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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史学理论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历史编撰体例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其产生既是当时社会的客观需要，又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而刘知幾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并不是偶然，其本身具备了承担这个使命的主客观条件。本文粗略论述了《史通》的内容、论点、结构以及地位。
关键词：《史通》；刘知幾；史学批评；史学理论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史学理论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历史编撰体例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按照先秦、汉、晋撰写子书的传统习惯，《史通》分为内、外篇。内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外篇有十三篇，共五十二篇，存四十九篇，多数是论文，少数是杂记。“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过总结我国唐以前的史学，《史通》提倡发扬古代史官力求“直书”善恶的优良传统，从而使史籍成为符合客观事实的“实录”。同时，刘知幾对史籍的编撰、写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原则和具体建议，提升到理论高度。他既指明了一个优秀的史家所必须具备的个人修养——“才”、“学”、“识”三长，又批判了对古代、圣人的盲目崇拜，为后代写史树立了好、坏两方面的样板。《史通》几乎涉及到唐以前我国史学的全部领域，总结了迄唐初史籍撰述及史学理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史通》是盛唐文化史学领域中的一朵奇葩，其产生既是当时社会的客观需要，又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经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王朝的文治和武功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况，政治统一，社会安定，生产力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同时，帝王十分重视文化事业，在思想文化领域施行开放的政策，文化事业很快兴盛起来。唐代的文化成为了我国封建文化的顶峰和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而史学作为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立国之初就受到重视。因此，《史通》的出现是与唐初文化事业的兴盛及对史学得到重视这样一个时代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也要求《史通》这样的史学理论著作出现。中国史学有着悠久光辉的历史，至春秋战国时期，史学进入了第一个繁荣阶段，出现了《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奠定了史家“直笔”的传统。汉代，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班固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开创了我国史学的新时代。至此，我国的史学已经成熟，各种史体基本完备。此后，史学继续发展，产生了除正史外多类史籍，修史方法也变得多样，历史著作也有成功有失败，出现了很多理论问题急需解决。因此，《史通》这样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的出现正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时代呼唤着史学理论著作，而刘知幾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并不是偶然，其本身具备了承担这个使命的主客观条件。刘知幾出身文化世家，他的族祖刘胤之是唐初一位史学家，与令狐德棻一起修过国史和实录，他的父亲刘藏器也很有学问。刘知幾“年在纨绮”，父亲就向他传授《古文尚书》，但他怎么也学不进去，而父亲给他的哥哥们讲授更为博大的《春秋左氏传》，他却旁听得极有兴趣，感叹“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从此，他便确立了对史学的爱好。到17岁时，他已把《左传》、《史记》，下至唐朝当代实录国史，“窥览略周”，初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为他后来撰写《史通》打好了基础。刘知幾在20岁时考中进士，但是到42岁担任史官之前一直沉迹下僚，政治上的不得意使他更加醉心于其所热爱的史学事业。武则天长安二年，刘知幾升任著作郎，兼修国史。期间，他先后与当时著名的史官徐坚、吴兢、朱敬则等修成《唐书》80卷、《则天实录》30卷，还独立完成了《刘氏家史》15卷、《刘氏谱考》3卷。刘知幾出任史官之时，正值唐朝政局混乱时期，政出多门，史馆监修太多，人各言殊，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深感“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有必要对过去的史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批评总结。
