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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童年时我生活在寒冷的北方，差不多到九岁，才拥有了生平第一顶棉帽。我们叫皮帽，其实是布面内有人造栽绒的那种，是父亲从别人丢弃的废品中捡的。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捡来，我见到时，父亲正坐在屋子中间，像个严谨而巧手的工匠，举着洗刷过的旧皮帽在煤火炉前烘烤。
那帽子整个轮廓还保持得周正，大概新时是草绿色的，但已褪成暗黄，一只栽绒的护耳有根老鼠尾巴似的小绳，另一根已经断掉了。几十年过去了，帽子的模样依然清晰记得，因为那是我的第一件“奢侈品”。这顶在父亲手里吱吱冒着热气的旧皮帽，让我在彻骨的寒冬里感受到微弱而美好的温暖。那天凌晨时分，我从梦中醒来时，见到父亲仍对着火炉在烘烤那顶旧帽子，屋里没开灯，炉火的红光映着他鼓鼓的眼睛和高耸的鹰钩鼻……此刻，想到他当时的样子，就想到教堂里虔诚默祷的神父，专注认真又凝重。到清晨来临，那顶帽子仍未烘干，父亲吸着鼻子，说：“还有点湿，但可以戴了……”我已记不清那顶旧帽子陪伴我度过了多少寒冷的日子，也許数月，也许数年。能记得的是，从我们小时，父亲就与破烂联系在一起，也因此，我们的生活与破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曾不止一次，父亲给我们讲述他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经历：半夜上班路上，每每途经酱菜厂的废弃堆，因极度饥饿，有天他钻到破损的腐乳缸内翻找，结果没找到一块囫囵的腐乳，就舔食已经风干在缸壁上的残渣。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不吃腐乳，如果我们吃也要站到门外。腐乳是他记忆中伤心的痛。但他喜欢讲述这段经历，其中多少带有炫耀的色彩。人是很卑贱的，痛苦和贫穷甚至屈辱有时也会成为一种炫耀。因为经历过极度的饥饿与贫穷，父亲成了一个痴迷成瘾的破烂王，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他都会捡回一堆废旧铁钉、螺丝之类，久而久之，他的一个大木箱子里就盛满了这些劳什子，谁家缺个螺丝、螺冒、自行车铃铛盖之类的东西，都可以从他的“百宝箱”里找到。他的破烂王的名声，左邻右舍尽人皆知。这还不算，当母亲身体好些时候，他竟给母亲找了个工作———到废品站里分拣收购来的废品。
最令我们难堪的是，他不甘寂寞，喜欢把其作为一种美德，逢人便说自己捡破烂的体会，不管别人是否有兴趣，追在别人身后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的破烂“传奇”。
当我少年懂事时，便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觉得脸面丢尽。
②
母亲退休之后，妹妹接班顶替成了回收公司的员工，虽然是当会计，但终是跟破烂有关。我一直怂恿妹妹离开，我想那不只是工作的概念，而是一个人命运的象征。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人如果天天与破烂打交道，最终自己也会变成一堆破烂。后来，妹妹终于离开了回收公司，去了一家大商场当会计了。
但父亲的破烂情结却牢不可破，且一生都在步步退却中接近———从“文革”期间的市委战备办公室，到石油公司，再到一家郊外的加油站，他喜欢留恋在废旧物品里，从中谋求新的用途。退休后，更是如鱼得水地干起了“破烂专业”。
别人扔掉的各种乱七八糟的破烂，都可能被他捡回家。在他看来，天下没有真正无用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1995年夏天，父亲去邮局取汇款，被两个骗子合伙演“双簧”骗走了两万元。贫穷节俭了一生的父亲从此一蹶不振，很长一段时间茶饭不思，甚至幻视幻听，神经兮兮。这时，他捡破烂的劲头更是空前得无以复加，往往在夜深人静时，他还周旋在小区周边的垃圾箱，仿佛可以从垃圾箱里捡回自己被骗走的两万元钱。于是，在他的小屋里，到处都是破皮鞋、烂家具，甚至连可能是死人家丢出来的被子、席子都要照单全收地卷到自己屋里。2000年早春，我去北方老家探望，见他的屋里随处可见捡回的破烂，包括一些塑料包装盒、旧衣服和鞋子，屋子里气味浑浊，无法站脚。我打开窗户，站在床前跟他说话，心中满是心酸与悲凉。
