发户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夸富,第二是挥霍,第三是洋洋得意。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我们的文化只有变成了钱、变成了GDP才有价值。但是世界上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凡是用钱买不到的都比金钱宝贵,比如健康、爱情、才华等等。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崛起中的中国,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做?
冯骥才: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富过,比如汉、唐、明三朝,那时我们的GDP世界第一。但中国是文明古国,书香门第。书香门第再富,也不能浮躁,应该是沉静、从容、大气、平和的,应有其境界。这是文化大国的气质。不应该有了钱就狂了、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目前中国正在迅速富裕起来。在这个时候,必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人富起来了怎么生活?一个国家富了怎么办?
总理讲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没有文化,人就没有精神追求,就空虚。文化决定着全民的素质。如果我们把文化也变成钱,那么就等于牺牲了全民的高素质来换取高额的GDP,最终的结果就是让低素质的人们来挥霍GDP,这就是恶性循环了。我们要实现现代的、富裕的社会,必须是两个富裕加在一起,一个是物质的富裕,一个是精神的富足。
“有些文化做精做细是最大的强”
《中国经济周刊》:文化产业是带动GDP增长的,是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产业化?
冯骥才:文化产业是谋取经济效益的,是具有经济效益的,它是产业,搞得好,就会促进GDP。但文化不是谋求GDP的。只有一部分大众消费文化能进入产业,能产生GDP。比如,动漫、网游、图书出版、电影等等。文化产业是20世纪先由美国提出来的,然后蔓延到世界各地。文化产业是现代工业社会和经济社会,特别是全球化时代产生的一个新型的产业。它有两性:一个是文化的性质,是精神性;一个是经营性,能够获得利润。
这里有一点需要讲清,文化产业首先是产业。联合国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1、工业化标准,就是按照工业化的标准生产;2、产品经由市场营销;3、文化产业的产品对象是大众文化消费者。
也就是说,能够按照工业化标准生产并提供大众消费的文化,才能进入文化产业。有些是不能进入产业的,凡是个性化的艺术创作,以及绝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都不能产业化。它们不同于动漫和图书出版,产业化只能对其产生破坏。
比如作家,作品可以进入市场,但其追求却不能进入市场。作家不能为了多赚钱而迎合读者,这样就丧失了作家的精神追求,创造独特的文本文字是作家最重要、最崇高的精神追求,这个追求如果进入市场,作品只能质量较低,不会产生好的作品。
所以,把文化做大做强的概念就需要斟酌,因为有些文化根本不可能做大做强。应该说文化主要是做精做细做深。
《中国经济周刊》:哪些文化要做精做细?哪些要做大做强?
冯骥才:一个民族的文化应该是金字塔形状的,要有塔尖。比如五四运动,高峰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没有他们,五四运动就很平庸无奇。如果俄罗斯没有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列宾这样的艺术家,也不会成为世界文化大国。从唐诗宋词一直到《红楼梦》,就是我们文化的高峰和经典。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经典,因为它彰显了一个民族文化创造的高度。所以我认为,当代的文化最重要的是金字塔的塔尖。站在塔尖上,应该是这个时代的大师和精英,还有一些国家级的、世界级的文艺团体和文化机构,全民都应看得见,就像法兰西艺术院、德国爱乐乐团、莫斯科芭蕾舞团那样,都是在一个民族精神文化塔尖上的。这个峰顶与塔尖也恰恰是对外交流的主体。
现在,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文化塔尖,我们也没有去把这个金字塔拉起来,结果老百姓看到最惹眼的一定是小沈阳。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是拿“洋沈阳”来对外交流的。他们首先拿的还是爱乐乐团、帕瓦罗蒂和历史经典,因为这是世界最好的。所以,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关键还是塔尖。它在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中、在提升社会文明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化产业作为现代的新兴产业,我们不但要做,还要做大做强,做大做强是一种产业观念,但决不是产业化。“化”就会超越界限,把不能产业化的文化都变成赚钱的工具,这是对文化的无知。这两个概念如果不分清楚,就乱了。文化产业化跟前几年的医疗的产业化、教育的产业化的问题是一样的。教育的产业化带来很多问题与恶果,现在已经尝到了。
“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层次是不行的”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所有的文化都产业化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冯骥才:后果就是,我们的文化不可能有高峰出现,它会向娱乐化、平庸化发展。现在我们的文化已经出现这种扁平状的现象,这里说的是一切市场化、商业化和产业化。
