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民阶层不断分化，农村社会结构发生深刻演变，农村社会问题日益复杂。研究表明，我国农民阶层分化具有多元性、不彻底性和非均衡性的特点；发展的趋势主要是农民工阶层固化、进城农民市民化和农村居民结构异化。农民阶层分化是今后研究我国农村社会转型和发展的重要视角，尤其不可忽视农民阶层分化所附带的一些负面影响。
关键词：农民阶层分化；特点；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412.6；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4-0030-06
一、引言
农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民阶层在制度结构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分化（万能等，2009）[1]，不再是单一的同质性群体。农民分化的形式是职业分化，本质是经济分化（刘洪仁等，2005；许恒周等，2011）[2][3]。职业分化的研究以陆学艺（1989；1990）[4][5]的“八大阶层论”最具代表性，他按照职业差别把我国农民群体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八个阶层。经济分化也被广泛研究，主要是根据收入标准、收入来源结构、经济与就业状况等对农民群体进行划分（林坚等，2006；陈柏峰，2009；陈会广等，2010；贺雪峰，2010；张立军等）[6][7][8][9][10]。
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阶层主要发生过两次大的分化：第一次是在家庭承包制实施以后，农民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形式为主向乡镇企业流动；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农民以“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形式为主向城市流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2.5亿，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立的阶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约有1 500万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人口城镇化率由1982年的20.9%提高到2010年的49.7%。农民阶层快速分化，伴随而来的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演变，以及农村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深入分析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才能在宏观上准确把握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才能有效预见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因而对稳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
（一）多元性
多元性是我国农民阶层分化最基本的特点。改革初期，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村劳动力剩余凸显，迫切需要向农外转移。此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人口迁移限制政策松动，市场化用工制度和多种所有制企业形式被采用，使我国农民阶层空前浩荡地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扩散，逐步形成了农民阶层在职业属性和收入来源上的多元化特征，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职业属性多元化。从表1可以看到，乡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乡村就业人员的比重由1978年的92.4%下降至2010年的67.4%，这是农民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表征。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往乡镇企业、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转移。1978—2010年，乡村就业人员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由2 827万人上升至15 893万人，比重由9.2%上升至38.4%；1990—2010年，乡村就业人员在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由113万人上升至3 347万人，比重由0.2%上升至8.1%；同期个体经济就业人数由1 491万人上升至2 540万人，比重由3.1%上升至6.1%。另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往城镇转移，就业于不同行业和工种。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的监测数据，2010年流动人口中40.4%在私营企业，33.5%在个体工商户，12.6%在“三资”企业；39.6%从事制造业，17.9%从事批发零售业、10%从事住宿餐饮业、8.8%从事社会服务业、5.8%从事建筑业。
第二，收入来源多元化。随着职业属性的多元化，农民群体的收入来源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前农民阶层的收入途径比较单一，主要源自农业，改革开放以后，农外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且渠道多样。我们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来源结构为例进行考察。从表2可以看到，1990—2010年，农业领域的经营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占比由84.6%下降至74.1%，年均下降0.7%；而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文教卫生业等领域的经营收入年均增长率均大于农业，所占比重也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由3.1%上升至8.0%，年均增长4.8%，工业由2.3%上升至4.0%，年均增长2.9%，文教卫生业收入占比近10年年均增长4.7%。
（二）不彻底性
我国农民阶层的分化并非一次性到位，而是分阶段逐步推进；以职业为基础的分化并没有完全实现，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进城农民多数没能转为城市居民，而是奔波于城乡之间，被称为“农民工”。这些构成了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不彻底性特征，具体体现在：
第一，分化阶段的过渡性。我国农民的分化过程包括职业转移、地域迁移和身份变更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顺次展开、依序递进。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我国农民分化的阶段过渡充满艰辛。例如，部分农民进城后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稳定，经常流动，频繁更业，使他们无法顺利完成职业转移；多数进城农民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或无力支付昂贵的房租，只能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居住环境甚至差于农村，进城农民并没有真正完成生活空间的地域迁移；由于从事职业、居住环境、生活质量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负面特征，进城农民被边缘化，饱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缺乏社会认同，社会身份变更困难重重。
