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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过得越来越宅，爱的范围越来越小”
莫西子诗
1979年出生于四川省凉山州，彝族音乐人，曾担任窦唯乐队乐手。2014年凭《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获得《中国好歌曲》亚军。同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原野》。
在舞台上，莫西子诗喜欢光着脚，这与他喜欢的裸睡是一个道理：能让人放松。
舞台上的他和生活中的他装扮无异。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简洁的打底棉衫，轻飘飘的水蓝色牛仔外套，土著黄的休闲裤毫不起眼。如果一定要提点什么，恐怕是他那张神似海子的脸，那稍显毛躁的蓬头短发和满脸胡茬。他说那是不由自主地就长成的样子。一般出门的时候，它们都会被一顶深灰的渔夫帽遮盖着，被安全地藏匿起来。唱到一时兴起，几根翘起的毛发便不自觉地和着旋律晃动。
在选择与自己合作的对象上，他也很看重对方音乐中蕴藏的原始力量，“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比较拙的东西。是粗糙的、有血有肉有力量的，不是打磨得油光锃亮。拿地板砖和水泥作比，我更喜欢水泥。”喜欢根植于土壤的、有根源的东西。就像他迷恋莫言的文字，“乡土却尖锐锋利。”
他坚持用彝语创作和传唱，在一些人看来是为了保护彝族，但他不太认同这种对自己做事动机的揣测。“我一直用自己的母语来创作，我是彝族人，这对我来说就是最自然的事情。”
总有人喜欢把他和窦唯捆绑在一起，他挺反感的。和窦唯合作是他最放松、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但他害怕外界过分渲染。对他来说，做音乐是简单而不刻意的，只是和志同道合的人做共同喜欢的事情罢了，没有太多附着其中的功名利禄。
最近莫西在做一点公益，想给大凉山的孩子们带去新鲜的玩意儿。他兴致勃勃地说，今年会在家乡办一个图书馆空间，用来做艺术上的沟通和思想上的交流，让不一样的人和观点聚合。当提到外人把自己的举手之劳上升到为家乡做贡献的高度时，他一脸惊讶，赶忙摆手：“我只是想在我家门口做一件事情，就像我做音乐那样。”这些宏大的目标和意义对他来说“太吓人了”。他提防着类似的抬高和夸大，觉得自己应该是谦卑的。嗯，谦卑就够了。
台湾原住民歌手胡德夫喜欢在送给友人的褚橙礼盒内写上这样的赠语：“自然尊贵而丰盛是对匠人们的礼赞和歌唱。”莫西也收到过一份这样的礼物。
走出故乡后，莫西总是想着回去，最终却成了一个异乡人。
大学毕业后，他走出大凉山，来到上海，之后又辗转来到北京，变着法子求生存：在那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淘碟时代卖过打口碟，虽然还没来得及捞到第一桶金就被城管没收，却使他接触到“九寸钉”这样的音乐；在鼓楼区当过导游，虽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但也能自得其乐；做过日语翻译，在幼儿园工作的那段时光里，他喜欢孩子们亲切地喊他一句“せんせい”（日语中的“老师”）；也曾在公司里体验过安稳的职员生活……
他在不同的职业之间来回切换，也在不同的城市里赶场奔走。“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四处漂泊而不是四海为家的人。可能这也是我的身份所决定的，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坏事。”
后来做音乐，这些经历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创作，塑造着他的生活。那首《投胎记》便是初到北京，看到地铁口人潮汹涌，有感而发的。“暴雨里疯癫的动物狂奔着，要投个好胎，谁也不会让谁一步”，快节奏的脚步让他有点喘不过气来。他喜欢慢，也容易知足，用他的话来说，“活下来就已经是很庆幸的一件事情了。” 有一种不安感，从童年时代便如此。儿时跟父亲到森林里去打猎，蹲守在树丛中，漆黑环境的压迫、野生动物的出没让他不得不爬到树上去寻找一点起码的安全感。家住大凉山螺髻山脉的他，小时候跋山涉水去上学，途中需要经过一片森林，森林里有一块墓地。放学的时候天色已暗，一听到风吹草动，他就会胡思乱想，拼命奔向家里。母亲发觉了他的不安，告诉他出门路过河边时，就捡一块阳光照过的石头放在包里——鬼魂害怕那样的光亮。这样就不用怕了。