当晚，整理我原来的藏书，见一套精装本的《鲁迅书信选》因潮湿发黑彻底霉烂了，我将其丢进了小区的垃圾箱。第二天早晨，我见那套霉烂的书出现在他的枕边，我很生气地责备他：都扔进了垃圾箱，怎么又捡回来了？他目光怯怯望着我说：“这还可以看啊！”我说：“你一辈子都没看过鲁迅，发霉了才看？”他木讷地说：“没准我明天就看。”
说完，他用衣服袖口去抹那封面的霉斑。喃喃地叹息道：“我和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快死了也没发财啊！”
我说：“谁也不能靠捡破烂发财。”
他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忽然轻声地喃喃自语，“谁都不知道，捡破烂多么有意思啊！”
我想追问他捡破烂究竟有什么“意思”？见他眼角有浑浊的泪水，话到嘴边又咽下了。
③
我终于没有质问父亲：捡破烂到底有什么意思？是见他浑浊泪眼里暴露的可怜无助，不忍和悲哀让我欲言又止。我知道，问了他也不会回答，依照他的性格，即使能讲出道道，他也会三缄其口。到了晚年，他已经变成一个只沉浸在自我臆想中的沉默老人。
尤其是当母亲去世后，父亲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往来，连电话也不接，一方面是因为耳聋，一方面也是他再懒得与人沟通。我想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在指责他的生活方式，都在以自己的观念劝他想开点———又不缺钱花，干吗还要去捡破烂？！我和我的哥哥姐妹都以他的破烂情结为耻，但谁也没有去想他乐此不疲的原因。在捡破烂中，他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所能体会到的“有意思”，也许确实是别人所体会不到的。
关于父亲与破烂，我不想再说什么。他穷在其中，苦在其中，想必也乐在其中，既然觉得有意思，那就是他的一种选择，一种活法。也许主动，也许无奈，更多的可能是艰难困苦的日益逼迫。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生活方式，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局外人。
我不想再去干涉和试图改变他，他已近七十岁，所有的道理都不缺。有天晚上，我在整理旧书时，又清理出几本或过时或霉朽想丢弃的书，我拿到他的房间，说想扔掉，问他要不要？
他十分诧异地望着我，像意外接到礼物的孩子，连连说，要，要哇！黑暗中两只眼睛炯炯有光。
④
2005年2月12日，我从深圳的邮局出来，手里拿着刚刚取到的拙作《与电影一起私奔》的第二次印刷的样书。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得知：父亲因脑溢血在一家民办的养老院里辞世，享年73岁。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据说，父亲在养老院时吃住都极糟糕，还常常遭服务人员训斥。
父亲去世后，他收藏的所有破烂，连同他生前的各种生活用品都被迅速处理掉了。
处理和遗弃破烂，是每个人最后被画上的句号。
很多年来，我都一直在努力，就是坚决抵制父亲曾经的生活。
但我不无悲哀地看到，不经意中，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重蹈父辈的道路。虽然耻于承认，但在父亲与破烂的纠缠里，对自己有着“剪不断”的彻骨影响。潜移默化中，破烂的意识渗透进自己的血脉。比如，当我要丢弃家中无用的东西时，总会反复考虑其可能具有的利用价值，为此常常欲弃不能；我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电子邮箱是汉语拼音全拼的“垃圾教授”，当初起名只是出于一种自嘲，而“垃圾”的概念却与“破烂”不谋而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沉浸于用废旧画报的图片进行新的拼贴制作，有位女作家还在报刊撰文，以欣赏的笔调介绍我“创作”的那些“从垃圾上盛开的艺术奇葩”。