第二，分化职业的不稳定性。我国农村社会分工水平较低，非农就业机会仍显不足，农民非农化的职业分化还没有达到比较稳定的程度，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多数农民农忙时参加农业劳动，农闲时参加非农劳动。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参加非农化劳动的时间较过去已明显增多。有的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多年，由于考虑到非农职业的不稳定性，仍然在农村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增加从事非农化职业的保险系数。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10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20.8%的农民工有返回户籍所在县（市、区）就业的打算，在当地居住不到一年的流动人口打算返乡的人数比例高达24.8%，有73.9%的农民工不愿意“农转非”。 第三，分化身份的不完全性。完成职业转移的农民尚未完全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身份联系。例如，已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在其他经济单位从业的农民，在户籍所在村凭“成员权”资格坐享一份集体经济收益；相当一部分非农劳动者保留着承包地，以各种方式从事着部分农业劳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户籍仍然在农村，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有的农民即使早已不务农，甚至没有土地，但依然是农民身份，未能完成市民化。从表3可以看到，我国农业户籍人口从1978年的81 029万人增加到2009年883 60的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84.2%下降到66.2%，年均减少0.8%，但是乡村人口从1978年的79 014万人减少到2009年的71 288万人，比重从82.1%下降到53.4%，年均减少1.4%，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快于农业户籍人口；同理发现，非农业户籍人口增加的速度慢于城镇人口，说明有一部分进入城镇的农业人口并没有改变户籍，完成市民化。
（三）非均衡性
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以及农民分化的多元性特点，导致农民分化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分化的区域非均衡。首先，农民分化程度在地域上呈现差异。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发达，是吸纳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成为非农劳动力的输出地，农民阶层的分化程度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渐弱的状况。例如，我国非农阶层的总人口约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45%，西部地区云南省的非农阶层总人口比例不到30%，两者相差15个百分点；若与东部农村相比，差距会在1倍以上。其次，农民分化所从事的非农产业在地域上呈现差异。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统计了2010年各地区流动人口的行业分布，西部地区制造业、建筑业的流动人口分布比例分别为44.3%和8.2%，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流动人口的分布比例分别为26.9%和9.1%，高于中、西部地区。再次，农民分化后的收入分配在地域上呈现差异。同样来自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的数据显示，在各地区流动人口的收入分配上，东部地区人均月工资为2 600元，中部为2 363元，西部为2 142元，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
第二，分化的城乡非均衡。首先，农民分化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扩大。1978—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至5 919.0元，增长了44.3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人增长至19 109.4元/人，增长55.6倍；城乡收入比从2.6∶1上升到3.2∶1。其次，农民分化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地域性。从表4可以看到，北京、上海城乡收入比最小，为2.3∶1，云南城乡收入比最大，为4.3∶1；与1997年相比，2008年收入比累计上升幅度中，云南最小，仅5.7%，上海最大，达到45.8%。此外，东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布在2.3∶1～2.7∶1，中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布在2.7∶1～2.9∶1，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布在3.2∶1～4.3∶1，东、中部地区低于2008年全国平均水平（3.3∶1），西部地区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收入比升幅方面，东部地区平均为28.2%，中部地区平均为32.5%，西部地区平均为19.3%。
第三，分化的内部非均衡。首先，分化农民在收入水平上呈现差异。如表5所示，城区农户劳均纯收入最高，兼业农户次之，纯农户最少；经计算，1984—2000年，纯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6.0%，兼业农户为6.4%，城区农户为7.8%。换个角度看，如表6所示，2010年我国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与消费支出分别为1 869.8元和2 535.4元，中等收入户为5 221.7元和3 963.8元，高收入户为14 049.7元和8 190.4元，高收入户的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是低收入户的7.5倍和3.2倍。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呈递减趋势。其次，农民工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呈现差异。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统计，2010年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水平较低，约2 000元，金融保险地产业、仓储与交通运输业和电煤水生产供应业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水平较高，约3 000元；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较高，达到2 339.4元，中、西部地区较低，分别为1 976.2元、1 983.6元。
三、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
（一）农民工阶层固化
农民工是在城镇从事非农劳动，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对更高收入的追求，促使大量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镇就业，但他们不能享受附着在城镇户口上的各种经济社会权利，“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农民工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立的阶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底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 542万人，2009年为22 978万人，2010年为24 223万人，2011年达到25 278万人，2011年农民工数量是2008年的1.1倍，年均增长率为3.9%；从逐年增长率来看，2009年为1.9%，2010年最高，达到5.4%，2011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2009年，为4.4%。