刘知幾的经历不仅促使他对当时的官修史书制度进行反思，还促使他思考作为一个史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提到刘向、杨雄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刘知幾汲取了前辈的思想精髓，对史家素质作了更精确的概括，提炼出“史才三长”，并作了形象的比喻说明。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幾为什么“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刘知幾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主要指史家驾驭文献资料的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学”指史家应具备广博的知识，特别是要掌握丰富的文献材料；“识”强调史家必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对于“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史学来讲，丧失了“识”就等于史家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 ，被“时人以为知言”，正说明了唐代史学界普遍萌发出一种史家对自身素质与职责的自觉、自省。通观《史通》全篇，刘知幾基本上是以“才”、“学”、“识”三个理论范畴批评传统史学的，因而也可以说《史通》的写作是史家自觉意识萌醒的结果。
刘知幾写作《史通》的宗旨是“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指归”指著史的宗旨、目的，“体统”指史书体例及史文风格、编写手法、语义、称谓等在全书的统一。刘知幾认为，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干预，史学家的政治偏见、阿谀心态等原因，往往造成旧史有许多曲笔虚妄之处，因此“多讥往哲，喜述前非”是刘知幾在《史通》写作中贯彻这一宗旨的方法。《史通》一书的主要篇幅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史家和史著进行批评，申明了自己的史学主张。《直书》、《曲笔》两篇，就史书撰述原则与修史态度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虽然这两篇在《史通》内篇较后的位置，但刘知幾的“直书”思想却是贯穿全书。他认为，史学的基本功能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史家就必须以“秉笔直书”作为撰史的基本原则。因为只有“实录”、“直书”，才能激扬正气，“令贼臣逆子惧”，这就从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对史学的“直书”要求。同时，刘知幾又从史学自身的价值观角度上，对古代敢于“直书”的史家进行了表彰，认为他们尽管“周身之防有所不足”，“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但他们“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敢瓦砾长存”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质，使他们足以“遗芳余烈”，成为后代史家永远尊敬的楷模。 除了应明确修史的目的，端正修史的态度外，修史还必须掌握广博的资料，在确立史书内容的前提下，决定史料的取舍，并鉴别史料的真伪。修史必须以广博地搜集资料为前提，刘知幾在《采撰篇》中提到：“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广泛地搜集资料只是修史的第一步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史料进行鉴别，决定其去取。刘知幾在《书事篇》中指出，史书是“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史家要根据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概括，对史书内容进行取舍。他对史料进行了分类概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史料的不同价值。在《申左篇》中谈到《左传》有三长、《公羊传》和《谷梁传》有五短时，刘知幾区别了史料有亲见和传闻的不同，有原始文件和口头传说的不同，有原始记录和后来追记的不同，指出了第一手资料和二、三手资料的价值区别。在《采撰》、《杂述》以及批评历朝“正史”的诸篇中，他还分析了“正史”与“偏记小书”的不同价值。虽然刘知幾比较重视“正史”的价值，但在《载文篇》中，他也指出了“正史”中的史料伪谬之处，在《忤时》、《古今正史》、《疑古》、《惑经》中，也批评了官修史书中存在的回护、曲笔、讳饰等弊病。