我想，冥冥之中，这些都有一种深层次的父子衔接。
正如每个人都无法改变和逃避遗传的因子，前辈的精神流淌在自己的血脉里。尽管我们竭力抗拒和抵制，仍难以撇清，并眼睁睁地看着———那幽暗的细流在网状的蓝色经络里无限渗透。它们恣肆地左奔右突，编织出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幸与不幸。
童年时我生活在寒冷的北方，差不多到九岁，才拥有了生平第一顶棉帽。我们叫皮帽，其实是布面内有人造栽绒的那种，是父亲从别人丢弃的废品中捡的。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捡来，我见到时，父亲正坐在屋子中间，像个严谨而巧手的工匠，举着洗刷过的旧皮帽在煤火炉前烘烤。
那帽子整个轮廓还保持得周正，大概新时是草绿色的，但已褪成暗黄，一只栽绒的护耳有根老鼠尾巴似的小绳，另一根已经断掉了。几十年过去了，帽子的模样依然清晰记得，因为那是我的第一件“奢侈品”。这顶在父亲手里吱吱冒着热气的旧皮帽，让我在彻骨的寒冬里感受到微弱而美好的温暖。那天凌晨时分，我从梦中醒来时，见到父亲仍对着火炉在烘烤那顶旧帽子，屋里没开灯，炉火的红光映着他鼓鼓的眼睛和高耸的鹰钩鼻……此刻，想到他当时的样子，就想到教堂里虔诚默祷的神父，专注认真又凝重。到清晨来临，那顶帽子仍未烘干，父亲吸着鼻子，说：“还有点湿，但可以戴了……”我已记不清那顶旧帽子陪伴我度过了多少寒冷的日子，也許数月，也许数年。能记得的是，从我们小时，父亲就与破烂联系在一起，也因此，我们的生活与破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曾不止一次，父亲给我们讲述他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的经历：半夜上班路上，每每途经酱菜厂的废弃堆，因极度饥饿，有天他钻到破损的腐乳缸内翻找，结果没找到一块囫囵的腐乳，就舔食已经风干在缸壁上的残渣。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不吃腐乳，如果我们吃也要站到门外。腐乳是他记忆中伤心的痛。但他喜欢讲述这段经历，其中多少带有炫耀的色彩。人是很卑贱的，痛苦和贫穷甚至屈辱有时也会成为一种炫耀。因为经历过极度的饥饿与贫穷，父亲成了一个痴迷成瘾的破烂王，每天上下班的路上，他都会捡回一堆废旧铁钉、螺丝之类，久而久之，他的一个大木箱子里就盛满了这些劳什子，谁家缺个螺丝、螺冒、自行车铃铛盖之类的东西，都可以从他的“百宝箱”里找到。他的破烂王的名声，左邻右舍尽人皆知。这还不算，当母亲身体好些时候，他竟给母亲找了个工作———到废品站里分拣收购来的废品。
最令我们难堪的是，他不甘寂寞，喜欢把其作为一种美德，逢人便说自己捡破烂的体会，不管别人是否有兴趣，追在别人身后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的破烂“传奇”。
当我少年懂事时，便为有这样一位父亲而觉得脸面丢尽。
②
母亲退休之后，妹妹接班顶替成了回收公司的员工，虽然是当会计，但终是跟破烂有关。我一直怂恿妹妹离开，我想那不只是工作的概念，而是一个人命运的象征。短暂的生命历程中，人如果天天与破烂打交道，最终自己也会变成一堆破烂。后来，妹妹终于离开了回收公司，去了一家大商场当会计了。
但父亲的破烂情结却牢不可破，且一生都在步步退却中接近———从“文革”期间的市委战备办公室，到石油公司，再到一家郊外的加油站，他喜欢留恋在废旧物品里，从中谋求新的用途。退休后，更是如鱼得水地干起了“破烂专业”。
别人扔掉的各种乱七八糟的破烂，都可能被他捡回家。在他看来，天下没有真正无用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1995年夏天，父亲去邮局取汇款，被两个骗子合伙演“双簧”骗走了两万元。贫穷节俭了一生的父亲从此一蹶不振，很长一段时间茶饭不思，甚至幻视幻听，神经兮兮。这时，他捡破烂的劲头更是空前得无以复加，往往在夜深人静时，他还周旋在小区周边的垃圾箱，仿佛可以从垃圾箱里捡回自己被骗走的两万元钱。于是，在他的小屋里，到处都是破皮鞋、烂家具，甚至连可能是死人家丢出来的被子、席子都要照单全收地卷到自己屋里。2000年早春，我去北方老家探望，见他的屋里随处可见捡回的破烂，包括一些塑料包装盒、旧衣服和鞋子，屋子里气味浑浊，无法站脚。我打开窗户，站在床前跟他说话，心中满是心酸与悲凉。