在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阶层的主体，并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指出，2009年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达到8 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比较注重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并且，据调查近9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随着农民工内部代际更替，农民工阶层将会越来越脱离农村和农业，越来越融入城市和非农产业。 （二）进城农民市民化
由于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滞后，农民工仍是农民“身份”，没有真正转为市民。然而，农民分化的过程是要最终实现社会身份的彻底改变，因此农民工阶层的沉淀只是农民分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是今后主要发展趋势。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多地少。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无法在城市定居，成为城乡“两栖人口”。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局面；目前我国进入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仅仅是帮助农民就业和增收，或者保护“农民工”权益，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人进城后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因此，推动进城农民市民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年多市民化1 000万人口（700万农民工加上其抚养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可见，进城农民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对中长期人口流动迁移和城镇化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指出：201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9.7%，未来20年，城镇化将以较快的速度推进；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未来10年累计需转移农村人口1亿以上。如此庞大的进城农民，市民化进程将任重而道远。
（三）农村居民结构异化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进城农民市民化，乡村人口比重将会持续下降，农村居民结构也将逐渐发生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农村家庭在收入和地区分布上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土地禀赋和收支结构等方面将会存在差异。
第一，农村家庭在收入上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土地禀赋和收支结构会存在差异。从表7可以看出，2009年，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每户常住人口和劳动力逐渐减少，与2002年相比，户均常住人口有所减少，劳动力有所增加；劳动力文化程度方面，较高收入户主要是高中及以上学历，较低收入户主要是初中及以下水平，与2002年相比，高中及以上学历比重明显提升，尤其是大专及以上水平；经营耕地面积方面，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人均亩数逐渐增加，与2002年相比，较高收入户的人均亩数增加明显；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支出与2002年相比，高收入户均增长2倍以上。可以预测，随着农民分化进程的推进，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家庭结构差异将愈加明显。
第二，农村家庭在地区上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土地禀赋和收支结构会存在差异。如表8所示，2009年，从东部到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和劳动力逐渐增加，而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户均常住人口有所减少，劳动力有所增加；劳动力文化程度方面，东、中部地区主要是初中及以上学历，西部地区主要是初中及以下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初中及以上学历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尤其是大专及以上水平；经营耕地面积方面，中、西部地区人均亩数高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增加了0.3亩/人；家庭总收入和总支出方面，从东部到西部地区逐渐递减，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总收入与总支出分别增长1.6倍和2.1倍。同样可以预见，随着农民分化进程的推进，不同地区的农村家庭结构差异会逐渐扩大。
四、结论与思考
改革以来，我国农民阶层出现了分化。这使得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社会问题日益复杂。深入分析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有利于宏观把握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预见农民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包括多元性、不彻底性和非均衡性。其中，多元性表现为农民就业在单位性质、行业分布、职业类型和收入来源等方面的多元化，不彻底性体现在农民分化阶段的过渡性、所从事的职业不稳定及农民分化身份的不完全性，非均衡性具体指农民分化在区域、城乡和内部之间的失衡。农民工阶层凝固化、进城农民市民化及农村居民结构异化是我国农民分化的发展趋势。需要指出的是，进城农民市民化是农民分化最主要的发展趋势，但并不是所有农村居民都要市民化，已进城的农民也不是全部要市民化，他们可能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而退出城市；农村居民结构异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农民分化的必然结果，是城乡共享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
农民阶层分化是我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它为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能，具有积极意义，但农民分化所附带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诸如，农民分化过程中职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及非均衡发展是否会拉大农民的收入差距，增加农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农民分化阶段的过渡性所引发的职业不稳定及社会身份的不完全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冲突和整合问题，届时社会和经济权利的配置又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农民内部阶层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使得他们的利益诉求不一致，那么是否会对农村社会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大量农民外出进城打工，是否会影响到农业生产，进而产生严重的空心村现象和空巢家庭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掌握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万能，原新.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回顾与反思[J].中国农村观察，2009，（4）：65-73.