不用怕，后来变成了《不要怕》。北漂不久，孤寂不安的情绪找上了他，越积越多，终于，“这些情绪到了某一天，比如说它可能积淀到一座山了吧。然后突然因为某一件事情，垮塌了，有个东西在这个冲突下爆发出来了。”
在外面闯荡久了，他觉得哪里都是自己的家，又好像哪里都不是，这种错觉一直困扰着他。真正的故乡变成了异乡，异乡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故乡。“回去肯定是随时可以回去，但那种感觉已经不一样了。从情感上我觉得永远回不去的，是一片随时能让我洗净自己的地方。”
《中国好歌曲》让他一夜成名，但这对偶尔回到大凉山的他并没有什么影响。在家人眼中，他还是那个莫西子诗，是永远的“自己人”。回到大凉山，莫西经常独自到野外打滚，或是陪伴家人。他爱极了妈妈做的石磨豆花，那是他在外怀念的味道，他面带羞涩地说，“哪个姑娘要是没有吃过我妈妈做过的豆花，就不算真正地爱过我。”但记忆中连用“人间美味”形容都太普通了的豆花还是没能拴住他的心：“我觉得我可能会到处走。可能在故乡待个一两个星期，就又想出去走走了。”
莫西似乎摆脱不了心中那份漂泊感，无法安分地做着一份工作，长久地守着一个地方，望着一处风景。很久以前，不安分的因子就在体内萌芽。一首《外面的世界》勾起了尚是少年的莫西对未知世界的向往，这是他少年时代印象深刻的歌。多年之后，年近而立的他也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他一直在变，好像没有什么是固定的。
莫西前段时间在为诗人雷平阳的《亲人》编曲，里面有这样几句诗：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他深有感触。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心态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越来越不喜欢交际，能被触动的感觉也越来越弱。初到上海，他在音乐学院附近徘徊，看到有人在地下通道里拉琴，听得入神。这种感觉如同回到了初三那年的某个晴朗下午，第一次见到山鹰组合。3个造型很酷的长发小子从越野车上下来，坐在草地上弹琴，那美妙的和声一下子打中了他，“哇，一下子真的是被勾魂了，吉他的声音出来觉得太美妙了，完全就被震住了。”而今这种震撼也难以再有了。
形容这种感觉时，莫西几次用到“要命”这个词。如同被蜜蜂蜇了，眉头皱起，五官有些扭曲。“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宅，爱的范围越来越小。”
童年时，莫西经常梦见自己会飞，那种狂野的感觉让他不能忘怀，醒来后迫不及待跑去告诉母亲。母亲却说这不过是长身高的前兆。“被她说破了，说破了就不好玩了嘛。”那时候，他就觉得保存着敏感和丰富的情绪很重要。
现在，莫西正纠结于创作，去年定好的专辑也因此跳票了。几年来的灵感和体悟让他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搁置在一旁让人觉得可惜，花力气去整理又会挤占创作新作品的时间。还好自己还能耐得住性子，把这些残片好好修补完整，制作好这张专辑再投入新的创作中。
他滴酒不沾，经常泡书店，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远离外面的喧嚣和名利场，给自己留出更大的私人空间来安放思绪。应酬少了，日子自然就平静得多了。
在花花世界里，如何对抗诱惑？他讲起歌曲《山魈》背后的故事。“小时候经常做梦，妈妈告诉我梦中鬼经常会来引诱你去走一条光鲜亮丽的白色道路，”他语重心长道，“但这条路是个陷阱。一般走到路中央的时候，路便会垮塌，你就会陷入无尽的深渊。其实梦里还有一条路是黑色的，那才是实实在在的地上的路。”大道至简，直到长大以后，莫西才真正懂得个中玄机。