刘知幾对史书的体例问题极为重视，“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史通》的大部分篇章都讲了史书体例，可以说编撰体例论是《史通》的核心。在《六家》、《二体》、《杂述》、《古今正史》中，刘知幾将唐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类，正史按其源流分为六家，杂史按其内容分为十种，并且重点对六家的体例特征进行了分析，称《尚书》为记言体，《春秋》为记事体，《左传》为编年体，《国语》为分国体，《史记》为通史纪传体，《汉书》是断代纪传体，这六种体裁最初不过是各时代记录历史的方法，但后来学者竞相模仿，于是这六种体裁就演变为六种历史学流派。六种体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凝结为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在“六家”、“二体”论之后，刘知幾重点对纪传体的体例进行了系统批判，写了《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诸篇，不仅指出古代史家著作的体例乖谬之外，而且从理论上对史书各部分的体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尊班而抑马”，不主张写《史记》那样的通史，赞成效法班固《汉书》写断代史；二提出增设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删除天文、艺文、五行志；三提出在表、志之外，更立一书，“题为制策、章表书”。
在《叙事》、《浮词》、《言语》等篇中，刘知幾对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风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史本是同源的，但后来“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则”，并且针对当“世重文藻，词宗丽淫”的风气，反对文人修史，提出史书的文风应有自己的特色。首先，他提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而叙事之美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半”，要做到这一点，方法有多种，“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他还要求在省句、省字上下工夫，以达到“简要”的目的。其次，刘知幾提出史书文风的“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就要求史文的写作不能太“显”，“繁词缛说，理尽篇中”，而应给读者留有回味、思考的余地。史文的风格应该“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这就要求写史的人要有很高的文字驾驭能力。另外，刘知幾主张史书“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言必近真”，赞扬王劭《齐志》善录当时的“口语”、“方言”，使古今之异、民俗之殊、风土之别，这是“志存实录”的修史原则在语言应用上的体现。刘知幾反对“妄益文采”，反对把“夷音”变成“华语”。
《史通》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史学理论专著对中国史学有着巨大贡献。通过对旧史的系统批判，摭其史文，商榷史篇，析其利害，辨其真伪、邪正，申古今凝滞，以真实荡破虚浮，以严正击破荒诞，以公正反刺邪曲，从而达到“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目的。首先，《史通》强调了“直书”、“实录”的史学工作原则，并把它放到首要位置。虽然“直书”、“实录”在中国史学肇始之初就被提倡，但在实际的史学工作中往往很难做到。因此，刘知幾再次提出这一原则，至今也还是史学工作者所要注意的问题。其次，从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体例，到历代政府史书编辑工作，再到史书编撰方法和写作技巧，《史通》对中国史学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再次，《史通》建立了一整套史学批评原则和方法。例如，纵而博通古今，横而旁通百家的“通”的认识；不惟古、不惟圣的立场；“随时”、“因俗”的史学发展观。最后，《史通》指出了史家所必须具备的自身条件——“史才三长”。即使在今天，努力提高自己的“才”、“学”、“识”，也还是对史学工作者的要求。
关键词：《史通》；刘知幾；史学批评；史学理论
《史通》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史学理论专著，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对历史编撰体例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按照先秦、汉、晋撰写子书的传统习惯，《史通》分为内、外篇。内篇原有三十九篇，其中《体统》、《纰缪》、《弛张》三篇早已亡佚，外篇有十三篇，共五十二篇，存四十九篇，多数是论文，少数是杂记。“内篇皆论史家体例，辨别是非；外篇则述史籍源流及杂评古人得失。”（《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过总结我国唐以前的史学，《史通》提倡发扬古代史官力求“直书”善恶的优良传统，从而使史籍成为符合客观事实的“实录”。同时，刘知幾对史籍的编撰、写作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原则和具体建议，提升到理论高度。他既指明了一个优秀的史家所必须具备的个人修养——“才”、“学”、“识”三长，又批判了对古代、圣人的盲目崇拜，为后代写史树立了好、坏两方面的样板。