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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副主任于幼军退休了。看到这条新闻，我禁不住感慨万千：以私而论，幼军从此“无官一身轻”，可以安度晚年，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了。作为相识30年的老友为他高兴。
想到这里，记忆一下子回到了30年前的1985年春，第一次和幼军见面的情景。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刚结束不久，有两位广州客人到访我们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他们是广州市社科研究所的副所长于幼军和社科所属下软科学公司总经理吴志辉，说是广州也打算制定文化战略，来上海取经。
当时上海是第一个主动提出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城市，全国各地习惯按部就班做事的宣传部都在观望，我们有点孤掌难鸣的感觉。此时广州起来响应，将成南北犄角之势，有利于推动全国的文化热，令我们十分鼓舞。再说大家都是年轻人，所以初次见面就相谈甚欢。尤其是书生气十足的幼军和学者从政的我之间更有很多共同语言。从吴志辉那里知道，幼军父亲是长征老红军，但他为人谦虚谨慎。他祖籍江苏，但生在广州、长在广州，说一口纯正的粤语。幼军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调入机关。但当时他和我一样，人在官场，心在学界。听说幼军和黎元江合著了一部《社会主义四百年》，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讲述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发展的历史。那次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思想、爱读书的青年才子。
从上海回去后不久，他们就召开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并发来邀请信。我正忙于修改给中央的“文化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研究室由副主任黄安国和朱红前去参加。此时，33岁的幼军已被提拔为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热情地请安国在会上介绍上海经验。我们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和广州市委宣传部都集合了一批在思想文化战线锐意改革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互相支持的同盟军，因此联系十分密切。
1988年5月，知识界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大型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随宣传部老部长王元化一起赴会，在那里再次见到幼军。此时，他已经调任东山区委书记。幼军的看法和我很一致，但不像当年的我那样锋芒毕露。那年夏天，我去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讲学，从广州出境。幼军派区委办公室主任到火车站接我，安排在政府招待所住下后，由吴志辉出面一起共进午餐。交谈之下，我发现幼军的关注点已转向经济问题，并很快进入了指挥经济改革攻坚战的角色。
这一别就是10年。1994年夏，我到香港新闻界工作，听说幼军已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他在这个职位上整整做了7年，倡导改革开放的思想氛围，令《南方周末》等一批新锐报章在全国脱颖而出。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吴志辉，拿到了幼军的电话号码就打电话找他，不料被秘书挡驾。想想今非昔比，不要再自讨没趣，也就放弃了再找幼军叙旧的念头。直到他出任深圳市长后，邀请香港传媒高层举行春茗联谊，我们才重逢。他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我，在官式拜访结束、开始就餐时，拉我坐在他旁边，畅叙别后之情，并殷殷询问安国的下落。此后，我、安国和他就恢复了联系。安国从加拿大回国，我们一起到深圳去幼军的市长办公室拜访。
幼军来香港出差，我带他去南怀瑾先生的寓所做客。怀师十分赞赏他在深圳的政绩。到了本世纪初，深圳的发展处于瓶颈状态。有人在网上写了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长文，毫不客气地指出深圳所面临的困局。于幼军看到后，力排众议与作者进行圆桌对话，开创了高官和网民对话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幼军受此刺激，寻求深圳发展的新方向，提出要以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再造”一个深圳。
2003年6月，幼军被调到湖南当副省长。2005年7月又调任山西省长，开始大力整治矿难与环境污染。2007年8月离开山西。深圳3年，湖南两年，山西两年，于幼军在3个地方的任职均未满一届任期，但所到之处官声甚好。
2007年8月，十七大召开前夕，幼军出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随即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在我看来，他实在是接任文化部长的不二人选。不料，在这节骨眼上，有人举报于幼军。2008年10月，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于幼军问题审查报告”的决定，撤销了他的中央委员职务。
2009年，我在太湖边跟随南怀瑾静修。不久，幼军来太湖看望怀师。他在圆桌上谈笑风生，精神饱满，声音洪亮。幼军告诉我，遭受挫折，理想信念不能变，精神身体不能垮。此行就是趁在杭州闭门改稿之际顺道来看望怀师的。