[2]刘洪仁，杨学成.转型期农民分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4）：74-80.
[3]许恒周，郭忠兴.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94-98.
[4]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J].社会学研究，1989，（6）：1-14.
[5]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1990，（1）：16-21.
[6]林坚，马彦丽.我国农民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特征——一个基于全国1 18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5-21.
[7]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9，（4）：57-64.
[8]陈会广，单丁洁.农民职业分化、收入分化与农村土地制度选择——来自苏鲁辽津四省市的实地调查[J].经济学家，2010，（4）：85-92.
[9]贺雪峰.“农民”的分化与土地利益分配问题[J].法学论坛，2010，（6）：104-110.
[10]张立军，庞敏，马霄.失地农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商业研究，2012，（11）：176-179.
[11]陈东平，浦志军.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分化现象考察与思考——以无锡市华庄镇的调查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2-20.
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
关键词：农民阶层分化；特点；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D412.6；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4-0030-06
一、引言
农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主体。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农民阶层在制度结构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下出现了分化（万能等，2009）[1]，不再是单一的同质性群体。农民分化的形式是职业分化，本质是经济分化（刘洪仁等，2005；许恒周等，2011）[2][3]。职业分化的研究以陆学艺（1989；1990）[4][5]的“八大阶层论”最具代表性，他按照职业差别把我国农民群体分为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八个阶层。经济分化也被广泛研究，主要是根据收入标准、收入来源结构、经济与就业状况等对农民群体进行划分（林坚等，2006；陈柏峰，2009；陈会广等，2010；贺雪峰，2010；张立军等）[6][7][8][9][10]。
1978年以来，我国农民阶层主要发生过两次大的分化：第一次是在家庭承包制实施以后，农民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形式为主向乡镇企业流动；第二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农民以“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形式为主向城市流动。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农民工数量达2.5亿，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立的阶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约有1 500万农村居民转变为城镇居民，人口城镇化率由1982年的20.9%提高到2010年的49.7%。农民阶层快速分化，伴随而来的是农村社会结构的深刻演变，以及农村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在这样的背景下，只有深入分析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才能在宏观上准确把握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也才能有效预见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因而对稳步推进我国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二、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
（一）多元性
多元性是我国农民阶层分化最基本的特点。改革初期，家庭承包制的实施，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农村劳动力剩余凸显，迫切需要向农外转移。此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人口迁移限制政策松动，市场化用工制度和多种所有制企业形式被采用，使我国农民阶层空前浩荡地由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由农村向城镇扩散，逐步形成了农民阶层在职业属性和收入来源上的多元化特征，这种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职业属性多元化。从表1可以看到，乡村第一产业就业人员占乡村就业人员的比重由1978年的92.4%下降至2010年的67.4%，这是农民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表征。其中，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往乡镇企业、乡村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转移。1978—2010年，乡村就业人员在乡镇企业就业的人数由2 827万人上升至15 893万人，比重由9.2%上升至38.4%；1990—2010年，乡村就业人员在私营企业就业的人数由113万人上升至3 347万人，比重由0.2%上升至8.1%；同期个体经济就业人数由1 491万人上升至2 540万人，比重由3.1%上升至6.1%。另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往城镇转移，就业于不同行业和工种。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的监测数据，2010年流动人口中40.4%在私营企业，33.5%在个体工商户，12.6%在“三资”企业；39.6%从事制造业，17.9%从事批发零售业、10%从事住宿餐饮业、8.8%从事社会服务业、5.8%从事建筑业。