在他的字典里，踏实才是最安全的法则。在他的认知系统里，城乡的浮躁和安宁也是相对的。他不觉得在城里会有过多麻烦的侵扰，也不会有自我圈定的孤独。只有当别人不太理解自己创作意图时，他才会感到难堪，他的孤独属于另外一种。很多时候他都感觉日子丰满而充盈，独处也不会觉得疏离。
偶尔，莫西会躲到苍山里去跑步放空，趁机捡一点木头、树枝回来和木匠朋友们做木工。跑步对他来说或许比较神奇：大一时，在跑步中遇到车祸，“活生生被撞成了一个音乐人”，把他引上了音乐的“不归路”，“以前属于脑子还算可以的那种，撞完以后就觉得迷迷糊糊的。”其他运动他也爱，像是滑板，“家里没有滑板鞋不能更好地和地面摩擦，不过在夜晚用滑板滑行，像是贴着地飞翔，缓慢而轻盈。”
最近他迷上了羽毛球，迷上了怪谈小说，还有《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树懒假装慢速的办事效率和片末飙车的反差，让他在自己平日的生活经历里找到了深刻的共鸣。他爱看黑泽明、昆汀·塔伦蒂诺、库斯图里卡的作品，也对艾略特的《荒原》念念不忘。
参加选秀之后接连而来的采访没有把他打磨得油滑点，他觉得自己还是不会应付媒体，“回答问题的时候就很头疼。”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保持着缓慢的语速，有点结巴，只有在遇到有兴趣的话题时才稍微流利点。也许是昨晚的演出耗费了太多精力，他精神有点恍惚，偶尔重复问道，“你刚刚的问题是什么？”在接到问题后往往会沉默几秒，并会为这段有些尴尬的空白小声道歉。
他说自己没心没肺，对未来没有过多的设想和规划。没有什么功利心，但身上总有一点少年的模样。他的温和里有一股暗流在涌动，会较真，会欣喜，也会委屈。
要步入不惑之年了，他还会在深夜里为杨乐的浅吟低唱而感动落泪，自觉“稀巴烂”的情绪很要命；会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灵感迸发念念有词，飞快地用手机录下小曲，回去用竹片、铜片自制的乐器把它们串成歌；会因为给我们讲串了两个童年故事而着急地尴尬憨笑；会在微博上与大家分享“月亮总为夜晚来，潜入细软的海水里，是谁在海里放了这么多盐哦，想那些把盐视珍宝，偷偷放兜里当糖吃的岁月”这样的调皮话；会因为每巡演到一个城市那里天气便会由阴转晴而自嘲“太阳神”；也会划着木筏出海玩耍，戏称这是“老年派的奇幻漂流”……
如果不是音乐，也许他会成为一名手工艺者，或者在某个城市成家立业，按部就班地生活……这种猜测在莫西身上并没有出现的可能。将近40岁，常人眼中该安稳下来的年纪，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定义“安定”，也自觉无法安定，“我可能一直都是不安定的状态，很多事情都没有为什么。”
离开广州，他的下一站是义乌。他想，那边的桃花应该开了吧，是否可以到水库游泳了。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
莫西子诗
1979年出生于四川省凉山州，彝族音乐人，曾担任窦唯乐队乐手。2014年凭《要死就一定要死在你手里》获得《中国好歌曲》亚军。同年发行个人首张专辑《原野》。
不可以不自在
在舞台上，莫西子诗喜欢光着脚，这与他喜欢的裸睡是一个道理：能让人放松。
舞台上的他和生活中的他装扮无异。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简洁的打底棉衫，轻飘飘的水蓝色牛仔外套，土著黄的休闲裤毫不起眼。如果一定要提点什么，恐怕是他那张神似海子的脸，那稍显毛躁的蓬头短发和满脸胡茬。他说那是不由自主地就长成的样子。一般出门的时候，它们都会被一顶深灰的渔夫帽遮盖着，被安全地藏匿起来。唱到一时兴起，几根翘起的毛发便不自觉地和着旋律晃动。
在选择与自己合作的对象上，他也很看重对方音乐中蕴藏的原始力量，“我觉得它应该是一个比较拙的东西。是粗糙的、有血有肉有力量的，不是打磨得油光锃亮。拿地板砖和水泥作比，我更喜欢水泥。”喜欢根植于土壤的、有根源的东西。就像他迷恋莫言的文字，“乡土却尖锐锋利。”
他坚持用彝语创作和传唱，在一些人看来是为了保护彝族，但他不太认同这种对自己做事动机的揣测。“我一直用自己的母语来创作，我是彝族人，这对我来说就是最自然的事情。”
总有人喜欢把他和窦唯捆绑在一起，他挺反感的。和窦唯合作是他最放松、最舒服的一个状态，但他害怕外界过分渲染。对他来说，做音乐是简单而不刻意的，只是和志同道合的人做共同喜欢的事情罢了，没有太多附着其中的功名利禄。
