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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晓宇几乎没有在公众视野中出现过。他平时话不多,除非业务需要,他一般不会主动接触“外人”,更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
2002年,当时37岁的胡晓宇,凭借外科医生的专业背景,及外企高管的职业经历,被斯达克总部“相中”,进而就任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斯达克)董事总经理一职。
相对于下属毕恭毕敬的“胡总”称谓,胡晓宇的朋友们却一直习惯于称呼他为“胡医生”,这不仅因为他当过5年的外科医生,还因为他具有美国听力学会国际会员、中国助听器人工耳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浙江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等诸多专业头衔。
在医学领域里,听力学科显得有些边缘,但在胡晓宇看来,一个小小的耳内式数字助听器,不仅可以让听障患者重回有声世界,更可以让他们回归生活的主流,“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6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在位于北京西单的工作间里,身穿白大褂的胡晓宇正亲自给一位老先生做听力测试。见到记者,胡晓宇笑着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10分钟后,一身正装的胡晓宇出现在记者面前。
给美国总统配助听器
“人类收集声音的历史并不算远,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皇室的‘御医’开始采用喇叭状的管子,为有身孕的皇室女成员听取胎音。大喇叭听胎音,可以算是开创了医学界借助外力获取声音的先河。”像是给记者补习“听力基础知识”的过程,平时不怎么喜欢说话胡晓宇,一旦说起助听器,话匣子就再难关上了。
胡晓宇介绍说,助听器进入中国是在上世纪50年代。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少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志愿军战士被大炮震坏了耳朵,那时,国家开始考虑筹建助听器厂。1960年,中国第一家助听器厂诞生,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助听器,也就是我们小时候见到过的,一个耳机、一根连接线和一个像半导体收音机一样的盒子。这样的盒式助听器在国际市场主导了30年,一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些乡镇企业在生产。
“严格地讲,盒式助听器就是一个小型扩音器,不仅放大了声音,同时也放大了噪音,这导致佩戴助听器的患者听力损失越来越严重。很多轻度耳聋的患者,戴了一段时间‘盒子’以后,变得什么都听不见了。助听器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欧美出现了模拟式助听器,盒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巧的遥控器用以随时调节音量。”
“斯达克成立于1967年,从传统的盒式助听器,到现在的数字助听器,斯达克一直是国际听力技术的领军者。美国前总统里根、老布什、福特等都曾配戴斯达克助听器。”胡晓宇告诉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斯达克公司成功研制耳内式定制机,随后,世界各大助听器厂商竞相效仿;上世纪90年代之后,更大的变革发生了,模拟技术和集成线路的出现和应用,及数字技术和芯片的应用,使助听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
让助听器“消失”
“数字助听器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定制。”胡晓宇对记者说,一直以来,国人都把助听器视作电子产品,而不是医疗器械,只要耳朵不灵光,家人随便去买一个带上即可。而数字助听器是为每一个个体量身定制的,这就像口腔科做烤瓷牙,要给每一个患者提取牙模,数字助听器同样要为每一位患者取耳模,并检测各项数据指标。当然,相对于烤瓷牙,数字助听器却更多依靠尖端的科技。”