第二，收入来源多元化。随着职业属性的多元化，农民群体的收入来源也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以前农民阶层的收入途径比较单一，主要源自农业，改革开放以后，农外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且渠道多样。我们以农村居民家庭经营纯收入的来源结构为例进行考察。从表2可以看到，1990—2010年，农业领域的经营收入年均增长率为8.4%，占比由84.6%下降至74.1%，年均下降0.7%；而工业、建筑业、交通运输邮电业、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文教卫生业等领域的经营收入年均增长率均大于农业，所占比重也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批发零售贸易及餐饮业由3.1%上升至8.0%，年均增长4.8%，工业由2.3%上升至4.0%，年均增长2.9%，文教卫生业收入占比近10年年均增长4.7%。
（二）不彻底性
我国农民阶层的分化并非一次性到位，而是分阶段逐步推进；以职业为基础的分化并没有完全实现，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进城农民多数没能转为城市居民，而是奔波于城乡之间，被称为“农民工”。这些构成了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不彻底性特征，具体体现在：
第一，分化阶段的过渡性。我国农民的分化过程包括职业转移、地域迁移和身份变更三个环节，这三个环节顺次展开、依序递进。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改革滞后，我国农民分化的阶段过渡充满艰辛。例如，部分农民进城后找不到工作或者就业不稳定，经常流动，频繁更业，使他们无法顺利完成职业转移；多数进城农民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或无力支付昂贵的房租，只能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居住环境甚至差于农村，进城农民并没有真正完成生活空间的地域迁移；由于从事职业、居住环境、生活质量以及人力资本等方面的负面特征，进城农民被边缘化，饱受歧视和不公正待遇，缺乏社会认同，社会身份变更困难重重。
第二，分化职业的不稳定性。我国农村社会分工水平较低，非农就业机会仍显不足，农民非农化的职业分化还没有达到比较稳定的程度，兼业化现象十分普遍。多数农民农忙时参加农业劳动，农闲时参加非农劳动。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民参加非农化劳动的时间较过去已明显增多。有的农民外出务工经商多年，由于考虑到非农职业的不稳定性，仍然在农村保留土地承包经营权，增加从事非农化职业的保险系数。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2010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20.8%的农民工有返回户籍所在县（市、区）就业的打算，在当地居住不到一年的流动人口打算返乡的人数比例高达24.8%，有73.9%的农民工不愿意“农转非”。 第三，分化身份的不完全性。完成职业转移的农民尚未完全切断与传统农民的身份联系。例如，已从土地中解放出来，在其他经济单位从业的农民，在户籍所在村凭“成员权”资格坐享一份集体经济收益；相当一部分非农劳动者保留着承包地，以各种方式从事着部分农业劳动；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户籍仍然在农村，没有被城市完全接纳，有的农民即使早已不务农，甚至没有土地，但依然是农民身份，未能完成市民化。从表3可以看到，我国农业户籍人口从1978年的81 029万人增加到2009年883 60的万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从84.2%下降到66.2%，年均减少0.8%，但是乡村人口从1978年的79 014万人减少到2009年的71 288万人，比重从82.1%下降到53.4%，年均减少1.4%，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快于农业户籍人口；同理发现，非农业户籍人口增加的速度慢于城镇人口，说明有一部分进入城镇的农业人口并没有改变户籍，完成市民化。
（三）非均衡性
由于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以及农民分化的多元性特点，导致农民分化呈现出非均衡的特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分化的区域非均衡。首先，农民分化程度在地域上呈现差异。我国经济发展的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发达，是吸纳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载体，中、西部地区相对落后，成为非农劳动力的输出地，农民阶层的分化程度呈现出由东向西依次渐弱的状况。例如，我国非农阶层的总人口约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45%，西部地区云南省的非农阶层总人口比例不到30%，两者相差15个百分点；若与东部农村相比，差距会在1倍以上。其次，农民分化所从事的非农产业在地域上呈现差异。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统计了2010年各地区流动人口的行业分布，西部地区制造业、建筑业的流动人口分布比例分别为44.3%和8.2%，明显高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批发零售业、社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流动人口的分布比例分别为26.9%和9.1%，高于中、西部地区。再次，农民分化后的收入分配在地域上呈现差异。同样来自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的数据显示，在各地区流动人口的收入分配上，东部地区人均月工资为2 600元，中部为2 363元，西部为2 142元，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
第二，分化的城乡非均衡。首先，农民分化后城乡收入差距依然扩大。1978—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从133.6元增长至5 919.0元，增长了44.3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43.4元/人增长至19 109.4元/人，增长55.6倍；城乡收入比从2.6∶1上升到3.2∶1。其次，农民分化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地域性。从表4可以看到，北京、上海城乡收入比最小，为2.3∶1，云南城乡收入比最大，为4.3∶1；与1997年相比，2008年收入比累计上升幅度中，云南最小，仅5.7%，上海最大，达到45.8%。此外，东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布在2.3∶1～2.7∶1，中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布在2.7∶1～2.9∶1，西部地区城乡收入比分布在3.2∶1～4.3∶1，东、中部地区低于2008年全国平均水平（3.3∶1），西部地区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收入比升幅方面，东部地区平均为28.2%，中部地区平均为32.5%，西部地区平均为19.3%。