最近莫西在做一点公益，想给大凉山的孩子们带去新鲜的玩意儿。他兴致勃勃地说，今年会在家乡办一个图书馆空间，用来做艺术上的沟通和思想上的交流，让不一样的人和观点聚合。当提到外人把自己的举手之劳上升到为家乡做贡献的高度时，他一脸惊讶，赶忙摆手：“我只是想在我家门口做一件事情，就像我做音乐那样。”这些宏大的目标和意义对他来说“太吓人了”。他提防着类似的抬高和夸大，觉得自己应该是谦卑的。嗯，谦卑就够了。
台湾原住民歌手胡德夫喜欢在送给友人的褚橙礼盒内写上这样的赠语：“自然尊贵而丰盛是对匠人们的礼赞和歌唱。”莫西也收到过一份这样的礼物。
不安分的异乡人
走出故乡后，莫西总是想着回去，最终却成了一个异乡人。
大学毕业后，他走出大凉山，来到上海，之后又辗转来到北京，变着法子求生存：在那个人们津津乐道的淘碟时代卖过打口碟，虽然还没来得及捞到第一桶金就被城管没收，却使他接触到“九寸钉”这样的音乐；在鼓楼区当过导游，虽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城市，但也能自得其乐；做过日语翻译，在幼儿园工作的那段时光里，他喜欢孩子们亲切地喊他一句“せんせい”（日语中的“老师”）；也曾在公司里体验过安稳的职员生活……
他在不同的职业之间来回切换，也在不同的城市里赶场奔走。“我觉得我应该是一个四处漂泊而不是四海为家的人。可能这也是我的身份所决定的，但我觉得这并不是坏事。”
后来做音乐，这些经历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创作，塑造着他的生活。那首《投胎记》便是初到北京，看到地铁口人潮汹涌，有感而发的。“暴雨里疯癫的动物狂奔着，要投个好胎，谁也不会让谁一步”，快节奏的脚步让他有点喘不过气来。他喜欢慢，也容易知足，用他的话来说，“活下来就已经是很庆幸的一件事情了。” 有一种不安感，从童年时代便如此。儿时跟父亲到森林里去打猎，蹲守在树丛中，漆黑环境的压迫、野生动物的出没让他不得不爬到树上去寻找一点起码的安全感。家住大凉山螺髻山脉的他，小时候跋山涉水去上学，途中需要经过一片森林，森林里有一块墓地。放学的时候天色已暗，一听到风吹草动，他就会胡思乱想，拼命奔向家里。母亲发觉了他的不安，告诉他出门路过河边时，就捡一块阳光照过的石头放在包里——鬼魂害怕那样的光亮。这样就不用怕了。
不用怕，后来变成了《不要怕》。北漂不久，孤寂不安的情绪找上了他，越积越多，终于，“这些情绪到了某一天，比如说它可能积淀到一座山了吧。然后突然因为某一件事情，垮塌了，有个东西在这个冲突下爆发出来了。”
在外面闯荡久了，他觉得哪里都是自己的家，又好像哪里都不是，这种错觉一直困扰着他。真正的故乡变成了异乡，异乡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故乡。“回去肯定是随时可以回去，但那种感觉已经不一样了。从情感上我觉得永远回不去的，是一片随时能让我洗净自己的地方。”
《中国好歌曲》让他一夜成名，但这对偶尔回到大凉山的他并没有什么影响。在家人眼中，他还是那个莫西子诗，是永远的“自己人”。回到大凉山，莫西经常独自到野外打滚，或是陪伴家人。他爱极了妈妈做的石磨豆花，那是他在外怀念的味道，他面带羞涩地说，“哪个姑娘要是没有吃过我妈妈做过的豆花，就不算真正地爱过我。”但记忆中连用“人间美味”形容都太普通了的豆花还是没能拴住他的心：“我觉得我可能会到处走。可能在故乡待个一两个星期，就又想出去走走了。”
莫西似乎摆脱不了心中那份漂泊感，无法安分地做着一份工作，长久地守着一个地方，望着一处风景。很久以前，不安分的因子就在体内萌芽。一首《外面的世界》勾起了尚是少年的莫西对未知世界的向往，这是他少年时代印象深刻的歌。多年之后，年近而立的他也走上了音乐的道路。他一直在变，好像没有什么是固定的。
变，还是不变
莫西前段时间在为诗人雷平阳的《亲人》编曲，里面有这样几句诗：我的爱狭隘、偏执，像针尖上的蜂蜜/假如有一天我再不能继续下去/我会只爱我的亲人——这逐渐缩小的过程/耗尽了我的青春和悲悯。
他深有感触。随着年龄的增长，自己的心态也有了微妙的变化，越来越不喜欢交际，能被触动的感觉也越来越弱。初到上海，他在音乐学院附近徘徊，看到有人在地下通道里拉琴，听得入神。这种感觉如同回到了初三那年的某个晴朗下午，第一次见到山鹰组合。3个造型很酷的长发小子从越野车上下来，坐在草地上弹琴，那美妙的和声一下子打中了他，“哇，一下子真的是被勾魂了，吉他的声音出来觉得太美妙了，完全就被震住了。”而今这种震撼也难以再有了。