《史通》几乎涉及到唐以前我国史学的全部领域，总结了迄唐初史籍撰述及史学理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学批评专著，《史通》是盛唐文化史学领域中的一朵奇葩，其产生既是当时社会的客观需要，又是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经过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王朝的文治和武功都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况，政治统一，社会安定，生产力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必要的条件。同时，帝王十分重视文化事业，在思想文化领域施行开放的政策，文化事业很快兴盛起来。唐代的文化成为了我国封建文化的顶峰和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而史学作为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代立国之初就受到重视。因此，《史通》的出现是与唐初文化事业的兴盛及对史学得到重视这样一个时代分不开的。另一方面，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也要求《史通》这样的史学理论著作出现。中国史学有着悠久光辉的历史，至春秋战国时期，史学进入了第一个繁荣阶段，出现了《尚书》、《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奠定了史家“直笔”的传统。汉代，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史记》、班固的纪传体断代史《汉书》开创了我国史学的新时代。至此，我国的史学已经成熟，各种史体基本完备。此后，史学继续发展，产生了除正史外多类史籍，修史方法也变得多样，历史著作也有成功有失败，出现了很多理论问题急需解决。因此，《史通》这样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的出现正是史学发展的必然要求。
时代呼唤着史学理论著作，而刘知幾承担起这样的历史使命并不是偶然，其本身具备了承担这个使命的主客观条件。刘知幾出身文化世家，他的族祖刘胤之是唐初一位史学家，与令狐德棻一起修过国史和实录，他的父亲刘藏器也很有学问。刘知幾“年在纨绮”，父亲就向他传授《古文尚书》，但他怎么也学不进去，而父亲给他的哥哥们讲授更为博大的《春秋左氏传》，他却旁听得极有兴趣，感叹“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从此，他便确立了对史学的爱好。到17岁时，他已把《左传》、《史记》，下至唐朝当代实录国史，“窥览略周”，初知“叙事之纪纲，立言之梗概”，为他后来撰写《史通》打好了基础。刘知幾在20岁时考中进士，但是到42岁担任史官之前一直沉迹下僚，政治上的不得意使他更加醉心于其所热爱的史学事业。武则天长安二年，刘知幾升任著作郎，兼修国史。期间，他先后与当时著名的史官徐坚、吴兢、朱敬则等修成《唐书》80卷、《则天实录》30卷，还独立完成了《刘氏家史》15卷、《刘氏谱考》3卷。刘知幾出任史官之时，正值唐朝政局混乱时期，政出多门，史馆监修太多，人各言殊，很难发挥自己的才能。他深感“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有必要对过去的史学进行一次系统的批评总结。
刘知幾的经历不仅促使他对当时的官修史书制度进行反思，还促使他思考作为一个史家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和条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提到刘向、杨雄称赞司马迁“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刘知幾汲取了前辈的思想精髓，对史家素质作了更精确的概括，提炼出“史才三长”，并作了形象的比喻说明。据《旧唐书·刘子玄传》记载，礼部尚书郑惟忠曾经问刘知幾为什么“自古以来文士多而史才少”，刘知幾认为“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才”主要指史家驾驭文献资料的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学”指史家应具备广博的知识，特别是要掌握丰富的文献材料；“识”强调史家必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对于“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的史学来讲，丧失了“识”就等于史家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刘知幾的“史才三长论” ，被“时人以为知言”，正说明了唐代史学界普遍萌发出一种史家对自身素质与职责的自觉、自省。通观《史通》全篇，刘知幾基本上是以“才”、“学”、“识”三个理论范畴批评传统史学的，因而也可以说《史通》的写作是史家自觉意识萌醒的结果。
刘知幾写作《史通》的宗旨是“辨其指归，殚其体统”。“指归”指著史的宗旨、目的，“体统”指史书体例及史文风格、编写手法、语义、称谓等在全书的统一。刘知幾认为，由于统治者对修史的干预，史学家的政治偏见、阿谀心态等原因，往往造成旧史有许多曲笔虚妄之处，因此“多讥往哲，喜述前非”是刘知幾在《史通》写作中贯彻这一宗旨的方法。《史通》一书的主要篇幅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古代史家和史著进行批评，申明了自己的史学主张。《直书》、《曲笔》两篇，就史书撰述原则与修史态度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虽然这两篇在《史通》内篇较后的位置，但刘知幾的“直书”思想却是贯穿全书。他认为，史学的基本功能是“记功司过，彰善瘅恶”，“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史家就必须以“秉笔直书”作为撰史的基本原则。