第三，分化的内部非均衡。首先，分化农民在收入水平上呈现差异。如表5所示，城区农户劳均纯收入最高，兼业农户次之，纯农户最少；经计算，1984—2000年，纯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6.0%，兼业农户为6.4%，城区农户为7.8%。换个角度看，如表6所示，2010年我国低收入户人均纯收入与消费支出分别为1 869.8元和2 535.4元，中等收入户为5 221.7元和3 963.8元，高收入户为14 049.7元和8 190.4元，高收入户的人均纯收入和消费支出分别是低收入户的7.5倍和3.2倍。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消费占收入的比重呈递减趋势。其次，农民工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地区的收入水平呈现差异。据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统计，2010年住宿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以及制造业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水平较低，约2 000元，金融保险地产业、仓储与交通运输业和电煤水生产供应业农民工的人均月收入水平较高，约3 000元；从地区来看，东部地区农民工人均月收入水平较高，达到2 339.4元，中、西部地区较低，分别为1 976.2元、1 983.6元。
三、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发展趋势
（一）农民工阶层固化
农民工是在城镇从事非农劳动，主要依靠工资收入生活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二、三产业的蓬勃发展和对更高收入的追求，促使大量农民离土离乡进入城镇就业，但他们不能享受附着在城镇户口上的各种经济社会权利，“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农民工成为中国社会结构中一个独立的阶层。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农民工群体的规模将不断扩大。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底建立了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制度，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2 542万人，2009年为22 978万人，2010年为24 223万人，2011年达到25 278万人，2011年农民工数量是2008年的1.1倍，年均增长率为3.9%；从逐年增长率来看，2009年为1.9%，2010年最高，达到5.4%，2011年有所下降，但仍高于2009年，为4.4%。
在农民工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农民工内部也出现了代际更替，“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阶层的主体，并在整个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国家统计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专项调查指出，2009年全国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达到8 487万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8.4%。此外，新生代农民工在择业时，比较注重工作环境和职业前景，并且，据调查近90%的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从事过农业生产。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随着农民工内部代际更替，农民工阶层将会越来越脱离农村和农业，越来越融入城市和非农产业。 （二）进城农民市民化
由于城乡二元制度改革滞后，农民工仍是农民“身份”，没有真正转为市民。然而，农民分化的过程是要最终实现社会身份的彻底改变，因此农民工阶层的沉淀只是农民分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进城农民的市民化是今后主要发展趋势。
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农村人多地少。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制约了农民收入增长及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无法在城市定居，成为城乡“两栖人口”。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就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局面；目前我国进入了统筹城乡发展的新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题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仅仅是帮助农民就业和增收，或者保护“农民工”权益，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人进城后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经济和社会权利，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因此，推动进城农民市民化，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不仅能够有效缓解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而且，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10）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年多市民化1 000万人口（700万农民工加上其抚养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可见，进城农民市民化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经济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国家人口和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对中长期人口流动迁移和城镇化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指出：2010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9.7%，未来20年，城镇化将以较快的速度推进；2020年，我国城镇人口将超过8亿，未来10年累计需转移农村人口1亿以上。如此庞大的进城农民，市民化进程将任重而道远。