形容这种感觉时，莫西几次用到“要命”这个词。如同被蜜蜂蜇了，眉头皱起，五官有些扭曲。“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宅，爱的范围越来越小。”
童年时，莫西经常梦见自己会飞，那种狂野的感觉让他不能忘怀，醒来后迫不及待跑去告诉母亲。母亲却说这不过是长身高的前兆。“被她说破了，说破了就不好玩了嘛。”那时候，他就觉得保存着敏感和丰富的情绪很重要。
现在，莫西正纠结于创作，去年定好的专辑也因此跳票了。几年来的灵感和体悟让他积累了大量的素材，搁置在一旁让人觉得可惜，花力气去整理又会挤占创作新作品的时间。还好自己还能耐得住性子，把这些残片好好修补完整，制作好这张专辑再投入新的创作中。
他滴酒不沾，经常泡书店，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来远离外面的喧嚣和名利场，给自己留出更大的私人空间来安放思绪。应酬少了，日子自然就平静得多了。
在花花世界里，如何对抗诱惑？他讲起歌曲《山魈》背后的故事。“小时候经常做梦，妈妈告诉我梦中鬼经常会来引诱你去走一条光鲜亮丽的白色道路，”他语重心长道，“但这条路是个陷阱。一般走到路中央的时候，路便会垮塌，你就会陷入无尽的深渊。其实梦里还有一条路是黑色的，那才是实实在在的地上的路。”大道至简，直到长大以后，莫西才真正懂得个中玄机。
在他的字典里，踏实才是最安全的法则。在他的认知系统里，城乡的浮躁和安宁也是相对的。他不觉得在城里会有过多麻烦的侵扰，也不会有自我圈定的孤独。只有当别人不太理解自己创作意图时，他才会感到难堪，他的孤独属于另外一种。很多时候他都感觉日子丰满而充盈，独处也不会觉得疏离。
偶尔，莫西会躲到苍山里去跑步放空，趁机捡一点木头、树枝回来和木匠朋友们做木工。跑步对他来说或许比较神奇：大一时，在跑步中遇到车祸，“活生生被撞成了一个音乐人”，把他引上了音乐的“不归路”，“以前属于脑子还算可以的那种，撞完以后就觉得迷迷糊糊的。”其他运动他也爱，像是滑板，“家里没有滑板鞋不能更好地和地面摩擦，不过在夜晚用滑板滑行，像是贴着地飞翔，缓慢而轻盈。”
最近他迷上了羽毛球，迷上了怪谈小说，还有《疯狂动物城》里的树懒。树懒假装慢速的办事效率和片末飙车的反差，让他在自己平日的生活经历里找到了深刻的共鸣。他爱看黑泽明、昆汀·塔伦蒂诺、库斯图里卡的作品，也对艾略特的《荒原》念念不忘。
参加选秀之后接连而来的采访没有把他打磨得油滑点，他觉得自己还是不会应付媒体，“回答问题的时候就很头疼。”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保持着缓慢的语速，有点结巴，只有在遇到有兴趣的话题时才稍微流利点。也许是昨晚的演出耗费了太多精力，他精神有点恍惚，偶尔重复问道，“你刚刚的问题是什么？”在接到问题后往往会沉默几秒，并会为这段有些尴尬的空白小声道歉。
他说自己没心没肺，对未来没有过多的设想和规划。没有什么功利心，但身上总有一点少年的模样。他的温和里有一股暗流在涌动，会较真，会欣喜，也会委屈。
要步入不惑之年了，他还会在深夜里为杨乐的浅吟低唱而感动落泪，自觉“稀巴烂”的情绪很要命；会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灵感迸发念念有词，飞快地用手机录下小曲，回去用竹片、铜片自制的乐器把它们串成歌；会因为给我们讲串了两个童年故事而着急地尴尬憨笑；会在微博上与大家分享“月亮总为夜晚来，潜入细软的海水里，是谁在海里放了这么多盐哦，想那些把盐视珍宝，偷偷放兜里当糖吃的岁月”这样的调皮话；会因为每巡演到一个城市那里天气便会由阴转晴而自嘲“太阳神”；也会划着木筏出海玩耍，戏称这是“老年派的奇幻漂流”……
如果不是音乐，也许他会成为一名手工艺者，或者在某个城市成家立业，按部就班地生活……这种猜测在莫西身上并没有出现的可能。将近40岁，常人眼中该安稳下来的年纪，他并不知道该如何定义“安定”，也自觉无法安定，“我可能一直都是不安定的状态，很多事情都没有为什么。”
离开广州，他的下一站是义乌。他想，那边的桃花应该开了吧，是否可以到水库游泳了。
编辑 郑廷鑫 rwzkwenhua@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