胡晓宇表示,舒适、无反馈、声音保真、个性化——这是衡量数字耳道式助听器最为重要的指标,“和斯达克的产品一样,目前国际领先的数字助听器还兼顾佩戴舒适、环保健康、造型精巧、防水等更多优点。”
既收集需要的声音,又滤去多余的噪音?这样随心所欲的“取舍”是如何做到的?胡晓宇表示,“我们成功解决了这一世界难题,降低噪音而不损坏言语的技术——斯达克首创的‘语音iQ’系列产品已由设在美国伯克利大学的研发中心研制成功,并通过了各项临床检验。7月26日,我们将在苏州峰会上正式揭幕并投入生产,很快将在中国及全球同步上市。”
胡晓宇表示,降低噪音而不损害言语的“语音iQ”技术仅是斯达克2010年创新技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好玩”的创新,就是声音通过发射器装置,由原来的单一接收声音,变成了一个类似mp3的“综合声音获取器”,简单说,听障人士带上这个装置,不但可以有效获取声音,同时也可以轻松看电视、听收音机。这项技术将于今年秋季在美国发布,明年上半年将与中国用户见面。
不久的将来,一种完全隐形的助听器也即将进入人们的生活。“把微小的助听器植入内耳近鼓膜处,采用完全智能化的操控技术,如果患者自己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他其实是戴着助听器的,这样的产品,无疑会受到众多现代人的喜爱。我前几天刚参加了美国伯克利大学听力研究中心的研讨会,在会上获悉,目前新的研究方向是通过听神经毛细胞的再造,辅以助听器来获取听力。这表明,即使完全丧失听力的患者,也将有可能摆脱‘静音世界’。”谈到新技术,胡晓宇显得很兴奋。
“一面是商机,另一面是叹息”
对于斯达克而言,在中国这个超大的市场面前,“我们看到了机会,更感受到了挑战。”胡晓宇说。
斯达克设在苏州的生产基地,为全球5大洲斯达克分支机构(所有斯达克产品)供应芯片,可以说,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只要有斯达克助听器,就会有一个“中国芯”。近年来,苏州基地的芯片产品年出口量超过200万,年出口创汇数亿元人民币。
据调查显示,中国听障消费者能接受的助听器平均价格在3000元左右。胡晓宇表示,斯达克系列产品从3000元到20000元分为多个档次,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听力损失和功能特性,选择适合自己的助听器。
胡晓宇告诉记者,在美国,平均每四个听障人士中,就有一个人佩戴的是斯达克助听器。而2009年,“畅听产品”的上市,使得斯达克在中国的销售业绩创造了“历史最佳”。
“目前,数字助听器已被国家卫生部定义为二类医疗器械,并被列入政府采购清单。在过去的一年里,斯达克为10万中国听障患者提供了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市场,平均每3个耳内式助听器,就有一个来自斯达克。”胡晓宇说。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一面是商机,另一面却是叹息。”胡晓宇语气一反此前的“沾沾自喜”,“我去过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在那些偏僻的乡镇、山村,每天都有儿童因用药不规范而导致听力丧失。”
胡晓宇告诉记者,由于职业的关系,这些年,他特别关注听障儿童这一群体,由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因滥用抗生素而导致幼儿失聪事件的不断上演,“在一些偏僻的乡镇,由于缺医少药,廉价的庆大霉素几乎‘包治百病’。”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曾披露,我国很多突发耳聋的孩子都是由于生病时滥用抗生素造成的。我清楚记得2006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中国7岁以下儿童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尤其是氨基糖甙类药物,链霉素、庆大霉素等,造成儿童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占总体聋哑儿童的比例高达30%～40%。”胡晓宇最近对一组青少年听障人群做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高于60%的听障是因耳毒性药物引起的。