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汶川大地震那么大的破坏、那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能够战胜的,这证明我们民族是有软实力的。这些软实力来自于我们的传统,从古以来的精神遗产,优良的传统也属于我们核心的价值体系。
《中国经济周刊》:那么文化低俗化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冯骥才:第一,国家要建立文化战略。应该有一个立体的金字塔结构,国家要养育这个金字塔的塔尖。比如设立文化的荣典制,法兰西和日本都有艺术院士。我国在科技领域中设有院士,但人文领域中连一级教授也没有。重理轻文,缘自过分看重经济的作用,忽视文化的价值。国家还应该给那些重要的、能够标志中华民族当代的文化最高水平的机构,足够的经费支持等等。
第二,国家要帮助这些文化团体创造学术氛围。现在人文领域中的学术界十分稀薄与模糊,文化与艺术批评多为社会媒体的舆论来代替。作品的优劣没有学术思辨,没有学术权威,这些事情应鼓励文化团体来做。改变这些团体行政化与非学术化的现状。
第三,就是要把媒体文化版面和娱乐版面分开。现在很多报纸叫文娱版面,文化娱乐版面都混在一块了。其结果是娱乐覆盖文化,媒体应该把版面分开、把层次分开。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层次是不行的。
冯骥才以小说成名,而进入公众视野是1993年。当时,天津正在搞大规模的现代化城市建设,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一些经历风雨沧桑的文化遗存或将消失。忧心如焚的冯骥才联络了许多专家,用了两年的时间,拍了3万多张照片及影像资料,出了4本大画册。他把这些画册送给政府官员,每送一套,都要在扉页上写下这样一行字:这是你心爱的土地。做这一切都是自掏腰包。甚至为了挽救一些文化遗产,他还出资买下。由此,冯骥才因保护文化遗产而成为明星人物。
2003年后,冯骥才的大部分时间是往乡村田野里跑,为的是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有时路遇暴雨,他便脚上套着两个塑料袋,深一脚浅一脚的继续前行,摔了跟头,淋得像只落汤鸡,浑身上下都是泥汤,走进村里,谁也不会想到他就是民进中央副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冯骥才。
民间保护资金哪来?为了筹集民间文化保护资金,冯骥才是夜以继日地画画,硬把手背上画出一个大包来。30余幅画拍卖所得的百万元,设立了一个民间文化基金会,迄今为止,冯骥才靠卖画积累捐助了数百万元用于文化遗产的保护。
文化产业化在当今已成为发展文化的潮流,但是冯骥才所做的与文化产业化相去甚远。在他的眼里文化产业和文化产业化有着根本的区别。文化产业是现代社会的新兴产业;而文化产业化是对文化的无知。在保护文化遗产的同时,他一直在思考:“中国人富了怎么生活?”“中国富了怎么办?”“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等等,这些与文化相关的深层次问题,常常让他陷入沉思。但让他感到十分欣喜的是,今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文化有一个论述: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力量的决定性因素。文化深刻地影响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改变一个民族的命运。
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国家总理正面的阐述了文化的定义。正如总理所说,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
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冯骥才一直没有停止脚步。
“我一直坚持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形而下的,到田野第一线去了解最实际的问题。第二个是形而上的,思考一些战略性的文化理论的问题。我觉得,我有责任做这些,我也热爱这样的事。一个人和自己的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是幸福的,特别是和文化的命运连在一起,更是幸福的。”冯骥才说。
“文化大国的气质不能丢”
《中国经济周刊》:现在各地都在申遗,这对文化的保护是不是好的现象?
冯骥才:不是。现在许多地方的申遗并不是认为文化遗产特别宝贵,要把他们保留下来,使其传承,而是为了金钱,为了GDP(国内生产总值)。就像有的人对待曹操墓,并不是考虑曹操墓被发掘出来,会给社会带来多大的精神文化价值,而是首先想到4.5亿元的产值。用财富价值来衡量文化价值,这是我非常担忧的。
过去所有历史的考古发掘都是在完全封闭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挖掘当中,媒体是不能进入的。只有在全部整理完了以后,经过甄别、鉴定、论证,最后形成一个结论,再向社会公布。现在媒体乱炒,还说是全民监督考古。有几个人懂考古,怎么监督?媒体制造的只是卖点,说到底就是为了钱。
《中国经济周刊》:用GDP来衡量文化价值,是否合理?
冯骥才:中国目前全民皆商、拜金主义、甚至有暴发户的心态和形态在滋长。我说的暴发户有几个特点:第一是夸富,第二是挥霍,第三是洋洋得意。在这样的价值观下,我们的文化只有变成了钱、变成了GDP才有价值。但是世界上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凡是用钱买不到的都比金钱宝贵,比如健康、爱情、才华等等。
《中国经济周刊》:对于崛起中的中国,从文化的视角来看,我们应该怎么做?
冯骥才:历史上,我们中华民族富过,比如汉、唐、明三朝,那时我们的GDP世界第一。但中国是文明古国,书香门第。书香门第再富,也不能浮躁,应该是沉静、从容、大气、平和的,应有其境界。这是文化大国的气质。不应该有了钱就狂了、疯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目前中国正在迅速富裕起来。在这个时候,必须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人富起来了怎么生活?一个国家富了怎么办?