因为只有“实录”、“直书”，才能激扬正气，“令贼臣逆子惧”，这就从史学社会功能的角度揭示了社会对史学的“直书”要求。同时，刘知幾又从史学自身的价值观角度上，对古代敢于“直书”的史家进行了表彰，认为他们尽管“周身之防有所不足”，“或身膏斧钺，取笑当时；或书填坑窖，无闻后代”，但他们“烈士殉名，壮夫重气，宁为兰摧玉折，不敢瓦砾长存”的英雄气概和高贵品质，使他们足以“遗芳余烈”，成为后代史家永远尊敬的楷模。 除了应明确修史的目的，端正修史的态度外，修史还必须掌握广博的资料，在确立史书内容的前提下，决定史料的取舍，并鉴别史料的真伪。修史必须以广博地搜集资料为前提，刘知幾在《采撰篇》中提到：“盖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广泛地搜集资料只是修史的第一步工作，更重要的是对史料进行鉴别，决定其去取。刘知幾在《书事篇》中指出，史书是“记言之所网罗，书事之所总括”，史家要根据对客观历史的认识和概括，对史书内容进行取舍。他对史料进行了分类概括，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类型史料的不同价值。在《申左篇》中谈到《左传》有三长、《公羊传》和《谷梁传》有五短时，刘知幾区别了史料有亲见和传闻的不同，有原始文件和口头传说的不同，有原始记录和后来追记的不同，指出了第一手资料和二、三手资料的价值区别。在《采撰》、《杂述》以及批评历朝“正史”的诸篇中，他还分析了“正史”与“偏记小书”的不同价值。虽然刘知幾比较重视“正史”的价值，但在《载文篇》中，他也指出了“正史”中的史料伪谬之处，在《忤时》、《古今正史》、《疑古》、《惑经》中，也批评了官修史书中存在的回护、曲笔、讳饰等弊病。
刘知幾对史书的体例问题极为重视，“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史通》的大部分篇章都讲了史书体例，可以说编撰体例论是《史通》的核心。在《六家》、《二体》、《杂述》、《古今正史》中，刘知幾将唐以前的历史著作分为正史与杂史两类，正史按其源流分为六家，杂史按其内容分为十种，并且重点对六家的体例特征进行了分析，称《尚书》为记言体，《春秋》为记事体，《左传》为编年体，《国语》为分国体，《史记》为通史纪传体，《汉书》是断代纪传体，这六种体裁最初不过是各时代记录历史的方法，但后来学者竞相模仿，于是这六种体裁就演变为六种历史学流派。六种体裁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凝结为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在“六家”、“二体”论之后，刘知幾重点对纪传体的体例进行了系统批判，写了《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例》诸篇，不仅指出古代史家著作的体例乖谬之外，而且从理论上对史书各部分的体例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值得注意的有三点：一“尊班而抑马”，不主张写《史记》那样的通史，赞成效法班固《汉书》写断代史；二提出增设都邑志、氏族志、方物志，删除天文、艺文、五行志；三提出在表、志之外，更立一书，“题为制策、章表书”。
在《叙事》、《浮词》、《言语》等篇中，刘知幾对历史著作的文字表述风格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文史本是同源的，但后来“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则”，并且针对当“世重文藻，词宗丽淫”的风气，反对文人修史，提出史书的文风应有自己的特色。首先，他提出：“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而叙事之美者，以简要为主”。“简要”的标准是“文约而事半”，要做到这一点，方法有多种，“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他还要求在省句、省字上下工夫，以达到“简要”的目的。其次，刘知幾提出史书文风的“用晦”，“省字约文，事溢于句外”。这就要求史文的写作不能太“显”，“繁词缛说，理尽篇中”，而应给读者留有回味、思考的余地。史文的风格应该“能略小存大，举重明轻，一言而巨细咸该，片语而洪纤靡漏”，这就要求写史的人要有很高的文字驾驭能力。另外，刘知幾主张史书“言无美恶，尽传于后”，“言必近真”，赞扬王劭《齐志》善录当时的“口语”、“方言”，使古今之异、民俗之殊、风土之别，这是“志存实录”的修史原则在语言应用上的体现。刘知幾反对“妄益文采”，反对把“夷音”变成“华语”。
《史通》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体系完整的史学理论专著对中国史学有着巨大贡献。通过对旧史的系统批判，摭其史文，商榷史篇，析其利害，辨其真伪、邪正，申古今凝滞，以真实荡破虚浮，以严正击破荒诞，以公正反刺邪曲，从而达到“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的目的。首先，《史通》强调了“直书”、“实录”的史学工作原则，并把它放到首要位置。虽然“直书”、“实录”在中国史学肇始之初就被提倡，但在实际的史学工作中往往很难做到。因此，刘知幾再次提出这一原则，至今也还是史学工作者所要注意的问题。其次，从历史著作的类别、源流、体例，到历代政府史书编辑工作，再到史书编撰方法和写作技巧，《史通》对中国史学做了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再次，《史通》建立了一整套史学批评原则和方法。例如，纵而博通古今，横而旁通百家的“通”的认识；不惟古、不惟圣的立场；“随时”、“因俗”的史学发展观。最后，《史通》指出了史家所必须具备的自身条件——“史才三长”。即使在今天，努力提高自己的“才”、“学”、“识”，也还是对史学工作者的要求。