胡晓宇告诉记者,除了偏远地区因药物导致儿童听力受损之外,中国听力学科人才的匮乏同样让他忍不住“叹息”:“目前,在中国的高校里,只有浙江中医药大学设有专门针对听障治疗研究的听力与言语科学专业,且学生只有寥寥几十人,根本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
“这些年,我们竭尽所能地去做一些捐助,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我们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我请媒体和我们一起呼吁:全社会一起来关心听障人群;改善落后地区的医疗条件刻不容缓。”胡晓宇说。
“无声天使”邰丽华回归“有声世界”
令胡晓宇难忘的,是他与“千手观音”的缘聚。
“两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我听到舞蹈《千手观音》的演员邰丽华有意佩戴数字助听器的消息,随后,我观看了邰丽华和她的伙伴们在2008北京残奥会上的精彩演出,并了解到,由于听不到声音,演员们只能凭借脚下舞台的震动感知节奏,并挥汗如雨地进行千万次训练,最终奉献给观众一场精美绝伦的视觉盛宴;再后来,我和邰丽华有了第一次接触。”胡晓宇向记者回忆初识“无声天使”邰丽华的情景,“说实话,当端庄美丽的邰丽华站在我面前,耳后却戴着一个香蕉一样大小的笨拙助听器,我的心情挺不好受的,我决心为她和她的伙伴们佩戴最先进的助听器。”
一周后,邰丽华和另外几个主要演员的“香蕉助听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斯达克具备完全防水功能的畅听耳背式助听器。精巧而优质的助听器,令邰丽华从“无声天使”回归到有声世界。复查时她对胡晓宇说:“你和斯达克才是我的观音”。
胡晓宇告诉记者,邰丽华是因小时候注射链霉素导致听力受损,属于重度听力损失。佩戴了斯达克耳内式助听器后,她不仅能听到更多声音,而且更加有信心去与人交流。“现在,她特别喜欢与人交谈,人也开朗了很多。”
“尽管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对于斯达克而言,对社会责任的重视,有时候甚至超过了对利润的追求。”胡晓宇告诉记者,“2006年,中国残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工作的意见’;2007年,《听力语言康复‘十一五’实施方案》出台。斯达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了各地为退伍军人及聋儿康复所组织的政府配发活动。自2009年以来,我们的足迹遍布北京、山西、山东、江西等地,为3000多名听障退伍军人和听障儿童佩戴了助听器,特别是在北京,我们为广大聋儿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及计划周密的验配服务。”
胡晓宇说,“当看到他们的脸上再次展现灿烂的笑容,我们觉得我们的努力真的很值得。”
2002年,当时37岁的胡晓宇,凭借外科医生的专业背景,及外企高管的职业经历,被斯达克总部“相中”,进而就任美国斯达克听力技术(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斯达克)董事总经理一职。
相对于下属毕恭毕敬的“胡总”称谓,胡晓宇的朋友们却一直习惯于称呼他为“胡医生”,这不仅因为他当过5年的外科医生,还因为他具有美国听力学会国际会员、中国助听器人工耳蜗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浙江中医药大学客座教授等诸多专业头衔。
在医学领域里,听力学科显得有些边缘,但在胡晓宇看来,一个小小的耳内式数字助听器,不仅可以让听障患者重回有声世界,更可以让他们回归生活的主流,“这是一件值得去做的事情”。
6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在位于北京西单的工作间里,身穿白大褂的胡晓宇正亲自给一位老先生做听力测试。见到记者,胡晓宇笑着点点头,算是打了招呼。10分钟后,一身正装的胡晓宇出现在记者面前。
给美国总统配助听器
“人类收集声音的历史并不算远,大约在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皇室的‘御医’开始采用喇叭状的管子,为有身孕的皇室女成员听取胎音。大喇叭听胎音,可以算是开创了医学界借助外力获取声音的先河。”像是给记者补习“听力基础知识”的过程,平时不怎么喜欢说话胡晓宇,一旦说起助听器,话匣子就再难关上了。