总理讲过,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没有文化,人就没有精神追求,就空虚。文化决定着全民的素质。如果我们把文化也变成钱,那么就等于牺牲了全民的高素质来换取高额的GDP,最终的结果就是让低素质的人们来挥霍GDP,这就是恶性循环了。我们要实现现代的、富裕的社会,必须是两个富裕加在一起,一个是物质的富裕,一个是精神的富足。
“有些文化做精做细是最大的强”
《中国经济周刊》:文化产业是带动GDP增长的,是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产业化?
冯骥才:文化产业是谋取经济效益的,是具有经济效益的,它是产业,搞得好,就会促进GDP。但文化不是谋求GDP的。只有一部分大众消费文化能进入产业,能产生GDP。比如,动漫、网游、图书出版、电影等等。文化产业是20世纪先由美国提出来的,然后蔓延到世界各地。文化产业是现代工业社会和经济社会,特别是全球化时代产生的一个新型的产业。它有两性:一个是文化的性质,是精神性;一个是经营性,能够获得利润。
这里有一点需要讲清,文化产业首先是产业。联合国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是:1、工业化标准,就是按照工业化的标准生产;2、产品经由市场营销;3、文化产业的产品对象是大众文化消费者。
也就是说,能够按照工业化标准生产并提供大众消费的文化,才能进入文化产业。有些是不能进入产业的,凡是个性化的艺术创作,以及绝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都不能产业化。它们不同于动漫和图书出版,产业化只能对其产生破坏。
比如作家,作品可以进入市场,但其追求却不能进入市场。作家不能为了多赚钱而迎合读者,这样就丧失了作家的精神追求,创造独特的文本文字是作家最重要、最崇高的精神追求,这个追求如果进入市场,作品只能质量较低,不会产生好的作品。
所以,把文化做大做强的概念就需要斟酌,因为有些文化根本不可能做大做强。应该说文化主要是做精做细做深。
《中国经济周刊》:哪些文化要做精做细?哪些要做大做强?
冯骥才:一个民族的文化应该是金字塔形状的,要有塔尖。比如五四运动,高峰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没有他们,五四运动就很平庸无奇。如果俄罗斯没有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列宾这样的艺术家,也不会成为世界文化大国。从唐诗宋词一直到《红楼梦》,就是我们文化的高峰和经典。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化经典,因为它彰显了一个民族文化创造的高度。所以我认为,当代的文化最重要的是金字塔的塔尖。站在塔尖上,应该是这个时代的大师和精英,还有一些国家级的、世界级的文艺团体和文化机构,全民都应看得见,就像法兰西艺术院、德国爱乐乐团、莫斯科芭蕾舞团那样,都是在一个民族精神文化塔尖上的。这个峰顶与塔尖也恰恰是对外交流的主体。
现在,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清晰的文化塔尖,我们也没有去把这个金字塔拉起来,结果老百姓看到最惹眼的一定是小沈阳。但是,没有哪个国家是拿“洋沈阳”来对外交流的。他们首先拿的还是爱乐乐团、帕瓦罗蒂和历史经典,因为这是世界最好的。所以,我觉得一个民族的文化,关键还是塔尖。它在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中、在提升社会文明中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文化产业作为现代的新兴产业,我们不但要做,还要做大做强,做大做强是一种产业观念,但决不是产业化。“化”就会超越界限,把不能产业化的文化都变成赚钱的工具,这是对文化的无知。这两个概念如果不分清楚,就乱了。文化产业化跟前几年的医疗的产业化、教育的产业化的问题是一样的。教育的产业化带来很多问题与恶果,现在已经尝到了。
“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层次是不行的”
《中国经济周刊》:如果所有的文化都产业化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冯骥才:后果就是,我们的文化不可能有高峰出现,它会向娱乐化、平庸化发展。现在我们的文化已经出现这种扁平状的现象,这里说的是一切市场化、商业化和产业化。
当然,从积极的方面,我们还要看到汶川大地震那么大的破坏、那么大的困难,我们还是能够战胜的,这证明我们民族是有软实力的。这些软实力来自于我们的传统,从古以来的精神遗产,优良的传统也属于我们核心的价值体系。
《中国经济周刊》:那么文化低俗化的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冯骥才:第一,国家要建立文化战略。应该有一个立体的金字塔结构,国家要养育这个金字塔的塔尖。比如设立文化的荣典制,法兰西和日本都有艺术院士。我国在科技领域中设有院士,但人文领域中连一级教授也没有。重理轻文,缘自过分看重经济的作用,忽视文化的价值。国家还应该给那些重要的、能够标志中华民族当代的文化最高水平的机构,足够的经费支持等等。
第二,国家要帮助这些文化团体创造学术氛围。现在人文领域中的学术界十分稀薄与模糊,文化与艺术批评多为社会媒体的舆论来代替。作品的优劣没有学术思辨,没有学术权威,这些事情应鼓励文化团体来做。改变这些团体行政化与非学术化的现状。
第三,就是要把媒体文化版面和娱乐版面分开。现在很多报纸叫文娱版面,文化娱乐版面都混在一块了。其结果是娱乐覆盖文化,媒体应该把版面分开、把层次分开。一个国家没有文化层次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