（三）农村居民结构异化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进城农民市民化，乡村人口比重将会持续下降，农村居民结构也将逐渐发生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农村家庭在收入和地区分布上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土地禀赋和收支结构等方面将会存在差异。
第一，农村家庭在收入上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土地禀赋和收支结构会存在差异。从表7可以看出，2009年，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每户常住人口和劳动力逐渐减少，与2002年相比，户均常住人口有所减少，劳动力有所增加；劳动力文化程度方面，较高收入户主要是高中及以上学历，较低收入户主要是初中及以下水平，与2002年相比，高中及以上学历比重明显提升，尤其是大专及以上水平；经营耕地面积方面，从低收入户到高收入户，人均亩数逐渐增加，与2002年相比，较高收入户的人均亩数增加明显；家庭总收入和家庭总支出与2002年相比，高收入户均增长2倍以上。可以预测，随着农民分化进程的推进，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村家庭结构差异将愈加明显。
第二，农村家庭在地区上的人口结构、人力资本结构、土地禀赋和收支结构会存在差异。如表8所示，2009年，从东部到西部地区常住人口和劳动力逐渐增加，而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户均常住人口有所减少，劳动力有所增加；劳动力文化程度方面，东、中部地区主要是初中及以上学历，西部地区主要是初中及以下水平，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初中及以上学历所占比重明显上升，尤其是大专及以上水平；经营耕地面积方面，中、西部地区人均亩数高于东部地区，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增加了0.3亩/人；家庭总收入和总支出方面，从东部到西部地区逐渐递减，全国平均水平与2002年相比，总收入与总支出分别增长1.6倍和2.1倍。同样可以预见，随着农民分化进程的推进，不同地区的农村家庭结构差异会逐渐扩大。
四、结论与思考
改革以来，我国农民阶层出现了分化。这使得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农村社会问题日益复杂。深入分析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有利于宏观把握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方向，预见农民分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从而推进我国农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我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包括多元性、不彻底性和非均衡性。其中，多元性表现为农民就业在单位性质、行业分布、职业类型和收入来源等方面的多元化，不彻底性体现在农民分化阶段的过渡性、所从事的职业不稳定及农民分化身份的不完全性，非均衡性具体指农民分化在区域、城乡和内部之间的失衡。农民工阶层凝固化、进城农民市民化及农村居民结构异化是我国农民分化的发展趋势。需要指出的是，进城农民市民化是农民分化最主要的发展趋势，但并不是所有农村居民都要市民化，已进城的农民也不是全部要市民化，他们可能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而退出城市；农村居民结构异化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农民分化的必然结果，是城乡共享现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体现。
农民阶层分化是我国农村社会转型的必然趋势，它为我国农村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动能，具有积极意义，但农民分化所附带的一些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诸如，农民分化过程中职业和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及非均衡发展是否会拉大农民的收入差距，增加农民内部的不平等程度；农民分化阶段的过渡性所引发的职业不稳定及社会身份的不完全不可避免地涉及社会冲突和整合问题，届时社会和经济权利的配置又会产生巨大的交易成本；农民内部阶层的多元化和复杂性使得他们的利益诉求不一致，那么是否会对农村社会建设产生消极影响；大量农民外出进城打工，是否会影响到农业生产，进而产生严重的空心村现象和空巢家庭问题。这些都需要在掌握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
参考文献：
[1]万能，原新.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回顾与反思[J].中国农村观察，2009，（4）：65-73.
[2]刘洪仁，杨学成.转型期农民分化问题的实证研究[J].中国农村观察，2005，（4）：74-80.
[3]许恒周，郭忠兴.农村土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基于农民阶层分化与产权偏好的视角[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3）：94-98.
[4]陆学艺.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J].社会学研究，1989，（6）：1-14.
[5]陆学艺，张厚义.农民的分化、问题及其对策[J].农业经济问题，1990，（1）：16-21.
[6]林坚，马彦丽.我国农民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特征——一个基于全国1 185份调查问卷的分析[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15-21.
[7]陈柏峰.土地流转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基于湖北省京山县调研的分析[J].中国农村观察，2009，（4）：57-64.
[8]陈会广，单丁洁.农民职业分化、收入分化与农村土地制度选择——来自苏鲁辽津四省市的实地调查[J].经济学家，2010，（4）：85-92.
[9]贺雪峰.“农民”的分化与土地利益分配问题[J].法学论坛，2010，（6）：104-110.
[10]张立军，庞敏，马霄.失地农民生活质量评价体系研究[J].商业研究，2012，（11）：176-179.
[11]陈东平，浦志军.经济发达地区农民分化现象考察与思考——以无锡市华庄镇的调查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12-20.
责任编辑、校对：艾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