胡晓宇介绍说,助听器进入中国是在上世纪50年代。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不少从战场上退下来的志愿军战士被大炮震坏了耳朵,那时,国家开始考虑筹建助听器厂。1960年,中国第一家助听器厂诞生,中国人有了自己的助听器,也就是我们小时候见到过的,一个耳机、一根连接线和一个像半导体收音机一样的盒子。这样的盒式助听器在国际市场主导了30年,一直到现在,中国还有一些乡镇企业在生产。
“严格地讲,盒式助听器就是一个小型扩音器,不仅放大了声音,同时也放大了噪音,这导致佩戴助听器的患者听力损失越来越严重。很多轻度耳聋的患者,戴了一段时间‘盒子’以后,变得什么都听不见了。助听器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当时欧美出现了模拟式助听器,盒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小巧的遥控器用以随时调节音量。”
“斯达克成立于1967年,从传统的盒式助听器,到现在的数字助听器,斯达克一直是国际听力技术的领军者。美国前总统里根、老布什、福特等都曾配戴斯达克助听器。”胡晓宇告诉记者,上个世纪80年代,斯达克公司成功研制耳内式定制机,随后,世界各大助听器厂商竞相效仿;上世纪90年代之后,更大的变革发生了,模拟技术和集成线路的出现和应用,及数字技术和芯片的应用,使助听器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
让助听器“消失”
“数字助听器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定制。”胡晓宇对记者说,一直以来,国人都把助听器视作电子产品,而不是医疗器械,只要耳朵不灵光,家人随便去买一个带上即可。而数字助听器是为每一个个体量身定制的,这就像口腔科做烤瓷牙,要给每一个患者提取牙模,数字助听器同样要为每一位患者取耳模,并检测各项数据指标。当然,相对于烤瓷牙,数字助听器却更多依靠尖端的科技。”
胡晓宇表示,舒适、无反馈、声音保真、个性化——这是衡量数字耳道式助听器最为重要的指标,“和斯达克的产品一样,目前国际领先的数字助听器还兼顾佩戴舒适、环保健康、造型精巧、防水等更多优点。”
既收集需要的声音,又滤去多余的噪音?这样随心所欲的“取舍”是如何做到的?胡晓宇表示,“我们成功解决了这一世界难题,降低噪音而不损坏言语的技术——斯达克首创的‘语音iQ’系列产品已由设在美国伯克利大学的研发中心研制成功,并通过了各项临床检验。7月26日,我们将在苏州峰会上正式揭幕并投入生产,很快将在中国及全球同步上市。”
胡晓宇表示,降低噪音而不损害言语的“语音iQ”技术仅是斯达克2010年创新技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好玩”的创新,就是声音通过发射器装置,由原来的单一接收声音,变成了一个类似mp3的“综合声音获取器”,简单说,听障人士带上这个装置,不但可以有效获取声音,同时也可以轻松看电视、听收音机。这项技术将于今年秋季在美国发布,明年上半年将与中国用户见面。
不久的将来,一种完全隐形的助听器也即将进入人们的生活。“把微小的助听器植入内耳近鼓膜处,采用完全智能化的操控技术,如果患者自己不说,没有人会知道他其实是戴着助听器的,这样的产品,无疑会受到众多现代人的喜爱。我前几天刚参加了美国伯克利大学听力研究中心的研讨会,在会上获悉,目前新的研究方向是通过听神经毛细胞的再造,辅以助听器来获取听力。这表明,即使完全丧失听力的患者,也将有可能摆脱‘静音世界’。”谈到新技术,胡晓宇显得很兴奋。
“一面是商机,另一面是叹息”
对于斯达克而言,在中国这个超大的市场面前,“我们看到了机会,更感受到了挑战。”胡晓宇说。
斯达克设在苏州的生产基地,为全球5大洲斯达克分支机构(所有斯达克产品)供应芯片,可以说,在地球的各个角落,只要有斯达克助听器,就会有一个“中国芯”。近年来,苏州基地的芯片产品年出口量超过200万,年出口创汇数亿元人民币。
据调查显示,中国听障消费者能接受的助听器平均价格在3000元左右。胡晓宇表示,斯达克系列产品从3000元到20000元分为多个档次,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听力损失和功能特性,选择适合自己的助听器。
胡晓宇告诉记者,在美国,平均每四个听障人士中,就有一个人佩戴的是斯达克助听器。而2009年,“畅听产品”的上市,使得斯达克在中国的销售业绩创造了“历史最佳”。