他在赋闲的两年里，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资料摘录，修订20年前旧作2卷，新写《社会主义在中国》1卷。2010年12月25日上午，幼军将140万字的3卷书稿校对完毕交给出版社，下午就接到中组部负责人电话，通知他到新单位报到。南水北调办副主任成为于幼军仕途的最后一站。尽管官场跌宕浮沉，好在书生意气尚存，退休后的幼军将回到书斋，回到他人生的原点。学者从政之路，幼军和我一同起跑。从官场回归学界，他比我整整晚了25年。得兮，失兮，天晓得。
想到这里，记忆一下子回到了30年前的1985年春，第一次和幼军见面的情景。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刚结束不久，有两位广州客人到访我们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他们是广州市社科研究所的副所长于幼军和社科所属下软科学公司总经理吴志辉，说是广州也打算制定文化战略，来上海取经。
当时上海是第一个主动提出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城市，全国各地习惯按部就班做事的宣传部都在观望，我们有点孤掌难鸣的感觉。此时广州起来响应，将成南北犄角之势，有利于推动全国的文化热，令我们十分鼓舞。再说大家都是年轻人，所以初次见面就相谈甚欢。尤其是书生气十足的幼军和学者从政的我之间更有很多共同语言。从吴志辉那里知道，幼军父亲是长征老红军，但他为人谦虚谨慎。他祖籍江苏，但生在广州、长在广州，说一口纯正的粤语。幼军中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调入机关。但当时他和我一样，人在官场，心在学界。听说幼军和黎元江合著了一部《社会主义四百年》，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讲述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发展的历史。那次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思想、爱读书的青年才子。
从上海回去后不久，他们就召开了广州文化发展战略研讨会，并发来邀请信。我正忙于修改给中央的“文化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研究室由副主任黄安国和朱红前去参加。此时，33岁的幼军已被提拔为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热情地请安国在会上介绍上海经验。我们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和广州市委宣传部都集合了一批在思想文化战线锐意改革的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互相支持的同盟军，因此联系十分密切。
1988年5月，知识界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大型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随宣传部老部长王元化一起赴会，在那里再次见到幼军。此时，他已经调任东山区委书记。幼军的看法和我很一致，但不像当年的我那样锋芒毕露。那年夏天，我去泰国朱拉隆功大学讲学，从广州出境。幼军派区委办公室主任到火车站接我，安排在政府招待所住下后，由吴志辉出面一起共进午餐。交谈之下，我发现幼军的关注点已转向经济问题，并很快进入了指挥经济改革攻坚战的角色。
这一别就是10年。1994年夏，我到香港新闻界工作，听说幼军已是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他在这个职位上整整做了7年，倡导改革开放的思想氛围，令《南方周末》等一批新锐报章在全国脱颖而出。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吴志辉，拿到了幼军的电话号码就打电话找他，不料被秘书挡驾。想想今非昔比，不要再自讨没趣，也就放弃了再找幼军叙旧的念头。直到他出任深圳市长后，邀请香港传媒高层举行春茗联谊，我们才重逢。他一眼就在人群中认出了我，在官式拜访结束、开始就餐时，拉我坐在他旁边，畅叙别后之情，并殷殷询问安国的下落。此后，我、安国和他就恢复了联系。安国从加拿大回国，我们一起到深圳去幼军的市长办公室拜访。
幼军来香港出差，我带他去南怀瑾先生的寓所做客。怀师十分赞赏他在深圳的政绩。到了本世纪初，深圳的发展处于瓶颈状态。有人在网上写了一篇《深圳，你被谁抛弃》的长文，毫不客气地指出深圳所面临的困局。于幼军看到后，力排众议与作者进行圆桌对话，开创了高官和网民对话的先例。更重要的是，幼军受此刺激，寻求深圳发展的新方向，提出要以高新技术产业带动“再造”一个深圳。
2003年6月，幼军被调到湖南当副省长。2005年7月又调任山西省长，开始大力整治矿难与环境污染。2007年8月离开山西。深圳3年，湖南两年，山西两年，于幼军在3个地方的任职均未满一届任期，但所到之处官声甚好。
2007年8月，十七大召开前夕，幼军出任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随即又被选为中央委员。在我看来，他实在是接任文化部长的不二人选。不料，在这节骨眼上，有人举报于幼军。2008年10月，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纪委关于于幼军问题审查报告”的决定，撤销了他的中央委员职务。
2009年，我在太湖边跟随南怀瑾静修。不久，幼军来太湖看望怀师。他在圆桌上谈笑风生，精神饱满，声音洪亮。幼军告诉我，遭受挫折，理想信念不能变，精神身体不能垮。此行就是趁在杭州闭门改稿之际顺道来看望怀师的。
他在赋闲的两年里，写下了上百万字的读书笔记及资料摘录，修订20年前旧作2卷，新写《社会主义在中国》1卷。2010年12月25日上午，幼军将140万字的3卷书稿校对完毕交给出版社，下午就接到中组部负责人电话，通知他到新单位报到。南水北调办副主任成为于幼军仕途的最后一站。尽管官场跌宕浮沉，好在书生意气尚存，退休后的幼军将回到书斋，回到他人生的原点。学者从政之路，幼军和我一同起跑。从官场回归学界，他比我整整晚了25年。得兮，失兮，天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