当晚，整理我原来的藏书，见一套精装本的《鲁迅书信选》因潮湿发黑彻底霉烂了，我将其丢进了小区的垃圾箱。第二天早晨，我见那套霉烂的书出现在他的枕边，我很生气地责备他：都扔进了垃圾箱，怎么又捡回来了？他目光怯怯望着我说：“这还可以看啊！”我说：“你一辈子都没看过鲁迅，发霉了才看？”他木讷地说：“没准我明天就看。”
说完，他用衣服袖口去抹那封面的霉斑。喃喃地叹息道：“我和破烂打了一辈子交道，快死了也没发财啊！”
我说：“谁也不能靠捡破烂发财。”
他摇摇头，过了一会儿，忽然轻声地喃喃自语，“谁都不知道，捡破烂多么有意思啊！”
我想追问他捡破烂究竟有什么“意思”？见他眼角有浑浊的泪水，话到嘴边又咽下了。
③
我终于没有质问父亲：捡破烂到底有什么意思？是见他浑浊泪眼里暴露的可怜无助，不忍和悲哀让我欲言又止。我知道，问了他也不会回答，依照他的性格，即使能讲出道道，他也会三缄其口。到了晚年，他已经变成一个只沉浸在自我臆想中的沉默老人。
尤其是当母亲去世后，父亲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所有往来，连电话也不接，一方面是因为耳聋，一方面也是他再懒得与人沟通。我想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在指责他的生活方式，都在以自己的观念劝他想开点———又不缺钱花，干吗还要去捡破烂？！我和我的哥哥姐妹都以他的破烂情结为耻，但谁也没有去想他乐此不疲的原因。在捡破烂中，他沉浸于自己的世界，所能体会到的“有意思”，也许确实是别人所体会不到的。
关于父亲与破烂，我不想再说什么。他穷在其中，苦在其中，想必也乐在其中，既然觉得有意思，那就是他的一种选择，一种活法。也许主动，也许无奈，更多的可能是艰难困苦的日益逼迫。对于他来说，那是他的生活方式，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局外人。
我不想再去干涉和试图改变他，他已近七十岁，所有的道理都不缺。有天晚上，我在整理旧书时，又清理出几本或过时或霉朽想丢弃的书，我拿到他的房间，说想扔掉，问他要不要？
他十分诧异地望着我，像意外接到礼物的孩子，连连说，要，要哇！黑暗中两只眼睛炯炯有光。
④
2005年2月12日，我从深圳的邮局出来，手里拿着刚刚取到的拙作《与电影一起私奔》的第二次印刷的样书。忽然接到哥哥的电话，得知：父亲因脑溢血在一家民办的养老院里辞世，享年73岁。我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据说，父亲在养老院时吃住都极糟糕，还常常遭服务人员训斥。
父亲去世后，他收藏的所有破烂，连同他生前的各种生活用品都被迅速处理掉了。
处理和遗弃破烂，是每个人最后被画上的句号。
很多年来，我都一直在努力，就是坚决抵制父亲曾经的生活。
但我不无悲哀地看到，不经意中，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重蹈父辈的道路。虽然耻于承认，但在父亲与破烂的纠缠里，对自己有着“剪不断”的彻骨影响。潜移默化中，破烂的意识渗透进自己的血脉。比如，当我要丢弃家中无用的东西时，总会反复考虑其可能具有的利用价值，为此常常欲弃不能；我使用了二十多年的电子邮箱是汉语拼音全拼的“垃圾教授”，当初起名只是出于一种自嘲，而“垃圾”的概念却与“破烂”不谋而合；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沉浸于用废旧画报的图片进行新的拼贴制作，有位女作家还在报刊撰文，以欣赏的笔调介绍我“创作”的那些“从垃圾上盛开的艺术奇葩”。
我想，冥冥之中，这些都有一种深层次的父子衔接。
正如每个人都无法改变和逃避遗传的因子，前辈的精神流淌在自己的血脉里。尽管我们竭力抗拒和抵制，仍难以撇清，并眼睁睁地看着———那幽暗的细流在网状的蓝色经络里无限渗透。它们恣肆地左奔右突，编织出我们人生的所有的幸与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