“目前,数字助听器已被国家卫生部定义为二类医疗器械,并被列入政府采购清单。在过去的一年里,斯达克为10万中国听障患者提供了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市场,平均每3个耳内式助听器,就有一个来自斯达克。”胡晓宇说。
“然而,在现实中我们看到,一面是商机,另一面却是叹息。”胡晓宇语气一反此前的“沾沾自喜”,“我去过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在那些偏僻的乡镇、山村,每天都有儿童因用药不规范而导致听力丧失。”
胡晓宇告诉记者,由于职业的关系,这些年,他特别关注听障儿童这一群体,由于一些偏远地区的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因滥用抗生素而导致幼儿失聪事件的不断上演,“在一些偏僻的乡镇,由于缺医少药,廉价的庆大霉素几乎‘包治百病’。”
“央视《每周质量报告》曾披露,我国很多突发耳聋的孩子都是由于生病时滥用抗生素造成的。我清楚记得2006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中国7岁以下儿童因不合理使用抗生素,尤其是氨基糖甙类药物,链霉素、庆大霉素等,造成儿童耳聋的数量多达30万,占总体聋哑儿童的比例高达30%～40%。”胡晓宇最近对一组青少年听障人群做了一个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高于60%的听障是因耳毒性药物引起的。
胡晓宇告诉记者,除了偏远地区因药物导致儿童听力受损之外,中国听力学科人才的匮乏同样让他忍不住“叹息”:“目前,在中国的高校里,只有浙江中医药大学设有专门针对听障治疗研究的听力与言语科学专业,且学生只有寥寥几十人,根本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
“这些年,我们竭尽所能地去做一些捐助,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我们的力量毕竟有限,所以我请媒体和我们一起呼吁:全社会一起来关心听障人群;改善落后地区的医疗条件刻不容缓。”胡晓宇说。
“无声天使”邰丽华回归“有声世界”
令胡晓宇难忘的,是他与“千手观音”的缘聚。
“两年前的一次偶然机会,我听到舞蹈《千手观音》的演员邰丽华有意佩戴数字助听器的消息,随后,我观看了邰丽华和她的伙伴们在2008北京残奥会上的精彩演出,并了解到,由于听不到声音,演员们只能凭借脚下舞台的震动感知节奏,并挥汗如雨地进行千万次训练,最终奉献给观众一场精美绝伦的视觉盛宴;再后来,我和邰丽华有了第一次接触。”胡晓宇向记者回忆初识“无声天使”邰丽华的情景,“说实话,当端庄美丽的邰丽华站在我面前,耳后却戴着一个香蕉一样大小的笨拙助听器,我的心情挺不好受的,我决心为她和她的伙伴们佩戴最先进的助听器。”
一周后,邰丽华和另外几个主要演员的“香蕉助听器”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斯达克具备完全防水功能的畅听耳背式助听器。精巧而优质的助听器,令邰丽华从“无声天使”回归到有声世界。复查时她对胡晓宇说:“你和斯达克才是我的观音”。
胡晓宇告诉记者,邰丽华是因小时候注射链霉素导致听力受损,属于重度听力损失。佩戴了斯达克耳内式助听器后,她不仅能听到更多声音,而且更加有信心去与人交流。“现在,她特别喜欢与人交谈,人也开朗了很多。”
“尽管企业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对于斯达克而言,对社会责任的重视,有时候甚至超过了对利润的追求。”胡晓宇告诉记者,“2006年,中国残联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残疾人辅助器具服务工作的意见’;2007年,《听力语言康复‘十一五’实施方案》出台。斯达克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参加了各地为退伍军人及聋儿康复所组织的政府配发活动。自2009年以来,我们的足迹遍布北京、山西、山东、江西等地,为3000多名听障退伍军人和听障儿童佩戴了助听器,特别是在北京,我们为广大聋儿提供了优质的产品及计划周密的验配服务。”
胡晓宇说,“当看到他们的脸上再次展现灿烂的笑容,我们觉得我们的努力真的很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